【終於,在美國報復下,由美國主導創立的WTO“癱瘓”了】
在美國多次阻撓下,12月11日起,WTO上訴機制只剩下一名法官。
以特朗普宣稱報復法國征收“數字服務稅”為序曲,在國際貿易領域內,一輪未經WTO授權的報復與反報復大劇,正在悄然拉開帷幕……
12月2日,睚眥必報的特朗普再次開啟“關稅俠(TariffMan)”模式,打算對自己的小夥伴法國的“拳頭產品”葡萄酒、奶酪、手袋、化妝品等“開刀”,理由是報復法國向美國互聯網巨頭征收巨額數字關稅。
12月8日,法國政府表示,不會在對美國企業征收數字關稅方面有所讓步,並且準備將此事訴諸國際法院,特別是世貿組織(WTO)。
讓美國憤怒的“數字關稅”,到底是何方神聖?
面對迎頭而來的“貿易大棒”,法國為何堅持“寸土不讓”?
兩國僵持不下,對世界各國而言意味著什麽?
數字經濟沖擊現行稅制一個世界性難題
近年來,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商品和服務市場的運作方式,國際貿易日益受到經濟活動數字化的影響。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電子商務總價值為29萬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約13%;2018年,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達到2.9萬億美元,占全球服務出口總額的50%,較2005年時增長兩倍多,遠超整體服務的出口增速。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給現行的稅制體系帶來了革命性挑戰:
註:現行稅制體系,指以工業經濟為基礎、以物理存在的企業及其分支機構為主要征稅對象、以行業和區域作為劃分企業所得稅和間接稅。
一方面,像蘋果、亞馬遜、谷歌這樣的互聯網巨頭公司,其利潤並非完全依靠有形商品,部分利潤來自於軟件專利之類的知識產權所衍生而來的使用費收益,甚至相當一部分的產品本身就是以數字形式存在,如下載的歌曲。
問題就來了。
這些無形商品不再局限於具體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全球任意地方出售,企業很容易將其利潤轉移至全球低稅地區。企業避稅,不僅導致國家稅收蒙受巨大損失,也產生了一個全球性難題——互聯網企業與傳統企業(主要以有形商品貿易為主)之間的稅負嚴重不公平。
以蘋果公司為例,據《紐約時報》報道,蘋果公司2011年度報告顯示當年利潤為342億美元,其在全球繳納了總計約33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僅為9.8%。
相比之下,同期,沃爾瑪則為其全球244億美元的利潤繳納了59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高達24%!
另一方面,由於各國數字化進程並不一致,各國對相關稅收問題的理解大為迥異,在全球稅收規則和征管協調方面的主張必然有所不同。
征稅規則如何與現代商業模式相接軌?怎樣實現國際稅基合理分配?在這些問題上很難達成一致,導致國家間的政策協調舉步維艱。
大型互聯網公司紛紛將營收轉移至愛爾蘭、盧森堡等低稅國家,現行國際稅法對此卻遲遲無力應對,面對這種尷尬狀況,法國希望歐盟層面率先啟動數字稅計劃。
在法國大力推動下,2018年3月,歐盟委員會公布了立法提案,擬對大型互聯網公司征收3%的數字稅,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都可以對其境內互聯網業務所產生的利潤征稅。
然而,該法案卻遭遇愛爾蘭、芬蘭等企業稅率較低的歐盟成員國強烈反對。因此,法國決定先行一步,試圖以國內單邊立法方式對全球大型數字服務商征收數字稅,以此逐漸改變數字經濟時代中的全球稅收規則。
法國先行一步各國陸續“開刀”
7月11日,法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向全球數字服務商征收數字服務稅的法案。依據該法案,全球數字業務年營業收入超過7.5億歐元、且在法國境內年營業收入超過2500萬歐元的企業,將被征收3%的數字稅。
該稅收將追溯至2019年1月1日起實施。據估算,這一稅收將給法國政府每年帶來約5.5億美元的收入。根據法案所確定的標準,征稅對象大約有30家企業,主要來自於美國、中國和英國,而美國互聯網巨頭谷歌(Google)、蘋果(Apple)、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等受影響程度最深,該法案因此得名“GAFA法案”。
實際上,在征收數字服務稅的道路上,法國並不孤單。
在法國通過上述法案的同一天,英國財政部也公布了一項從2020年4月起征收數字服務稅的計劃,征收對象為全球營收超過5億英鎊且盈利的跨國科技公司,稅率為2%。
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表示,英國將在該領域作出行動,直到國際稅法可以針對數字巨頭在不同司法轄區內轉移營收和獲利的現象作出應對。
12月3日,英國首相約翰遜表態,如果保守黨在本月的大選中獲勝,這一預計能夠每年為英國帶來4億英鎊的數字稅將於明年4月如期開征。
法國和英國的帶頭作用似乎很有效果。
據《金融時報》報道,截至目前,印尼、加拿大、奧地利、土耳其、意大利、墨西哥等24個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或者正在考慮采取行動,對美國科技巨頭征稅。
這種情勢與當前數字經濟發展顯現出極不均衡的特征密切相關。
全球數字經濟領先的國家,除了美國,也有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報告,中美兩國占據全球70個最大數字平臺市值的90%。若就通信和通信技術部門的附加值而言,中美兩國加起來占據世界總量的40%。
歐洲在數字平臺市值中的比重僅為4%,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總和僅為1%。而若具體到各個互聯網巨頭公司,當前7個“超級平臺”——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和阿裏巴巴,占據了全球總市值的2/3。
從上述數據中,我們便能深刻體會到為何法國等國家正在大力推動開征數字服務稅,為何美國表現得如此激烈——這一征稅標準所覆蓋的美國互聯網公司的數量顯然更多,需付出巨額稅款。
那麽,各國是否有權征收數字服務稅?
這一做法是否符合WTO規則?
征收數字服務稅違反WTO規則嗎?
要理清這一問題,需要理解國家稅收主權原則,即在國際稅收中,一國對實行怎樣的涉外稅收制度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幹預。也正因此,各國稅收法律制度存在重大差異。
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為了避免雙重征稅和減少逃稅、避稅現象,國家之間通常簽訂稅收協定以進行國家稅收政策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此類協定對國家具有約束力。因此,國家稅收主權原則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會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必須基於國家同意)。
需要特別註意的是,在國際稅法領域,出於對一國稅收主權的高度尊重,無論是國民待遇還是最惠國待遇,都尚未構成一項基本原則。因此,在國際稅收爭議中,雖常常涉及雙重征稅問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要求他國放棄征稅權。
在國際貿易領域,WTO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多邊貿易機制,為推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在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因關涉國家經濟主權,迄今為止WTO框架內規範的仍主要是邊境措施。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型商業運作方式,其在推動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凸顯。為促進這一新興貿易形式進一步蓬勃發展,1998年,世貿組織決定實施電子商務關稅禁令。但是,這個禁令並非是永久性質的,需要定期進行審議。
2017年底,WTO成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第11屆部長會議的最後時刻達成協議,延長電子商務關稅禁令至2019年12月。12月10日,WTO決定對這一禁令再次延期至2020年6月的哈薩克斯坦部長級會議舉行時。
而鑒於國家間協調貿易政策和互聯網治理之間關系的突出需要,2019年1月,在達沃斯召開的電子商務非正式部長級會議上,包括中國在內的76個WTO成員簽署了《關於電子商務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聯合聲明》),正式啟動這一議題的多邊談判。
但在相關稅收問題上,WTO協調的是成員方有關電子商務領域的關稅政策,並不會幹涉成員國內的數字服務稅。WTO有關同意延長電子商務關稅禁令的聲明也明確指出,暫停征收關稅不影響成員以符合WTO協定的方式征收內部稅費或其他費用的權利。
因此,各國征收數字服務稅的決定本身並不違反WTO規則,除非它在實施過程中,明確違背了WTO的其他原則或者規則。
問題關鍵在於這麽多錢,誰來收?
要知道,特朗普早就覺得現行國際貿易規則讓美國吃了大虧,這時候法國等國家居然還想對美國互聯網公司征收更多稅款,顯然讓其難以接受。
對於各國紛紛提出將對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開征數字服務稅的做法,美國政府指責這是“單邊主義措施”,是對美國企業不公平的保護主義行為。
加之,法國此次僅對網絡廣告、用戶數據銷售、網絡中介等行為征稅,美國認為,這一做法主要針對美國互聯網公司。
於是,率先提出征稅的法國自然成了特朗普的靶子。
早已嗅到風聲美國在7月10日就宣布,根據《1974年貿易法》的第301條款,對法國政府即將通過的這項數字服務稅發起調查。
8月,美法雙方同意尋求妥協方案,表示將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框架下解決問題,並設定了90天的談判期。
然而,11月底的談判期限已結束,雙方並未達成任何解決方案。
12月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宣布,對法國數字服務稅稅進行的“301調查”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並得出結論:該稅收具有歧視性,將給美國商業造成沈重負擔。
為此,USTR提議政府向價值24億美元的包括香檳、奶酪、手袋、化妝品等法國產品,加征最高達100%的關稅,邀請公眾在2020年1月6日之前提交有關擬議行動的評論。
美國政府還在探討是否對奧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數字服務稅展開調查。
事實上,特朗普並不必然認為數字稅本身有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這麽多錢,誰來收?
近年來,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等互聯網公司通過復雜的安排在國家之間甚至國內不同稅率地區間轉移利潤的做法,不僅使政府稅收直接流失,也會導致那些真正繳納稅收的公司因面臨不利競爭條件而蒙受損失。
這些傳統企業的倒閉,不僅不利於當地民眾就業,也會間接給政府稅收帶來損失。因此,未來互聯網企業稅收機制的調整也是必然趨勢。但在此之前,特朗普認為不應讓其他國家從中獲利。
12月3日,特朗普表示:
“(這些公司)是我們的,他們是美國的公司。如果有人要從美國公司身上獲利,那也會是我們自己,而不是法國”。
對此,法國表示“寸土不讓”。
12月8日,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勒梅爾表態:
“我們準備將此事訴諸國際法庭,尤其是世貿組織。對美國科技公司征收數字稅,與其他國家公司是同等對待,這不是歧視。”
馬克龍同樣清楚,如果法國在面臨特朗普威脅時表現出退縮,其他觀望的國家也會難以堅持。
這意味著他一直以來為推動數字服務稅的努力將大打折扣,甚至付諸東流,對他想要打造的更具主權性的歐洲的構想,也會是一個沈重打擊。
不僅是報“一箭之仇”特朗普在打一場預防性戰爭
第一,美國需要防止法國征收數字稅一事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緊隨法國提議征收數字稅的國家,必然深諳此中利害關系,也在觀望美國與法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究竟如何解決。
若美國對此反應不夠果斷,而且最終未能成功阻止法國通過單邊立法方式實現對互聯網巨頭征稅稅基的改變,其他國家必定群起而效仿之。到那時,美國將更加無力扭轉這一趨勢。
況且,這還不光是錢的事,還關系到美國作為“全球一哥”的面子問題。
一段時間以來,特朗普與馬克龍的關系不太“和睦”。
對於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和巴黎協定,馬克龍表現出了強烈不滿。今年4月歐盟理事會投票授權啟動美歐貿易協定談判,馬克龍未曾“服軟”令美國失望;本次北約峰會前他有關北約“腦死亡”的言論,被特朗普抨擊為“令人厭惡”。
加之,法國在重構數字經濟時代全球稅收規則上頗為積極,似乎也撼動了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威權——若法國此次“得逞”,美國擔心這一立法模式會被復制推廣,從而導致美國在這項國際稅收規則的制定權上變得被動,甚至削弱到自己今後在其他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
換言之,即便要加征關稅,也不應該輪到法國來做主。
第二,特朗普擔心若在美法數字稅摩擦問題上態度不夠堅決,可能會對其選情產生不利影響。
雖然由美國民主黨人把持的國會眾議院所發起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案並未對其支持率造成顯見影響,但特朗普能否真正“捍衛”好民眾的“錢袋子”,對於大選走向顯然具有實質性的意義。然而,當前備受矚目的中美初步貿易協定談判的進展並未如特朗普所願。
12月3日,特朗普對此前一直信誓旦旦表示能夠盡快達成協定的說法突然改口,聲稱可能要等到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方能解決。
盡管美國國內對此並非沒有心理準備,但仍對特朗普態度的逆轉顯得十分失望。這意味著,本來尚有希望暫時穩定的中美貿易關系將立即變得更難以預料。
對於美國農民、商業團體而言,定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出口貿易環境。而隨時可能繼續升級的關稅戰,也會讓美國制造商和消費群體遭遇沖擊。特朗普此言一出,美股應聲而跌。這一變化,此前特朗普已經歷數次,心中必然十分有數。
相比彈劾案,這可能更令其擔憂。對於了解中美貿易談判進展的他,自然不希望法國在此時順利征收對美國互聯網巨頭的數字服務稅。
以關稅威嚇、阻攔,是特朗普一貫采用的施壓方式,也是對受影響的美國利益團體和選民所表現出的一種姿態。這也說明,此刻在特朗普眼中,選情才是重中之重。當地時間12月12日,據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提出重大關稅讓步,美中在原則上就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達成一致。而特朗普早先一步在推特上對協議表示出的樂觀信息,引發美股當天應聲大幅上漲,三大股市在他發出這一推特後均創下最高記錄。這一方面說明中美貿易局勢發展至關重要,牽動人心,同時也體現出特朗普本人對達成協議,進一步穩固選情的急切盼望。
美國一意孤行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多變數
美法數字稅摩擦或對經合組織(OECD)正在推進的新國際稅收規則產生影響,沖擊到各國在這方面的努力。
當前,135個國家正在OECD帶領下致力於制定數字經濟時代的統一稅收方案,以期在2020年達成全球共識。據OECD網站10月發布的文件,正在就擬議的統一方法征求意見。
根據這一新的稅收聯結度規則,即便外國企業並未在市場國設立任何實體,市場國也能對其征稅。統一方法還引入一項新的公式法以進行利潤歸屬,解決如何將數字服務帶來的收入分配到特定位置的問題。
作為一項旨在更新國際稅收規則以將新的數字商業模式納入其中的協同努力,這一過程本身就已困難重重,當前美國與法國等國家的數字稅摩擦更令其增添不少變數。
12月4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致信OECD,敦促所有國家暫停數字服務稅收計劃,以使OECD能夠成功達成多邊協議。這一信件所透露出的“威脅”意味,可能會導致OECD框架內的談判變得更加復雜。
事實上,解決美法當前僵局的最好方法,就是回歸到OECD框架內解決。若能推動OECD盡快就數字稅問題達成各方能夠接受的安排,也會有助於緩解美法在這一問題上的對峙。
但在此之前,美法能否回到這一軌道且耐心等待OECD在這方面取得進展,從特朗普翻雲覆雨的行事風格及其對盟友毫不客氣的一貫態度來說,將會存在很大變數。
此外,特朗普的做法對美國貿易政策也影響不淺。
特朗普上任後,可謂四處“開炮”:
*對外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所發起的“232調查”;
*對中國發起的“301調查”;
*對法國征收數字稅的“301調查”;
*以巴西和阿根廷操縱匯率傷害了美國農民為由,宣稱將立即恢復對其鋼鋁產品加征關稅;
……
這一系列措施使得美國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中的“國家安全”以及《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中的“對美國商業造成負擔”的內涵經歷了一次次的異化和擴張。
在特朗普的推文中,甚至對巴西和阿根廷鋼鋁產品加征關稅不過是為了保護美國農民的意圖不加任何掩飾。
《華盛頓郵報》評論指出,在冷戰時期,制定該條款的目的是將其作為一種極其特殊的手段來應對真正的緊急情況,絕非作為對他國的經濟施壓手段,更非為了總統的一時興起。
更要命的是,美國國會擁有憲法所賦予的貿易政策權力,卻並未對特朗普的做法作出行之有效的約束。這一切對美國貿易政策帶來的破壞效應,恐怕需要美國國會耗費數年時間來加以清理。
特朗普的做法給世界經濟帶來的變數已經愈發不可預見。
雖然各國對特朗普動輒加征關稅的做法已司空見慣,但是,這種毫無克制的做法接下來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風險,正在變得更加不可控。
在美國多次阻撓下,12月11日起,WTO上訴機制只剩下一名法官。在能夠找到替代方案之前,WTO爭端解決功能已然遭遇重大破壞。
歐盟、加拿大、挪威等固然可以通過簽署雙邊仲裁協定,在某種程度上恢復它們之間的爭端解決秩序,但是,對於當前這樣一個不願意接受國際規則約束、很可能不願意同任何成員簽訂仲裁協定的美國,其單邊主義措施將徹底進入無人看管狀態。
因此,諸如法國宣稱的將在WTO內對美國加征關稅提出申訴的做法,也註定只能是徒勞一場。
國際貿易領域內一輪未經WTO授權的報復與反報復正在悄然走近。
屆時,全球貿易秩序或許只能用“混亂”二字加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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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老闆兼事業夥伴黃河明博士》
成為河明的同事,是不願意加上不順利的過程。2006年在政大MBA準備論文口試期間,軍中學弟也是好友劉權瑩打給我:「有一家悅智全球顧問公司在找人,你有興趣嗎?」,我問:「你說哪一家顧問公司?怎麼沒聽過」,權瑩說:「公司沒聽過沒關係,老闆你一定聽過,是黃河明!」當時我完全不考慮進管理顧問業,但想說:「能夠跟黃河明董事長聊天,也是可以說嘴的,但我不會去」。心理之所以想說不會去,是曾跟麥肯錫顧問聊過,顧問公司的日子就跟之前在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一樣,沒日沒夜,而當時的我已經準備要組成家庭。而後,任職前的MBA口試,被口試委員賴士葆從立法院打電話來說:「游同學,你這樣的論文格式我沒辦法給你過喔!」。因為這句話,我幾乎是不眠不休多花了一個多月寫出第二本MBA論文,也因此延後了一個多月才前往悅智全球顧問任職。因為無法按照當初達成協議的時間到職,對黃董事長特別抱歉。要跟河明這樣的名人共事,算是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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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甚至到這幾天媒體密集對你離開資策會後的報導,偶會說「怎麼黃河明好像銷聲匿跡了?很少聽到黃河明的消息?」我想,那是因為我們身為「企業醫生」,我們投入最多心力與時間瞭解企業經營問題,提出管理上的解決方案。而這個過程,就像醫院的醫生掌握病歷一樣,我們是不方便說出去的。跟我們密集合作的客戶很清楚知道,我們非常用心看待他們的管理問題,我們常常做得比向客戶承諾的還要多, 我想這也是服務過的客戶會喜歡再找我們的原因 。你跟我說過,悅智全球顧問除了專業以外,也要給客戶溫暖。我們共事這13年是,我們未來也會是。對大型企業是,對新創公司也會是。這是你創辦悅智的精神,我記住了。
超過13年貼身一起工作,我心裡其實一直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你非常用心想讓我成為一位專業顧問公司的經理人。如今我很後悔有一句話從沒跟你說過:「謝謝你對我的付出與栽培。」也許是因為我當你是我的第二個爸爸,對爸爸,還是不習慣當面講這麼肉麻的話; 也許是因為我想有朝一日,成為一位專業顧問公司經理人讓你滿足。
還記得剛進悅智,為了讓我具備高階主管的視野並具備跟客戶高階主管對話的能力,有天你叫我進辦公室,說要幫我訂一年份的經濟日報。這一年閱讀經濟日報的習慣,也養成了我日後關心重要總體環境、經濟及產業新聞的習慣。我要謝謝你讓我在年輕時就累積跟大老闆談經營的知識!
為了增長我的見識,每當有與高官的會面,你也會問我可不可以前往,而不是要求。行政院長、經濟部長、工業局長等,如果這些拜訪過的公務職等可以當作點數換咖啡,我倆應該可以喝很久。我要謝謝你以尊重的口吻「邀請」我參加這些大大小小的會議,累積我對官場文化的瞭解。回顧這超過13年,我還真不記得你曾命令過我!
為了「教我釣魚而不直接給我魚吃」,你在我進公司後幾乎就開始充分授權讓我做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時甚至授權到我自己都有點不放心,需要向你double confirm:「河明,你真的覺得這樣可以嗎?」。有一次你甚至回我:「你可不可以不要什麼事情都來問我!?」。這句話是我們共事這13年來你對我說過最嚴厲的話。當時我很受挫,多年後的我知道了,老鷹為了訓練小鷹飛翔,會故意將小鷹推向懸崖。雖然我到現在還是不清楚你是哪裡來的勇氣。但,我要謝謝你對我一直以來的信任。
為了讓我成為一位稱職主管,2011年起每週一早上,你跟我的1-on-1討論也養成了我寫管理日誌的習慣,不論是公司團隊日常管理,或是顧問專案執行的觀察與看法,我都會記下。記得有一次我怒氣沖沖進辦公室,談到:「為什麼我們培養的顧問後來會成我們的競爭者,而且還不止一次?」。你只是氣定神閒地說:「如果你一開始就將他們視為是競爭者,那就永遠是競爭者。換個角度,他們可能會是合作夥伴」。我要謝謝你的心胸寬大讓我學著以不同視角看待周遭的人、事、物。
在2011年11月14日週一當天在辦公室的1-on-1,你跟我聊到一部正在戲院上映的電影「魔球」(Moneyball),我一聽很有興趣後,週三就買票進戲院了。還記得嗎?我們居然在同一家戲院不期而遇,且我的座位就買在你跟太太的旁邊!自從我們共同看過「魔球」這部電影後,我們常聊到「管理者應該要試著瞭解每一位員工的長處,並給他發揮的機會」。這部電影給我倆的另一個啟發,是「管理者在清楚瞭解目的後,有時需拋開傳統的思維,採取更有創意的策略達到目標」。
這幾年來,我逐漸將這些你在1-on-1時跟我談到的心法與招式,轉換成解決企業經營的方法學,並將這些管理方法,傳授給需要我們幫忙的客戶。我要謝謝你讓我覺得好像張無忌,得到你一甲子的功力。
河明,我也想跟你坦承,這13年來我在工作上碰到許多挑戰,曾經幾度失去工作熱情,也有其他公司邀請我前往任職的機會。但我在應用材料的一位好友Richard跟我說:「你有一個好老闆,這是許多人沒有的條件,這個老闆信任你,授權你,提供你一個好舞台,你要做的就不只是勇往直前,應該是鞠躬盡瘁!」。因為我曾經遇過讓我很upset的老闆,因此Richard說的我全部聽進去了!
超過13年共事下來,我對你的稱呼由「董事長」到「河明」,關係由「部屬」轉變為「事業夥伴」,我始終沒有忘記當年進悅智的初衷,未來也不會忘記。當初我是打著不會進顧問公司的心情前往面試。但你一談完悅智的願景:「台灣有太多公司在事業發展、品牌管理上需要幫忙,才能行銷國際!」,這句話卻深深打動了我。因為,這就是我當年報考政大MBA前,貼一張post-it在我宿舍門口,提醒我自己的話!
這幾年悅智的經營,我們大夥兒都想讓你減少操煩日常營運,以換取你更多悠閒的時間。我卻發現你利用這空出時間幫助許許多多的組織與個人,我應該要吃醋的!但這幾天,受過你幫助的人來到靈前跟我聊到你如何幫助他們時,我才深刻瞭解到,這其實才是你,幫助別人,你才會快樂!得知你辭世後,好多人急切向我詢問,什麼時間可以過來跟你道別?深怕錯失最後一次說再見的機會。開放靈前弔唁這幾天,每天也都有好多人來看你,想來跟你說最後一句話,你有聽到嗎?原本已經收起眼淚,但昨天跟你的貼身司機明條聊到你是這麼好的老闆時,我們倆又是止不住淚水。我們都很不捨!
抱歉,今天這次的1-on-1,我說得比較多,沒讓你說上話。如果還有下一次,請再次招募我成為你共同打拼的事業夥伴。這一次,我將打從心裡就答應,不會再有「不願意」的心情!
河明,請讓我最後一次尊稱您為董事長,悅智全球顧問將會延續您創辦時的精神,幫助更多的台灣企業!
2019/11/9 永遠的夥伴 Quentin 游森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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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今日忍不住熄電視的同時,嘆我城越見走樣而鬱悶之際,不妨趁機沉澱一下,反思一下雨傘下如何從食物及空間爭取尊嚴生活。農業及農地,香港沒有再放任不理的本錢。
【荷鋤撐傘 尊嚴自主】
文:劉海龍
http://goo.gl/KLdZ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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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經濟欣欣向榮,但奇怪地,香港人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變得快樂,反而怨氣日深。這十年來香港變化得最大的,未必是董曾梁三者施政的分別。對於普羅大眾來說,相信是一個字──逼。火車已變得半日時間擠得透不過氣,繁忙時間可能比非繁忙時間長;彌敦道廣東道等大街上不能停下,否則就會被拉著行李箱的遊客撞個正著;從年少吃到成年的街坊小店,一間一間的被金舖藥房逼走。我們每日過著被逼著走的生活,換到了本地生產總值(GDP)衝破二萬億港元的成績;但失去的,不單是生活回憶,而是叫我們抬起頭做人的尊嚴。
為了迎合大得吃不消的大陸市場,香港人變得越來越身不由己。在欠缺本土產業支撐下,發展旅遊業賺取的外匯只能停留於三處:
1. 銷路大增的跨國名牌時裝及奶粉藥劑生產商;
2. 面對源源不絕的顧客,不愁滯銷的本地連鎖藥房及金舖 (1) ;
3. 因為新租戶承租能力大增,透過不斷加租賺到笑逐顏開的業主。
售貨員也許能透過旅遊業賺多一點,但相對以上三者絕對是小巫見大巫。這也解釋了在外向型經濟下,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堅尼系數創下0.537的歷史新高。在如此撕裂的生活背景下,怨氣固然日漸加深。面對著「月薪一萬四千港幣以下無權提名特首」的管治思維,香港人不再甘於認命,無懼催淚彈走上街頭撐傘,爭取不受權貴篩選的真普選。同時間更有一股能量在民間作動,於水泥森林中遍地開花,甚至被視為解決香港當下困局的良藥──本土農業。
香港農業興衰
「讀書不成,就要去耕田啦!」相信不少香港人都聽過父母這一句訓誡,叫我們要好好讀書,否則就要做農夫受苦。但筆者早前到一間中學講解農業時,驚覺現今中學生竟沒有聽過這番說話,也許是我們今日讀書不好就連農夫都沒機會做吧!在香港主流教育中,一向有關農業都不是好東西,什麼「香港農業已成夕陽行業」等等都深印我們腦海。農業,好像離香港很遠。究竟香港何德何能復興農業?這群人在痴人說夢嗎?
今日香港農業的確處於低谷,蔬菜生產量由七十年代年產近二十萬噸跌至近年不足二萬噸;農地面積由六十年代的一萬三千多公頃跌至近年不足六千公頃;這變化過程其實跟香港社會發展及政治轉向息息相關。我在此以哲學碩士論文 (2) 的研究發現,向各位訴說一下香港及農業的緣份。
香港的農業地帶主要在新界,在二戰前都以稻米種植為主,直至戰後經歷一次人口及農業模式的大換血:港英殖民地政府在六十年代初大量入口泰國米糧及大力鼓勵種植蔬菜等經濟作物,加上旱災及修建食水水塘等影響農地水文系統,令米農越來越難維生;在歐洲戰後百廢待興、渴求外勞的情況下,不少男性原居民離港打工。同一時間,在國共內戰及中共掌權的天翻地覆下,大量大陸難民湧入香港,補充了新界農業的勞動力,並將不少稻田轉為種菜──他們在華南地區的看家本領。根據Potter (1968)有關香港農業的研究,以同一面積相比,六十年代時種菜的純利的比種米高逾二十倍 (3)!
除新界之外,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在韓戰禁運打擊轉口貿易下,改以勞動密集的輕工業急速發展。市民開始富起來,也就更有能力購買新界菜、雞、魚及豬等副食品。在政策推動及社會變遷下,香港農業由新界糧食自給 (4) 為主,轉變成供應副食品給全港市民的都市農業模式。
香港農業在政治動盪中亦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港英殖民地政府積極培育蔬菜生產合作社及統銷制度,在保障農民生計之餘亦有留意合作社成員背景,防止左派滲透組織。這個措施成功阻止多數新界農民組織加入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連同充裕的米糧儲備及本地食物生產,香港市民成功捱過了左派欄商於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發動的四日大罷市。港英政府農業部門的年報也提出,六七暴動印證了本土食物生產的重要性。這歷史事件不單是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水嶺,也提醒了我們糧食自主是達致社會穩定的關鍵。
也許是有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內鬥如火如荼,暫時無力再左右香港政局,新界大量農地在七十年逐漸被劃成新市鎮,再在八十年代開始熾熱的鄉郊房產市場底下變成丁屋及豪宅。除了土地,本土農業的另一致命傷在於大陸改革開放,港農北上以低成本開設大型農場,再輸港反攻本地副食品市場。這令當時農產價格大跌,很多本地農夫難以維生就唯有出城市打工了;各大地產商就乘虛而入,低價買地囤積居奇,丟荒待政府規劃建屋發財。本土農業自此就一落千丈,香港也好像不再需要農業了。時至今日,荒廢農地的面積已超過常耕農地五倍!戰後六十年的農業興衰,在此以官方數據中的農地使用變化作個小結:由最初鄉村自給的稻田逐漸變成菜田魚塘,再退化成今日荒田遍野的慘況。
香港農業復興運動的演進
理解過香港戰後農業的興衰後,我們就能更深入了解復興的聲音。八十年代湧現殘餘農藥毒菜事件及禽畜養殖廢水污染河流的事件,引發環保及健康的訴求,希望由常規農業(即慣行農業)走向有機農業。這一波思潮可說是由一九八九年香港第一間大型有機農場──綠田園農場成立開始。但遺憾地,早期的有機耕種班的學生不少為地理科老師,只為應付課程需要;甚至是希望學成後移民美國加拿大,於當地後園耕種的中產人士……要到九十年代末,政府從制度上鼓勵全職農夫轉型為有機耕種,運動才漸見成果。然而當時的有機耕種班,也啟蒙了不少回鄉農夫,成為日後農業運動的中堅份子 (5) 。
其後另一個推動農業運動的,竟是引起全城恐慌的非典型肺炎(SARS)。二零零三年是香港人難以忘懷的一年,我們連看Beyond 演唱會都要戴著口罩去大合唱「海闊天空」;在市區內更人心惶惶,難以喘息。因此有不少港人就決心走出樊籠,到郊野呼吸新鮮空氣。我們在途中發現香港仍有不少農田風光,在注重健康衛生的思潮下也就更珍惜本地有機食物,其中一間有機農場表示當年訪客人數上升了一倍!這場人心的轉變,造就了日後休閒農業的興起,特別是政府成功研發將草莓種植在地化後,香港出現數十間農場都提供草莓自摘的盛況。不容忽視的是當時經濟低迷及地價回落(或回復較正常水平),令不少港人務農,開設有機農場,令本土農業有復興的轉機。可惜同時政府選擇吃止痛藥,跟大陸簽定開放自由行忽視本土經濟,種下今日港人逼得透不過氣的惡果。
這些農業運動都主要宣揚在報章的「生活版」或「健康版」等比較個人的層面,尚未發展成主力批判社會發展模式的運動。同時有關農業的新聞放在頭版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主要是大陸毒菜等等觸目驚心的食物安全問題。但在二零零八年開始的「反高鐵,護菜園」運動,不單是反抗不民主的高鐵規劃以及保衛鄉郊自主生活;更令到「菜園」二字登上報章頭條,重塑港人(尤其是少去郊外的)失卻二十多年,對新界鄉村的想像。儘管菜園村內實際耕種面積不大,但都有不少農夫在運動幕後出謀獻策,希望重申農業的多方面價值,再說服官員以及公眾,不應再以推土機盲目地發展鄉村。縱使高鐵最後都成功上馬,菜園村要拆遷重建;但是次保育運動將復興農業的論述注入城鄉共生的元素,支持農業不止個人生活的追求,更關係土地如何規劃活用,香港應當如何發展。
經過多年的醞釀,農業運動終於面臨一個重大挑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相信各位台灣朋友都不會陌生,尤其是二零一四年六月時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的衝擊場面。平日不問世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村民及農夫,為何會跟社運活躍份子一同以身犯險呢?大家要先明白這個大興土木的計劃,會影響全香港近四份之一的活躍蔬菜農地 (6) ;更將源自市區土地豪宅酒店化的房屋問題,交由的在港落地生根數代人,一直為港人保留鄉郊生活空間的過萬名東北村民承擔,以拆毀他們辛苦建立的家園解決。
不論農夫或村民為香港貢獻過多少,現在都被逼向地產霸權及官商勾結下跪,黯然成為代罪羔羊。無論是出於追求社會公義、保留生活可能、抵擋中港盲目融合或捍衛本土農業工業等等理由,很多不直接受害的城市人都毅然放下浮華享樂,跟東北村民一起抗爭到底。在全城關注之際,馬寶寶社區農場及香港永續栽培學苑等農業組織,再於香港不同空間實踐樸門(permaculture)。農夫們悉心栽培數十年的種子,正在鄉郊及市區,甚至是雨傘下佔領區的土壤及心田中茁壯成長!
(圖一)相傳警察於金鐘發射的催淚彈令花槽植物全部枯萎,一個月後有心人就再此開耕,創立民主農場,除了香草花卉外,也種植綠豆護養泥土。
香港農業的多元功能
理解香港農業興衰,今昔農運演進之後,究竟復興農業跟香港人的鬱悶有何關連?接下來會嘗試於環保、社會及經濟三個面向,簡述一下農業在香港發揮的多元功能。
環保方面,香港近年不斷受廚餘等廢物問題困擾……等等!廚餘是廢物嗎?新界東北有農夫每日走入鄰近社區,收集豆品店等食肆的廚餘。我們的豆腐渣不是用來蓋房子,好好堆肥 (7) 不但減省肥料的支出,更能糾正本土農業使用進口肥料的碳里程問題。由新界東北的塱原至米埔及后海灣一帶的稻田及魚塘(魚塭),更是東亞季候鳥的重要補給站。
農作物用來保育生態,聽來對以務農為生的農民有點矛盾,筆者在此引述早前訪問一位漁夫的說話:「若沒有季候鳥到訪,這些魚塘一早變成了豪宅。牠們吃的兩成魚穫,就當作交保護費吧!」面對官商貪得無厭的掠地蓋房,曾經對立的漁農及環保團體現在並肩作戰,以生態農業捍衛這一片生態天堂。
社會方面,農業正正能補足香港不斷被自由行經濟蠶食的一環──社區經濟。共同購買及農墟等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已在香港發展超過十年。近年更有社區組織跟新界農夫合作,購買蓮子及蘿蔔等土產帶入城市;讓平日被主流經濟視為負擔的老弱婦孺,可以憑一雙巧手精製有機月餅和蘿蔔糕。不但讓香港人一嘗久違的本土風味,本土消費更將資本流轉於社區,令基層市民憑勞動換購從前高攀不起的健康用品,改善生活之餘更建立尊嚴。
經濟方面,單純計算賣農作物的產值的確有限;但正如前文提及由本土農業所帶動的社區經濟,本土農業正能針對目前香港經濟一大問題──產業單一化。當我們完全依賴金融房產炒賣及自由行經濟,外圍的政治經濟變動隨時可令香港風光不再。習李新政大力肅貪已令奢侈品銷路下滑,遍佈旺角彌敦道的金舖將會首當其衝;在中東局勢不穩,美國計劃加息等消息,令投資環境烏雲密佈。若我們能力挽狂瀾,將經濟基礎分散於農業,再帶起第二第三產業,也許短期內未能帶來龐大帳面收益;但至少我們不會跌得太痛,在風高浪急之中乘一艘慢而穩的船。
復興農業的本錢及責任
常言道「香港地少人多,山多平地少」,我們還有本錢發展農業嗎?憑官方數據去分析,香港絕對有!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年報,香港在2012年時,於294公頃的農地上生產了16,300噸蔬菜,如果以此產能去推算,3,843公頃的荒置農地全面復耕後的蔬菜產量,我們將能生產接近二十三萬噸的蔬菜,將其自給率由1.9%推升至超過27%。當然這個推算相當粗略,農業人才也要經年培訓;但我們至少還有空間做到!
我們除了認清潛能,不再妄自菲薄,自斷雙臂放棄農業之外,更要明白在地生產、減少進口依賴已成為超越政治角力的責任。為地球,香港不應再將進口來源越推越遠,目前供港菜場遠至寧夏山東等地,接近二千公里的運輸路程及冷藏帶來的碳排放絕對不容小覤。對環境的破壞還未將當地生態計算在內,寧夏省被荒漠包圍,此地的水源氣候真能應付密集式華南葉菜種植嗎?我們不但加劇了全球氣候危機,更可能為產地帶來生態災難。
為中國,我們要明白大陸正面對過度城市化及水土污染所帶來的農業危機,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更在2007年發表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指出,全國種植業可能於2030年將因氣候變化減產一成;近年更有新聞報導中國在烏克蘭投資超過26億美金,以確保300萬公頃的農地產出以優惠價賣回中國,這是27個香港,幾乎等於一個台灣面積的農地!但大家都知道烏克蘭最近的政變及烽火滿天,如此依賴外國食物進口,大陸長遠真的有能力供應香港大多數食物嗎?縱使我們未能完全自給,但減少依賴及中國的出口負擔,對大家都是件美事。
為香港,我們已被大陸的有毒食物醜聞轟炸到麻木了,本地菜已成為信心保證,大受歡迎。同時超過四份之一的蔬菜自給,亦能讓港人渡過短期因大陸供應不穩的菜價波動。2008年冬天的華中及華南的大雪災導致交通癱瘓,港人最愛的菜心(即菜苔)批發價比當年平均值上升了三分之一。但禍不單行,2012年春天的雲南大旱災就令菜心批發價飆升至超出當年平均值的兩倍多,市場內的大陸常規菜心價錢達每斤28港幣,叫主婦咋舌!復興農業增加自給,我們在食物質素及價格方面都能加倍安心。
荷鋤撐傘 尊嚴自主
回望香港往昔,農業在戰後時期對政治經濟層面貢獻良多,保障民生穩定社會。當香港走向金融主導,紙醉金迷的時代;農業淪為落後的象徵,阻礙蓋房炒賣的絆腳石。但時移勢易,農業運動亦跟隨香港大事演進,復興理據從個人健康推廣至城鄉發展及社會公義,聲勢日隆。復興本土農業,我們絕對有空間去達成;放眼世界現況,香港更是責無旁貸。
這一個多月來我們無懼催淚彈,披星帶月地撐傘抗爭,叫我深思為何爭取民主及復興農業:說穿了,就是「尊嚴」二字。
爭取民主,就是要令政策不再只為權貴服務;就算不是地產商或天龍人,都能透過民主政制去爭取公眾支持,而不是向弄權的官商搖尾乞憐。我們追求命運自主,再以和平理性的方法去塑造更美好的世界。
復興農業,就是要重拾不靠自由行及炒賣去生活的方法,從本土食物生產開始,以社區經濟去將發展成果分享給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更何況「民以食為天」,當我們連一條菜都怕污染有激素,又怕當地天災人禍令價格飛漲,如此日夜擔憂的生活,又談何尊嚴?
最後我以首次踏足寶島的經歷作結:2014年6月要飛往台灣南部渡蜜月時,其實當時和妻子都很忐忑不安,放不下守衛新界東北的戰友,無心欣賞幽美的台灣漁村農村。想不到台灣的農友都相當關注香港的事態發展,用心理解我們衝擊立法會的原由,更提示我們回港後記得在622公投投票。頓覺一海之遙,阻隔不了台港兩地同為尊嚴自主抗爭!
我們也許沒有才能做專業農夫,但誓死捍衛大家及後世歸園荷鋤的空間及權利!在此以我倆口子cosplay農夫的婚照作證,很多朋友問這是台灣什麼地方拍的,但其實良田就在香港的新界東北。
(圖二)很高興我們的婚事可以協助守衛新界東北,希望婚禮不只留下難忘回憶,更能爭取美好將來。[攝影師:戴毅龍先生]
(1) 香港的叫金舖比珠寶店貼切,因為陸客到港主要買純金飾物,作保值投資之用。當然,消費行為背後反映的,正是陸客對大陸奢侈品以及日用品真假難辨的不信任。
(2) Lau, H.L. (2013)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Stepping Towards Multifunctionality.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各位有興趣請電郵給我: johnnylhl615@gmail.com,望大家不吝賜教。
(3) 出自Potter, J.M. (1968)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Hong Kong Vill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85-86. 當時研究比較一斗種的耕地上種菜及種米的生產分別。一斗種為香港農地常用面積單位,即7260平方英呎,約為一甲地的十五份之一。
(4) 其實香港曾經亦有食品出口到海外華人社會,包括早期的元朗絲苗米、薑、話梅及臘鴨等。後期在面對台灣等地的強勁競爭下,逐漸式微轉型。
(5) 有關香港的有機農業運動及組織,於鄭肇祺先生(2009)的哲學碩士論文 “Adopting a New Lifestyle: Formation of a Local Organic Food Community in Hong Kong” 有深入的探討。小鄭(Eric)現於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研究台灣漁業,大家會常在嘉義等西南沿海的魚塭遇見他!
(6) 官方強調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對農業影響輕微,說法不同的原因詳見《劉海龍:用漁護署數據與局長商榷》
(7) 當然餵飼禽畜會更有效率處理廚餘,可惜香港近年因禽流感禁止農家散養走地雞;諷刺的是禽流感的源頭──中國大陸從未禁止。
(原文載於台灣新社會專題叢刊III「反抗&台港共鳴」,謹此鳴謝台灣新社會智庫邀請及允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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