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中國正式墮入修昔底德陷阱
文章日期:2021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中國已墮進修昔底德陷阱。此發展非常危險和可惜,因為中國過去40多年的和平崛起,是歷史上罕見的,不止幫助全中國人民脫貧,更對全球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都是值得表揚的。不過,不幸地近日所見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突變,不止引發出一場嚴重的所謂監管風波,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意義,似乎代表頗根本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甚至外交策略改變。
對此發展表示擔心的不止我一個,連長期中國大好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近日也發表文章,直言憂心中美已進入冷戰初期,同時中國大力打擊創業家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且危險地攻擊大量科技行業,包括各種電商、金融科技、社交平台、線上線下教育等等的商業模式,似乎正全面重估市場經濟的定位。羅奇甚至擔心此改變將影響到中國不能達到整體長期發展目標。
應鼓勵企業走出國際 爭取傳媒話語權
我相信近日針對個別行業的監管行動都有一定原因和道理,但絕不應變成嚴重內鬥(我明白內卷和內鬥的所謂區別,但我不忌諱,所以直稱為內鬥)的藉口,不可因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近月我已多番發聲提醒中國慎防形成圍城受困心態,應把眼光放得遠一點,鼓勵企業走出國際,爭取中國傳媒的話語權,與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地位。
先分析一下墮進陷阱的原因,主要有4個:
(1) 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開始,中國已看到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的害處。更必然對以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印鈔解決問題非常反感,因為此舉無疑等如把問題輸出國外,由中國和其他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人來買單。
我明白但不完全同意此觀點。美國和西方固然虛偽和採用雙重標準,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就責備亞洲各國貪腐和揮霍無度,所以解決方法就是即使在金融危機中,仍需勒緊褲頭,大減財政開支,結果弄至多年衰退,且通縮殺傷力遠超通脹,導致無數亞洲企業和人民破產,不少人自殺,在印尼甚至出現過恐怖的屠殺華人事件。
QE的後遺症的確包括嚴重拉闊貧富懸殊,確是近年全球很多地方出現不同規模社會動亂的主要背景原因之一,但這後果應仍遠比在2008年時採取相反收緊政策為佳。經此一役,中國學懂了防範經濟過度金融化,且決定把資本帳收得更緊,或最少大大拖慢了開放的步伐。但問題是此憂慮來得太早了,中國資本市場仍未成功發展起來,體積是增大了不少,但只約等同GDP,且從來不健康,熊市時間遠比牛市長,債市更是仍然混亂,信貸評級搞笑居多。
加速開放資本帳 提升人民幣地位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2008年後,雖成功把人民幣推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籃子貨幣,A股亦終能加入MSCI指數,即是我從前形容的「金融WTO」,但一如我所料,成功比「工業WTO」更難。最主要竟非外國的阻擋,而是中國仍缺乏打開資本帳的勇氣。結果就是名義GDP落後PPP GDP超過50%,從外國觀點,亦即人民幣滙率被壓低超過50%,所以導致相對中國的嚴重貿易赤字,可說中西方關係日趨緊張的重要導火線之一。
我認為中國非常需要加速開放資本帳,提升人民幣地位,最重要手法正是收窄貿易平衡,大量輸出人民幣,加深相互投資和貿易關係,使到西方更難與中國脫鈎,有助確保世界和平。
(2)COVID疫情絕對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毫無疑問,對比全世界,中國治疫是非常成功的,雖然仍有近5000人死亡,但相對西方,肯定等如救了最少近300萬條寶貴生命;加上中國慷慨,領先對國際伸出援手,輸出大量勇敢醫護人員、防疫用品和疫苗,其實非常值得表揚,但由於中國媒體力量太弱,反而經常被抹黑,實在令人氣惱。
但我也曾指出,從某角度看,中國治疫可能有點太成功了,令國人形成牢固的零容忍心理,政府因此不能或不敢改變接近完全封關的政策。一眨眼,措施已維持了一年半有多,連香港本地個案清零已超過50天,仍毫無與中國內地和澳門通關迹象。我明白「Delta變種病毒」仍然全球肆虐,但多種疫苗,包括輝瑞-BioNTech的疫苗「復必泰」,似乎對防範重症和死亡仍非常有效,中國毋須介懷,應加快審批和推廣,和馬上研究混合接種不同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
中國封關程度超明朝 如自我孤立
據觀察,中國可能繼續封關至明年中,甚至明年底,事態其實非常嚴重;老實講,封關的嚴緊度已超過明朝程度!我已多次指出,封關的害處遠超過經濟損失那麼簡單,最大壞處有兩方面,首先是斷絕了正常人民的商業、學術、文化和外交住來,等如中國自我孤立,與外國的誤會和矛盾只會日益加深。第二,更可怕的是停止與外面的實體接觸,互聯網亦是部分封閉的,所以逐漸形成圍城自困心態,更容易產生偏執症(paranoia),經常杯弓蛇影,以為裏裏外外,到處都是敵人。這亦是內鬥加劇的成因之一吧。
(3)兩年前香港的動亂,肯定也是改變中國政策思維的一個機重要催化劑。雖然在香港一事上,毫無疑問,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是支持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止暴制亂政策,亦因此事令到中國人民更團結。
香港問題固然有其獨特歷史、文化和政經原因,但為何過去兩年,全球超過100個地方,包括美國本土,都有形式極度相似(包括衣着、雨傘作保護、武器等等)的暴亂?除QE是一個共通導火線,明顯社交平台和整個全球互聯網文化,亦是一個超重要傳播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新聞、科學、迷信和各種意識形態的「危險」渠道。即使在疫情上,連美國政府也知道facebook(美:FB)和Twitter(美:TWTR)等,負上極大責任,簡直可說滿手鮮血。
中國一向維穩至上,當然必須未雨綢繆,即使小規模動亂的機會亦不容許出現,所以加強監管整個互聯網是必然的後果。當然反壟斷和網路國家安全等考慮也是真實的,美國也有類似擔憂,但美國確以資本為主,人命為次,可說非常錯誤,令到監管太慢,結果養虎為患,但他們同時也考慮到facebook和Google等新媒體,對展現美國霸權的重要性。中國應如何做法,我沒有完美答案,只可說監管是一個平衡遊戲,更是一門藝術。
中國倘自主半導體技術 未必利全球安全
(4)最後,美國過去4年,率先墮進修昔底德陷阱,危險的零和遊戲思維,發動全方位貿易、金融、媒體、意識形態和科技戰,嚴重刺激中國反思和檢討自己所有政策,既是必須的,亦是無可避免的。結論跟我多年前的觀察一樣,相信我是全球有數最早指出的,中國核心科技最弱一環正是半導體,必須急起直追,重點不在設計,而在製造。而且瓶頸不止在芯片,更缺乏的是半導體生產設備。
我當然完全同意,亦十分支持,但我當年亦同時提醒中國,不可讓半導體成為一種沉迷,反成為加速墮進陷阱的誘因。不幸的是近日中國政策以至投資者,都似乎對半導體有點沉迷。
問題有三方面,第一,欲速則不達,清華紫光的下場就是個好例子。盲目投入大量資金,企圖收買人才和技術,但管理層缺乏知識和經驗,加上美國多方面故意留難、禁運和制裁,結果發展速度遠遜預期,公司卻債台高築,陷入財困。過去5年,除NAND技術稍為追近國際水平,DRAM、邏輯芯片、代工、EDA和生產設備等發展,仍未盡理想,進口芯片比例,只從90%略降至約85%。
第二,如中國真能達到自主所有半導體設計和生產技術,其實對全球貿易和安全都未必是好事。本來高科技就是最需要全球一體化底下的國際合作,家家有求才能促進貿易和技術發展,亦有助維繫國際安全。
第三,中國既是泱泱大國,理應胸襟廣闊,能同時有效和平衡地監管各行各業,為何突然判斷只有硬件技術如半導體、電池和電動車等才算高科技,才配在A股上市。剎那間,互聯網從雲端跌落凡間(爛gag),甚或更低些少。物流(Logistics)從來都是「線性最優化」(linear programming optimization)的高級數學難題,現今被貶為不值一文的低端送白菜商業模式!
我真的有點後悔從前提出的4個高科技不等號:
1. 硬件>軟件
2. 製造>設計
3. GPU>CPU
4. 記憶體>邏輯
現在幾乎全都應驗了,彷彿成為中國的發展藍圖!可能我應該把它改為等號!
(中環資產持有facebook及Google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27586934382&issue=20210730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790的網紅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本集主題:「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內容簡介: 明朝大航海時代,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洪流中, 繁盛的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入,古老帝國成為貪婪的巨獸, 但白銀卻從經濟風火輪,轉為天朝斷魂碑? 《白銀帝國》不只是貨幣史,更是一部從...
明朝海禁政策影響 在 每日一冷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微冷 徘迴在香港澳門的大清幽靈──《大清律例》
眾所周知,末代皇帝溥儀在1912年宣布退位,大清帝國從此走入歷史;可是,大清帝國還是和這個世界藕斷絲連。
鴉片戰爭以後,大清割讓香港給英國,英法聯軍事件後再割九龍半島,甲午戰爭後三國干涉還遼,英國也見機分一杯羹,再租新界。這三次割讓以及租借的領土,合稱英屬香港。一直到1997年,才「回歸」中國,設置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在統治香港時,也將英國的法制帶到了香港。在英屬香港時期,香港的法律來源可以分成幾個部分。
英國法律,英國是君主立憲國,君主是國家的代表,也是所有殖民的最高統治者,來自皇室的法律命令,包括英皇敕令(Command paper)、英皇制誥(Letters Pattent)、皇室訓令(Royal Instructions)、樞密院令(Order in Council)等都是,對殖民地香港來說,這些法律命令是最高位階的憲法性法律。
其次是同樣來自英國的法律,由國會立法通過的法律。不過,因為風土民情不同,這些由遠在天邊的英國國內所制定的法律,還要經過一些程序判斷是否適用香港。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程序。
再來,就是英國透過大量判決所形成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及衡平法(Equity),當大英帝國在全球建立日不落帝國時,也將這樣的法律制度推及到海外的殖民地。
除了這些來自殖民母國的相關法律以外,在1843年4月5日以後,香港獲得一定程度的立法權,得以制訂適用於本地而不牴觸英國法律的條例。除了立法局制定的條例以外,香港歷來的判例也逐漸累積成本地的判例。
重重疊加的法律體系看似完整,難免有照顧不到的地方。如果英國的法律對香港的情況或是居民不適用,而香港立法局也沒有制定適合的條例,那就要引用原有的法律和習慣,對香港來說,所謂「原有的」法律和習慣就是《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在順治年間,以《大明律》為基礎,再加以修飾。之後再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訂後才逐漸定型。律例是法、律、令、例的合稱。法是國家的基本政策及政府組織規範;律是成文的法律條文;令是行政命令;例則是判例。
需要援引《大清律例》的情況有數種,諸如:抵押、繼承、土地、婚姻、蓄婢等。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婚姻。1875年時香港立法局制定了婚姻條例,然而條文中卻排除了非基督教人士:非基督教人士可以依照雙方的接受的法律禮俗宗教。(This Ordinance shall apply to all marriages celebrated in the Colony except non-Christian customary marriages duly celebrated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law and religion of the parties)
意即:對於身處香港的非基督教人士,他們可以依照《大清律例》的規範來結婚以及納妾,不會因為英國禁止重婚而受到懲處。人稱賭王的何鴻燊在原配以外的二太太就是因此而有正式的法律地位,擁有遺產的繼承權。大清都已經結束不知道多久了,《大清律例》的部分條文仍然適用於香港。香港華人仍然可以用清朝的法律來結民國的婚。
就這樣,在清退位以後,原先使用的《大清律例》仍然像個幽靈一樣的徘徊在香港上空,揮之不去。
在1970年代前後,港英政府陸續開始重新整編法律來取代過時的法律。各項法律逐漸完備,最後只有婚姻還需要參考《大清律例》。1971年《婚姻制度改革條例》頒訂以後,從此結束了香港需要援引《大清律例》規範的時代,《大清律例》終於完完全全走入歷史,功成身退。不過,在1971年10月7日以前經由《大清律例》所締結的婚姻關係仍然可以享有既有的身分地位,並不會受到影響。
電影《五億探長雷洛傳II之父子情仇》也有觸及這個議題:雷洛本來要娶阿霞做妾,不過因為新婚姻條例上路,而未能如願。
由於找不到上述的這個畫面,因此改用了第一時間想到的「用明朝的劍來斬清朝的官」。
明朝海禁政策影響 在 知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明朝時倭患不斷,為何清朝時就少了?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少游
在歷史上,倭患是很令人頭疼的,不僅會造成經濟損失,還會擾亂政治秩序。我們慣把日本海盜稱為倭寇,「倭」為矮小,「寇」為盜賊,這二字簡明的表達了中國人對於這種行為的不恥。其實,倭寇的組成不止如此,內部更亂,除了部分日本人,還有部分中國人。內外互通,私下勾結才給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時間造成了困擾。倭寇橫行沿海的時期是明朝,甚至因為抗倭而湧現出一大批英雄人物。而到了清朝,倭寇卻減少了,是因為清朝走的是彪悍路線,倭寇不敢來了還是倭寇自身實力的萎縮?其實,這裡面的緣由比較複雜,跟兩國政治經濟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時還受到歷史潮流的影響。
中國海禁,明朝倭患不斷
明朝倭患在朱元璋時期就有了,雷厲風行的朱元璋曾經為此做出過措施,他身為一朝皇帝,自是不能讓倭患為所欲為,於是派出使者,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想與倭患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誰知倭患竟不守規矩,殺了使者。朱元璋對此很生氣,但又不能勞民傷財大肆打擊倭患,畢竟出海戰爭不太適合當時剛建立的明朝。於是,他便出台了「海禁」政策,日後「海禁」政策不斷完善。不過倭患還是未能消滅。
明朝正因為倭患不斷,所以湧現了很多抗倭英雄,最出名的就是戚繼光抗倭了。戚繼光抗倭其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過,由於當時倭寇過於猖獗,加上國內不齊心,國內軍隊的海上素質不高,導致沒能徹底除去倭患之憂。其實,明朝為抗倭做出過很多努力,皇帝也深知倭患的危害,害怕倭寇對明王朝的統治產生威脅。遂派大量水師駐紮屯兵,在嘉靖之前,明朝倭患不過小打小鬧,派出的軍隊大多能收拾妥當,但是,後來為什麼越消滅倭寇的數量越多,不減反增。這是因為有外國的介入,當時日本對外受到了援助,購進了很多先進的武器裝備,雖然明朝時武器也不差,但是,相比於日本當時的武器來說,還是略遜一籌,再者中國軍隊的海上作戰技術存在劣勢,根本無法剿清沿海這些倭患,只能在他們進擊內陸時予以反抗,所以在作戰上,是非常被動的。
要說明朝為什麼有著打不完的倭寇,首先是日本在14世紀的時候,進入了一個特殊的南北朝分裂時期。國內很不太平,各地紛亂不斷,國內一片狼藉,資源緊張。所以那些在戰爭中沒有爭奪到物資的群體,便進入中國沿海,妄圖從這些地方獲得各種資源來充實自己的實力。其次,當時倭寇國自己國家發展需要物資,自己國家國土小,資源少。而中國與日本自古的「緣分」使然,最重要的是資源很誘人。航海技術的發展也使他們外侵的行動愈加強烈。而且倭患在中國的掠奪傳到國內,更多的人對這塊肥肉垂涎欲滴。最後,明朝當時實行海禁,禁止對外貿易的發展,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倭患,但是也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那些沿海的人和朝中部分牽扯到利益的人,他們為了私利,所以對外勾結,內外勾結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倭患的實力,所以更加難以對付。
日本海禁,清朝倭患減少
到了清朝時期,日本國內形勢發生變化,幕府勢力上升。進入和平時期的日本,國內戰爭消耗了大量實力,上下都需要整頓。新的領導人出台了新的政策,其中有項內容是禁止日本船出海進行貿易,也不允許日本人與海外有聯繫,偷渡者處以死刑。這樣一來,嚴厲的政策束縛了日本人來中國掠奪,日本其實進入了短期的「鎖國」時代,所以倭寇作亂才有所減少。這些倭患不敢出來,出來之後就成了國家的敵人,他們自然是不敢出來作亂,只能忍著。並且,清朝時對這沿海地區加大軍隊投放,已經減少的倭寇隊伍自然不是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的對手,犯事的人自然少了。
當然,清朝也有倭患,不過遠沒有明朝的危害和影響大,後來的倭患一部分被消滅了,一部分被招安了。順治時期,更是加大了對倭患出現地區的監督和管制,所以,當時除了台灣,其他地方基本沒什麼問題。康熙雍正時期,海禁的力度也大大減小了,經濟發展的也很好,所以,幾乎也沒有內賊去冒險跟倭患們合作了。還有一個原因是鄭成功在打擊倭寇裡的作用,當時佔據台灣的鄭家,在沿海的發展主要靠沿海貿易,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被倭寇損害,對他們大加打擊,消除了不少倭寇。在當時其實還存在一些來自各地的倭寇,因為倭寇組織沒有名正言順的系統,所以當時還有很多試圖在中國進行掠奪的國家混入倭寇組織,時不時在我國沿海地區進行一些不正當的活動,也是,中國當時國力還是不錯,很多小國也只能以這些不入流的手段在中國國土上嘗一點甜頭,但是中國的大局觀和包容的傳統文化促使我們在有機會徹底消滅倭寇的時候,給了他們機會,並沒有學他們的路數,而是堅定我們自己的國策和文化。
當時日本鎖國一是為了整頓國內,防止國民出海作亂,失去控制;二是阻止國際上的國家來搗亂,防止西方文明的介入。雖說都是海禁,但卻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倭患最開始本來是走投無路的民間勢力的對外掠奪實驗,後來發展得越來越大,後來,發展成為官方勢力之後,取消了這種說法,所以,明清之後我們也再沒聽到倭患這種說法。其實,不管是明朝倭患的猖獗還是清朝倭寇的減少,都是多方面歷史條件作用的結果,既有內因又有外因,不能一概而論。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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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企劃:林進韋
內容簡介:
明朝大航海時代,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洪流中,
繁盛的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入,古老帝國成為貪婪的巨獸,
但白銀卻從經濟風火輪,轉為天朝斷魂碑?
《白銀帝國》不只是貨幣史,更是一部從幣制管窺國運興盛的政經史。
■ 紙鈔為何自宋朝始用後,總是悲劇性收場?
■ 不產銀的中國,為何被迫成為銀本位國家?
■ 甲午戰爭、中日抗戰的引線,白銀也是其中關鍵?
■ 鴉片戰爭的背後,其實是全球經濟之戰?
■ 一九三○年的大蕭條時代,何以是民初經濟的黃金十年?
中國是最早展開紙鈔試驗的國家,在貨幣史上常與錢幣、白銀三者並用。錢幣通常由銅、鐵、鋼等廉價金屬鑄成,不利遠行攜帶,進而發展出便於匯兌、攜帶的鈔票;但為何最便利的鈔票,卻難以通行於民間,反之是白銀成為朝廷屢屢禁不得的貨幣?甚至最終給予合法地位,使白銀流通天下?
明朝以後絲綢、茶葉、瓷器流通至全球貿易,使白銀大量流入,至此中國成為銀本位國家,締造繁榮盛世。然而「白銀帝國」之路,是光環,也是詛咒。當十八、十九世紀全球從金銀複本位轉向金本位,而後過渡到現代金融法定貨幣系統時,中國未跟隨世界潮流,導致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一國財經政策,足以左右國運,日本藉經濟改革一躍成為亞洲強國;中國則因幣制的混亂、紙鈔的信用破產,讓列強有機可乘,千年根基於百年內傾圮。
自宋元以降到近代,白銀的使用與演變,從內需至接軌國際,一部中國千年貨幣史悄然成形。然而做為經濟學者,徐瑾的書寫野心不僅止於此,透過爬梳歷史變易,她發現王朝的傾滅都與疲弱的幣制有關;而中西金融史的比較,更顯現了中西大分流和中國銀本位對後世帶來的影響。因此,此書不僅是中國貨幣史,也是一部經濟如何影響國家命運的政治史,從歷史的迴音中,為現世敲響警鐘。
作者簡介:徐瑾
中國最受歡迎的青年經濟學者,作品曾連續入選「二○一五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二○一六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等。
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早年辦過《讀品》雜誌,現則主持經濟人讀書群,每月推薦經濟、社會、文化相關出版品,成為財經讀者的引路人。
出版《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等著作。Wechat名稱為「徐瑾經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