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知道為何蔡政府拒絕佛光山捐贈疫苗因爲他們不認為星雲大師是台灣人,a joke!
真愛台灣 哭一次吧!
作者: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李國深,民國十六年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12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 發動的南京大屠殺失蹤,尋父不着,就在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12年,在南京和鎮江住了12年,在台灣住了66年了,我90歲了。
回想民國38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在太平輪沉船失事後幾天,飄洋過海抵達台灣基隆港。60多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望。對於寶島台灣,我的感恩是無窮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記得1989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説:“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我究竟是哪裏人呢?後來我只好説,只要地球不捨棄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説“我是地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地球人了。
正如先賢 唐朝 鑑真大師,在旅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説的遺偈:
“山川異域,日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我對手足同胞也是一樣,
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
希望來生再結炎黃子孫的緣
66年漫長歲月,我隨着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經歷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你們66歲以下的人,能解我跟台灣成長的心情?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着,可以説,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佈教宣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觀。
我曾在半夜上阿里山頂看日出,也曾徒步到日月潭,與原住民好友“毛王爺”談心,還與他讀國民小學的女兒“三公主”合影。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着大海,自豪於中華文化隨着海水流遍十方,可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雙腳踩過的每一寸土地,我與它產生了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説我不愛台灣嗎?
回憶60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各鄉鎮、漁港、農村去佈教,因為化世益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台灣的父老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着小板凳坐下來,專心聽着跟隨青年弘法隊員唱歌、説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信仰裏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顆中國人的心情熱愛台灣,比起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的懷抱。
每逢台灣發生災難,我都能感同身受。從1951年花蓮大地震、1959年台灣中部八七水災、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等等,無懼地震、颱風、水患,我們募集物資前往救災,希望帶給災民一點幫助。我們協助捐建和修復十餘所學校,供給學童午餐。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置所,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心中的價值,請來牧師為這許多原住民證道,並且在佛光山設置基督教會的禮拜堂。之後,也捐建了霧台、桃源、長治鄉等八座圖書館。
對於宗教間,我主張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例如,我曾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税,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也鼓勵信徒一起捐款協助。對於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捐獻五百萬,聊表祝賀的心意。為了支持南投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出一百萬,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屏東萬鑾聖母院的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感謝這許多修女數十年對台灣的服務。
為了感念台灣神道寺廟的友誼,我為媽祖創作了一首《媽祖紀念歌》,並且在佛陀紀念館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聯合總會”。每年他們參加朝山聯誼,彼此歡喜交流,都是種種的美好因緣。
我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感謝前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文學才子龔鵬程、管理專家陳淼勝、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都來擔任我們佛光、南華大學的校長。他們不嫌棄我童年失學,幫助我完成對社會教育的心願。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努力不懈。
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有二十四棵挺拔的松柏,我把它們都看作是中華文化的二十四孝;我又從大陸運來比樓房還高的鐘乳石、太湖石、晚霞石等,與先前在福建鐫刻的十八羅漢,它們像磐石一般安住在佛光山;尤其,我們突 破過去傳統,在十八羅漢中,特地立了三尊佛教史上的女羅漢,表達我一生倡導男女平等的主張。我們建設的佛陀紀念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因它而看見台灣。
我愛台灣,認為我是台灣人,但不能否認,我還有大陸的故居、我的祖先、我的師長 前輩,我不能不與他們共依共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江蘇宜興 的祖庭大覺寺早就化為草嶺荒山,但到底那是我窮苦歲月時接引我入佛的寶地,也是成長我慧命的地方。感念大陸政府鼓勵我重建祖庭,現在的大覺寺超越過去舊有的建築多倍以上,藉此,也表達對國恩家慶的回報之意。
台灣2300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羣分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下,台灣人的温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説: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説:世界最醜陋的地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説謊、謾罵批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説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藩 先生所説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裏我們所説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你説,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除了李登輝先生之外,大家都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台灣有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 講中國話,主張要講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裏的話?台灣話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你能説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秋月圓,你能説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慎終追遠,你能説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嗎?
俗諺説“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哪裏?我的父母親在哪裏出生?我的祖父母來自哪裏?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説 “兩岸一家親”,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最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女士呼籲“禮失求諸野”,在我們認為,如果能“禮失求諸佛教”,更是人間美事。因為信仰必定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重建新的信仰,樹立道德、講究慈悲、安定身心,人人做好事、説好話、存好心,用因果業報等,幫助社會次序更加穩定,祈願人人幸福,家家平安。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這一本趙無任的《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即將出版,我深有同感,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 安吉祥。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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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9日
地點:涿州
人物:林則徐、跟丁、廚丁
事件:
林則徐一行人走至涿州,蔚牧晉芳來迎。
入城後,至南關外行館留宿(註1)。
當天走了約七十裡路。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5 /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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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下)
歷史春秋網
作者:喻大華
道光不僅在生活細節上吝嗇、摳門,在為政治國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發生張格爾叛亂,數萬清軍萬里遠行,征戰數年,終於平定了叛亂。
道光八年(西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門舉行獻俘禮,現場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壯舉」——宴請平叛有功的將士。幾天之後,宴會在清漪園(光緒年間改名頤和園)萬壽山下的玉瀾堂舉行。將軍們筷子一揮,幾碟小菜立即見底,吃又沒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覷,呆若木雞。
後來,在探討新疆設防方案時,將軍們提出的佈防方案就是通不過。本來,將軍們已經考慮到了道光帝的吝嗇,準備上奏僅要一萬八千名士兵鎮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給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軍留守六千人。將軍們憤然回擊,提出專守新疆東部,西部自治,不予設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罵他們放棄新疆防守,指責其居心叵測。
經過幾年的爭執,根據《清史稿》記載,最後決定於「各省綠營兵額內裁百分之二,歲省三十余萬,以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餉」,方案才得以通過。此後,在鴉片戰爭中,道光帝急於妥協,也不能不說與吝嗇的個性有關。總之,在討論諸如海防、邊務、黃河治理等問題時,大臣一提到撥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悅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節儉,一則是生性吝嗇,視節儉為理想、樂趣;再則,是以此作為挽救財政危機的一種對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清政府國庫年收入從乾隆中期起就達四千余萬兩白銀,至嘉道年間,總收入雖未比乾隆朝減少,但日子卻越過越緊。顯然,這是因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時,國家財政上的黑洞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第一個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順治初年,皇族不過兩千餘人,到道光時期已達三萬餘人。這個龐大的貴族群體不勞而獲,全靠國家養活,並且需要提供優厚的待遇,每年耗資數百萬兩,日漸成為沉重負擔。
第二個黑洞是因物價上漲造成。道光初年的物價,已經是康熙年間的五倍,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糧價上漲。這樣一來,國家機器運轉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賦稅標準卻定於康熙年間,不能調整,為什麼?祖制不許可,康熙帝不是說過「永不加賦」嗎?
而且,從嘉慶朝開始,每年按照祖制徵收的賦稅也不能保證足額上繳國庫,各省都有虧欠,每年全國虧欠數百萬兩,這部分錢大多挪作地方開支,一部分入了官員腰包。
第三個黑洞是從乾隆晚期開始,社會矛盾加劇,起義此起彼伏,用於鎮壓的軍費開支大增。從乾隆末至嘉慶初年,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大起義,花費軍費2億兩白銀,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場大征伐,幾乎耗盡了康乾盛世所積攢的家底,國家財政從此一蹶不振。而邊疆、內地的起義還時有發生,圍剿的軍事行動成了財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個黑洞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災害頻發,救災支出大增。譬如,黃河年年氾濫,治理辦法就是一個——堵住決口,結果生生將黃河堵出了個「地上河」,從此,黃河更加容易氾濫,形成了惡性循環。此外,淮河、運河也是百弊叢生。乾隆年間,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錢不到一百萬,而從嘉慶年間起每年動輒上千萬。嘉慶二十五年(西曆1820年),嘉慶帝猝死前夕,國家花了一千萬兩白銀才堵上河南馬家營決口,沒來得及松一口氣,轟隆一聲巨響,下游儀封三堡大堤又決口三十餘丈。嘉慶帝聞訊欲哭無淚,不堵了?千里澤國,哀鴻遍野;堵?要拿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黃河裡扔!
第五個黑洞是吏治腐敗,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費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錢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連工帶料都扔到了黃河裡,你查都沒處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財政上出現了平定三藩以來百年未見的窘境,國庫儲備僅剩下二千萬兩。在乾隆時期,國庫白銀儲備最高達八千余萬兩。考慮到治理黃河堵一個決口就要上千萬兩,就可知國庫儲備的確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識到沒有,這個國庫儲備餘額還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到底有多少,他恐怕連核查的勇氣都沒有。
怎麼辦?
當時中國是農業社會,財源有限,既然生財無道,便只有在節儉上下工夫了。
但是,絕不能高估這種近乎吝嗇的「節儉」的意義,道光皇帝的節儉主要是省自己,其影響的範圍更是有限,離開了北京,官場生活依然故我,梨園聲色,飲食精靡,變本加厲,官員、鹽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據道光年間在西北任職的張集馨回憶:來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肅、四川的官員皆經過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製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這就是道光帝節儉主義之下、官場腐敗的真實寫照。
光緒年間,做過中國駐英法等國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轉敘了道光年間一位治河官員的回憶:當時,南河總督(那時黃河從江蘇省入海,負責治理江蘇境內黃河的官員叫南河總督)設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費治河經費數百萬兩,但實際上用在治河上資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都被他們貪污或揮霍了。
貪官們的飲食、衣服、車馬之類,爭奇競巧,極端奢侈。就拿宴席來說,一種豆腐就有二十餘種做法;一種豬肉也能做出五十餘種花樣。豆腐需在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細心製作。客人嘗了他們宴席上的豬肉脯,讚歎不已。
一個客人起身上廁所,見幾十頭死豬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追問這是何故?原來剛才所吃的一盤豬脯,就是這幾十頭豬的脊背上的肉。這種豬脯的製作方法更是聞所未聞:將這幾十頭豬關閉於室內,拿竹竿打,豬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趕緊割取豬背上的裡脊肉一片,薈集幾十隻豬,才能供一盤豬脯。據說這樣打死的豬,其精華集中於脊背,割而烹之,甘脆無比,其餘的肉都腥惡失味,不能再食。
鵝掌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將鵝圈在鐵籠裡,籠下點著炭火,鵝環奔數周而死,其精華集中於兩掌,每一席所需幾十隻乃至上百隻鵝,而割去鵝掌後,全鵝棄之無用。還有一道菜叫魚羹,取鮮活的大鯉魚幾十尾,倒懸于梁上,下承燒得沸騰的水鍋,敲碎魚頭,魚血滴入鍋中,魚尚未死,為蒸汽所逼,搖頭擺尾,一刻不停,魚血直到滴盡為止,鍋中紅絲一縷一縷連綿不絕,廚師撩血調羹,而全魚就無用了……
據說,這種宴會食物種類繁多,一場宴席歷時三晝三夜,其間名菜佳餚連續不斷。伴隨宴席,聲色犬馬,歌舞昇平,奢華之極。
可見,道光皇帝的「節儉」對官場奢靡的風氣沒有多大影響,那麼,其「節儉」影響了他的兒孫嗎?試看咸豐縱情于聲色,兒媳慈禧大興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響力是多麼不值一提。這對道光帝的節儉形成了相當辛辣的諷刺!
那麼,道光帝的「節儉」有助於解決國家的經濟危機嗎?儘管道光皇帝為國家節省了一些經費,卻無助於經濟危機的解決,財政狀況也未見徹底好轉,反而每況愈下。以至有的大臣發出了這樣的質問:為什麼乾隆朝揮金如土而國庫充盈,如今日日節儉卻民生罕裕,「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吝耶」?這個疑問何嘗不同樣困擾著道光帝呢。總之,作為一國之君,不去大刀闊斧地開源興利,而在一飯一衣上錙銖必較,這就不是節儉,而是捨本逐末的摳門兒、吝嗇了。
有人說道光帝無能,也有人說他無辜。人無完人,歷史上的各大人物均是如此,普通人亦是如此,各個國家亦是如此,有其進步之處,亦存在些許問題。總而言之,看待事物時,盡量理性、全面地對待之,才可說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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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福建設待遇 在 龍應台 - Lung Yingtai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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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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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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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