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救世基督像英文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黃淑萍
是迷信，還是相信？

這裡很特別，因為地理位置很特別，在德國那麼大的國家，距離慕尼黑開車不用兩小時，距離超狂景點新天鵝堡也不用半小時，然後也可以半小時進到奧地利喔！

Cherry姐，愛說故事（今天的故事有點長，但是希望在這段期間，讓你們好像跟著我旅遊一樣，我們坐在遊覽車上，放鬆，聽故事就好）

宗教信仰跟飲食一樣，是所有人類的文明習慣，因為不管是我或你媽，不管美國人或德國人，這兩件事情都是從小在家裡養成的。比如我媽咪吃蔥吃辣吃蒜吃香菜，我就吃，而我吃，我女兒當然跟著吃。宗教也許長大後會因教育環境／學習知識／朋友同事圈的影響，亦或夢境的指引，可能會有所改變，不過從小的影響還是存在。

在很多國家旅遊的時候，行程多少都會安排參觀當地知名的宗教景點，義大利羅馬梵蒂岡教皇國、法國巴黎聖母院、日本東京淺草寺、印度新德里阿克夏坦大廟、泰國曼谷臥佛寺、土耳其艾菲索斯夜鶯山……，我們台灣台北的龍山寺。

（The Pilgrimage Church of Wies－朝聖教堂在維斯）德文「Wieskirche」。這個人口不到3000人的小鎮，海拔760公尺，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很南邊的一個鄉村「史坦加登村」裡。是德國洛可可藝術的完美傑作及代表，198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是中歐地區早在250年前就存在的朝聖地～來自一尊曾經落淚的「受鞭打的救世主雕像」。

（傳說中的故事，帶有傳奇性的故事，又有宗教聖蹟的故事。cherry姐看了幾篇英文報導，自己翻譯的內容，再加上我自己的敘述方式，請多包涵！）

故事要從1730年說起，史坦加登村的修道院要在復活節舉辦活動，於是請兩位當地的木匠打造了一尊「 受鞭打的救世主雕像」，用了幾年過後因為重複使用開始有點破損跟落彩，所以就把這尊木頭雕像存放在修道院的閣樓。在一次聚會談話中，當地的一位農婦「 瑪麗亞•洛里 Maria Lory 」，就跟修道院表示希望能讓她帶回家侍奉膜拜，就這樣～

傳說1738年6月14日，瑪麗亞突然看見耶穌基督的眼中有淚珠，為了確認，還叫他先生上樓看看是不是地板或牆壁有漏水，真的真的沒有啊！這是這是～停

聽故事的你們千萬不要問：是哪個眼睛？是一直流還是只有幾滴？啊那為什麼不用碗去接著？還是老人家眼睛花了？
《別多想別多問！》

這是真的嗎？隔天一樣，每天都一樣，所以跟隔壁的老黃說，老黃來看，老黃也跟隔壁村的老王說，於是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的，超多人都想來瑪麗亞家親眼看看神奇的淚珠，而這期間也有多起來此祈求膜拜後的聖蹟出現。史坦加登村修道院為了滿足越來越多朝聖者的需求，於是建造起了一間小小的禮拜堂來重新供奉。接下來，消息跟著人們跨越過阿爾卑斯山山脈，在那只有腳跟馬車的年代，沒多久，一團又一團，一隊又一隊的朝聖者，東西南北不辭辛勞的翻過山來，只為了親眼目睹這來自天堂落下的眼淚！
要做大事了，修道院決定這次一定要好好的慎重的蓋一間真正美麗與莊嚴的教堂來供奉耶穌基督的這尊雕像，小鄉小村小修道院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相信遠在羅馬的教廷應該也給與支持及指示。但是怎麼蓋、找誰蓋還是得當地修道院全權負責，院長最後找到了在當時已經紅遍天的一對兄弟，他們可是在那時候專攻德國洛可可風格的畫家和建築師。

朝聖教堂，開工於1745年，1754年完工，由茲默爾曼兄弟（Johann Baptist Zimmermann）和（Dominikus Zimmermann，他人生最後11年都奉獻給教堂）聯手呈現了充滿活力、豐富色彩、愉悅氛圍的洛可可風格。讓辛苦用雙腳從歐洲各地走來的朝聖者們一走進教堂，就有如身處在天堂般中的釋放。（ 至於有別的文章裡寫到的－整座教堂體現了苦難、悔罪、拯救，嗯……cherry姐個人沒有喔！）

每次來到這裡，遠遠看著她高高在上，我都有種敬仰的感覺，在那一大片草原上唯一的一棟建築，更顯得身為人的渺小。
教堂左右兩邊的外門並不大，進去裡面你們可以看到各種語言的「 請輕聲細語」「 請不要拍照攝影」「我們這世界遺產的建築需要大家的幫忙才可以永續生存」「 蠟燭是修道士們做的，請捐獻給我們，謝謝」

一張照片，一個故事 to be continued

Cherry姐，愛說故事

[紀錄片的社會啟蒙]（個人拙見）
我是從去年開始，才開始關注所謂社會之於我。
·
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
這些看似私密個人的事，其實都受社會影響而少有人關懷。好像社會是一場遊戲規則不能改變鬼抓人，遊戲裡的人都在為了存活拼命，自顧不暇、無法分神，以至於我們都忘了，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不是那冥冥中存在卻其實不然的鬼魂。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那鬼就是亞當斯密所謂市場裡一雙看不見的手。
·
不過那手真的看不見嗎？
·
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
·
·
·
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
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
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
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
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
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
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
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
·
·
·
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
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
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
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
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
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
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
·
·
·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
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
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
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
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
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
·
·
·
《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
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
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
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
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
·
·
·
《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
《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
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
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
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
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
·
·
·
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
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
·
·
·
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
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
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

[紀錄片的社會啟蒙]（個人拙見）
我是從去年開始，才開始關注所謂社會之於我。
·
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
這些看似私密個人的事，其實都受社會影響而少有人關懷。好像社會是一場遊戲規則不能改變鬼抓人，遊戲裡的人都在為了存活拼命，自顧不暇、無法分神，以至於我們都忘了，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不是那冥冥中存在卻其實不然的鬼魂。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那鬼就是亞當斯密所謂市場裡一雙看不見的手。
·
不過那手真的看不見嗎？
·
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
·
·
·
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
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
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
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
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
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
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
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
·
·
·
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
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
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
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
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
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
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
·
·
·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
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
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
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
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
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
·
·
·
《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
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
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
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
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
·
·
·
《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
《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
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
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
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
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
·
·
·
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
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
·
·
·
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
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
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

拿撒勒Nazareth是加利利省南方的一個小山城，耶穌在這裡住了三十年，也是他傳道的起點。天使報喜堂，建於1966年，是當今基督教世界最神聖的禮拜堂之一。該堂已是在同一地點上建立的第五座教堂。“同一地點”是指天使向聖母瑪利亞問安報信的地方，也稱為“聖母領報洞”。1955年進行考古挖掘時，發現了古時的第一座教堂。第二座教堂建於拜占庭時期，第三座建於西元二世紀初，第四座完成於1877年。走進大門。教堂前的空地有點小，只能仰面看著眼前的山牆。牆上有天使、瑪利亞及四福音書作者的雕像。四福音書是分別由耶穌基督的門徒馬太（瑪竇）、約翰（若望）以及彼得（伯多祿）的門徒馬可（馬爾穀）和保羅（保祿）的門徒路加寫的四部介紹耶穌生平事蹟的書，是新約聖經的第一部分。馬太、約翰、馬可、路加也因此被稱為四福音使徒。走進教堂，我們先去天使報喜洞。牆上有天使、瑪利亞及四福音書作者的雕像。大廳裏用欄杆圍著一個下沉式廳堂。參觀者必須沿著圍欄走到另一側才能下到廳堂，走到半圓形圍欄的頂部，可以看到天使報喜洞。以賽亞書十一章一節稱救世主彌賽亞為“枝子”，表徵基督是從大衛的父親耶西所發出的枝條，這枝條在寒微的環境中萌芽成長。希伯來文“枝子”和“拿撒勒”相似，故耶穌是拿撒勒人含有雙關的意思。說出他不是生於顯赫的王室，也不是長於耶路撒冷那樣的名城，而是生於一個貧寒之家，長於被藐視的城。他這位拿撒勒人（枝子），不是莊嚴大樹高聳的枝子，而是看來微不足道的枝條。因著他是如此的低微，他能貼近所有軟弱的人，體會所有遭患難之人的處境，憐恤一切在痛苦中之人的心情。因此被稱為拿撒勒人耶穌。地面大堂是教堂的禮拜大廳，看起來很樸素。祭壇後面是大幅的壁畫，教堂入口處的彩色玻璃牆很漂亮。走出教堂的大門，右側的圍牆上掛滿了各個國家的教會贈送的畫像。畫像的主題是“聖母瑪利亞抱著剛出生的耶穌”。
拿撒勒通往提比利亞路上有個叫“迦拿”的小村莊，在拿撒勒東北約10餘公里，聖經《新約》中共有四次提到迦拿，都稱為加利利的迦拿。耶穌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了第一個神跡。“神跡”，英文名是miracle或sign，指宗教聖經中提到的，由全能者上帝施行的奇事或不可思議的現象。神跡是只有神所特有的權柄，是高出自然律的現象。可以說，神跡是一個永恆的話題。耶穌的第一個“神跡”是把水變成酒。約翰福音中說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參加在迦拿舉行的一場猶太婚禮。當主人的酒用盡時，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在約翰福音中沒有提到名字）告訴耶穌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婦人，這與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耶穌的母親對僕人說，“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約翰福音 2章3-5節）。耶穌命令僕人將空石缸都盛滿水，他們照此辦理，於是耶穌又告訴他們舀出一些水來，送給首席侍應。侍應品嘗時，水已經變成了酒，他並不知道耶穌所做的。然後他對新郎說，新郎違背了宴席上先上好酒的風俗，把好酒留到最後才上（約翰福音 2:6-10）。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跡，用以展示他的榮耀，並且他的門徒就信入了他（約翰福音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