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巖:區塊鏈是數字科技霸權之外的第三選項
孟巖
2021年1月14日 16:55
把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並非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我並不是一個對時事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但是在這裏從來不談,因爲我相信專業主義。走出校門二十年以來,我幹過好幾個行業,談不上有什麼成績,但深知一個道理,任何一個實踐性(而不是純學術的)領域,八成以上的「真知」從不見於文字,只能出自實踐。所以,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搞明白一點事情,說清楚一些話,就已經很不容易。對於那些你可能很感興趣,而且也花了很多時間看媒體、讀文獻,但並沒有長時間專業從事過的事情,往往連基本的信息都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錯誤的,遑論能有什麼靠譜的見解,所以應該保持謙遜,保持距離。
除非跟你的專業領域發生交集。
幻覺的幻滅
這次美國大選的亂局,國內外懂的不懂的不懂裝懂的已經很多,本來我就不懂,輪不到我們這些每天埋頭做事的人插嘴,但這幾天路轉峯會,因爲美國的互聯網科技巨頭統一行動,不但對特朗普家族統一封號,而且對於其黨羽「趕緊殺絕」,以至於過去幾年被特朗普搞得焦頭爛額的歐盟諸國也友邦驚詫了。而最令外界震驚的可能是對 Parler 的絞殺。依我看來,此事的嚴重性,甚至超過對任何個人賬戶的封殺。某些評論已經指出這件事情的諷刺意味:政府受 230 條款制約做不到的事情,在 230 保護之下的互聯網巨頭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其他平臺做到。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雙標還真是耍得漂亮。人們終於問出了早就應該問出的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是誰在統治?這個世界正在走向何方?
當然,這次互聯網科技巨頭的統一行動,背後是有協調的。會有那麼一些「天下太平」主義者跟你說,所謂新霸崛起、權力轉移之說,純屬杞人憂天,發生的這些只是體現了美國深層政府的意志,沒有統一指揮,科技巨頭根本不會如此協調一致。因此一切並沒有脫離政治鬥爭那個軌道,那個自從《竹書記年》裏的堯舜禹時代和古羅馬格拉古兄弟遇害以來就爲我們所熟知的軌道。
但是,大多數明眼人還是看到了不同之處:關鍵不是會不會,而是能不能。這次,國際科技巨頭們已經嚮明明白白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能力:他們平時擺出一副殊死競爭、雞飛狗跳的模樣,好像永遠都尿不到一隻壺裏,讓大家放一萬個心。但關鍵時刻聯起手來,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竟有如此大的力量!更關鍵的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效率問題。過去的人形容政變或革命代價之低,往往用「兵不血刃」來衡量。不殺人、不流血,已經是前人能夠想到的最舒爽的方式了。今天,科技巨頭們可以用手機發出一個指令,幾分鐘之內,幾個工程師在鍵盤上敲下幾個字符,在屏幕上輕點幾下鼠標,貴爲美國總統者,瞬間社死,且殃及池魚,成本幾近於零。革命瞬間成功,同志無須努力。所以啊,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還有人嘲笑「鍵盤俠」,其實這些過時的腦子只是不瞭解鍵盤的威力。這次他們明白了,一隻連接在關鍵節點上的 10 美元的水貨薄膜鍵盤,威力大過萬馬千軍。
對 Parler 的聯合封殺宣告了中心化互聯網之上的自由主義幻覺的破滅。這是一個在內行人看來早就荒誕不經的幻覺,只是平時任你怎麼呼與號,大多數人都只會投以輕蔑的微笑。沒想到啊沒想到,華盛頓沼澤裏的大鱷魚會在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把蓋子揭開,把妖怪放出來。人們不要指望數字時代的爬行動物能夠控制這些妖怪,他們連自己的筆記本都可以弄丟,而且恐怕老得來不及說出第三個願望,又怎麼能理解數字權力的威力?人們也不要指望華爾街能夠控制這些妖怪。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模式走下去,二十年之後,華爾街只是這些科技巨頭雲服務器上的一個 APP。今天華爾街上的幾十萬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幸運地與科技巨頭聯姻結盟而雞犬升天,多數人的命運,你看今天的 Parler 就知道。
而在全球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們聽到的多是幸災樂禍的喝彩,彷彿此事與己無關。這實在圖樣圖森破了。數字科技是一種新的世界性力量,它崛起的如此之快,而且還在不斷加速。多數人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即使有,應對的手段也往往是過時的,效果也只能是局部的。我們對此並不陌生,當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將工商業文明託舉成一種新的世界力量的時候,東亞各國普遍採用閉關鎖國、重本抑末的對策,對內的確抑制了工商豪強集團的崛起,但卻在幾百年之後整體傾覆。
硅基文明大趨勢不可阻擋
就數字科技本身而言,現在還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大約相當於發現新大陸之後兩百年、也就是 1700 年左右的時期:財富已經奔湧,但國王還是國王。歷史的來看,今天這個時代的算力密度還太低,能量供給還太少,連接速度還太慢,算法還太弱,碳基靈長類動物的低水平干預還太多。不過,感謝摩爾定律,數字科技給社會帶來的衝擊與顛覆,可用不着等上幾百年。在「一百億人口」和「十萬億智能設備」這兩個目標中,後者可能更快實現。假以時日,這個世界上的資源主要由智能機器消耗,生產和消費主要由智能機器完成,戰鬥和執法主要由智能機器執行,並且開始出現爲數上千萬的、能夠進行腦機互聯的、經過基因改造、能健康生活兩百年、被尤瓦爾·赫拉利稱爲「智神(Homo Deus)」的新物種。到那個時候,人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跟智能機器的親疏。這種變革,無論我們多麼保守,都不可能幻想它僅僅只影響經濟,而不會溢出到其他領域,不會重構人與人的關係,不會改造社會的秩序和結構,不會重新定義全球地緣政治。所以,既然五月花號登陸新英格蘭,結果並不只是克隆了一個英格蘭,那麼馬斯克上火星,不管他自己的初衷如何,難道只會是給人類克隆一個新的居住地?我這般年紀的中年人,只要稍微注意保重身體,便很有機會活着見證太陽系新數字羅馬帝國的誕生。三體,可能不是科幻小說,而是稍加隱喻的預言。
我想說的是,不管你怎麼看待我開的這些腦洞,也不論你個人情感上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趨勢,世界走向數字化硅基文明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特朗普集團的互聯網社會性死亡只是這一大趨勢碾壓過後留下的一堆刺眼的路邊枯骨。
數字公權力的寡頭化不是好事
趨勢不可變,但是路徑不止一條。我們要考慮的,只不過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們有沒有更好的路徑選擇。
現在的路徑是什麼?就是少數幾個在市場化競爭當中獲勝的全球數字科技寡頭,在未經授權也不受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掌握龐大的公共權力,並以運營私營企業的方式來運用這種權力。按照現在這條路徑走下去,新的數字科技寡頭要麼通過沖突、要麼通過潛移默化的改變,遲早會成爲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一些國家通過傳統方式,或許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壓抑這種力量的成長,但是這種壓抑不可能長久,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並且日積月累,會因爲抑制了創新力量而導致整體性的落後甚至傾覆。
我們是否應該爲新霸權的崛起而歡呼?既然人類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一個金字塔體系之下,絕大多數人不是在這個霸權之下,便是在那個霸權之下,或許對於塔尖的更換大可採取一種袖手旁觀的態度,甚至應該歡迎和讚美這種改變?或者,嚴肅一點說,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是否是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有三個原因使作爲普通人的我對此表示質疑。
第一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來源不信任。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有一整套觀念和制度體系的,這套體系與市場體系是不同的。雖然也有一些優秀企業家轉型爲優秀政治家的先例,但整體而言,市場競爭並不是選拔優秀公務人員的有效機制,更不是合理的授權機制。換句話說,一個私營科技企業主,因爲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便獲得了巨大的公共事務權力,這個權力的來源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第二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不信任。數字科技寡頭權力的高效率、低成本、強效果,與其決策執行的任意性、不透明性和不受監督結合起來,不單普通人毫無還手之力,就算是傳統秩序中的強者也只能甘拜下風。就像這次封殺特朗普和 Parler 事件所展現出來的,這些寡頭在運用權力的時候,其效率是如此之高,效果是如此之好,遇到的反抗如此之虛弱無力。寡頭們對於其不同行爲和主張之間內在的自相矛盾毫不在意,甚至懶得對外解釋,平時一言九鼎的政治領袖們只能隔着大西洋嘟囔幾句「有問題」,此岸或彼岸的所有機制對它們基本上產生不了任何監督和約束效力。如果你懷疑絕對的權力是否一定產生絕對的腐敗,那麼二十一世紀就給了你一個最新的驗證機會。只不過,試驗失敗的代價將會極其沉重,因爲不久之後,隨着人工智能、新一代無線通訊、物聯網和機器人的水到渠成的發展,科技寡頭消滅對手的能力,可就不止限於互聯網虛擬空間了。那時候,我們中大多數人能夠想到的最佳人生,可能就是暫時坐穩數字奴隸。
第三是是新權力崛起過程中與舊權力的衝突,會不可避免的將大量普通民衆捲入其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這個問題極爲現實,現實到正在好幾個地方以不同方式發生。正因爲如此現實,所以此處略去不表。
請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不歡迎硅基數字文明的崛起。如果一定要在人羣中劃分左中右,我肯定屬於「降臨派」。只不過,正如之前所說,我認爲趨勢不可避免,但路徑還是可以選擇。確實存在另外的道路。這裏指的「另外的道路」,並不是讓某些國人沾沾自喜、自信滿滿的「最近的事件表明全世界只有我們纔能有效應對和切實防範」的道路。坦率的說,我並不欣賞這第二條道路。隨着民主黨上臺,擁立有功的數字科技寡頭們將獲得怎樣的回報和縱容,我們且拭目以待。但一個不祥的預感是,如果他們和我們各自沿着現在這條路子走下去,已經過去的 2018 年可能是中國與全球數字科技頂峯最接近的時點,未來的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
也許還有第三條路線。
區塊鏈:第三選項
這次 Parler 被封之後,一些聽我介紹過區塊鏈與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朋友就給我發了消息,說一下子就明白了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意義。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真的明白。
目前全球的區塊鏈技術社區正在構建一個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技術棧,區塊鏈在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宅在存儲層、計算層、互聯層和應用層都基於區塊鏈的範式、或者乾脆直接用區塊鏈來開發。人們把這種新的互聯網叫做去中心化互聯網,或者開放互聯網,或者 Web 3.0。在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棧還很稚嫩。嫩到什麼程度呢?性能低下,存儲不可靠,價格昂貴,而且使用起來非常麻煩。但它有它的力量。在它上面開發的應用,刪不掉、封不了、藏不住、改不動,只會規規矩矩、不折不扣按照既定方針辦。如果 Parler 基於這種技術構建,那麼就不存在被關電閘、拔網線的風險。
數字資產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就是這種力量的最初展示。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數字資產的規模增長了三倍多,而 DeFi 的規模增長了三十多倍。但是這些應用從某種意義上加深了人們對區塊鏈的誤解,比如把區塊鏈視爲爲一個絕對自由主義的、對抗一切監管的異類。
但其實,區塊鏈真正的本質只有一點,就是「照章辦事」。
2016 年,IBM 觀察到一個名叫「以太坊」的新的區塊鏈項目的崛起,於是派了一個叫 Henning Diedrich 的聯絡員與以太坊核心團隊接觸,負責瞭解以太坊的特點。當時 IBM 內部對於區塊鏈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在機構間共享數據和流程、創造信任以降低交易摩擦,二是設備民主。這些看法不可謂不深刻,但是這位聯絡員去研究了以太坊之後,帶回來一個不同的結論,他把以太坊描述爲「一旦部署了程序,就確保準確執行」的公共計算機,「確定性」是以太坊最大的特點。後來他的報告略加潤色之後公開出版,恰好在我離開 IBM 之前讀到,是早期對我認識區塊鏈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兩三本書之一。
我想換一個方式表述 Henning Diedrich 的結論:區塊鏈是目前唯一能夠確保規則得到剛性執行的計算網絡。理解了這一點,我所說的「第三條路線」也就清楚了。
確實有可能基於區塊鏈的思想和技術構造新的互聯網,它安全、強壯、可靠,最重要的是具有規則剛性。區塊鏈可以在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同時,有效地限制數字科技寡頭公器私用和暗箱操作。作爲唯一擁有立法權的人類組織,政府可以通過區塊鏈實施更加高效的社會治理,對於這樣的基礎設施應該是歡迎和積極推動,而不是視如畏途。民衆則能夠得到規則的保護,享有免於被徇私打擊的恐懼。至於真正的企業家和創新者,他們失去的只是攫取和濫用權力的惡毒誘惑,得到的卻是一個輕輕朗朗的市場和無需破壞規則自相殘殺的健康的競爭環境。也許更重要的是,區塊鏈的規則剛性會迫使政府、公衆和企業坐在一起,認真的討論人類要給必將到來的硅基時代建立什麼樣的元規則,從而促進新的治理機制的產生和成熟。也許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人類才能作爲一個整體避免《黑客帝國》和《終結者》所預告的命運。
當下而言,我絲毫看不出世界可能轉向第三路線的可能性。總體上,人類還是點頭哈腰地沿着第一路線狂奔而去,只有我們這些少數的異類,在區塊鏈和 DeFi 的道路上不知道搞什麼東西,不被人理解。但我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夠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注意到這第三條道路的存在。特別是那些有影響力和決策資源的人,你們在天基物聯網、全自動武器和武裝機器人到來之前,還有幾年時間思考和做出不同的選擇。之後,可能也只能向普通人一樣,考慮何時、以何種方式向科技霸權屈膝投降。瞭解一下區塊鏈吧,不要被「去中心化」的文字遊戲嚇得踟躕不前,畢竟,對中心威脅最大的,不是去中心,而是下一個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1248563360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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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帝國 協調 器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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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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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東方俾斯麥」 李鴻章遭誰反譏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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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甲午戰敗結城下之盟一年後,李鴻章出訪歐洲。
當年5月,李鴻章首先到訪俄國。
他訪俄的主要使命,是參加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大典,順便施展下引狼入室、以夷制夷的外交老套路。
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負責李鴻章的全程接待工作。他對李鴻章素有耳聞,但也是初次見面,了解有限。5月3日,二人在聖彼得堡會面。兩週後,一場突發事件,讓維特對這位來自東方的使者有了深刻認識。
1896年5月18日清晨,莫斯科數十萬人匯聚莫斯科霍登廣場,因為當天要舉行新一代沙皇加冕典禮彩排,而且皇家分發禮物給臣民,所以很多市民商人甚至一些貴族一大早都趕過來了。
不料想,天剛亮,好運未致,厄運卻突然降臨。
臨時搭蓋的號稱能容納20萬人的彩棚突然坍塌,驚慌的人們相互踩踏,幾個小時候就留下了2000多具屍體,這即是震驚俄外的「霍登慘案」。
悲劇發生時,作為清朝特使的李鴻章正在莫斯科訪問,身邊陪同他的是正是俄財政大臣維特。
得知此事後,李鴻章問維特:這起不幸的事件是不是沙皇陛下已經知道了?
維特講:現在還不知道,但我們肯定要向沙皇陛下奏報的。
李鴻章很輕蔑笑了一下,開始傳授為官之道:為什麼非要報告皇帝呢?可以把消息壓下來啊。我處理這種事情比你們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但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皇帝多尊貴啊,幹嘛因為這點事讓他操心呢。你們這些人啊,不會做官啊!
李鴻章以為,這種老到的官場經驗可以喚起俄方佩服,未曾想維特聽了李鴻章這番傳道,啼笑皆非,考慮到來訪者的面子,他沒有當面駁斥,而在後來的《維特回憶錄》中如是寫道:
「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維特為什麼這麼說呢?顯然,李鴻章的這番傳道,不僅沒有得到他的高看,反而是小看了。
當時中俄都是封建型人治國家,但兩者區別還是相當明顯。我們知道,沙俄帝國自18世紀初就在彼得大帝領導下勵精圖治,進行了部分西化的改革,到了19世紀俄國的政治局面比起清國來,也較為開明清朗。官員開眼看世界,開口講實話。而當時清國雖然搞了洋務運動,但官員們的思想觀念並沒有實質改變,他們只是勉強張開睡眼,舊官場的張口說假話、欺上瞞下之風,依然盛行無阻。
近代世界,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尊重生命。而在李鴻章這樣的官僚眼裡,百姓之命如螻蟻之命一般不值什麼錢,所以出了事,只要不觸及到官位,別的什麼都可以犧牲。這種為官之道,只為統治者一個人考慮,天子牧民,民如草芥,只要不翻天,就別讓皇帝主子沒來由地苦惱了。李鴻章摸準了主子的脈,得說假話時且說假,能遮掩處儘管遮,老佛爺太平,我也自在,至於地方上的亂子,總不至於一下子掀掉了李某的頂戴。所以,天大的事,先遮住了上頭再說。可見,在李的內心裡,根本沒有近代進步的民本民權概念,他就是拿草民的本,換自己無憂的高位。
這個樣子的老朽官僚,無怪乎半文明的沙俄都看他不起。
後來,維特在回憶錄中談及對李鴻章的總印象,直言不諱地說:
「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沒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俄國士大夫是這麼看李鴻章的,那麼別的歐洲國家又如何?
當年6月,李鴻章結束了俄國之行後,來到歐洲後起之秀德國。
此時德國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率領下,剛剛完成統一,且進行了憲政改革,在歐洲的地位如日中天。
李鴻章主動求見俾斯麥。
6月25日,二人在會晤。
此此會面,俾斯麥只給了李鴻章十幾分鐘時間,在回答完三個問題後,他覺得禮節已到,就轉過頭與德國駐清國大使聊了起來,把李晾在一邊。
在西洋人畫的近代中國漫畫中,對俾斯麥會見李鴻章也涉及。漫畫場景中,俾斯麥坐在上垂首一把大靠椅上,而為嘉賓的李鴻章只被安排了一個小椅子,看起來一高一低,一尊一卑,極不協調。就連俾斯麥腳下的狗,也對來自東方的這位中堂大佬翻起白眼。真是諷刺得辛辣夠味!
有趣的是,李鴻章和俾斯麥之會是中國作者津津樂道的話題,而這些「熱臉貼到冷屁股」的細節,卻很少被提到。
據傳,當著這位鐵血宰相的面,李鴻章還主動套近乎,自比「東方俾斯麥」。俾斯麥反唇相譏:沒人說我是「歐洲李鴻章」。
顯然鐵血宰相對中堂大人不夠尊重。但這不尊重是有理由的。
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俾斯麥就進行過精準預言:「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
戰爭還未爆發,這位德國首相憑什麼認定中國必敗、日本必勝?
俾斯麥是根據他所見到的訪德中日官員差距做出的判斷。
「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即使把這些東西「買了回去,也就算了」。
他說的只知道採購的代表官員,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自比「東方俾斯麥」,對俾斯麥而言,不是示好,而是侮辱。作為經常接觸國外的外務大臣,李鴻章對西方文明並非一無所知,但知之甚淺。他在國外經常抒發無知慨嘆,諸如「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竟然把中西差距,僅僅歸納為兵器差異,看不到西方強盛的政治本源。他把國外的議院等同於中國的都察院,還說這是漢朝就有的。李鴻章沒有機會去感知歐美議會的優越性,相反根據自己的中國經驗和親身經歷,反而認為議會制不好,就像中國官員之間鉤心鬥角黨爭一樣。
這個樣子的李鴻章,目光短淺,給國家帶來的是一個個屈辱條約,常被西方人視為笑柄。怎麼可與威震世界的德意誌第二帝國塑造者俾斯麥相提並論?
在俾斯麥眼裡,他欣賞的東方政治家不是李鴻章,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史料顯示,早在日本還未成大氣候時,伊藤博文訪德,就受到俾斯麥隆重款待,兩人「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酒席宴喝的酩酊大醉,伊藤博文找到了自己的偶像,俾斯麥看到了自己衣缽在東方的傳承人。而那位大言不慚的「東方俾斯麥」卻被定格為舊士人,偽精英一枚,怎麼可能拯救苦難中國、東方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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