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小故事》
最近封城了閒閒沒事做,正好來解釋解釋ND的身世之謎。
滿多人誤以為他是在德國出生長大類似ABC那樣的華人,或者是當我回答他是印尼人的時候,清一色的反應都是「那怎麼那麼白😲」、「印尼人不是都黑黑的嗎!?」
首先,他不是在德國出生長大的German Born Chinese (GBC),他在印尼出生長大,在印尼唸完醫學院,畢業才學德文到德國來考德國醫師執照、找醫院實習、當住院醫師,我們就是當時他在準備醫療專用德語考試,我在準備研究所入學語言檢定時,在語言學校認識的。
再來解釋一下「為什麼很白」這件事,印尼人種多元,大概分一下的話就分為純種印尼人跟印尼華人,ND就是印尼華人,在純種印尼人中還會再細分像原住民一樣不同族的印尼人;華人裡面也還會再細分是福建人、廣東人還是客家人,ND是華人裡面的客家人。
常見問題解答:
為什麼ND想到德國行醫?印尼的醫療環境不好嗎 ?
這問題我也問過他,他說這牽涉到印尼當局的排華問題,很多領域,例如法政類,華人大多不碰,又或者應該說,不能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是華人進入這些領域後沒出路,幾乎可以說是直接被冷凍,總之機會不會給華人。醫學類以醫學院來說,每年醫學院招生,華人只能佔10%,其他90%只能給純種印尼人,如果一間醫學院一年招收100個學生,只有10個名額可以給華人。那如果華人學生已經收滿10個,但是純種印尼人只招到80個,還差10個,會不會就多收華人呢?答案是:不會。這樣的話,他們寧願降低門檻收純種印尼人,也不會收華人。這是國立大學醫學院的作法,所以很多華人就會寧願去華人開的私立大學的醫學院,學費是貴,但是門檻沒有那麼高。那為什麼ND不乾脆就去這種私立醫學院就好?因為裡面程度參差不齊,這些私立醫學院裡面有很好的華人學生,也有沒那麼好但是很有錢的學生,畢竟私立學校需要金援,所以有一些是多付一些錢就可以入學,這也就是為什麼ND會說,印尼的醫生有很好很厲害的,也有蠢到把腦子當大腸用的😂😂😂😂😂
所以不能說印尼的醫生都不值得信任,只能說素質參差不齊。
讓ND決定出走的最後一根稻草
印尼醫學院是六年,畢業後要申請醫院做實習,成績好的都會想申請大型教學醫院,但是一樣的問題又出現了,ND拿著第一名畢業的成績去申請類似台大等級的醫院,當時他的另外兩個競爭者都是純種印尼人,面試的時候那間醫院的教授直接跟ND說:你一個華人幹嘛來這裡!你去找那些華人成立的私人高級醫院就好,去那些地方醫貴婦還可以賺大錢,來這裡,你不會不知道規矩吧!規矩就是,不管你成績再好,你就是華人,我們寧可收成績普通的純種印尼人,也不會要華人。
ND說,那席話簡直是一記熱辣辣的耳光甩在他臉上,找上級申訴?別想了,整個國家、政府、體制都認為打壓特定人種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你找誰申訴去???!!!
在那個當下他打定了出走的決心,ND醫學院有一個神經外科權威的教授,也是華人,所以知道華人醫學生的處境,也知道ND很早就訂定目標想走神經外科,在一次的醫學會上,把ND介紹給他現在工作的醫院的神經外科院長,於是ND就得到了六個月的實習機會(其實是無薪試用期),六個月後這個院長也覺得ND不錯,就安排了住院醫師缺給ND,就一直到現在第六年。
ND的家鄉是穆斯林重鎮,影片是前年陪ND回鄉正好遇到穆斯林的不知道什麼慶典,所以每天每晚都很熱鬧,但是華人的大節日,什麼過年、端午、中秋就不能這樣大肆慶祝,只能關上門安靜在家吃飯🤫🤫🤫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港。故 kongguhk,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四月初在立法會上,有位拾荒婆婆向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哭訴長者難以找到工作,局長一句「可以搵勞工處協助就業」,令全城嘩然。 今集《港。故》的主角,正是當日向局長哭訴的拾荒婆婆黃月嫻(黃姐)。年屆67歲的黃姐退休前是病房服務員,在公立醫院服務接近三十年,後來因為長期日夜追更,身體開始支撐不住,於是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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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疫情之下的年輕人處境不佳
儘管年輕人罹患新冠重症的風險較低,但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更沉重打擊。FT全球調查顯示,疫情之下的年輕人對父輩產生不滿。
今年3月,27歲的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和22歲的妹妹梅格(Meg)離開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回到父母家。當時她們帶了足夠穿兩周的衣服。
結果一待就是幾個月。瑪麗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就像是回到了在家上學的年代:沒有男孩子,沒有一起玩的夥伴,沒有地方可去——除了家和賣酒的商店。」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劇,大學停課,繼瑪麗和梅格之後,另外三個兄弟姐妹也回到家中。用他們的母親洛麗(Lori)的話來說,他們把父母在新澤西州華盛頓的四居室房子變成了一個「美食廣場、麵包店和健身房」。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年輕人搬回父母家,芬尼根家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國,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儘管學生和年輕員工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較低,但與其他人群相比,他們受到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波的更沉重打擊。新冠疫情還放大了過去的一些趨勢,包括低工資、就業市場停滯和學生債務上升。
英國《金融時報》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800多名16歲至30歲人士回復了調查——顯示,這些困難正轉化為對老一輩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後者不僅境遇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並不是共同面對困難,千禧一代不得不在當前處境下付出最大的代價,」來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30歲的波琳娜•R(Polina R)說。「如果你們不注意,不去確保我們最終不至於失業和變窮,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以下是他們向英國《金融時報》講述的疫情期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自今年8月畢業以來,來自韓國大邱的25歲的李菊妍(Juyeon Lee)遞交了幾十份工作申請。儘管她接受過幾次面試,但她對空缺職位不斷減少日益不安。
「我不想被感染,因為如果我感染了,找工作就更難了……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永遠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儘管在面試時我是一個自信的大學畢業生。」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5歲以下人群因疫情而失業的可能性是26至64歲年齡段的2.5倍。研究還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可能會對工資產生持久的傷痕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在仍在工作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報告收入減少,其中年輕女性和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寫信給英國《金融時報》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放棄商業計劃,並動用自己的儲蓄。
在發展中國家,失業往往意味著無法養活家裡的幾代人。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28歲的科馬爾•卡達姆(Komal Kadam)是家裡唯一掙錢的人——直到今年3月她失去工作。
「我害怕一切……我能找到新工作嗎?我怎麼償還貸款?現在我有很多煩惱,」她說。
「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的許多人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但也有其他人承認自己抱有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政治領導人已經批評這種行為是夏季過後歐洲和美國疫情復燃的原因之一。
在春季封鎖的高峰期,蒙特利爾的波利娜曾經讓來訪的朋友留宿。「我沒有遵守建議。」她說,「我兩次出國旅行,去過十幾次酒吧、餐館和劇院。」
「我的風險承受力很高,在沒有人拿得出一份計劃、而掌權者並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時候,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美國,但也有歐洲和南亞——許多調查回復者指出,違反公共衛生規定的往往是老年人。
28歲、來自印度欽奈的阿吉塔(Ajitha)表示:「老一輩人相信互聯網告訴他們的一切。他們被WhatsApp轉發和YouTube視頻誤導了。」
年輕人的原話
「我確實違反了規定。疫情期間,我和一個女孩約會過好幾次。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是我媽媽發現我和其他人見面,讓所有人都暴露於感染風險,還是害怕被警察抓住」
胡安(Juan),25歲,哥倫比亞
「大家的態度讓我想起高速公路上司機的態度:比我快的人是瘋子,比我慢的人是弱智」
托阿德爾•馬特奧克(Toader Mateoc), 28歲,美國
「就在我剛剛認識『現實世界』時,卻不得不逆轉一切,感覺有點突兀」
馬克•安吉洛•費利扎爾多(Marco Angelo Felizardo), 22歲,菲律賓
「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許多調查回復者表示,他們對本國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抗疫方式很糟糕——除了一些歐洲人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回復者。
來自法國阿訥西(Annecy)的23歲的安東尼(Anthony)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從巴西聖保羅家裡的廚房餐桌兼辦公桌上,29歲的達尼洛•文圖拉(Danilo Ventura)看著他的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換了三位衛生部長。他說:「全世界都在說A,而巴西政界卻在喊Z。」
這種方向感缺失造成了代價:巴西的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達尼洛和他的妻子按照地區政府的指示在家隔離,即便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仍出席擁擠的活動。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局(Directorate of Public Governance)的負責人埃爾莎•皮利霍夫斯基(Elsa Pilichowski)表示:「他們對公共機構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擁有政治影響力和決策代表權的觀感都停滯不前。」
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許多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們覺得政府自相矛盾,行動遲緩。
「機場開放時間太長了。有關口罩的訊息傳達簡直丟臉。我直到6月中旬才得到一個口罩,」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28歲的約翰(John)表示,「我認為,雖然比美國強一點,但我們的抗疫工作實在做得很糟糕。」
益普索(Ipsos)高級研究副總裁瑙米•哈克(Naumi Haque)表示,新冠疫情加深了政治上的希望幻滅。他說:「Z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代人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國家的情況正在失控。」
「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
聯繫英國《金融時報》的很多人聲稱,他們考慮過自我傷害。「失業、精神健康問題,以及有關這一切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性,都讓人對前景非常絕望,」來自倫敦的30歲的詹姆斯表示,他補充說:「我一度考慮過自殺。」
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稱,新冠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在持續時間上將超過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威脅,數百萬人在對付抑鬱、焦慮和孤獨。英美開展的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相比,18至29歲的年輕人在此期間經歷的痛苦更嚴重。
回到新澤西,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在芬尼根家的10個子女中,有5個開始接受治療。瑪麗表示:「有人差不多每周崩潰一次。」
25歲的瑪利亞•羅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來自西班牙,但住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ow)。她表示,她決定寧可冒感染COVID-19的風險,也不要因為孤獨而陷入抑鬱。
「我不怕去咖啡館,也不怕見很多人,因為我不會感染家人,」她表示,「我選擇精神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感染新冠。」
5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心理學講師奧拉•德姆科維克茨(Ola Demkowicz)對數百名英國青少年進行了調查。其中很多人表示,在適應人生中的這些不確定性時,他們經歷過「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她表示:「對於那些本來就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似乎確實是一項巨大挑戰。」
年輕人的原話
「當我與上了年紀的父母一起在家裡生活時,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如今,在做了6個月喝酒的修女之後,我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再次約會」
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27歲,美國
「每天都要通過Zoom收看數小時的大學課程,學費一分不少,但學位卻貶值了,就業前景黯淡,擔心年邁的長輩,見朋友或結交新朋友的機會(如果有的話)變少。這足以讓任何人都覺得有點毫無意義」
威爾(Will),23歲,美國
「老師的期待大幅上升,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比平時好上好幾倍,因為考官會懷疑——而且預期——有作弊行為。過去六個月,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壓力也會消失」
Alistair Woo,16歲,香港
「年輕人希望做一番事業,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變得更優秀,但這場疫情毀滅了一切,限制人員流動,學校關閉,一些企業破產」
維多利亞•希迪貝雷(Victoria Chidiebere), 22歲,尼日利亞
「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不過,幾位調查回復者表示,疫情讓他們得以與家人和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繫,也讓他們勾掉了願望清單上的一些事項。
26歲的約書亞(Joshua)來自英國。他表示,8月的一個早晨,他把行李裝上汽車前往西班牙,告別一間小公寓和有毒的辦公室環境。
「我現在一個人租了一間靠海的三居室,而租金是工資的不到三分之一。有兩個朋友來看過我,但我基本上過著遠離社交的單身生活。」
今年2月,泰國研究人員對新冠病毒始發地中國武漢的一群大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抗疫封鎖。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德姆科維克茨博士在英國也發現類似的證據:首次封鎖讓青少年有機會決定如何規劃他們的一天,而不必理會社會義務和學校作業,她表示:「他們可以……探索他們想從人生中得到什麼,自己去發現成長和發展的途徑,並重新評估他們的人生方向。」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中,來自澳大利亞阿爾伯里(Albury)的30歲的安德斯•弗茲(Anders Furze)表示,他發現,疫情之前他在透支自己:「我以前每周有5個晚上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話劇演出。」
最近,他反思了自己的事業,報名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學位。他表示:「感覺好像它打開了一扇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社會 #人生 #衛生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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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虐兒事件層出不窮,國家該如何看待]
/文 台灣基進志工組長 黃萱宜
長期以來虐兒事件已經造成很多家長的 #不敢送托的心理恐懼,無奈家庭的開銷是需要「雙薪」來支撐,很常面臨到自行照顧小孩和是否工作的兩難,這時我們的國家要如何打造一個安心托育的環境,讓家長無後顧之憂的拚經濟呢?
#效仿美國成立兒童福利局
在台灣,托嬰中心與幼兒園分別是兩個部門管轄,托嬰中心是 #衛生福利部,幼兒園則是 #教育部,主管機關難免會面臨分岐以及業務劃分,而衍伸機制無法在第一時間發揮作用。故我認為應整合部門,成立專責機關才能更快速、有效的應對。在此肯定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增置100名以上辦理學前教育及查察人員」的美意,希望這些人員可以採不定期稽查,確保園所能維持最佳的托育的品質。
#從事幼教相關行業的職前評量
在我求職的經驗裡最具有印象是某知名速食店,在面試的時候會給予一份職場情境問答題,裡面的選項有3到4個左右,當你在看這些選項時,會感覺選A是對的,選B好像也可以,其實在抉擇的過程中,是需要 #思考以及模擬自己面臨狀況時要如何處置,才會得到最優的結果。
希望藉由這份情境問答來瞭解這位求職者是真正熱愛這份工作,而且有一定水準的知識與社會化經驗,才足以勝任這份工作。不過在幼教界尚未有相關的量表可以施測,這部分就需要請專家學者共同擬定。另外也可 #將憂鬱量表放在定期評鑑裡,透過檢測可以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在必要時提供相關諮詢或轉介單位輔導。
#加速公共托育的建置
不只馬路有三寶,幼教界也有三寶「#超收、#無照、#虐童」,很常是這樣的組合,在危害國家幼苗的發展,期盼中央跟地方合作,加速建置「真」公共及非營利數量提升,落實學前教育普及化,提供平價、優質的托育服務,不僅家長安心,相對教保員和幼教師的薪資也會提高,進而退場「準公共化」的惡質機構,回歸市場淘汰,讓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意識到必須轉型的處境。
#降低師生比
對我而言這是整個幼教改革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一個喊了很多年卻還沒修法的環節,在公共托育機構尚未到達一定的數量,切勿貿然降師生比!以高雄市的公共托嬰中心為例,通常是在每個行政區設置一座托嬰中心,其實空間與收托人數都很有限,如果在這個時候貿然降師生比,相對會壓縮到就讀名額,尤其是一般家庭更容易受到影響,在此希望政府能加快腳步,做好一切的準備,然而進一步地完成這項修法。
最後我想說的是「#預防勝於懲治」,裁罰加重、增設監視器及雲端保存或許有遏止的作用,不過往往教保員是在情緒失控的狀態下就失手了,裁罰再重、證據再完整也無法彌補幼兒所承受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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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在立法會上,有位拾荒婆婆向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哭訴長者難以找到工作,局長一句「可以搵勞工處協助就業」,令全城嘩然。
今集《港。故》的主角,正是當日向局長哭訴的拾荒婆婆黃月嫻(黃姐)。年屆67歲的黃姐退休前是病房服務員,在公立醫院服務接近三十年,後來因為長期日夜追更,身體開始支撐不住,於是在50歲時提前退休。
50歲再就業處處碰壁
退休理應是享福的,怎料黃姐的退休生活卻變得非常困苦。休息了大半年後,為了生計,她便開始再找工作。但原來50歲在社會上找工作是充滿難度的,黃姐幾乎每次見工也沒有下文。例如有一次,她跟一個年輕女生共同到連鎖快餐店申請工作,經理出來的時候,只拿出一張申請表格給年輕的女生填寫,黃姐反問他:「點解你唔畀表我填?你唔請我係唔係嫌我老?」經理只是笑一笑,不作聲便走開了。
但商業社會上的年齡歧視,並沒有打擊黃姐找工作的決心。幾經努力後,她找到一份在政府沙田社區會堂裏的工作,更獲得了面試機會,見完工後對方還跟黃姐說:「你應該做得嚟。」怎料踏出面試房門後,看到兩個年輕女子也在等候面試,黃姐心想:「我無機會了。」果然不出所料,工作人員其後叫她回家等消息,當然最後也等不到結果,令她不禁慨嘆:「唔係我唔想做,而係人哋唔請。」
輾轉成為露宿者
黃姐雖然是退休公務員,享有每月三千多元的退休金,根本是應付不了衣食住行加上醫療開支,最後她更因欠租七個多月,被房署收回公屋單位。
被收屋後,她有想過租劏房住,怎料劏房月租也要四千多元,更是舊樓要走四、五層樓梯,對於一個50多歲的婆婆又怎吃得消?最終黃姐選擇在附近的快餐店「落腳」,成為大家口中的「麥難民」。可惜做了一年「麥難民」後,連那間快餐店也結業了,最後黃姐便開始露宿街頭的生涯。
執紙皮以幫補生活
在無「瓦遮頭」的日子,黃姐唯有靠執紙皮幫補生計。每更的生活就是:睡醒便開始執紙皮,直到累了就在紙皮附近睡覺,黃姐苦笑地說:「唔會理幾點,每日差唔多做18個鐘。」日子雖然艱苦,但黃姐執紙皮時也有她的原則,就是絕不淋水以增加紙皮的重量來換取更多金錢,因為她認為拾荒本來是為了環保,若加了水只會令紙皮發霉,紙皮便不能再造。
社區中的「環保份子」
在其他拾荒者眼中,黃姐這個不加水的行為有點傻,但在「拾平台」眼中,卻十分欣賞黃姐這份堅持。「拾平台」一直關注拾荒者的處境,同時為他們提供支援服務。在一次偶然的機會,黃姐認識了「拾平台」發言人鄧永謙,從此她的生活得以重見曙光。
阿謙認為拾荒者在社區中扮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市民往往忽略了他們對社區的貢獻。去年他們作了一個「全港拾荒群體調查研究」,發現拾荒者每轉紙皮的平均重量為35公斤,以此推算,全港拾荒者每天的總回收量為193公噸,佔了全港的廢紙量、回收量接近兩成,由此可見,拾荒者一直幫社區處理大量的廢紙回收。
因此「拾平台」提倡了一系列政策,希望社區不同的持份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配合拾荒者的環保回收工作程序,如商店可先整理好紙皮才扔出來,又或者市民在家先存起一定數量的紙皮,之後再交給拾荒者處理。更重要的是,他們建議社區有一個回收空間供拾荒者處理紙皮,例如在公園、廢棄的公共地方、天橋底或垃圾站旁,劃出2米乘2米的空間,令荒拾工作得以在社區上無障礙地工作。
把拾荒定義為工作
拾荒者對社會貢獻遠超我們想像,阿謙更認為拾荒應該被視為一份工作,而拾荒者亦應該受勞工法例保障。在他們的調查中,拾荒者每天工作的中位數是5.5小時,他認為若以「418」勞工工時標準,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五天工作日來衡量,只要一種勞動行為每日進行超過4小時,便可以定義為一份工作。只是大眾還不太認識環保回收跟拾荒者之間的關係,尚未能把他們扣連在一起。因此「拾平台」積極舉辦不同的活動,如真人圖書館、落區等,冀令大眾認識拾荒者的工作及處境,更希望可以消除市民對拾荒者的成見,令拾荒者得以被尊重。
今集《港。故》用7分半鐘,帶大家看看一個退休長者、長者再就業及拾荒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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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 情定終身個展 吳建興專訪
自述:
「情定終身」概念主軸來自吳建興創作中長期對以「家」的概念為中心出發,所形成的人、事、物網絡以及價值體系之關注與反思。計劃以吳(建興)、商(雅琇)之婚姻與婚禮儀式作為啓動點,透過藝術家自身結婚成家的生命經驗轉變,發散至美術館公共場域與公眾關係之間的交會關係,藉以擴張討論當代社會中情感構成與生命治理性的聯結體系,其間個體與個體、與社會、機制、傳統價值的聯繫點與張力關係,藉以反映個體處於巨大社會傳統所形成的文化中的對應狀態。
展覽一方面延續創作者反映傳統與當代價值衝突與彌合,以「家」為中心的生活型態如何在當代人際與生產網絡中,找尋其重新循環的能量與可能性;另一方面,將「婚禮」視為一種關係擴張的界面,試圖透過「婚禮」作為一種事件展演在美術館的嵌入,再度從日常生活到公共場域之間儀式化的過程中,探尋某種情感活化的互動因子,透過在美術館公共機制裡促成對更多生命經驗的邀約,試圖在會面中勾動日常人際下所隱藏的各種細微互動的情感紐帶。除了透過伴侶關係來探討當代個體性、私人性的心理狀態於社會關係、身份認同等精神狀態上的處境,展現的本身即是藝術家生命過程的一部分,透過一個運用自身生命重要儀式的轉化,去探測身體、生命實踐與展演機制之間的鴻溝。
作為藝術家吳建興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首次個展計劃,面對「個展」作為一種自我呈現與被觀看的媒介的意義下,如何將展示自身生命課題作為一種觀看對象的迴轉。將婚禮儀式鑲嵌於美術館的觀看機制裡,意圖去創造兩種儀式化過程中的「聯姻」關係,除了去呈現「聯結」(engaging)作為一種形式,亦在討論聯結作為一種機制與其他機制間所構成的網絡與互相牽動關係。(文/吳建興)
吳建興簡歷:
1987年出生於台灣
學 歷:
201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創作研究所繪畫組
2007-2011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
個 展:
2016 情定終生 ,台北美術館 ,台灣,台北
2015 生活雙面刃-微觀面,智邦藝術基金會,台灣,新竹
2014 小時代實業社 ,FreeS 福利社 ,台灣, 台北
2013 Illusion 泰國,曼谷
2012 平行穿越 (Parallel Crossing) 台灣, 台北
得獎經歷:
2015 這不是毒蘋果(卓越獎展演 ),關渡美術館,台灣,台北
2014 Made in Taiwan 文化部新人推薦特區 , 台北藝術博覽會,台灣,台北
2013 形而上(第十一屆桃源創作獎 ),桃園縣政府,台灣,桃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