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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eon咫尺地球大長篇】掏空靈魂的「忠誠反對派」

「舊名新魂」，同樣出現在政黨身上。

在今日中國，官方強調並非「一黨專政」，而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全國有八大「民主黨派」、即「衛星黨」，負責承擔「忠誠反對派」的角色。須知在前東歐共產集團的各國、乃至在北韓，都有這類「忠誠反對派」代表「民主黨派」當花瓶。

看看中國「八大民主黨派」的成份，字面上，本來，確實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如「民革」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理論上是正宗中國國民黨的「進步」繼承人，創始人包括（其實早已秘密吸納進共產黨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又例如「民盟」是四十年代呼風喚雨的「中間路線」政黨「中國民主同盟」，囊括了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等社會名流；還有「致公黨」「代表」華僑、「台灣民主自治聯盟」「代表」台灣…… 但要是有人把今天國民黨的聲音（連馬英九也說香港「一國兩制已死」）、自由派的聲音、海外華僑的聲音、台灣內部的真正聲音帶進去政協，只能自求多福。

名可名非常名。為甚麼要這樣留戀舊皮囊？我們可以參考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名言，去解釋為何不同國家的共產黨總要掏空一個詞彙的原有內容，然後自己賦予其完全扭曲的新定義：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making people accept the validity of the values they are to serve is to persuade them that they are really the same as those they have always held, but which were not properly understood or recognised before. ... And the most efficient technique to this end is to use the old words but change their meaning."

於是，在中國，「民主」變成「人民民主專政」、或「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新民主」，「自治」變成「不是完全自治的高度自治」，「法治」變成「依法治國」。然後，「反檯搬龍門輸打贏要牌品差」，變成「優化」。

人大通過最新「優化」方案，這不禁教人想起香港回歸前的「臨立會1.0」。當時中方拆毀立法局「直通車」，另起爐灶，「選出」「議員」（大部份是在香港直選落敗的候選人和人大、政協）到深圳開會，卻又堅持用港英「立法會」的名稱。當時最義正辭嚴反對的，除了一眾杯葛的民主派議員，還有畢生根正苗紅、愛國愛港的人大代表廖瑤珠女士，因為她深知道「臨立會」代表甚麼。珠姐不幸早逝，臨終不忘反對臨立會，然後，the rest is history。

不能說的秘密：為甚麼南「深圳縣人大遴選」必須狄志遠、馮檢基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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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愛敦化北路更甚敦化南路，也在這條路上走過無數次。我猶然記得某次和女友計畫從長庚醫院慢慢散步到敦南誠品，途經長春路口時，女友發現身處的騎樓，其實是個頗具巧思的樓中樓騎樓，行人甚至可以看向稍高的二樓玻璃，這種感覺是前所未有的。除了挑高的騎樓給人寬敞和明亮的感受，樓中樓的玻璃窗也令人印象深刻。

後來才知道這是名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王大閎的作品。

《良士大樓》

王大閎知名的作品不少，包含國父紀念館、外交部大樓、建國南路自宅、虹廬以及故宮競圖等，但我也怎樣也沒有想到，於敦化北路這一棟外表已經「台灣化」的建築物，竟也出自王大閎之手。

徐明松教授當年還就讀於台北工專時，有個同學向教授王大閎問起了這棟建築後來慘不忍睹的樣貌，包含陽台、綠地等違反本意的違建。王大閎只無奈的回應:「他們不會用空間」。

王大閎受到的教育，是純正現代主義建築的理念，不管是葛羅培斯還是密斯凡德羅的建築哲學，都是盡可能減少裝飾，甚至密斯還有個名言「少即是多」。

不過說真的，這類建築師的經濟狀況相較於常人來說，實在優渥太多。就如這十多年來所倡導的日本禪意空間，光是要營造禪意空間所具備的「不均質」和「樸」，其成本就非是常人能負擔。正如現代主義建築及家具，對於幾何線條的講究，以及邊角的角度要求，也不是常人的經濟所能負擔。良士大樓演變成如今的樣貌，似乎也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PS.良士大樓附近巷弄裡，有個很好吃的千層蛋糕。

世道人生：人生的拷問（李怡）

在正式上映前就急不及待看了《新聞守護者》（Mr. Jones）優先場，本以為看後可以寫點甚麼。但想不到看完後心中一直受到重壓，不想回顧這部電影帶來的悲涼和人生的拷問。

我看過許多關於為揭露真相而歷盡困厄甚而令主人公絕望的電影，但最後結局總是真相大白，醜聞曝光於天下，堅毅的好人終得好報。讓人相信西方文明世界會最終給揭露真相的新聞工作者一個公道，儘管過程會經歷許多骯髒的利害糾葛。

由真人真事改編的《新聞守護者》不是這樣的電影。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因一系列有關蘇聯的報道而獲得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一些真相卻耽於逸樂和享受既有名利，他在《紐約時報》誣衊鍾斯說謊，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而一廂情願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

1935年鍾斯往中國東北（即當時的滿洲國）採訪時遭到疑是蘇聯特務暗殺。而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鍾斯冒死揭露真相的事蹟，將近90年幾乎無人知曉，他的名字也不為世人所知，直到《新聞守護者》這部波蘭導演拍的電影面世。

影片以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從鍾斯的所見中得到啟示，寫成傳世之作《動物農莊》，並以書中的一些名言在影片中穿插。或說鍾斯的揭露真相成就了奧威爾的偉大。但事實上奧威爾的一生也坎坷，1945年出版《動物農莊》時才建立地位，1948年寫成《1984》，兩年後就病逝，只活了47歲。與極權暴政抗鬥者似乎都沒有好下場。

台灣將影片譯為《普立茲記者》，很諷刺。現實中得普立茲獎的是掩蓋真相的撒謊者，而忠於報道真相的記者不但沒有得獎，而且下場悲慘。

不要以為這已屬陳年往事。莫說大饑荒人吃人，到上世紀60年代還在中國更大規模地發生，極權暴政帶來無數更悲慘的事也持續至今無日無之。而包括荷李活、NBA、西方主流媒體、學術界、大商家、華爾街等等為了利益而對極權暴發戶姑息、妥協、容忍、淡化暴政褻瀆人權的惡行，恍如杜蘭迪不斷再世出現。香港傳統的文明價值觀在暴政君臨下急速崩壞。美國傳統保守主義價值觀回魂四年也可能在這次大選中再淪落。

能夠在專制強權的委屈下獲利，或者已處身收成期，過着安和樂利日子、不覺得或不在意價值破損會給下一代帶來甚麼災難的人，若讓他作人生選擇是做鍾斯還是杜蘭迪，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做杜蘭迪。活着的日子重要，還是真相重要？死後的名聲算甚麼？良心多少錢一斤？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人這種卑鄙的東西，甚麼都會習慣」。

我會不會也不例外？電影看了兩星期，一直在拷問自己。鍾斯不到30歲的悲劇人生，是作為一個人，他沒有白活；杜蘭迪活了73歲享受名利快感的人生，畢竟也是白駒過隙，沒有作為一個人而活過。

儘管現實世界仍然讓人悲觀，還是要忠於自己，積極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