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明代科舉制度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不在繁華色相中
＃吳士偉個展
＃紫藤廬

暑假的時候，走訪一趟青雨山房拜觀吳士偉的作品裝裱。三位姓吳的，吳士偉、吳挺偉和我愉快的聊了一個下午。除了觀看士偉近期要在紫藤廬展出的作品之外，挺偉也拿出了許多裝禎用的材料，並分享了許多在書畫裝裱的知識。

我與士偉相識多年。觀察到他多年來對於書畫創作的歷程，只能說此人真是謙謙君子，而且畫如其人的優雅與飽滿。且書寫一篇短文，做為文字導覽。開幕日期為10/24日下午兩點。

〈不在繁華色相中─試論吳士偉水墨近況〉

文人畫在20世紀的發展困頓
隨著清帝國的衰敗，中國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取消之後，整個文人階級也跟著在民國初年逐漸的消失不見。固然，文人的風雅與品味令人懷念，但過往那種將科舉、菁英文官與品味「三合一」的組合，已然無法在民國時代延續。

陳衡恪(1876-1923)在1921年所撰寫的〈文人畫之價值〉一文中提出「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陳衡恪出身於晚清的世家，其父親為陳三立(1853-1937)與祖父陳寶箴(1831-1900)俱為清代文人官員，其弟陳寅恪(1890-1969)則是20世紀中國之史學權威。從陳衡恪的世家背景可得知他在民國十年寫文章捍衛傳統文人畫價值時的家學淵源。無奈，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使得中國新一代的知識份子不僅強烈的質疑自身的文化傳統，更激進者甚至主張中國應該走向「全盤西化」的道路，才能振衰起敝。

從晚清開始，中國的留學生大都先前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之後的第二波則是前往歐美留學。雖然，陳衡恪也曾前往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博物學。他返回中國之後對於文人畫的倡議，顯然抵擋不住更多從歐洲與日本返國的藝術提倡者。徐悲鴻(1895-1953)的「中國畫改良論」，或是林風眠(1900-1991)的「東西方融合論」，如果放在「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脈絡下，明顯的更能獲取年輕世代的支持。歷經1949年的共產革命之後，文人畫在中國的後續發展只能苟延殘喘的躲藏在階級鬥爭的陰霾裡。1980年後的「改革開放」固然帶來了一線生機，但是後來的「新文人畫」運動，在大量西方當代藝術移入後，也僅能曇花一現的凋零。

吳士偉與他的文人品味養成
吳士偉先後畢業於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之）、文化大學與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國立藝專時代所就讀的工藝科應用美術組，奠下了他日後對於古玩（長命鎖）、漆器、銀器與織物（緙絲、刺繡）的愛好。此外，當年席德進(1923-1981)對於臺灣民俗文物、建築的重視，也滋養了他的藝術底韻。除了古人之外，影響吳士偉水墨的老師包括了江兆申(1925-1996)、李義弘、蔣勳與倪再沁(1955-2015)。可以說，江兆申的秀麗筆墨、李義弘的攝影觀景構圖、蔣勳的人文素養與倪再沁所重視的文人筆墨，都構成了吳士偉畫作中的重要養分。

從20世紀跨越到現在，吳士偉的水墨創作一方面要抵抗臺灣藝術市場對於當代藝術的偏好，另方面則是要面對如何在當代的生活情境裡去蒙養文人畫的品味。舊時代的文人品味來自於書香官宦世家、來自於琴棋書畫、來自於四書五經與詩詞歌賦。這些文化條件，也就是陳衡恪在民國時代對於文人畫沒落的無力回天之憾。整個時代的風氣、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之後，文人（官員）階層已然消逝。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畫已經不存在；在我們這個時代，唯一能夠持續發展的只有文人畫的品味與精神。

無論是親自拜訪吳士偉的工作室，或是瀏覽他的臉書，都可以發現他對於古物的嗜好。時間所淬鍊出來的歲月痕跡與歷史記憶，無論是在他所收藏的長命鎖、銀器或是漆器上，都可以看到古香古色的斑斕美感。例如，此次展出的【浥清塵01】的畫心周邊就有銅綠的斑剝效果；【浥清塵02】的花瓶，還刻意的使用燒過的銀箔來暗示時間的流逝感。2020年的作品【瓊華】裡的漆器圓盤，也在珠紅色的顏料下，隱約使用墨色的暈染，來增添歲月感。此外，【平安長春】作品中，所使用的「全形拓」紙張是購自中國大陸的現成品，買回之後再添上竹簾、花卉與托盤。「全形拓」（把古代的青銅器利用特殊的手法來呈現青銅器的立體造型）盛行於清代金石考證學風的乾隆與嘉慶年代。清代晚期書畫篆刻家趙之謙（1829-1884）時常在「全形拓」的紙上做花卉。此後，無論是吳昌碩或齊白石等人皆有不少此類的作品。元代文人畫家趙孟頫(1254-1322)在論畫時說：「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以今日的角度而言，「古意」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詮釋與作法。吳士偉的古物收藏癖好，無疑的是他文人品味養成的重要養分。

繁華落盡見真誠
文人畫的技法可以仿效，但是品味卻難以學習。明代的董其昌(1555-1636)曾說：「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董其昌〈畫眼〉）。吳士偉酷愛旅行，足跡踏遍許多地方─除了故國山河之外，造訪臺灣北海岸的三芝、老梅等處之後，他以海藻綠畫下了【春渚】。此外，他在臉書上留下了大量他在臺北或新北市巷弄所見的花花草草，而這一些用攝影留下的影像，也常成為他眾多花卉作品的造型來源。
吳士偉的線條，來自於他長期的書法鍛鍊。本來，在文人畫的系統裡最講究的其實是以書法線條入畫，然後讓線條在畫面上可以言說自己，而非僅做為造型的陪襯。他對於筆墨線條的掌控，可見於【蘭香馥郁】裡的從容與自在，以及類似常玉(1895-1966)構圖【觀止】中充滿節奏感的飽滿與生機盎然。從趙孟頫之後，中國的文人畫甚少觸及顏色的使用。趙孟頫說「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謂能手」；事實上，吳士偉的用色除了來自傳統的中國畫顏料，也運用到大量的日本畫顏料。在訪談中，他提及剛到東海大學研究所時就開始接觸了膠彩畫；他還特別提及廖瑞芬建議他使用日本畫的天然胭脂以及嘗試其他的膠彩顏料。因此，吳士偉畫作裡顏色表現，不僅層次豐富（有時會參用銀箔或黑箔），設色飽滿而不俗豔。

〈不在繁華色相中〉展覽，吳士偉展出了他最近三年來的精心之作。我對佛學並無研究，但「色相」或許可解釋為人們目光所能及的現象界。「繁華」的「華」字等同於「花」，也就是吳士偉最常繪製的題材。本次展覽中，他的花卉作品確有幾件刻意的在描寫花落花謝的過程，例如【抱香】裡那些以較黑的墨色所畫的蘭花，或是【綺蘭】作品中太湖石左側的枯萎蘭瓣。時間的流轉，會讓人有「傷逝」的感悟。王羲之在〈蘭亭序〉中也說「故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魏晉名士的風流，不在驚世駭俗，而在於真誠的理解生命的短暫與苦痛。吳士偉的〈不再繁華色相中〉不僅提供給我們豐富的視覺饗宴，也提醒了我們在於生命的虛幻與真實之間，一個重要的觀看位置。

為甚麼鄭和之後再無下西洋？（一）｜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鄭和下西洋是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也是一個極富爭議的話題。

大家都知道，明朝在當時擁有世界最強大艦隊的帝國，曾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著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平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平。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為甚麼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為甚麼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後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看法很多。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是王賡武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為，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為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王賡武自選集》：〈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

二是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提出的，他們認為明朝帝國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艘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到了明朝憲宗年間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為「弊政」，可見內部反對之激烈。（以上摘編自張劍荊發表於《文史博覽》的文章）

接下來，我們要給大家分享一篇從新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的文章，供大家參考。（〈鄭和下西洋終止的真正原因〉：杜車别，《大明王朝是被誰幹掉的》，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

鄭和下西洋停止的傳統解釋是因其耗費國力太大，得不償失。眾口一詞，幾成定論，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萬明在《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一書中對此的分析卻表明，這種傳統說法並不不符合事實。鄭和下西洋所進行的官營海外貿易使明王朝獲得高額利潤，以胡椒為例：

將原產地價格、明前期鈔、銀的比價和胡椒在中國的官方價格及其與輸入蘇木折賞、折俸用途製成表格，洪武年間，明廷對海外各國朝貢附進貨物胡椒一項的給價，是原產地的20倍⋯⋯永樂五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後，每斤胡椒在中國的市價是原產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後⋯⋯每斤胡椒100貫的折合比價大量折俸。⋯⋯統治者獲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額利潤。

許多事實都表明，鄭和下西洋不但沒造成國家財政困難，相反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萬明在該書中引用王世貞說：「所奉獻及互市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尹守衡說：「所至國王納款朝貢，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

鄭和七下西洋並未使國庫空虛，相反，在下西洋最頻繁的永樂時期，據記載，情況是「百姓充實，府藏衍溢」。停止下西洋後，國家財政反倒捉襟見肘。嚴從簡說：「又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司禮監太監福安上奏：

永樂、宣德間雲南、福建、浙江產有銀礦之所，悉令採辦煎銷，上納京庫，此誠國家大利。近年或採或止，國用不足。請如舊制，各遣內外官員開場煎辦。又永樂、宣德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

宣德五年四月工部尚書黃福說：

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給未嘗乏絕。近年以來，無大營造、征伐之費，當有數年之積，而倉糧每歲僅足，設有水旱之災，徵調之用，將何以給之？

永樂年間下西洋，不僅國庫充實，且貧窮百姓按照命令轉賣貨物，也有許多人因此致富。黃福則用鮮明的事實作了一個對比，永樂時營建北京、北征蒙古、南討安南並未造成國家財政困難，而宣德五年，國家無大費，每年的財政卻只剛夠使用。黃福雖未直接建議再下西洋，但僅兩個月後，明宣宗就令鄭和重啟下西洋，未必不是受此觸動。

從這些也能看出，所謂下西洋造成國家財政困難之說經不起推敲。萬明在該書中還列舉了下西洋所帶來的其他巨大好處，比如：

鄭和下西洋不但沒有造成明朝的財政危機，還起到了補救國家鈔法危機的作用。

鄭和遠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輸入，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轉化過程加速進行，輸入品的價格理所當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輸入中國，使得其市場價格一再下跌。而直到兩個世紀之後，西方才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晚近兩個世紀，17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把來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給股東，帶來市場價格的低落，而英國皇家也曾因積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這說明伴隨海外貿易而來的衝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都是同樣出現的。

鄭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遠航不僅將中國商品遠銷海外，開拓了海外市場，而且也擴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國的銷售市場，刺激了國內外市場的需求。在海外各國「必資華物」而「慕貢猶農望歲」，而中國則「夷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下西洋也同時刺激了國內民間手工業的迅速發展。下西洋船隊攜往海外數量驚人的物品中採自民間的比例加大，對民間手工業的興起有著重要意義。而大量國內手工業產品的銷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市場的繁榮。

明代廣東著名的冶鐵中心佛山，明初那裡只是「孤村鑄鐵」，永樂以後得到長足發展。「番舶始集，諸貨寶南北巨輸，此佛山為樞紐，商務益盛」⋯⋯宣德四年爐戶已「多建鑄造爐房」，火光沖天。

可見，鄭和七下西洋於公於私，無論對國家中央政府還是對下層手工業者和貧民，在經濟上都有莫大好處，那為甚麼最後卻在一片反對聲中不得不終止呢？這就牽涉到明代文官集團的性質—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文官集團，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商人資本家集團的利益。

海外貿易是一塊巨大的肥肉，明代商業階級對這塊肥肉垂涎欲滴。但從永樂開始下西洋，海外貿易產生的超額利潤完全壟斷在國家手中，商人資本家們心裡如火燒爪撓一般，看得眼熱卻可望而不可即。憑藉他們的實力，無法和國家組織的超級大船隊進行商業競爭。

作為商人資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團自然意圖終止這種國家壟斷的海外貿易，更何況下西洋活動還最直接地觸犯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比如用胡椒代發薪俸。明成祖生前，他們也知道無法蒙蔽皇帝終止鄭和航海，明成祖死後，他們就群起發動輿論攻勢，全力醜化下西洋活動，將其說得一無是處。這些文官炮製的輿論，甚至到現在還發揮效力，被當作貶低鄭和航海的論據。

後繼的明朝皇帝處在文官集團包圍中，在日積月累、長年不斷的信息轟炸之下，就真認為下西洋勞民傷財，有害無益。只有少數文官和太監以及後代一些文人在無意中才洩露了真相。

有這麼一則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詳。明憲宗希望重現下西洋壯舉，於是下詔索要檔案資料。但劉大夏等文官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態，竭力醜化下西洋為大弊政，劉大夏還把相關檔案藏匿起來（這則故事的許多版本中，說是劉大夏銷毀了鄭和航海的檔案資料，這是不對的，真正銷毀鄭和檔案的應是清朝乾隆），還自詡是為民請命的壯舉。再下西洋一事終於作罷。

耐人尋味的是，劉大夏為何要把檔案藏起來？按通常理解，似乎是因為看不到當年檔案就沒有技術下西洋，皇帝也只好罷休。但這解釋不通，真下決心，技術不是問題。鄭和航海時，也並沒有之前的一個鄭和航海檔案可以依賴，不照樣進行下去了嗎？

關鍵不在於技術，而在其他原因。那麼，真正的原因是甚麼呢？
（二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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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版讀起來更好讀。齋主我向來看到消費史的書籍就愛不釋手，因為沒有甚麼比人類的消費行為，更能深刻理解社會的樣貌。此次閱讀《品味奢華》著實收穫良多，因其內容豐富，齋主僅能從其中擷取片段內容撰寫本文。實在也沒想到這篇文章，被我列入有品有閒系列文續寫的一篇。若你對本文有興趣，歡迎你也閱讀該系列文，若你對本書有興趣，也請你千萬買一本來支持。

#齋主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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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品味奢華》一書，透過具體紀載，探討晚明社會的消費文化。作者指出晚明社會已經形成「消費社會」，並且以士大夫的消費文化變動，對比社會各階層關係之轉變，重新建構社會活靈活現的樣貌。本書以多項消費行為為例，如乘轎、服裝、家具、旅遊及飲食等，帶領讀者思考為什麼禮制法律的約束，遠遠跟不上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

明代早期因為多年不安定，包含改朝換代、政變加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政局相對不穩定，在這樣的態勢下，經濟自然無法穩定成長，所以禮法制度得以維持。在中葉後，由於政局穩定、人民富庶，加上資訊傳播迅速，社會自然形成各類奢侈品消費或炫耀性消費，特別是江南蘇杭一帶。

「炫耀性消費」的概念，過去齋主《有品有閒》系列文中，有過詳盡的討論。這概念是由經濟學家范伯倫於19世紀末之《有閒階級論》中提出。意指消費者之所以購買該商品，並不單單因為其「實用性」或「使用價值」而選擇購買，更多購買的緣由是「想要區分與大眾的不同」，或者說是某種階級優越性。因此商品價格越高，未必會因此乏人問津，有些人反而會購買原因，恰恰是因其高昂到其他人負擔不起的售價。購買這類商品，被視作《有閒》。而後20世紀中葉，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更延伸這類概念，將資本分作經濟、文化、社會及象徵四種形式，換句話說有人是為了彰顯文化而購買，有人是為了人際關係而購買，更有人只是為了必須身分而不得不買。對此觀念有興趣者，歡迎延伸閱讀齋主過去的文章，在此不贅述。

明朝初期，不管是太祖朱元璋或成祖朱棣，都制定了許多禮法制度，其目的除了要重新樹立朝廷權威之外，也為了重新建立社會的倫理秩序。光是服飾一項，太祖便訂立了許多規範，從帝后將相到販夫走卒，都制定了相關規範，從圖樣、顏色、布料甚至是袖子長短都有相關規定。在這樣的規定下，自然社會上看起來井然有序，社會上各種職業和階級都一目暸然。

在乘轎文化上更是如此。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大明會典》明定無論官轎與民轎都不得雕飾龍鳳紋。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妝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青 幔。轎子比同車製，庶民車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轎 子比同車製，並不許用雲頭。而後洪武六年又列。令凡舟車坐轎、除紅漆外。許雜色漆飾。五品以上、車用青幔。餘並不許。其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轎子不但針對社會的階級差異訂立詳細規範，甚至對於民間用轎也早有相關規定。

乘轎與服飾文化，是本書著墨最深之篇章。確實明初朝廷對於各類事務的規範都十分詳盡，也或許符合當時社會民情和消費水準，但社會政局穩定發展，帶動的勢必是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在生活越趨富裕的情況下，過去依據當時民情所訂立的相關規範，自是跟不上經濟發展。因此明中葉之後，富裕所帶來的奢侈消費習慣席捲民間，許多過去所訂立的階級規範，也在一次次的衝擊下逐漸破裂。

因為經濟能力的提升，服飾已不再只是彰顯經濟能力，更多的是為了顯現消費者的社會地位。經濟穩定發展的社會，必然產生許多資本主義下富賈商人。中國社會向來崇儒而貶商，這些經濟水平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自然無法接受社會地位連官職最低的芝麻官都不如，這怎麼可能為消費能力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所接受。易位思考就很好懂，過去經濟能力差，只購買得起朝廷所規定的衣物，現在富甲天下了，難道還要依照規定購買過去那些爛衣服嗎? 人性使然，自然不會如此，因而開始模仿士大夫的穿著規定，只要保留相當的灰色地帶得以規避法律即可。事實上類似的行為並不只是發生在新富階級上，廣大的庶民百姓也因為經濟發展而提高了消費能力，也進而開始模仿那些較有社會地位者的穿著，不管模仿對象為士大夫或為新富階級。

明代因為政局穩定加上經濟發展，有著大量階級流動的需求。事實上朝廷也確實開放了比過往朝代更多的官位，甚至土木堡之變後還開放了商人能合法買官，但終生沒官做的儒生仍如過江之鯽。即便順利考上科舉，也未必真就能悠哉一世。

下層士人的社會地位著實尷尬。論財力他們遠遠比不上那些新富階級，論權力當然更比不上中高級官員，而好不容易考上了官，有了社會地位之後，榮華富貴也沒跟著來，反而發現日常生活中穿得比自己好的人多得是，甚至多數商賈和富二代，根本沒正眼瞧過自己一眼。晚明時「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除了買官所得到的官位之外，也多有士大夫從商而後致富者，因此在法規上實在難有明確的劃分和定義。對於下層士人來說，要保有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並不容易。

在大眾眼中，士大夫依然擁有社會階級和地位，因此士大夫更是成為大眾模仿的對象。因為經濟消費能力的提升，市井小民都在學習士大夫的穿著，儒服頭巾絲毫不足奇。即便嘉靖7年(1528)朝廷規定忠靖巾只能於某些士大夫所用，但到了萬曆年間(1563~1620)時，已為社會大眾用，甚至連衙門差役和算命師都在用。許多原本只有士大夫能用的服飾，平民百姓模仿也就罷了，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區域，許多被社會認定的底層職業，如奴僕、戲子、差役等都在仿傚。如此境況，可試想底層士人之社會處境。

士大夫雖然經濟能力不如人，權力也不如人，但在文化解釋權上還有一席之地。為了區別與其他仿效士大夫的平民百姓的差異，士大夫們開始利用在文化資本上的優勢創新服飾，進而維持其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如前文所述之忠靖巾(冠)原為官員專用，後來生員也跟著使用，連平民老百姓也都跟著僭用，儒生為了區分與大眾的不同，加以裝飾修改，更名「凌雲巾」，以區分地位差異。

政治經濟穩定的發展，打造富庶的晚明生活。富庶的平民生活，才有能力模仿上層階級穿著，這種模仿他人穿著的行為，直接創造了時尚流行服飾。正因為流行時時刻刻在改變，禮制階級也隨之變得模糊而不可分。如果人人都有能力專錦衣華服，那真正區分社會階級的，也只剩下成本更高的其他「炫耀性消費」了。

比起服裝打扮來說，乘轎文化更是變化許多。明代初期便對乘轎者的身分階級及樣式有嚴格的規定，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城市化等影響，許多農村的剩餘人力都到了都市發展，龐大的勞動力帶動了乘轎服務的興盛。明初期的士大夫原本都騎馬或騎驢，但飼養良馬成本太高，多人共飼一馬也時有所聞，隨著城市勞動力上升，乘轎服務的價格比馬匹來得便宜太多，而轎子也遠比騎馬來得舒服快意，並且來得更氣派。

明代之初，乘轎文化尚未如此興盛時，朱元璋便針對文武大臣有乘轎騎馬等相關規定。太祖認為建國不易，武官需維持強健體魄和武術修習的生活，因此規定武官只可騎馬不可乘轎，只有文官大臣得以乘轎。聽起來立意良善，但唯獨出了個問題，那就是小文官也是騎馬，這讓武官直接被文官大臣比了下去，便是官勳再大的將軍也不能乘轎。事後想來，這或許是明代初期君主刻意為之，讓文臣大於武官，避免再興戰事，穩定社會發展的手段之一。但隨著社會穩定發展，武官帶兵的需求漸少，加上這些大將軍也終究會老，總會有被皇帝破例賜轎的一天，到了嘉靖萬曆年間，越來越多的武勳大臣都被破例准轎，慢慢這件事情也不怎麼稀奇了。

明代初期，對於乘轎者的身分是有嚴格規定的，只有三品官以上方可乘轎。但規定畢竟是老東西，隨著經濟水準的發展，乘得起轎子的人越來越多，這些規定也就隨之被打破了。前文提到明代「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許多富人讓孩子當官，許多當官的也變成了大商人，這些人的孩子也當然要循著相同的道路，若不是大商人就是考科舉。試想在如此優渥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又怎麼可能接受百多年前不准乘轎的規定呢? 是以明朝後期，除了考上舉人的也在乘轎，甚至連單純的富二代考生也在乘轎。試想以這樣的社會風氣，不難想像中高階級以上者，大多都靠著轎子代步，乘轎文化早已見怪不怪。

乘轎成為了彰顯社會地位的「炫耀性消費」。前文所提到的流行服裝，因為產量上升而售價降低，進而導致社會上幾乎人人消費得起，無可再以服飾差異區分彼此階級上的不同，因此門檻較高的乘轎，成為士商階級證明自身優越的最佳方式。

本書除了服飾、乘轎之外，也討論了家具、旅遊和飲食等面向，但都脫不了因為消費能力增加而出現的僭越，或是既有身分地位的人為了保有優越性，選擇了排斥廣大平民百姓的新樣式或新方法並重新建構其社會地位等相關論述，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不過本書真正帶給我啟示的，卻反而是對當代民主制度的思考。

為什麼當代的民主制度主張人人平等，法律上不再有階級上的差異? 人人平等或許是個口號，也因為平等是寫在憲法中的前提，導致我們鮮少思考這類問題。我們都知道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權自由上，這種基礎個體的自由，建構了自由經濟市場。就如同晚明因為經濟發展快速，雖然不是民主政體，但市場消費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資訊流通得太快，產品發展得太快，消費者的心也改變得太快，這類自由市場無法靠著過往禮法制度硬性規定。這種硬性規定，反而成為人民刻意打破並效仿的法則，加上國家又怎麼可能有這麼多行政資源，成天針對這些不遵循禮法來逐一取締或執法?

或許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相同的消費革命或僭越並沒有發生在古代? 我們無可得知，只能給個粗糙的說法，可能是因為科技進步的速度太慢，交通技術的匱乏，甚至是經濟成長的幅度不夠，不足以在短短數十年間出現改變社會的大變化。反觀如今社會，短短數年間的變化，不管是產業轉型、供應鏈的改變、生產方式的革新等等，都不是16世紀的明朝人能想像的。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靠著硬性禮法制度來管理?

民主制度取消了貴族特權，卻也成就了所有人民成為貴族的機會。正因為人人眼中都是機會，所以才會出現諸多浮誇到無可理解的炫富行為。這些「炫耀性消費」對民主社會來說是良好的象徵，正因階級沒有固化，民眾有階級翻轉的機會，所以才有追求幸福或分享成功的舉動。

那些存於民主制度中的惡俗消費舉動，諸如嘻哈歌手在勞斯萊斯裏頭撒鈔票、建商各種封官晉爵的建案名稱、整形診所廣告上每個看起來都一樣的複製塑膠人、臉書直播中充斥的盜版名牌精品、商標比臉還大的POLO衫、開賓士C300但加油只能加300元、排氣聲又大又難聽的汽車、下雨天還要悉心保護的名牌包，以及電視機上各種談財務自由的發財節目的等惡俗行為，皆是平日裡看不慣的惡俗。這些行為看似與本書無關，但其實這些行為的背後，都是某個市井小民在這自由社會中，表達幸福的一種方式。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人人都有自我的幸福得以追尋，民主制度才得以穩定成長。若人人都沒有表達幸福或成功的衝動，代表社會的階級固化已久，這股內心的抑鬱累積於內部過久，必定會導致一波巨大變動，例如戰爭或革命。

綜觀台灣十數年來，「炫耀性消費」是越來越多，不但許多年輕人每年都準備要出國遊玩，平時假日也不忘要去高級餐廳用餐，也追逐各類時尚或3C精品。這些需求也誕生了各類旅遊、美食和開箱部落客。雖然品質、品味和方式，不見得是社會上廣泛能接受的，甚至多數旅遊或美食內容也難入真正內行人的法眼，但這些資訊的出現和整理，代表整個社會是富裕且有能力追尋幸福的，更代表台灣政治和經濟是穩定成長的。這無疑是件好事。

我很推薦這本《品味奢華》給所有齋友。我沒有想過這本書的內容，帶給我許多啟發，甚至讓我重新反觀台灣社會的現貌，進而產生了更多的信心，和更樂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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