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北苗栗,竹南、三灣、頭份等地曾捲入多起「白色恐怖」案件,而竹南更是1948年後最早興起「農民減租」運動,也最早為國民政府肅清的一個鄉鎮。8/10(六)明白歌在苗栗竹南舉辦活動,再拒劇團希望能將當年的故事,透過親子工作坊與音樂說書劇場,與苗栗的夥伴們分享。
下午的親子工作坊,講師從政治受難者馮守娥的童年切入,帶大家看到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台的社會氣氛。當年,馮守娥看見因為自己是女孩子而遭受的差別待遇,又看見日治時期日本人和台灣人的不平等。對於社會不公,馮守娥一直很有感觸,更寫過不少文章表達自己的關懷。
談到國民政府來台,講師讓小朋友們猜猜當年的物價。「1顆蛋、1斤牛肉,會花大家多少錢呢?」小朋友們興奮地猜了好幾個數字,沒想到都離答案很遠——因為這些日常用品在當時動輒上萬元,1罐奶粉甚至就要28萬,人們難以負荷。孩子們吃驚地發現,戰爭後期物價飆漲,當年的台灣社會面對的是嚴酷的生活環境。因此,社會的有志之士渴望變革,如馮守娥一般的孩子也透過讀書會關心社會。
然而,當戒嚴令頒布,對政府的批評卻成為入獄的理由,馮守娥被送入監牢,哥哥也遭到槍決。戒嚴時期不僅限制了言論自由,社會氣氛劍拔弩張,連在沿岸游泳都會被警察禁止。講師分享幾則戒嚴時期的故事,許多受難者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生離死別,讓許多家庭難以再次相聚。最後,講師鼓勵孩子們寫下明信片,希望能提醒未來的人不要忘記過去曾有過的歷史,更要好好珍惜身邊的人。
晚上,再拒劇團在竹南鎮公所演出,苗栗在地鄉親攜老扶幼前來欣賞演出,不少小家庭全家出動,一起來暸解當年的白色恐怖歷史。演出從嬉鬧到嚴肅,最後在演員們朗讀受難者遺書後收場,讓觀眾有許多感觸。
本次演出後座談講師胡淑雯,外公是1950年代出身竹南的政治犯陳傳枝。因為外公政治犯的身份,外婆帶著當時年僅四歲的母親與一歲的舅舅離開竹南,胡淑雯形容,「苗栗就像我不是故鄉的故鄉」。
胡淑雯分享最近發生在家中的故事:媽媽整理舊照片,恰好有一張是媽媽與舅舅兒時的照片。媽媽拿去相片館,希望能妥善處理相片,將相片保存起來。相片館的老闆看了笑說:「這戶人家是有錢人家,那個年代給小孩子拍沙龍照的家庭很罕見。」媽媽聽了沒有多說什麼,但其實當年外婆是要給獄中的外公看看孩子,才有了這樣的沙龍照。胡淑雯說,直到解嚴多年後,來到2018年,母親仍無法對照相館的老闆輕鬆說出照片的故事,「但我們這個社會,唯有繞道過去,才有機會抵達未來。」而不是相反。
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如此家庭悲劇並不少見。胡淑雯提到,劇中所演的雲林貓兒干國民學校校長郭慶,就是當年白色恐怖最典型的逮補方式。「半夜或清晨將人帶走,帶去哪裡也不告知,有時直到一年後,才收到對方的書信,許多家屬甚至是收到領屍通知書,才得知了判決,過程中,起訴書判決書都沒收到,連罪名都不知道」。胡淑雯強調,「這是一種不當審判、非法槍決」人們突然地失蹤,又突然地被處決,對許多家庭而言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活動結束後,許多觀眾對於能以音樂及戲劇的方式感受白色恐怖年代的歷史感到非常新鮮,更因為明白歌而更了解苗栗的歷史。「一定要把故事繼續說下去,要讓更多人知道當年發生的故事!」現場的觀眾認真回饋自己的想法給再拒劇團,認為這樣的戲劇應該在更多鄉鎮演出,讓更多台灣人知道。接下來,再拒劇團還會到其他縣市進行演出,也希望透過不斷地訴說,讓當年的故事不再被遺忘。
音樂說書劇場總場次|https://reurl.cc/mEq97
親子工作坊總場次|https://reurl.cc/lG0dA
日治時期不平等待遇 在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重返1920:臺灣摩登文化的追尋】#1920追書去
「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今日流行的話,常被用來諷刺記者為求流量或追求快速獨家,誇大甚至未經求證的報導,但記者真的都「不讀書」嗎?回到過去,有位記者為了改變社會,是這麼做的⋯⋯
他就是寫出《亞細亞的孤兒》的吳濁流。
出生於世紀末1900年的吳濁流,從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他進入公學校內擔任教職。在教學現場內的經驗與觀察,讓他發現日本殖民下教育制度的不公正,因此他站在「自由教育」的立場發表了〈學校與自治〉,對當時主管教育事業的官員大肆批評。抱持著改革理想的他,卻觸怒了政府當局被認為「思想偏激」而屢遭調職到偏鄉地區。
備受打壓的吳濁流,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加深他決定離開學校,以另一種「筆耕」開創新事業,繼續替社會不公不義發聲、替被不平等待遇的臺灣人發聲。
沒錯!另一種「筆耕」指的正是開頭提到的記者這個職業。
結束二十多年的教師工作,1941年之後他陸續擔任過中國《南京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與《大陸新報》記者,在這段時間內,他寫出的報導也展現了他對時事敏銳,以及對社會現實人生百態的觀察力,以筆代劍不斷的戰鬥著。
任職記者期間正逢二戰戰事最激烈之時,在困頓與戰火之中他完成了長篇小說《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內容的敘述描寫了日治時期下主角胡太明同時遭受殖民者欺壓、留學歸來後又被鄉親嘈諷,以及到了中國尋找新天地又不被認同是中國人受到歧視,在對自身歸依的無助感及許多人生挫折打擊下,最後發瘋而以悲劇收場。
這本亞細亞的孤兒,除了是吳濁流自己生涯的寫照外,也是當時許多臺灣知識份子共同的命運。總之,戰後的吳濁流,依舊以記者的身份不斷為社會發聲。
將筆作為武器,與不公義的體制、不平等的統治戰鬥,創作出《無花果》與《臺灣連翹》等書。
倘若回到1920年代,要和還在擔任教師的吳濁流聊天,你最想問他什麼呢?不妨先到 #文山區力行分館 找他的《亞細亞的孤兒》來做做功課吧~
#亞細亞的孤兒
※本系列圖文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與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Taiwan New Cultural Movement Memorial Museum共同策劃,帶領讀者重返1920年代的臺灣。並於九月份聯合臺北市圖書館與分館共同舉辦摩登文化追書去書展。
日治時期不平等待遇 在 阿扁們俱樂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所有台灣人都應該「把歷史弄明白」
一九六二年改名為「史明」。
史明永達的革命者 為台獨拚命一生傳奇 成長背景 出身大戶人家 阿嬤口傳先民歷史 從小受蔣渭水感召 醞釀台灣意識
文:張國峰
問:您生於士林的大戶人家,談談您童年的成長故事好嗎?
答:阮原本隨阮老爸(林濟川)姓林,叫林朝暉,十一歲時為了延續外祖父家香火,過繼給施家,才改叫施朝暉。我是阿嬤(外祖母施邱桂)心目中期待的施家未來繼承人,從小就由阿嬤貼身教養,白天要跟著阿嬤燒香禮佛、收田租,晚上還學習幫忙蔭醬油、踩菜脯、醬醃瓜及醃製豆腐乳等家傳手藝。
雖然生長在士林官厝的大戶人家吃好穿好,可將我帶在身邊的阿嬤,從二十餘歲年輕時候就守寡,一輩子過著虔誠佛教徒生活,是吃苦耐勞過來的,她老人家教導我一定要好好做人,做人要有良心、要有正氣,她常感慨的說:「路見不平,氣死閒人!」,要我「用心體會人家在想什?不要自以為是!」
阿嬤還時常說一些台灣先民對抗外族侵略的口傳歷史故事給我聽,她曾經說:「台灣早期,除了少數的原住民之外,大多是來自唐山的漢人。但是從唐山過來的有兩種漢人,一種是貧苦赤腳仔的漢族種田平民,另一種則是穿靴子的漢族官兵大人。做官和當兵的大多很苛薄剝削赤腳平民,由於剝削與反剝削抗爭不斷,於是來台漢人逐漸分成他們『唐山人』(大陸漢人)和咱『本地人』(台灣漢人)。那時莊民都將那些反『唐山人』犧牲的英雄稱為『好兄弟』,這就是現今士林芝山巖『大墓公』的由來。」這些故事暗藏著台灣人反外族侵略精神,無形中也奠定了我日後堅定追求正義的性格。
問:談談您青少年求學時期啟蒙印象為何?
答:阮老爸曾經在日本明治大學進修時期,參與台灣學生在東京的抗日行動;返台後,仍然保持和抗日社運前輩們連絡,也因此有機會時常帶著小時候的我,進出台北蔣渭水先生的大安醫院,與台灣文化協會的仕紳成員們交流,我從小就耳濡目染,尤其深受蔣渭水先生及林獻堂先生等幾位前輩感召,醞釀了台灣意識,奠定日後立志走向學習政治,畢生為公打拼之路。
我九歲時原本就讀於台北士林公學校,後來在母親安排下轉學到以招收日本學童為主的建成小學校就讀。由於家境寬裕的生活,加上學校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從小就養成廣泛閱讀課外書籍的習慣,對我長大成人後的人文素養影響深遠。
小學畢業後,我順利考上以招收日本學生為主的台北一中,可當年台灣學生經常遭受日本人欺負,被欺負的學生和家長們大多逆來順受,息事寧人來順應不公平待遇;使我意識到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社會,受到族群差別待遇政策影響,已經造成台灣人社會性格嚴重扭曲發展。
在台北一中即將畢業時,我開始對前途感到焦慮與不安,而我又不認同母親期盼我「順利考上醫學系,將來畢業後成為醫生過著優渥安定生活」的一般台灣人世俗價值觀念,我認為當醫生不能解決台灣的社會問題,可是也不知到底要念哪一科系,才能為台灣前途有所作為?正在苦惱時,偶然在日本雜誌上,看到日本札幌農學校教育長克拉克博士一句話:「青年,要胸懷大志!」,豁然開朗,於是毅然決定赴日本報考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
早稻田大學在當時被譽為日本「革命思想的溫床」,我就學期間跟隨了特別注重「自主研究」(獨立思考)和強調「應用研究」(將西方理論系統內化)的高田早苗教授,從高田教授身上學到了「有用學術」的理念;同時跟隨了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大山郁夫教授,從大山教授身上領悟到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改革實踐相輔相成的必要性,早稻田大學、高田教授和大山教授兩位恩師啟蒙了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
問:「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之心路歷程為何?
答:一九一七年,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三國際的「反殖民主義」、「民族解放」的呼聲蔚為風潮,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更是風起雲湧,衝擊我受到極大的鼓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爆發太平洋戰爭,我的日本同學通通從軍為祖國參戰,而我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徒負滿腔社會主義熱情,卻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困擾。若選擇返回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並沒有社會青年的工作舞台;於是我選擇了加入中國人反日本侵略的戰場,當時我想,或許可以實踐社會主義青年反霸權與反侵略的理念。然而中國人返日本侵略的戰場,分為兩種陣線,一為造成貧富差距不得民心的國民黨政府軍,另一則是號召勞工與農民聯合抗日的共產黨紅軍。有強烈社會主義理念認同的我,當然選擇加入了共產黨勞工陣線的抗日隊伍。不過我必須強調的是,當年前往中國抗日,是基於堅持社會正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並不是出自漢族同胞的情感,始終未曾加入共產黨,更非如某媒體誤傳「自以為的祖國在中國」。
一九四七年,中國共產黨掌握中國政權後,開始實施土地改革,這原本是一項社會改革的平等政策,可以將中國傳統的大地主封建社會,轉型為民主主義社會。然而我卻親眼目睹共產黨藉由土改之名,行資源掠奪與慘無人道屠殺之實。此時我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受到極大的打擊,遽然驚覺,馬克思主義在蘇俄與中國已經被曲解利用,淪為個人獨裁政治鬥爭及強取豪奪工具,幸好我不是中國人,還有一條生路,死也要回台灣!於是我開始暗自規劃逃離共黨紅色浪潮的返台之路。
一九四九年,我從山東青島突破封鎖線,潛逃返回台灣後,透過親友和家鄉父老的口述,認知二年前國民黨在台發動的「二二八事件」大屠殺真相,在中國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佔領台灣後的暴力屠殺根本與共產黨作為如出一轍。於是再度萌發社會主義革命青年的滿腔熱血和正義感,積極籌組「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並計畫刺殺蔣介石,可惜消息走漏功虧一簣,為了避免連累家族及三十多位革命同志,我只好選擇逃離台灣。
問:寫台灣史之緣起及目的為何?
答:一九五二年,我經歷九死一生潛逃到了日本,也獲得政治庇護。為了生活,我在東京的池袋火車站前推車擺攤賣麵食,開始自我實踐「先經濟後政治」的社會改造理念。
我在東京從擺四輪麵攤做到蓋了五層樓高的「新珍味」中華料理店,歷經十五年的打拼居然賺進了日幣約五億元資產,幫我奠定了經濟基礎;此時我自覺到透過長期的台灣島內革命抗爭,依然撼動不了國民黨政權,唯有啟蒙全台人民自我覺醒,真正意識到「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事實,瞭解到台灣人絕對有獨立建國的權力,台灣才能夠完全脫離外來政權殖民統治的命運。
我認為:唯有讓所有台灣人透過瞭解祖先在台灣奮鬥求生的血淚史,台灣人才會真正珍惜祖先留下來的遺產,也才能凝聚共識,進而理解台灣人不等於中國人,台灣人應該有自己的族群價值觀。
現代台灣人的族群觀,源自於台灣人的歷史認知,台灣雖然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歷史課,然而可讀的,不論是「大日本軍國主義」的日治時代歷史教條,還是「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邊陲史的現行中華民國體制歷史課程,都是外來統治者的歷史教科書,這種書讀的越多,受殖民洗腦越深。 為了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觀,我自覺必需寫一部以台灣族群為立足觀點的台灣人歷史,於是我跑遍日本國會圖書館以及東京都日比谷圖書館,收集和台灣歷史、經濟、文化、族群等各類相關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獨力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終於出版,此書完成後,就如同替自己和台灣民族找到了「文化身世」一般,我興奮不已,為藉此勉勵自己和鼓舞所有台灣人都應該「把歷史弄明白」,我自該書出版發行之日起改名為「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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