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政府應如何在政策上做出改變以有效解決科技性失業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美股與新政府的蜜月期能持續多久？- 夏春、成亞曼

今天起全球投資者都要開始應對「拜登時代」的美國，拜登的「去特朗普化」是有限度、有選擇的，投資上合理的預期管理十分重要。

美東時間1月20日中午，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在拜登贏得大選到就職前，標普500指數上漲了12.8%，不僅高於特朗普同期的6.2%，還打破了肯尼迪和克林頓在同期創下的歷史紀錄8.8%。

一個價值兆的問題

我們在《為什麼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美國經濟表現更好？》一文中指出，歷史上，以主要指標衡量，民主黨主政白宮時，股市和經濟的平均表現都明顯好於共和黨總統。特朗普任期內的經濟增速和股市表現都不錯，但也無法改寫這一紀錄。

單論股市，儘管特朗普這四年美股年化收益率高達11.8%，創下了共和黨總統在「咆哮的二十年代」之後的最好紀錄（柯立芝在1923-1929年任期內，股市年化收益率為25.5%），但也比不上克林頓時期的15.9%和奧巴馬時期的12.1%（以上均以道瓊斯指數衡量，因為標普指數開始於1957年）。

我們在《回看「紅潮」，理解遲到「藍潮」的市場衝擊》一文中分析了美國股市在大選結束後通常表現較好的原因，以及拜登創下就職前股市表現最好紀錄背後的「藍潮」因素。接下來的A Trillion Dollar Question就是拜登能否在接下來的任期內，不僅以施政保持股市的優異表現，同時續寫美國經濟和股市在民主黨掌管白宮期間平均業績更好的紀錄。

1980年以來，美國政府換屆後的100天的「蜜月期」里，標普500在多數情況下是上漲的，里根上任後的0.9%是最低正收益，而最好紀錄來自於奧巴馬的8.4%，兩次下跌的例外均發生在小布什就職後。目前市場情緒偏樂觀，經濟基本面相對穩健，配合大力刺激經濟的組合拳，拜登有望延續新政府就任後「蜜月期」內股市漲多跌少的紀錄。

高民意支持度，是否利好股市？

拜登從特朗普手中接到的，是異常複雜而棘手的局面。美國正同時深陷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當中，而美國國內民眾和政黨內部卻處於空前的分裂和對立。由於美國政府在過往沒有採取有效的福利政策彌補全球化當中受損的群體，使得中產階級失落感陡增，貧富懸殊加劇，財政和貿易赤字加大，民粹主義抬頭，價值觀混亂，對政府不滿上升。

特朗普卸任之際，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不滿意其過去4年的表現，特别不滿意的更是達到了56%，而支持率僅為29%，降至其任期內最低值。在衝擊國會事件之後，彈劾特朗普可能引起的衝突為社會秩序又增添了不安定因素。

面對諸多短期和長期問題，拜登自當選以來就開始積極籌劃。他的首要任務就是物色和提名新政府核心成員。與特朗普政府核心人員基本上都是富有的白人男性不同，拜登邀請到更多的女性和少數族裔成員出任要職，班子組成更加多元化，傳遞出拜登團結各族群、修補國內裂痕的願望。

新政府主要官員名單中大部分都是專業且經驗豐富的專家，他們更傾向於依據理性做出判斷。其中奧巴馬時期的舊臣深諳政治運行的邏輯，也具備足夠的能力根據形勢的變化給出新的解決方案。近期，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前美聯儲主席，新任財政部長耶倫表示贊同在低利率環境下加碼刺激，不擔心財政赤字擴大，也不尋求美元貶值，力挺拜登的經濟計劃。

目前，57%的美國民眾滿意拜登對新班子核心成員的任命，僅有37%不滿意。總體來看，頗具從政和外交經驗的成員重新走上美國政治的前台，是拜登與特朗普在內閣要員安排上最根本的區別，也是拜登政府有望降低政策不確定性的核心要素，這同樣利好於經濟和市場。

站在當前時點，約六成美國民眾認同拜登自當選以來所做的努力，包括向民眾解釋施政重點和制定計劃。該比例顯著高於特朗普當時的39%。接近一半的受訪民眾相信拜登能夠改進聯邦政府的工作。

有趣的是，總統獲得的民意支持率高，股市不一定表現得更好。歷史上，美股最好的表現出現在總統支持率位於35%至50%之間，50%至65%的區間次之，而總統支持率高達65%以上時，美股僅呈現微弱正增長。當然，若支持率跌至35%以下，美股大概率是負增長的。

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是複雜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某些政策得以獲得廣泛民意支持卻不利於資本市場，拜登對富人和大企業加稅就屬於這類政策。目前拜登的支持率大概在六成左右，可以說是位於一個相當高的起點上。雖然拜登有望延續新政府就任後「蜜月期」內股市漲多跌少的紀錄，但美股在其任期內的表現還有較大不確定性。

關於拜登新政對經濟的影響分析眾多，我們不再贅述。大選結束後後，市場普遍認為拜登的施政將遇到重重阻力，這不僅源於對於如何治理美國有著截然不同主張的特朗普遺留下來的強大影響力，也來自於前述美國內部異常複雜的矛盾。

但我們一直相信，拜登實現競選承諾，施政順利的可能性要比市場預期的更大，《回看「紅潮」，理解遲到「藍潮」的市場衝擊》一文詳細闡述了我們的三點分析。如果濃縮到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特朗普的施政導致共和黨內部嚴重分裂，而新冠疫情又對社會不同群體造成巨大的衝擊，尤其使得貧富差距和價值觀混亂現象變得更加嚴重，這都是美國兩黨都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拜登的施政綱領對症下藥，共和黨議員不可能完全逆民意而反對。

可能衝擊股市「蜜月期」的因素

市場消化了利好的政策前景後，可能不得不關注新政府實際施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疫苗儲備、接種進度、消費疲軟、經濟恢復不達預期等，特别是當拜登正式開始加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推動對大企業和富人加稅、加強對科技企業、金融市場的監管時，或將對市場形成顯著回調壓力。這也是我們預測今年的美股走勢可能前高後低的主要邏輯。

近期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動向是拜登提名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Gary Gensler是華爾街出了名的鐵腕監管者。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他力排眾議，針對規模達數百兆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制定了一整套從頭到腳的監管規則。

拜登還提名了民主黨總統競選對手，哈佛大學教授Elizabeth Warren的助手Rohit Chopra成為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局長。而Warren在競選過程中最為大眾熟悉的就是主張對超級富豪徵收財富稅和拆分壟斷型的科技巨頭。新局長從消費者保護的角度出發，有可能加強對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監管。而比特幣有股市領先指標的稱號，值得股市投資者重點關注。

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增長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的過程。過去的經濟學研究把焦點放在了經濟基本面（人口，勞動力，科技，通脹率，失業率，外部石油價格衝擊等等）和財政貨幣政策變化之上，卻忽視了財富分配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實際上，美國戰後到1980年初，經濟的高增長與貧富差距不斷縮小密切相關，而1980年至今的經濟低增長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直接後果。

由於貧富差距的變化來源於稅收政策，任何稅制的改變都將同時影響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儘管共和黨反對加稅，但實際上民主黨執政期間相對合理的稅制和對弱勢群體的扶助，恰恰是民主黨總統期間經濟和市場表現更好的原因，克林頓執政期間表現最為明顯。

拜登要想續寫民主黨執政期更優的經濟和市場表現，不僅需要在2年後的國會中期選舉之前施政順利，而且需要把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延續到4年之後。畢竟，克林頓和奧巴馬任期內，經濟和股市在第二任期的表現都好於第一任期。

拜登上任時，美股無論在點位還是估值水平，均與克林頓與奧巴馬踏入白宮時面對的局面不同，即使新政府施政順利，並且政策在未來8年持續。拜登或者繼任者要打破克林頓與奧巴馬的紀錄，依然是難度重重。

從今天起，全球投資者都要開始應對「拜登時代」的美國。一個富有經驗、歷史上最多元化的內閣班子，如何化解特朗普遺留下來的強大影響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將深陷公共衛生危機、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的美國帶出困境，仍充滿未知和挑戰。我們應當明白，拜登的「去特朗普化」是有限度、有選擇的，投資上合理的預期管理十分重要。在配置上，我們仍然推薦大家考慮經歷過波動考驗的優質美元私募和公募基金。

原文：金融時報

#經濟 #投資 #金融

「今年參加了1400場視訊會議，沒有交到一個朋友」

疫情對AI行業所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麼？
今年最令人興奮的AI新技術、新應用，有哪些？
甚至未來10年、20年，AI發展的方向，又該何去何從？

針對這幾點，前陣子做了個有點意思的 MEET2021 年度對話，也在這裡分享，原文來自「量子位」微信公眾號：
……

站在2020年，如此不平凡一年的歲末，AI業界有太多諸如上述的問題急需回答。

要點
• 疫情帶來最大的影響，就是加快了資料化，加速了線上化和AI化。
• 疫情是巨大的災難，同時也極大推動了AI的進一步落地，這一年可能相當於三年的進程。
• 最讓人振奮的黑科技，是AlphaFold和GPT-3，後者對行業更具有潛在的顛覆力量。
• AI給社會帶來最大的價值，肯定不是黑科技。
• 擁抱AI是大家最大的機會，而且越早擁抱AI，就會擁有更大的競爭力。
• 大陸的新基建會進一步推動AI新經濟，這會是一個新的時代，一次新的文藝復興。
• AI從業者們需要記得：權力越大，責任越大。

▎疫情加速AI化，一年相當於三年

李根：再次感謝開復老師來幫我們總結這一年，與往年相比，今年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李開復：今年的工作節奏改變了，我一共參加了1400次線上會議，非常有效率，進行了特別多的開會和演講。但是1400次這樣的會議，沒有讓我交到一個朋友。所以我覺得線上會議雖然帶來了效率，但是還是要回歸面對面的本質交流。

李根：但受疫情影響的這個過程，也是線上化被加速的過程？

李開復：這是疫情帶來的最大的影響——加快了資料化、線上化和AI化。AI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海量的資料，可以催化更多新的應用。
比如線上會議，我們並不見得那麼容易區分視訊會議中的那個人，是不是真人。所以有時候線上講座或者網路不穩定的時候，我們會選擇錄製，而且錄製一次，也可以用很多次。由此延伸，以後線上上，比如你做推銷，做客服，甚至做電視節目，其實都是可以用虛擬人來替代的。我們現在還無法造出一個讓你分不出來的3D虛擬人，但是在視頻裡完全可以。DeepFake不是一個向善的應用，但是把它的技術應用在建設性、有益的方向，我覺得可以帶來特別多的應用。而且有了資料，各行各業就可以評估哪些工作或者流程，可以進一步數位化。數位化以後，重複性的工作就可以被AI取代了。

此外，除了社交距離縮短，可以發現機器人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比如，我們去餐館時，會有機器人送餐到客人那裡。很多機器人產品遍佈很廣，無論是倉庫、工廠，甚至我住的公寓裡面，每次最後配送都是機器人了。在美國情況也很相近。美國以前也沒有支付寶，也沒有美團，現在都開始有了。所以總結起來，我覺得新冠疫情是巨大的災難，但與此同時，也極大推動了AI的進一步落地，帶來數位化、IT化，帶來AI化，可能這一年相當於過去的三年。

▎AI最大的經濟價值並非“黑科技”

李根：今年依然有令人興奮的技術進展？

李開復：今年最讓人振奮的技術是DeepMind的AlphaFold，還有OpenAI的GPT-3。其中，我認為可能對行業更有潛在顛覆力量的是GPT-3。不見得說是用它生成小說什麼的，而是用特別大的海量、自然語言資料，訓練一個預訓練模型，這個模型是可以應用到很多新領域，比如說寫詩、做對話，或者是寫小說等等。而且這個新技術一推出，其他公司很快就採用了，比如說搜尋引擎，因為這個技術已經能提高了好幾點的精確度；此外，OCR在提升，客服也在提升，微軟小冰也在繼續提升對話精確度。

所以我覺得這種預訓練語言模型，它可能帶來的就是一次性訓練一個巨大的模型，然後快速產生AI應用。當然，也存在很多的問題：
• 它做一個模型要花1200萬美金，一般的創業公司該怎麼辦？教授學者該怎麼辦？
• 此外，訓練一個模型就要燒掉好多能量，這對於我們節能的未來又怎麼辦？
• 還有，巨頭會不會產生壟斷，只有巨頭公司等才能做這麼巨大的模型。

當然，GPT-3本身還沒有驗證足夠多的商業價值，但毋庸置疑這是一個最大的科技創新。不過我想強調的是，AI給社會帶來最大的價值，或者帶來最大的經濟價值，肯定不是這種黑科技。黑科技會有很多，我們也在繼續投機器人等項目。但是，我覺得今天AI的技術已步入成熟，可以被傳統公司擁抱。比如剛成為AI獨角獸的創新奇智，就可以看到AI給傳統行業，無論是製造、健康、醫療、零售、金融、保險、物流等等，都可以帶來立竿見影的巨大效果。所以今天我在這裡呼籲一下，擁抱AI是大家最大的機會，而且越早擁抱AI，就會擁有更大的競爭力；越晚擁抱AI，生存的空間可能會被進一步壓縮。

李根：怎麼樣才能大家擁抱AI？

李開復：還是要有資料，說了這麼多打雞血的話，但是務實的來說，是不是今年傳統公司擁抱AI就會帶來價值？大部分是不會的。
因為AI是要吃資料的，所以就要求公司擁有海量的、結構化的、有標注的，達成商業目標的脫敏精確資料，而且最好是只有你有，別人沒有的，那你的機會就來了。

什麼樣的公司有呢？比如說銀行、保險公司天然就有，金融領域的資料必須要符合要求。而有些領域就會難一點，比如說做工業製造等等，需要先把你的工業製造替換成機械臂、替換成無人叉車，可能要放很多的感測器，才能瞭解機器出了什麼問題。所以對有些公司是很容易的，但一些公司卻是很難的。如果今天你有資料，趕快想怎麼去應用；如果你沒有資料，快想想怎麼把資料累積出來。
新基建推動AI新經濟

李根：剛才都在談這一年，而新基建被認為會奠定下一個十年的發展？

李開復：我們回顧中國人工智慧奇跡般地崛起之路，可以發現其中的創業者、移動互聯網、資料，還有大陸優秀高校培養的高科技人才，這些是最重要的。但其實，還有非常英明的政策。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在很多國家都有討論，例如美國，奧巴馬政府當時大力支持了一個新能源的公司結果沒有做成，受到了很多的垢病。
而中國就有很鮮明的對比，大陸的科技政策整體來說應該是讓民間、業界做他們擅長的事情，用市場經濟來競爭，而政府幫助他們做民間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說我們AI的崛起，很大的程度是因為各地有政府引導基金支持，這樣可以選擇性的去做LP，幫助早期的AI產業能夠創立起來。

另外，“新基建”政策的落實也是非常大的利好。新基建除了5G和大資料中心，還有IoT、人工智慧、智慧城市等多方面的落實，利好的政策會進一步的拉動中國經濟進一步地往數位化、智慧化方向轉型升級。所以，當政府把上述的事情做成並且形成一個平臺，讓創業公司以及大公司能用到，我覺得這就是非常明智的。

當然，新基建裡AI涵蓋的範圍有多大，一些新技術是否有機會納入？可能值得進一步探討。比如類似GPT-3等需要大量資源去做訓練，才能進一步推動起來的潛力新技術等。我們發現AI的訓練越來越貴了，已經不是一個教授團隊和創業公司可以承受的。對於這樣存在類似潛在爆發性成長的技術，是否能有機會能從更高的維度推動，值得期待。

李根：您最近也旗幟鮮明提出了“AI新經濟”，所以是時候用這個新概念來定義這個時代了嗎？

李開復：對，雖然很正面的描述，但是時候了，我最近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專欄文章，裡面談到的就是說剛才講的疫情促進了資料化、IT化、AI化。疫情推動了各行業的數據化，其實一個隱憂就是“工作被資料化”了，可以被外包或者AI取代。當我們有這麼多機器人的時候，它也會取代很多藍領的工作，白領其實也是一樣的，很多後臺、BPO的工作，在做檔處理的，或者是做客服的，這些工作都會被挑戰。有些人會說我們要把技術發展的慢一點，但這些絕對不符合實際，因為沒有技術是會慢下來的。

AI新經濟一方面我們要擁抱這些技術進步，讓它儘快觸達每一個角落。但同時，它所帶來失業的問題，我們需要有一些針對性的應對措施。所以我的文章主要談的就是，怎麼樣能夠快速地讓社會認知，繁複的、無技巧的重複性的工作將會消失，然後如何重新訓練這一批人，幫助他們快找到新的方向，去做更有價值也更擅長的事情。與此同時，大家就能花寶貴的時間在我們更有價值、更熱愛的事情，比如藝術、公益等創意和決策類的工作，或者是多和親友相處，結交認識新朋友等等。

這將發揮人類的光芒，我把他稱為一個新的文藝復興，讓人可以再一次找到意義——人為什麼而存在？

▎全球化依然是必然之路，中國大陸軟體將占世界半壁江山

李根：上一次文藝復興伴隨著第一次全球化開端，但這幾年全球化進程似乎受阻？中國創業者想做80億人的生意，但事實證明很難。

李開復：全球化是必然之路，很多“美國至上”的人說中國是沒有創新的，只有中國人用中國的軟體，但是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中國大陸過去10年發生了巨大了改變，這句話在今天是完全錯誤。因為中國的創新從TikTok到華為，到小米，到美團，還有很多創新的公司，包括我們AI四小龍，這些都是美國沒有的。所以我們應該非常的自豪，今天中國的創新至少在IT、AI的領域是有機會彎道超車的。有一些地方美國更強，技術更深，但是我們的商業化做得更快。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自然也必然會走向全球。

我們怎麼樣走向全球呢？這裡我還要比較務實的說一下，其實很多國家的使用習慣和語言文化是有巨大差別的。如果今天要把中國所有好的產品都推到歐美，這其實不現實，因為歐美的使用習慣已經固化了。他們用的那一套無論是To C還是To B都很難去改變，但是我覺得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例如從東南亞到“一帶一路”所有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了中東、非洲、南美等，這些國家的用戶其實更像我們的年輕用戶。而且，他們使用美國產品的習慣還沒有固化，與此同時，美國公司不太重視這些市場，但是這些國家的經濟，我們認為未來都會起來的。

所以你剛剛說的“走向80億”，我覺得不現實，但是走向60億是可以的，應該是世界GDP的1/4，人口的3/4。我們的創業者是願意走出去的，所以我覺得出海會變得非常重要。我們的軟體出口、技術出口，人工智慧出口，這些一定會發生。在我寫的《AI·新世界》出版的時候我就說過，在10年之內，中國將占世界軟體的半壁江山。當時很多人也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樂觀的預測，但是現在看來我們正在往這個方向去做，而且當時還沒有看到TikTok這樣的產品。但是我們要謹慎，不是說歐美這些國家還是相當牛，而是TikTok在歐美的成功，不是那麼容易複製的。
“+AI”會在各個行業開花結果

李根：剛才開復老師談到現在技術創業越來越難，您還會投技術公司嗎？

李開復：當然投技術公司，我剛剛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我們投資的策略，我講了那麼多對機器人看好，我講了對大語言模型特別看好，還會投的。只是說我們不能夠期待像過去出來那麼多，創新工場在過去的4年，我們的AI領域一共出了7家AI獨角獸；未來4年的小目標，先定個3家AI獨角獸公司吧。

李根：但AI深入傳統行業已是趨勢？最近創新工場還投了“農業”領域的公司，這是以前很難看到的。

李開復：你指的是極飛科技吧？但極飛不能按農業來定義，極飛科技的產品是很高科技的無人機和自動駕駛，場景是把農業工業化。
工業製造和農業生產大有不同，比如你想做智慧製造，用AI來做機器人，或者做一個iPhone，做衣服，做鞋子，場景不同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農業播種或者施肥等場景較容易標準化。比如棉花田、稻田等，較容易批量化大規模作業。

不但大陸是這樣，國外也是如此。目前，農業市場AI滲透率只有大約5%，我們對極飛本身不但非常認可，而且也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國際化的產品。因為農業場景比如播種子等，在全球幾乎通用，沒有太多語言的障礙。

李根：可以解決80億人的吃飯問題。
李開復：是。（笑）

李根：剛才談論的都是傳統領域“+AI”的話題，不妨讓我們更發散一些，請您談談以下幾個領域可以如何“+AI”？比如今年最受關注的“線上教育”。

李開復：線上教育中國做的是非常好，互動化很強，而且是孩子真的很喜歡。但是一些課程，尤其是小朋友的，用一些卡通人物AI或許更有效果。我們可以想像，未來會是一些可愛的卡通人物作為孩子的老師，甚至可能有一些同學是虛擬同學。有氛圍，也更高效。
這種情況下，不但你的成本更低，而且小朋友考試分數更高，也提高了學習興趣。所以“＋AI”後的人機互動模式，不僅可以降本提效，還能提升孩子趣味性。

李根：這個領域聽起來對開復老師挑戰不是很大，我們出一個難的，我們說一個雞尾酒如何“+AI”？

李開復：其實雞尾酒肯定是機器調得比人好，因為雞尾酒有不同的成分，機器可以算得更准。但是，我們要考慮的是，如果去酒吧喝酒，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有一個非常善解人意的酒保來跟你聊天。所以我覺得以後酒保跟你聊一聊就可以了，酒還是要機器來做，歸根結底，機器調酒師替代不了人之間的交流和陪伴。

▎找對象也能“+AI”，媒婆AI知道誰最適合你

李根：不知道在酒吧，能不能順便把找對象的問題，用“+AI”的方式解決了？
李開復：這可能會在下一代成真——不過不是我的下一代，我的下一代已經有對象了。你們的下一代找對象，可能會跟今天傳統的方式完全不同。就像今天美團比你更知道你想吃什麼，攜程比你更知道你想去哪裡，今日頭條更知道你想看什麼，未來你的媒婆AI一定知道誰最適合你。

每一個人這一輩子找對象，可能就是周圍認識的人裡面找，無論怎麼算都是幾萬人，最多幾十萬人。但是，以後AI可能會更瞭解你，瞭解你是什麼人，瞭解你會喜歡什麼物件，它幫你推薦的人，一定比你自己找的人，或者朋友幫你推薦的人更靠譜，更合適。也就是說，你選擇的範圍可能不是從幾萬人裡面選一個，可能是在80億人中幫你選。

當然，最後的選擇權在你手裡，今天你靠朋友幫你推薦5個對象你選一個；未來AI幫你推薦的5個對象，會來自於80億人，會更貼近於你的需求。所以你們孩子的未來，一定會更幸福！

▎AI從業者也得有“希波克拉底誓言”

李根：謝謝開復老師，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最後再請您站在明天給一些建議吧？比如站在20年後（2041年）思考，我們該有怎樣的責任和使命？

李開復：對於AI的工作者，我們今天都低估了AI道德帶來的一些影響。我們可能看到網上說隱私問題、公平問題，或者大公司掌握太多資料左右我們思考問題。但隨著大公司對AI資料的掌控，其實這些問題越滾動越嚴重，我們去怎麼處理？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做AI的從業者，就像醫療的從業者有一個叫做希波克拉底誓言，作為一生我要把人的生命作為最神聖的事情，我一定要捍衛。

做AI工作者其實不是一個工程師，你要考慮到所做的每一個演算法，你的每一個貢獻都有可能造成因某一個人種或者性別帶來的不公平待遇；可能會帶來某一些人不能夠被公司雇傭；可能會造成某些人終身可能沒法往上爬；可能會造成一些醫療錯判傷害人、會造成無人駕駛撞到人。

所以每個工程師應該有一個神聖的誓言，應該認真的去用各種工具，來確保自己做出來的軟體帶給人類的是進步，而不是帶來各種的這種不好的後果。我覺得要特別認真的看待自己的責任，With 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我非常認可 “權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句話。

其實AI的工程師、AI的從業者，你們的權力是巨大的，一定要重視自己的責任。同時，確保以後的用戶得到的是幫助和福利，而不是被傷害。

▎One More Thing

最後的最後，還有一個小小小環節，來一次今年的快問快答。

李根：今年最成功的個人股票投資？
李開復：Zoom。

李根：今年最想推薦的一本書或者電影？
李開復：《皇后的棋局》（The Queen’s Gambit）。

李根：今年最有啟發的一次交流？
李開復：跟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作者的一對一交流。

李根：到底米其林靠譜還是黑珍珠靠譜？
李開復：中國黑珍珠靠譜，國外還是要靠米其林。

李根：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不看好馬斯克的2020年百萬RoboTaxi？
李開復：馬斯克有一句名言，我認為最貼近他的個性。他說他一切預測都會成真，只是時間上別聽他的。所以我相信他會成功，只是可能會需要5年或者10年。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