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除「前景仆街」外,黃大仙籤文還說了甚麼?】
亂世過年,傳媒紛紛求籤問事。今年給出的籤文,以香港人的角度來解,可謂大多仆街。
顏回、蘇武和孔子
《蘋果》問黎智英前程,大仙說「顏回樂道」,也就說他沒有放棄西式民主主義,最終在政治上餓死;
問法治,大仙說「蘇武牧羊」,也不是徹底仆街,因為故事說漢朝武將蘇武出使匈奴,到埗後當地情況生變,蘇被扣留不准回國,被人發配西亞利亞附近放羊,歷盡千辛萬苦,但歷史書認為他終無失節,最後也能歸國,看來是並未絕望,會有人堅持下去;
《東方》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孔子聞衛樂」,孔子討厭衛國音樂,因為孔子喜歡周政,也就是(想像中)一切依封建禮樂行事。他喜歡的音樂應該是雅樂,雅樂追求的境界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合乎中道;而衛樂是激烈的、觸動情緒的、使人如痴如狂的。
你可以說是喻示香港的主旋律已經改變,所以香港人不忍聞之,不喜歡不習慣。在我看來,卻可以是代表香港以前那個西中合壁、兩邊不得罪、中庸之道的雅樂時代已經過去,整個香港和世界彌蔓著激烈和變革性的意識形態,由封建家天下走入百家爭鳴、國族互相攻打的亂世,所以孔子惡衛樂,是指溫吞和善的社會賢達(孔子)將面對大勢已變。
孔子其實是斯人獨憔悴,因為其他國君、思想家、食客的經濟,都打開了局面,進入古典文明的全盛時代。這籤,你可以解情況仆街到痺,也可以解為一種對「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將出現的預言。
朱元璋和功臣
《蘋果》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朱洪武登基」。這又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問題是你當自己是朱元璋還是功臣。可以是說朱氏終於成功推翻了異族統治,也可以說香港人是朱氏登基之後被殺光的功臣,但香港人又怎會是跟隨朱元璋打仗的功臣?更加接近朱元璋功臣這個歷史生態位的,是香港的中國和本地官員、建制派政黨和武裝力量。
由於異族(中國想像中的受外國勢力指使的香港示威)已經被誅殺,功臣鳥盡弓藏的時候已經在倒數。建制派現在開始內戰,既爭下一屆大位由自己的人上,也在爭不想淪為斬首示眾爭取民心的棄子。
《蘋果》問傳媒,大仙說「韓文公被貶」,又是一支聽來仆街到震的籤。表面上可以說傳媒是被貶的韓愈,但故事裡他為何被貶則有點複雜。當時韓愈的皇帝唐憲宗要迎取佛骨入宮供養,韓愈上奏大力反對,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他流放到潮洲,女兒在途中病死,求命運好似真是凍過水。
大仙用韓愈的深意
這支籤的靈秀處,不在被貶,而是韓文公。
韓愈在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的旗手,也是個宣傳家,所以他是一個 KOL 。韓的時代任務是屌柒佛教和道教,認為儒家思想要重新提振起來。類似的人物在很多年之後的日本也出現,將軍之後德川光圀(1628-1701)在自傳就自述為「尊敬神儒而駁斥神儒;崇敬佛老而排斥佛老」,透過否定外來事物來肯定自己的本土性(神道)。
雖然韓崇拜孔子,但沒有孔子的淡約,言辭激越張揚,最終惹怒皇帝。他同時是一個中原中心主義者。他排斥佛教,是說佛教是來自西天(方)的,不是我們本土產生的事物,而且佛教會破壞君臣父子的倫常,子女不孝順父母、父母拋親棄兒出家,整個社會綱常大亂,儀式鋪張浪費錢,寺廟不徵賦遙役,是國家稅網和人力資源的漏洞。韓愈如果是四五十歲為主體的傳媒行業中人,也就是強調自己愛國,但愛文化中國而不愛黨國的情況,但皇帝接受不了,獨愛西天法術(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改朝換代多,故國遺民一波一波,各有信仰,但因為中央政權並沒有辦法統一思想,通常只是消極應付。例如商紂王被滅,周人設了「三監」這個國安處來監視原來的商遺民,後來卻是三監自己帶頭作亂,但中原的東西兩邊,自此就處於兩個大鬆散傳統。東邊慢慢成為「齊魯之地」,是傳統和文化深厚之地;西邊則逐漸荒蕪但卻是有生力量的發源地,被異族入主,後來成為秦人的領地。
西天之法講求的卻是整個國家劃一服臉的嚴密組織,而且名山大川(生產資料)被國家霸佔、鼓勵人民向政府提供不服從法律的貴族情報,那便是後來在「西邊」開始的商鞅變法。
韓愈當然可以附合為上一代香港的主流思想界,上承新儒家的文化中國說和民國史觀、中接火紅年代的社會派進步思想,後來則有全球化背景下北進殖民的頭啖湯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他們也談本土的,社會派學生講的就是要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但同樣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本來以前的皇帝也可以接受,以前「愛國者」的定義很寬,就想不愛黨國,但廣義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和外國人眉來眼去,也當是次要敵人。
然而唐憲宗不接受韓愈說話難聽但終究是為了國家好,等於中國不接受香港要真實自治而能不影響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韓愈肯定要被貶。
貴族幻覺的退潮
不過故事的後來也很詼諧。韓愈被鐵拳打完之後,晚年也上表向皇帝認錯懺悔,恭順近媚,皇帝也終原諒他,改派他回去江西做官,不用待在荊楚嶺南「野蠻之地」。也許有一天香港的傳媒也會獲得寬待,誰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歷史故事說,自韓愈死後,古文運動就暫時失去能量,到了 N 年之後才被宋人承接,因為上承分裂亂世而出的宋人也很需要建立自己的本土性和正統,又重新講起春秋戰國的尊王攘夷,所以清通易明的議論文和散文又流行起來。
尊王攘夷和香港人建設民主中國從而保障自己的假設,其實十分類似。尊王攘夷是說尊了王,但具有實際能量的國家四處「攘夷」,即香港在有自由有權力的自治狀態,並且認同中國的主權,但可以自行其是,這便是上一代的爭取路徑。大帝國不談尊王攘夷,因為它本身就擁有一切權力,不用迫於形勢而授權其他外判商,而是樣樣自己來。所以東周的戰爭,是一班貴族之間的有限內戰,而後來的戰爭卻是趨向種族和平民鬥爭。國家體制的成熟,其真實後果是在政治鬥爭和戰爭中將更多平民捲入。
例如近幾百年封建王朝對「雲貴之地」的特別統治、蒙古人毀滅了宋朝和遼朝、漢人被元朝殖民之類,大帝國的形式定了下來,小共同體分立情況下產生的尊王攘夷就不會再有現實意義,因為你已不是貴族,戰爭也早就擴張到平民階層。
韓文公被貶,也就是香港人被貶,不能再自欺欺人認為自己也是貴族、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兄弟之邦,而是受其直接統治的平民。一國兩制「轉變」過來,香港人爭取和計算的方法和心態,也會隨著自我認識的轉變,面貌一新,歷史再也不能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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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法治,大仙說「蘇武牧羊」,也不是徹底仆街,因為故事說漢朝武將蘇武出使匈奴,到埗後當地情況生變,蘇被扣留不准回國,被人發配西亞利亞附近放羊,歷盡千辛萬苦,但歷史書認為他終無失節,最後也能歸國,看來是並未絕望,會有人堅持下去;
《東方》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孔子聞衛樂」,孔子討厭衛國音樂,因為孔子喜歡周政,也就是(想像中)一切依封建禮樂行事。他喜歡的音樂應該是雅樂,雅樂追求的境界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合乎中道;而衛樂是激烈的、觸動情緒的、使人如痴如狂的。
你可以說是喻示香港的主旋律已經改變,所以香港人不忍聞之,不喜歡不習慣。在我看來,卻可以是代表香港以前那個西中合壁、兩邊不得罪、中庸之道的雅樂時代已經過去,整個香港和世界彌蔓著激烈和變革性的意識形態,由封建家天下走入百家爭鳴、國族互相攻打的亂世,所以孔子惡衛樂,是指溫吞和善的社會賢達(孔子)將面對大勢已變。
孔子其實是斯人獨憔悴,因為其他國君、思想家、食客的經濟,都打開了局面,進入古典文明的全盛時代。這籤,你可以解情況仆街到痺,也可以解為一種對「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將出現的預言。
朱元璋和功臣
《蘋果》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朱洪武登基」。這又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問題是你當自己是朱元璋還是功臣。可以是說朱氏終於成功推翻了異族統治,也可以說香港人是朱氏登基之後被殺光的功臣,但香港人又怎會是跟隨朱元璋打仗的功臣?更加接近朱元璋功臣這個歷史生態位的,是香港的中國和本地官員、建制派政黨和武裝力量。
由於異族(中國想像中的受外國勢力指使的香港示威)已經被誅殺,功臣鳥盡弓藏的時候已經在倒數。建制派現在開始內戰,既爭下一屆大位由自己的人上,也在爭不想淪為斬首示眾爭取民心的棄子。
《蘋果》問傳媒,大仙說「韓文公被貶」,又是一支聽來仆街到震的籤。表面上可以說傳媒是被貶的韓愈,但故事裡他為何被貶則有點複雜。當時韓愈的皇帝唐憲宗要迎取佛骨入宮供養,韓愈上奏大力反對,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他流放到潮洲,女兒在途中病死,求命運好似真是凍過水。
大仙用韓愈的深意
這支籤的靈秀處,不在被貶,而是韓文公。
韓愈在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的旗手,也是個宣傳家,所以他是一個 KOL 。韓的時代任務是屌柒佛教和道教,認為儒家思想要重新提振起來。類似的人物在很多年之後的日本也出現,將軍之後德川光圀(1628-1701)在自傳就自述為「尊敬神儒而駁斥神儒;崇敬佛老而排斥佛老」,透過否定外來事物來肯定自己的本土性(神道)。
雖然韓崇拜孔子,但沒有孔子的淡約,言辭激越張揚,最終惹怒皇帝。他同時是一個中原中心主義者。他排斥佛教,是說佛教是來自西天(方)的,不是我們本土產生的事物,而且佛教會破壞君臣父子的倫常,子女不孝順父母、父母拋親棄兒出家,整個社會綱常大亂,儀式鋪張浪費錢,寺廟不徵賦遙役,是國家稅網和人力資源的漏洞。韓愈如果是四五十歲為主體的傳媒行業中人,也就是強調自己愛國,但愛文化中國而不愛黨國的情況,但皇帝接受不了,獨愛西天法術(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改朝換代多,故國遺民一波一波,各有信仰,但因為中央政權並沒有辦法統一思想,通常只是消極應付。例如商紂王被滅,周人設了「三監」這個國安處來監視原來的商遺民,後來卻是三監自己帶頭作亂,但中原的東西兩邊,自此就處於兩個大鬆散傳統。東邊慢慢成為「齊魯之地」,是傳統和文化深厚之地;西邊則逐漸荒蕪但卻是有生力量的發源地,被異族入主,後來成為秦人的領地。
西天之法講求的卻是整個國家劃一服臉的嚴密組織,而且名山大川(生產資料)被國家霸佔、鼓勵人民向政府提供不服從法律的貴族情報,那便是後來在「西邊」開始的商鞅變法。
韓愈當然可以附合為上一代香港的主流思想界,上承新儒家的文化中國說和民國史觀、中接火紅年代的社會派進步思想,後來則有全球化背景下北進殖民的頭啖湯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他們也談本土的,社會派學生講的就是要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但同樣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本來以前的皇帝也可以接受,以前「愛國者」的定義很寬,就想不愛黨國,但廣義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和外國人眉來眼去,也當是次要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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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和香港人建設民主中國從而保障自己的假設,其實十分類似。尊王攘夷是說尊了王,但具有實際能量的國家四處「攘夷」,即香港在有自由有權力的自治狀態,並且認同中國的主權,但可以自行其是,這便是上一代的爭取路徑。大帝國不談尊王攘夷,因為它本身就擁有一切權力,不用迫於形勢而授權其他外判商,而是樣樣自己來。所以東周的戰爭,是一班貴族之間的有限內戰,而後來的戰爭卻是趨向種族和平民鬥爭。國家體制的成熟,其真實後果是在政治鬥爭和戰爭中將更多平民捲入。
例如近幾百年封建王朝對「雲貴之地」的特別統治、蒙古人毀滅了宋朝和遼朝、漢人被元朝殖民之類,大帝國的形式定了下來,小共同體分立情況下產生的尊王攘夷就不會再有現實意義,因為你已不是貴族,戰爭也早就擴張到平民階層。
韓文公被貶,也就是香港人被貶,不能再自欺欺人認為自己也是貴族、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兄弟之邦,而是受其直接統治的平民。一國兩制「轉變」過來,香港人爭取和計算的方法和心態,也會隨著自我認識的轉變,面貌一新,歷史再也不能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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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輓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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