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工作四個月
#領養狗奇遇記
三月初開始新工作,全組約六人,我和 J是最年輕的,天天兩人午休一小時在市中心找吃的、到海邊散步,早八晚四,猶如置身天堂,同事皆是有自己生活的中年人,不像上一份工作充斥著attention seeking的年輕人,總之,新工作條件各方面都是顯著的進步,和 H目前基本上也相安無事,當然還是有能抱怨的地方,但客觀來說皆可歸類為無病呻吟。
上工不到三周,三月底紐西蘭疫情爆發進入緊急狀態,現在緊急狀態已結束,生活恢復正常,不過我還是繼續在家工作,公司高層可能嚐到在家工作的甜頭,說要趁這個機會轉型,所以大家可以選擇回辦公室,或是繼續在家工作三個月,我原本是想回辦公室的,然而全組其他人都選擇在家上班,我一個新人在辦公室也沒人可問問題,東西其實也自己摸索得差不多,所以就這樣了。
在家工作的第一個月其實壓力不小,和 Fc兩人各種大吵小吵,吵到半夜差點把屋頂掀了,吵到分手也說出口,總歸就是經濟壓力大,加上 cabin fever,生活在一起五年了,被關在一起三四個月還是強度太高。幸好,終於等到下星期 Fc要開學了,待業一年後他決定回去念書,申請到獎學金,今年下半年先讀語言學碩士,明年則是修研究所的教育學分,一年後可以拿到教師資格,想當高中語言老師。雖然有獎學金,但家裡主要的收入還是我的薪水,養人與被養之間的權力關係實在很有趣,但真的要深入探討可能會講個沒完,大部分的時候仍是被生活追著跑,沒什麼高談闊論的雅興,當初我父母養我時大概就是這麼想的吧。
上個月底和 Fc在一起滿五年,為了慶祝我們去了一家巴西烤肉吃到飽,一人超過台幣一千塊,四年半在紐西蘭還沒吃過一人超過五百塊的一餐(這裡最便宜的一餐將近台幣三百),去年買的百年老房經過 Fc土法煉鋼的修補與打掃,也不再那麼像鬼屋,所以,生活還是緩慢進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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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因為開始在家工作,Fc的讀書計畫也因疫情的關係延後,所以我們決定,終於是養狗的好時機,兩人都喜歡狗,Fc也有豐富的養狗經驗,猛讀了一堆養狗訓練和心理學之類的書(非常推薦 Dog Listener,但好像沒有中文翻譯),他也研究了不同品種的狗的特徵性格,決定沙皮狗應該會滿適合我們,在各種渠道觀忘許久後,找到一隻六個月大的沙皮狗混血,於是向那家慈善機構投出申請,投出後馬上收到電話回覆,要我們隔天就去和狗見面。
這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小型慈善機構,連辦公室都沒有,從頭到尾我們只見過一個志工,他們告訴我們這隻狗有受虐史,說找到她時是被綁起來,有被其他動物攻擊的跡象,所以很不安躁動,也有點攻擊性,已經經過數個家庭,但都沒有配對成功,說我們必須和一個動物訓練專家合作,他們會先付前三次的諮詢費,之後我們有意願的話可以自己出錢繼續接受訓練。
和狗見面的當天就是在那位動物訓練師的家(以下簡稱C),C非常熱情,一眼就認定我和 Fc是領養這隻沙皮狗的不二人選,那時還有一位志工 D在,她的態度十分有所保留,一方面堅持說先讓我們試養一段時間,另一方面又暗示如果我們不馬上把這隻狗帶回家,他們可能也無法負荷繼續照顧這隻狗。
所以我們當天回家後馬上家裡大整理,隔天就去把狗接回家,慈善機構也沒有來我們家,檢查是否適合養狗,只有叫我們繼續和 C合作,我們上了兩小時的課,C的宗旨就是保持冷靜,不管狗怎麼發瘋我們都不能有反應,我們都很配合,然而帶回家後很快地發現,這樣的技巧理論上很吸引人,但在實際操作上並不管用,C要我們每天和她視訊,報告狗的進度,過程中不斷明示她之後的課程收費,說真的很喜歡我們,所以給我們折扣後一小時三千塊台幣,我們開始覺得不對勁,第三天後很有禮貌地說謝謝,不過我們先自己養養看,後來幾天 C和慈善機構都沒有聞問,我們也感受到狗在我們耐心照顧下的轉變(某天晚上兩人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三小時,情緒崩潰相擁而泣,為了等狗自己冷靜下來)。
結果第七天的中午突然接到志工 D的電話,說當天下午要來把狗接回去,因為 C和他們說我們不願和她合作,而且他們找到有興趣領養這隻狗,而且願意配合 C的人。
兩人當下五雷轟頂,一星期下來身心俱疲,為了讓狗適應新環境,而把自己的生活全部擱置,我們告訴他們,隨時都可以來看狗的進步與適應良好,但 D似乎心意已決,完全沒有討論空間,我們接著打給當初最先聯絡我們的慈善機構創辦人,問她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誤會,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答應會付錢給 C,結果創辦人惱羞成怒,說她和 C是交情很深的朋友(?),然後掛我們電話。
我們來紐西蘭後打了很多場仗,但大概沒有經歷過如此赤裸的背叛,雖然只有一星期,但情感上已與這隻狗產生強烈的連結,兩人又崩潰痛哭成一團,Fc身為主要照顧者更是形容枯槁,悲慟到說不出話,我則開始感到無比的憤怒,養狗是我們盼望已久、深思熟慮後的決定,竟然這樣被搞,有人竟敢對我們、對我的愛人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我讓自己冷靜下來,接著開始打電話給各大機構,首先打給這裡最大型的動物救援機構,解釋了事情原委,問他們這樣的情況我們的權利為何、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以及其他的求助管道,接著打給市政府的法律諮詢專線,最後也打給警察非緊急專線,他們都很幫忙,然而得到的答案大致上是,先查清這隻狗有沒有植入晶片,有的話是登記在誰的名下,但這種事很難爭,最後大概只能找律師打官司解決,警察則說,如果我們不想讓他們擅闖私宅強行把狗帶走,可以等他們來的時候直接報警。
於是我們將狗帶到最近的獸醫,掃描晶片,拿到登記號碼後回來搜尋各大資料庫,也搜索了這家慈善機構臉書和網站上,所有關於這隻狗來源的蛛絲馬跡,繼續打電話到各個城市的市政府救狗大隊詢問,從紐西蘭北島最南端一路轉接到北端,因為隱私權關係他們無法向我們確認細節,但聽起來這隻狗目前的確屬於這慈善機構。
屆時距離狗被帶走已剩不到一小時,兩人最終決定放棄戰鬥,能做的都做了,心理上和經濟上都無法負擔雇律師來爭取撫養權,只能作罷,珍惜最後和狗的相處時刻,下午四點志工 D由伴侶陪同來把狗接走,可能怕我們反抗?全程兩方一言不發,就 D臨走前低聲說了聲謝謝,為我們的養狗奇遇記畫上句點。
事發後我和 Fc情緒上受到不小的創傷,幾乎無法談論此事,後來慢慢和幾位朋友聊到,朋友問,妳到底是住在什麼國度,一直在解鎖各種奇怪的成就?我也答不上來。
(紐國已進入寒冬,家裡有壁爐,買了一堆木柴,一根一根擺在之前被狗咬爛的床架上,從不會用打火機,到現在每天早起升火取暖,又是一項成就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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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施並璟
施大哥過世後這幾天,我不斷在找他的手稿。高雄的愛河、燈會、光廊、世運大道....等都好,我明明記得有保留一些,卻怎麼找都找不到?
這些手稿不是畫作的底稿,都是在咖啡館、海產攤、施工現場、各種會議中,隨手撈起紙筆,速描而成。
有時候,施大哥西裝口袋中會有一枝水溶性簽字筆,畫完粗細線條,他會用拇指食指直接沾口水,蔭開黑墨,讓明暗立體浮現,若畫在他開的TOGO 咖啡館的餐墊紙上,真是絕配。
但我們的討論,多半是「就是要海尼根!」一起,天南地北臨時起意,所以最常用的是最便宜的原子筆,路邊攤、海產擔或者咖啡桌的餐巾紙、衛生紙信手捻來,都是他畫圖解說的工具,勝過長篇大論。
你問我:既然找不到,幹嘛花那麽多時間講這些手稿?
我說,因為在謝長廷市長的時代,施大哥作為景觀總顧問、「城市美學」的關鍵推手,很多的思維、構想、甚至「設計」,都轉化為政策,「真真實實地改變了高雄這個城市!」
高雄城市的蛻變,一定要記施並璟一筆。而他最習慣的「提案」方式,就是他不斷產出的手稿。
我記得他初試啼聲的是:1999年愛河改造第一期的設計稿,那時舊國民黨時代留下來的,在美麗的愛河旁竟設計小橋流水、涼亭假山,疊床架屋,惡紫奪朱,我們看了都傻眼。
施大哥和我們討論後在設計圖上用「全刪法」,除了保留大樹、簡化植栽、鐵鏈欄竿,其餘只種草皮(只用橡皮擦,算不算有手稿?)。
結果,「只種草皮」就是施大哥把愛河救回來的設計,他說,在那麽美的愛河旁邊,哪需要多餘的設計?「less is more! 」「不設計就是最好的設計」愛河才保有今日美景。
又譬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1年高雄燈會「鰲躍龍翔」主燈的基座,楊奉琛設計的主燈已被我們改為不銹鋼,因為時間超趕,基座就是由施大哥在餐墊紙上免費設計給工務局。(我很希望還能找到這張)這個主燈,以驚人的速度完成,卻是台灣辦了30餘年國家燈會,唯一現地保存者。
若再舉到公共藝術,審議推動的不勝枚舉,就不多說了;直是他創作的,則是早期的日晷「海洋光廊」,巧妙將1999年高雄等待數十年的市港圍牆第一次打破、新光輪渡站觀景平台,加上當時的舊臨港線嘟嘟火車站(預告未來輕軌)三合一結合的藝術站體。
我至今仍記得在他一邊畫,一邊以日晷的角度直指大海説「這才是海洋首都!」(附圖)
還有,中山路、博愛路為舉辦2009世界運動會迎賓大道路幅修改,他大膽的堅持,大筆一畫,移除分隔島上無用雜亂的大王椰子或植栽,將兩側人行道拉寬到巴黎香榭大道的12米,整合高闊的太陽能路燈與標示,實現人本、節能、國際大道的世界城市格局。
(族繁不及備載....)
其實施大哥「出手」的手稿很多,上述舉例,只是浮光略影的一時回想,很可惜,施大哥生前低調,不知道有沒有完整的紀錄?若能整理出來,無疑就是一部高雄城市蛻變的歷史!我很慚愧,我跟他密切共事,幾次搬家後,竟連一張都還沒找到。
不過,我找到一本2002年為小眾印行的小冊子「城市的放樣」(附圖)這是為設計謝長廷競選總部的說明,施大哥不但是空間規劃的召集人,更將「市民美學」、「生活美學」的意涵納入選舉,來總部可以洗頭、閱讀、玩沙、手做工藝,這在當時也是改變選舉文化的創舉。
施大哥為文闡述了他的城市美學,「城市的空間文化形式是建構市民優質生活的基石,以人為主體,市民共同參與,一起建立海洋首都的空間美學」(摘要)
小冊中也有篇我的文章,我說施大哥是「城市藝術家」,並列舉我們進入市府後改造的大小景點(看附圖所列),只要施大哥「一出手」就流露卓然脫俗的品味,那時候,高雄在城市美學的展現,幾乎讓人嘆為觀止(忍不住吹噓)。
講到這裡,陳菊市長時代也不斷進步,但2018年到底那個人是怎麼用「又老又醜」迷醉高雄市民的?百思不得其解。
小冊中還提到一段插曲。施大哥的至親大哥施並錫是執教於師大美術系的知名畫家。施並璟從小也展露極高藝術天份,繪畫自認不輸並錫,鋼琴、吉他均無師自通,而且兩兄弟身高均在180左右,俊帥挺拔,很受矚目,對我來說,兩位都是施大哥。
有次施並璟與我們小酌後開玩笑,說他們家不用出兩個畫家,「並錫的創作空間在畫布之內,我創作的空間則是整個城市!」。
沒想到話傳到施並錫耳中,並錫立刻整理長年關心台灣社會的文章,出版了一本書名「畫布之外」,隔空叫陣!後來更成為高雄縣文化局長,傳為南方佳話。
我很早就聽聞施並錫,但是認識施並璟卻是1996年總統選舉的事了。
那時我擔任彭明敏的新聞秘書,南征北討,選情不見熱烈,唯每到高雄即見到他們夫婦倆抱著幼子到演講會場。
有一次,施大哥拿著一本手寫影印的選舉決戰企劃書,主軸是「終結外來政權」,讓我印象深刻。那一年選舉文宣不容易,我忘了他的提議被採用多少,但我幫彭教授擬的稿,倒是經常偷渡「終結外來政權」這口號,後來陪著彭教授到他開的咖啡店小坐,乃結下不解之緣。
1997年我隻身為助選搬到高雄,我們一拍即合,台灣未來、城市願景與美學、選舉策略、文宣創意...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臭味相投,選舉團隊日夜為伍,遂成知交好友。
事實上,施大哥是我所見過曾參與政治中人,創意浪漫,才華洋溢,但最無爭、內斂、樂於分享的人。
他從不居功,總是把榮耀光環歸於謝市長;他口才便給,卻總推說牙齒不好少說話;他樂於傾聽,路邊攤海產店可以討論各種議題,三五小時不推拖。
1998~2003年間,「咖啡+酒精」幾乎每晚都有不同的藝術家、建築師、文化人...加入我們的討論,由於謝市長的信任與授權,竟蔚為城市改造的風潮,很多外部的創意或見解,就是在隔日轉為市政的提案,像城市光廊、舊火車站保存...最源頭的想法,都是這樣得來的。
施大哥也不吝提攜後進,現任立委鄭運鵬、趙天麟.....(只提出名的人)等,都曾領受他作為前輩的照顧。
對我,他更是如師、如友、如兄、如故,我在高雄十年歲月,與他幾乎是「焦不離孟」,或者是台語說的「師公聖杯」,無役不相與共。
1998謝市長當選,我擔任新聞處長,他擔任有給職顧問,後來我轉副秘書長,他幾乎在我辦公室上班,我離職北上以後,他就成了「施副秘」,完全無縫接手,後來我在台北選舉,他也義無反顧,必然進駐。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緣份,得遇這樣的良師益友。我想,可能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我們兩人同屬「浪漫行動派」,心靈契合;另一個原因,應是性格互補,相輔相成。
施大哥對台灣追求自由獨立國家,懷抱理想;對實踐台灣價值,推動政治改造,立場不移;尤其對文化、美學與空間改造,有超乎常人的浪漫熱情;而他對創意思考的著迷,永遠轉不停。
我很快就發現,我們不只在同溫層,更是幾乎是同頻率,長期與他創意激盪,相互支援。他會設計,我偏概念,我常扮演他執行的角色,比如說,當年他天馬行空描繪各種建築空間,我會打槍說「超出預算5倍了!」,他從善如流,必修改得出更好的作品。
而我也不乏超現實的夢想,他則成為我印証的靠山。那些年,我從施大哥身上,激發出我「概念型」的創意,如發國際標命名「美麗島車站」、「貨櫃藝術節」、「愛河文化流域」、「駁二藝術特區」,而我提出之前,第一個討論的對像永遠都是施大哥。
這些概念,應該說,沒有他的牽成與無限耐煩的討論來支持,那些都不可能生出來變為政策。二十年後,我挑戰台北,並提出很多不一樣的政策,都與這一段經歷有關。
今天送施大哥遠行,我知道,那段馳騁城市創意、美學與熱情的歲月不再,我也知道未來相濡以沫的知音,再也難尋,我更知道,再也看不到你肆意創作的手稿了....
但我相信,你的手稿仍不斷在我心中描繪,城市中到處都有你的手筆,高雄人也終將流傳這段故事,想念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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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無窮大,登高看三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醫學與登山•寫給現在與下一個世代的登山者
||網路時代~野外救援四面向 ||
筆者在中學時就對登山探險產生興趣,也曾經和家人一起爬過皇帝殿、七星山和觀音山硬漢嶺等步道,在那個懵懂的時代,有聽過山名,知道登山口在哪兒的也就這幾條路線。考上大學之後,幾乎是在新生訓練一眼看到登山社攤位就入社,此生和山結下不解的緣份……
登山風格在轉變
網際網路尚未普及之前,登山知識是封閉的。登山記錄、等高線地圖都很不容易取得;好像想學習武藝必須加入武林幫派一樣,想爬山,加入登山社團幾乎是唯一的方式。
彼時的登山社團,對於社員的教育傳承和活動的管理大多有相當嚴謹的制度。以台大登山社為例,入社之後有初級、中級山嚮導訓練、雪訓、初級、中級岩訓等多種課程。嚮導員需要考試,領隊由現任領隊選舉產生。設有山難防治小組,審查隊伍行程及隊員資格。登山的初始一定是團隊活動,除了合格的領隊嚮導,隊伍的成員也都要做任務編組,大廚負責擬菜單、採購和野外烹飪,裝備官負責擬定、借用檢查團體裝備及最後的清潔歸還,醫官當然是要負責準備藥物與醫材,並且在山上執行各種內外科醫療狀況的處理。因為唸醫學系,約大三或大四起,除非有學長同隊,我一定是責無旁貸的醫官;等到變成高齡學長,也就名正言順地當起了各種訓練課程的登山醫學課程講師。
許多人都以為具有醫師身分的山友應該就會熟悉登山醫學,其實不然。筆者就有很多朋友同時身為專業醫師與登山高手,但他們不見得喜歡在登山活動中扮演醫師角色(更不要提非醫療背景的登山者了)。文化背景和制度潛移默化地型塑了那個時代登山者的風格,就像筆者,其實是因為長期擔任隊醫和為《台灣山岳》雜誌寫稿的驅力,而一直在這條路上。
把鏡頭拉回現在,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許多老字號的登山團體還在,但是教育和管理的功能已經弱化,變成以社交聯誼為主,成員也高齡化;更多年輕的登山者,他們不屬於任何登山社團。因為資訊取得容易,很多人以獨登、網路自組隊或參加商業登山團的方式爬山。這種迥異於過去的潮流中如何型塑一個健全的登山者(第146期的主題),是登山界領導人必須面對的難題。
野外救援活動的限制
現代醫學的進展速度比起網路世界不遑多讓,醫學知識也因為網路的普及而無遠弗屆。即使99%的進步都是在醫院中才能執行的醫療項目,屬於國民基本識能的基本救命術(BLS)也有了重大的進展:藉由CPR程序的簡化,以及體外自動去顫器(AED)的普及,已經有許多由非醫療專業人員進行急救成功的案例。然而在登山醫學這塊孤立的領域,外部資源進入的困難仍然嚴重限制人們在野地中執行救援。
我們以高山活動中,假設有一隊員發生嚴重頭痛、意識變化及走不動(疑似高海拔腦水腫HACE)為例,分別從知識、技能、設備、法規等四個面向來說明野外救援活動的限制,並嘗試提出解決之道。
1.知識:知識藉由網路容易取得,但取得並不等於理解與運用。如果曾經上過實體課程而有若干程度的了解,只是不記得細節(非醫療背景的人很難記住如診斷標準,醫學名詞的定義,預防和治療藥物的劑量和給法等),那麼谷歌大神、預存在手機的電子書、或是筆者正好在線上,都可以提供立即的參照。但是完全不曾學習(或是學到錯誤的知識)的人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腦水腫的早期症狀,也不知道它的嚴重性,即使下載了資料,也來不及理解及運用(也沒有設備)。
網路的知識缺乏審查機制,很難確保正確性或者是最新的知識,筆者曾經有多年前的關於傷口處置的舊作(內容已必須更新)被轉貼到其他網頁,直到有其他醫師指正才發現。尤有甚者,很多農場文或新聞媒體的報導,作者是靠點閱率來賺錢的。嚴謹正確的衛教文章很難吸引人,所以幾乎都是用誇大或甚至悖離事實的內容來搏取視線。比如說我們常看到高海拔不適用威而鋼(sildenafil)來救命的報導,事實上威而鋼只有對高海拔肺水腫HAPE的預防有用(而且有別的較便宜用藥如Nifedipine),本例的海拔腦水腫HACE不管是預防或治療,威而鋼都沒有效。可能是新聞記者只聽過威而鋼,或是認為這個藥名可以吸引讀者。反而是正確、有效又便宜的丹木斯(acetazolamide),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才有比較多的山友知道,但是知名度仍遠不及前者。
2.技術:知識除非化為行動,否則沒有任何用處。CPR的壓胸、AED使用、止血包紮、頸椎固定,本高海拔腦水腫可能會用到加壓袋如PAC,用面罩給氧等;YouTube上也可以找到教學片。但是沒有實際操作過的人,不只無法正確執行,可能大多數是呆若木雞或不知所措。要求獨登者或自組隊成員參加實做訓練課程是緣木求魚。目前只有登山團體的嚮導依法規規定需急救員資格,其他如PAC和氧氣使用等並未要求。雖然定期複訓是維持記憶與更新知識所必要,但是昂貴的訓練費用與時間消耗也對嚮導們造成莫大負擔。
3.設備:急救時所需要的一切,小到內外用藥物、包紮用的紗布、繃帶、透氣膠;大到頸圈、副木、擔架、氧氣和加壓袋等,除現在某些山屋有PAC,另排雲山莊醫療站有備AED和氧氣製造機等;如果你沒有帶上山,那知識和技術都變成紙上談兵,只能等山下的救援上來(除了直升機都要很久,我們的腦水腫患者可能等不到24小時就會死亡)。藥物和設備其實是登山醫學的最大罩門。在醫療院所的醫師只要有知識和技術就好了,設備醫院都有,即便有欠缺,轉院也是輕而易舉。把藥物設備帶上山要考量的除了重量、體積,還有藥物的效期及保存、購置的費用,持有及使用的適法性等一大堆問題。能發揮功能的醫藥箱,一言以蔽之就是又重又貴,很難保養,但是用到的可能性極低。筆者在台大山社時曾在社團建立一個公藥庫,出隊時領隊或醫官依活動型態及人數領用藥物醫材,如有使用就加以記錄,在歸還時繳費購買補回,保管人則定期檢視,替換過期或損壞的藥物醫材;在講究輕量化、個人化登山的時代,我想醫藥箱應該是優先被斷捨離的包袱。因為身負急救員重任,專業嚮導們會帶簡易的醫藥包上山。但應該怎麼帶能夠最輕、最便宜且發揮相對最大的效用,會因為活動型態和隊伍大小而有差別,必須個別化設計。因應「偶爾爬山」族群的需求,近年也出現不少登山露營裝備出租公司,帳篷、睡袋、睡墊等許多登山裝備都可以租賃的方式取得,那麼可否也可以相同的方式為之,由裝備出租公司來擔任公藥庫管理者的角色呢?筆者認為以目前的法規,只有傷口處理、包紮等外用醫材等,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其他所有的口服藥和注射藥(腦水腫的病人,可能要注射或口服高劑量類固醇)在目前非醫療專業人員或機構依法都不能購置及持有。希望這樣的情形將來有改善的一天。
4.法規:醫事及藥事法規就如同其他法規一樣,目的在阻卻相關的不法行為;但是僵化的規定及一些負面的判例,也常常使人們對在野外救護的助人善行遲疑。這個現象由於緊急醫療救護法的立法和歷次修定,把「野外地區傷病之現場緊急救護及醫療處理」納入而獲得部分解決。第14-2條規定「救護人員以外之人,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適用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準此,我們的個案疑似罹患高海拔腦水腫,是符合「生命之急迫危險」,可能在短期間內死亡的急症。使用加壓袋、氧氣或甚至藥物施予急救,應該任何人都可以執行。但是預防性投藥(如口服丹木斯預防急性高山症AMS)就不屬於急救措施,非醫療人員必須要在山下先請醫師個人處方,再帶去山上使用。而攜帶型加壓袋PAC目前被衛福部歸類為醫療器材,台灣現有的PAC都是相關單位專案引進的。非救護人員可以使用(在上述的急救行為)卻不能購置。諸此種種問題,期待將來能逐步改善。
紙短情長,為《台灣山岳》雜誌寫了十七年多的登山醫學專欄,也算對厚愛我一生的美麗山林小小的回報。在此和關注這個專欄的山友道別,不管是在山徑上或是在之後網頁形式的山岳雜誌上,我們後會有期。
文、圖/賴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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