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讀者好：
關於警察盤查臨檢的議題，是本粉專持續關注的問題，我們也總是不厭其煩地探討，然而遺憾的是，問題始終發生，背後是不是有什麼更深層的問題需要全民檢討、反省呢？
日前「三重濫行拘捕移工案」，是許多在意移工人權的朋友、以及反對體系績效問題的警界朋友關注的議題。
我們不應該每次案發後跳腳，過幾天就忘記，而應該正視背後的體系與結構問題。
專欄文章上線：
〈為了績效而歧視？三重分局上銬移工案：再談警察盤查實務問題〉 https://bit.ly/3gJqsME
「近年來，我國警方盤查程序涉及違法不當的爭議案件頻仍，筆者曾於今年4月為文〈中壢分局「很蠢」之爭：談警察盤查發動要件與妨害公務罪〉探討「盤查」之要件與程序，並呼籲警方「執法之前，#先要守法」的基本觀念。然而，警方內部體系文化積弊沉痾已久，爭議方興未艾。」
「 每當發生執法違法爭議時，警政高層慣用伎倆不外乎：
1. 如果績效目標「沒有明文規範」而是各單位自行設置的「達成率」時，便施展「次元切割刀」斷尾求生。
2. 如果內部績效要求文件外流而經司法機關發現或媒體報導時，便硬挺違法，以為績效制度護航。
但光是追究當事員警個人責任，並無法解決層出不窮的體系問題。試想：基層員警與外國人無冤無仇，何必甘冒遭法辦的法律風險鋌而走險違法侵害人權？
犯罪學的理性選擇理論或許可以對此問題背後的原因提出很好的解釋。答案就在於我們現行的查緝政策與警政實務上，有其他比法律成本更高的誘因——「績效」以及「功獎」——這些誘因遠大於被抓到違法的法律風險，甚至讓員警對於「證據排除導致無罪判決」感到「無所謂」，反而前仆後繼地鋌而走險。
在績效制度的壓力與功獎和升官的利誘下，他們篤定「檢察官查不到」，檢方則因被大量案件癱瘓只好「睜一眼閉一眼」；或者抱持賭一把的心態，設想語言不通的外國人通常不知道如何保全證據、委任律師在法律上尋求救濟。以本文首揭案例為例，如果不是家庭看護工工會幹部開第一響槍，並引起移工與人權團體關注，那麼被害人是不是也只能像其他長期以來被歧視的外籍工作者一樣忍氣吞聲呢？
面對這樣的問題，筆者只能不厭其煩地再次向我國執政者與警政高層提問：這種搞錯重點，把本來應該保障人權的制度操作成歧視外國人的 #惡性績效競賽幾時休？」
〈為了績效而歧視？三重分局上銬移工案：再談警察盤查實務問題〉全文看這裡➡️ https://bit.ly/3gJq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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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關於警方盲目績效與數字遊戲之惡，系統性的討論參見：吳忻穎，《#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 ，第二部，2021年3月聯經出版：https://bit.ly/3q3v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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