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求學記》（一）
「每個人在心底都有一座伊甸園，這座伊甸園是現實世界不如意的投射，人是血肉之軀如非得已誰想離開自己的家鄉和親人。」
對於要再度的離開親人心中是萬分的不捨，也是因為家裡的人書都唸的不高，姐姐只讀到高中畢業，弟弟甚至連高職都只讀了一年。家人屢屢在關鍵時刻都被人不善良的隱瞞與刻意欺騙，讓我們遭受到身心和金錢上極大的傷害，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訴，這些都與自己沒有充分的智慧，來判斷這世界上與生俱有的善與惡有很大的關係。
在到美國求學之前，我對母親和弟弟在台灣的生活已做了萬全的安排，我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開了一個「活期帳戶」，將花蓮老家賣掉的一部分錢150萬存進去，設定多筆「定期定額自動扣款」轉帳，一筆是每個月的房屋貸款15000元，一筆是母親每個月生活所需和水電瓦斯電話等開銷15000元，一筆是補貼給在外工作的弟弟10000元，為期3年（定期定額自動扣款每年需要重新設定一次）剛剛好。
當時候我的想法是以3年為期限，我要在這3年中完成別人4年的全部大學學業，萬一錢用完了又沒畢業，頂多是打包回台灣，至少我已具備了美語的能力，回台灣開個托兒所教教小朋友美語什麼的。我的如意算盤在到美國之後的第一個月就已經知道撥打不下去，我忘了計算尚需補修的高中課程以及至少半年期語言學校費用零零總總的有開銷。
2002年的全世界金融環境有些類似2012年的今天，股匯市還處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的休養生息階段，我手上的現金除了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的150萬元，要用來做定期定額自動扣款轉帳之外，還有將近200萬元的現金。父親曾經告訴過我「錢有四隻腳，妳必須要活用理財，才能跑的比它更快」，有了父親尊尊教誨，於是我跑了一趟位于台北市八德路上的【荷蘭銀行】，請他們幫我做理財規劃。
會去找【荷蘭銀行】的原因很單純，除了是他們做的廣告很大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全家唯一一次的國外旅曾到過「荷蘭」這個國家，「荷蘭」帶給我一種溫馨美好的記憶。但是父親更告誡我「理財不能帶個人的情感進去，不能憑名字好聽或是個人的偏見就去買它，理性與感性往往是背道而馳的」，所以在進【荷蘭銀行】大門之前，我就對於理財專員可能會對我所建議的任何金融商品採取半信半疑的態度，我能確定的是這項商品將要能配合我手上錢的數目，做更有效率的增長和我可以承擔的風險。
因為當時候的大環境不好，銀行理財專員建議我買「保本」的「美國公債」，「什麼！一年之後我只可以領到1%的投資報酬，而且一個單位要5萬美金」，「也就是說我借5萬美金給美國政府，一年卻只有15000元台幣的利潤」，我不可置信的問理財專員「我又不是錢太多可以慢慢的賺這一點蠅頭小利，我全部可以投資的也才150萬台幣啊！」，「可不可以介紹給我獲利較高又能隨時動用的投資？」，「那就只有國外基金了」，「不過景氣什麼時候能好轉就不知道了」，理財專員這回倒是很有自信。
回到家後我左思右想「時機再壞也沒有比現在更壞的了，不是大家都常在說「危機入市」的嗎」，於是我將手上的200萬元台幣現金分成6等份，分別買了「美林日本特別時機」、「景順東協」、「富達拉丁美洲」、「美林新興歐洲」及「JF太平洋小型企業」等國外基金各33萬元，留下一分約35萬元台幣就是我到美國的全部費用。
後來事實證明了我的看法是對的，全世界的景氣在我買了基金後沒幾個月就大幅的增長，在2005年我從美國休學回到台灣這3年間，我買的基金投資報酬率是350%，到了2008年全世界金融崩盤以前更高達600%，2002年的那次聰明投資，讓我和母親過了5年的好日子，也提供了我在2005年到越南演藝圈發展時的所有花費，直到我靠演戲賺到了第一桶金為止。
母親對於我要遠渡重洋到美國唸書是百分之一百的贊成，雖然此次我去美國「要唸什麼大學」還沒有一個譜，但是至少我已經跨出父親遺願的第一步。父親在生前就將全家的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從1997年以前我還在越南時，父親就已經幫我做好了前「進美國」的規劃，除了早早幫我事先準備好出國的費用，還定期的寄一些美語雜誌到越南供我學習之用，後來我無論在考「北聯」及到美國留學，在美語語言上都無太大的困難。
好幾次我試探性的問母親「媽，妳一個人在台灣生活可以嗎？」「媽，怕不怕錢都被我一個人用光了」「媽，我怕妳被人欺負了」，母親總是毫不猶豫且一派輕鬆模樣的說「桃子，不怕」。在試探性的問母親以前我已經做下決定，只要母親有一點遲疑或是不希望我離開她，我就會立刻放棄到美國求學的計畫，沒想到母親的意志比我還要堅定，屢試不爽，從未展現出一丁點讓我擔心的影子，我常想要不是母親的演技之好足以得一座【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那就是母親的超凡意志力和如花崗岩那般堅硬的決心。
弟弟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回來家了，有時打電話給他三天兩頭都找不著人，現在我唯一可以和他溝通的理由就是「弟，姐這個月匯給你的錢收到了沒」。我和弟明明都知道銀行的網路設定匯款很少會出差錯，除了是遇到星期假日延後一天才會入帳，而我的說到做到讓弟弟是如此的信任，使得我要找他說話的藉口變得很「阿Q」及不知所云。好幾回弟弟主動打電話給我都是因為他需要錢，「姐，我又換工作了」、「姐，我的卡債已經刷爆了」、「姐，我已經欠了銀行80萬了」…。對於弟弟在外所積欠的債務我沒有責怪，在我的心裡弟弟就像我的小孩一般，父親不在了，我要代替父親盡家長的責任，可是每當聽到他只有在要錢時才會和我聯絡，我的心真是沮喪又難過。想要一次替他還掉所有的卡債，沒有延遲繳款的不良紀錄可以重新做人，可以順利貸款買房子結婚生子，又怕他無所節制欠下新的債務，讓我和母親一起陷入困境。在每一次和弟弟的談話後，我都會不忍心的再多匯給弟弟五千一萬的，我很無奈也慚愧，我沒有足夠的能力幫他解決自力更生的問題，只能一而再的用一點點的錢打發他，讓自己的良心好過一些。
在到美國的前幾天我打電話給弟弟，「弟，姐下個星期就要到美國去了」，「好啊」，弟弟簡短的兩個字讓我很擔心，「弟，能不能請你搬回來跟媽媽一起住」，「不行，這樣我在台北工作會很不方便」，「那麼可以請你每個星期回來看媽一次嗎？媽也很想你」，「我再看看好了」，「弟，姐知道從台北騎摩托車來回基隆要花油錢，那這樣好了，我一個月多補貼你3000元，你看看怎麼樣呢？」，「那好吧，我就一個星期找一天回家一次」。在我到美國唸書的那幾年我和弟弟之間的的語言只有「錢」，只有「錢」才能動之以情。
從姐姐和父親去世以來的這12年我最擔心的還是弟弟，花在擔心弟弟的心思上，甚至比我解決在越南拍戲時所遇到的困境還要多。
2002年01月，我帶著弟弟給我的一堆愁，踏上了前往美國的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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