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齊給台灣的三十個幸福提案 / 11 /
❚❚ 不能藉由民主來反民主：防止藉由自殺達成他殺的國安法案
今天要談《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但在談論之前，我先講個日本山口組的故事。
上個世紀，日本氣焰最高張的黑道「山口組」，曾被視為能動搖國本而無法根除的暗黑勢力。政府數十年來強力鎮壓，卻無法阻絕三不五時的騷亂，且屢禁不止。然而，這個黑道組織如今卻已分崩離析，風光不再，原因為何？
這要歸功於《暴力團對策法》。
這部法律與組織犯罪條例最大不同在於，組織犯罪條例以禁絕掃蕩和嚴刑峻罰來打擊犯罪集團，但犯罪集團越打就越往暗地去，造成犯罪黑數與越難掃除的隱蔽犯罪問題。
《暴力團對策法》不同，它認知暴力團存在的事實，並對特定暴力團進行指定登記。這些「指定暴力團」登記後，所有成員、組織、資金必須公開，且隨時有陳報義務。公安機關還會隨時監管指導，違者也會遭到處分。登記不表示取得違法行為的允可，他們雖然仍可經營爭議但合法的行業（例如八大行業，甚至討債業），但從事這些行業時不得違法，若是違法，也會依照刑法規定以慣犯、常業犯而加重刑罰。
這些行政監管看似無關痛癢，卻發生了實質效用。因為登記且公開，組織的位址、資金、成員都處於揭露狀態，而具有黑道身份者，往往難以取得貸款（銀行能參考這些資訊藉故不予核貸），因此購屋、租屋、集資都會發生困難。
由於政府嚴打危險而獲利豐厚的違法行業，黑道僅能集中經營合法、受管制但獲利較不豐厚的行業，競爭激烈，工作辛苦。黑道多金風光的形象因而迅速衰退，招募新人日益困難，年輕黑道份子亦紛紛脫幫。一些傳統黑幫平均年齡於是迅速增高，甚至被譏為「老年俱樂部」，黑幫消失斷絕者不在少數。
這一成效，是由行政規管所達成的，且是歷次嚴刑峻罰的刑事政策、法律與措施所無法成就的。
《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的精神和意義也與此相仿。原本的國安法以及民進黨數位委員（特別是王定宇委員）所提出的國安法修法，就是側重於犯罪事實確定之後的嚴罰，以禁止、追懲的方式來達到禁絕效果。
但這種事後、被動的禁絕方式，對於前階段或新型態以訊息擾亂的作為，則無所應對。當惡意政權以偽裝中立客觀的資訊或論述，散播扭曲仇恨言論以分化、挑釁、崩壞民主社會時，我們發現，若採取禁言、審查的手段，管制太高，極可能波及民主社會所珍視的價值基礎：言論自由。但置之不理也無助民主社會的理性溝通，甚至會危害民主，讓選民受到偏差言論的操控而做出誤判。
《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是事前的、主動的防範措施，揭露訊息或資金來源，讓人民或團體在充分資訊下做出判斷。《暴力團對策法》是指定暴力團，《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則是指定特定行為關係，在涉及選舉、法案形成、政黨運作及傳播媒體出版等活動，必須揭露代理者（個人或組織）與境外勢力的關係，包括雇用、委任、指示、協議、共識作成或推進，以利人民作出正確認知與判斷。
例如，當人民知道特定電視台是否收受來自中共相關組織或企業的資金，或是特定候選人是否接受中國官方的指示或達成協議，新聞受眾以及選民就能在資訊充分揭露的情況下做出選台、選人的決定。
《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因此能確保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更讓民眾有知情的權利，讓民主社會的開放性發揮最正面積極的功能。這就像是陽光灑下，照亮隱蔽的情事，是最好的殺菌手段。
因此，「專法＋配套現行法修正」是目前台灣基進為國家安全在立法層級上所作出的努力。台灣基進在昨日推動的罷韓遊行，以及這連年連月來聲嘶力竭地藉由網路傳播、公開宣講、媒體對談、時事評論，來分析並提醒國人中國政權滲透台灣政界、學界、媒體界的嚴重狀態，意義在於趕在立法層面尚未健全的情況下，以喚醒人民來補救目前傷痕累累的民主生態。台灣基進期望阻攔台灣於懸崖之前，防止中共透過民主來扼殺民主，讓台灣人民以選票做出自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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