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上)
「讓我們勇敢夢想」的十八集專題,現在來到了最後三集結語的地方了。
在開始結語之前,我想先談一點,就是這次病毒的名稱。
1.
這一次的傳染病,我們都知道它叫做 COVID-19 。
那病毒的正式名稱又是什麼呢?
是很常聽的 COVID-19 病毒嗎?
如果我們去看一下世界衛生組織的官網,會發現不是的。
在WHO的官網,有一個頁面專門解釋這次疾病和病毒取名的來由。
從這個頁面及相關聯的網站裡,我們可以得知:
每當一種新的傳染病出現,病毒名稱是由一個叫作 ICTV的單位的專家群負責取的;而傳染病的病名,則是由WHO負責取的。
結果,這次就是ICTV 把病毒名取為 SARS-CoV-2.(SARS-2號病毒)而WHO 把傳染病名取為 COVID-19.
可是,WHO 在面對大眾溝通的時候,卻把病毒另外稱之為 “the virus responsible for COVID-19” (導致COVID-19 的病毒) 或者 “COVID-19 virus” (COVID-19 病毒)。
只不過,他們一面這麼稱呼,一面又表示另取這些稱呼並不是想要取代病毒的正式名稱 「SARS-2號病毒」.
WHO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自找麻煩,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WHO 有解釋。他們這麼說:
『從溝通風險的考慮,病毒名稱裡提到「SARS」會對某些地方的人產生不必要的恐懼,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尤其是在2003年SARS爆發時深受其害的亞洲。
『基於這個以及還有些其他的理由,WHO 和大眾溝通的時候,開始稱呼這個病毒為「導致COVID-19的病毒」,或者「COVID-19病毒」。取這些稱呼並沒有意圖要取代ICTV所同意的正式名稱。』
然而,事實上,WHO 這種給病毒名稱遮遮掩掩的作法會產生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WHO 改用的這些稱呼,反而會造成混淆、不清楚。
第二,正因為WHO 在一開始把 SARS2 號病毒的正式名稱給隱藏起來,達成讓亞洲許多經歷過 SARS 風暴的人免於恐懼的結果,但也導致許多國家疏於防備,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傷亡。
而台灣去年第一階段防疫之所以成效卓然,正因為台灣是最早聞到其中有SARS 的味道。
我們只要回頭看一下就知道,台灣第一階段防疫之所以成功,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最早聞到了 SARS 的味道而採取了行動。
2.
我所以花時間來談病毒的名稱這一點,是想說明:
對於這次的病毒,和其疫情,是有兩種不同的對待態度的。
第一種態度,是認為人類和世界今天遭遇這麼大混亂和破壞的原因,就是因為新出現了一種病毒。所以只要等人類發明出有效的疫苗,和消滅它的方法,我們就解決了問題,可以重過美好的日子。
第二種態度,是認為我們人類給這個世界造成了太多混亂和破壞,所以病毒出現是一種結果,一種警鐘。所以我們需要面對的不只是病毒,還要檢視導致病毒出現的種種原因,還要回顧歷史,看看它是不是早就出現過,早就對我們示過警,而我們都沒有理會?
教宗方濟各所寫的《讓我們勇敢夢想》,就是提醒我們,病毒的出現,是一種警鐘。也因此,我們第一集的主題就是「當病毒是信差的時候」。
從這個角度,我們再看造成COVID-19疫情的病毒,它的本名原來叫作 SARS 2號病毒的話,感觸就會更深了。
原來這次的病毒其實並不怎麼「新」,它的前身,SARS 1號,2003年就來了。只是當時的警鐘主要在亞洲響,也只響了半年左右就停了。
時間過去了十七年,人類一直沒重視那次警鐘,持續在對環境和其他物種進行破壞和迫害,所以它們進級為 SARS 2號病毒捲土重來了。
只不過,這次警鐘不只響半年了,現在響了一年半也不停。並且病毒的進級也不必再等十七年了,一年左右就出現了新的Delta 版,其他版。
台灣去年防疫走在世界各國之前,主要原因就是及早嗅到了SARS 的危險,聽到了警鐘。
但台灣雖然很早就聽到了警鐘,也爭取到應變的時間,但是我們在今年的 5 月卻爆發了疫情,出現了破口,這是為什麼呢?
我訪問了十二位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都讀過教宗方濟各的這本書,我請他們就書裡所提的一些重點,來檢視台灣的情況,以及對台灣未來的建議。
那我們來看看教宗在書裡所講的三個重點,也來看看臺灣所呈現的情況各是什麼。
教宗希望我們藉著這次疫情反省的三件事情,
第一點,是不要光顧著經濟發展,卻破壞了生態,應該給地球休養生息的機會。
第二點,是不能光顧著自己好,卻漠視社會裡的弱勢,要讓大家都有不至匱乏的生活和工作。
第三點,是不能光顧著堅持自己的立場,卻成為迷宮裡的囚徒,應該讓社會最邊緣的人 也參與改造社會的對話和行動。
3.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點,臺灣在去年在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上的情況如何。
臺大社會科學院的趙家緯教授舉了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疫情發生之後,世界各地的航空業都遭到重創,所以各國政府對航空公司都有一些補助。
以法國來說 法國政府給航空公司補助的時候,有兩個但書:第一,是 1 小時之內的短班不在其內,因為鼓勵減碳,所以鼓勵大家使用鐵路或其他的交通工具。
第二,是政府固然給航空公司補助,但是航空公司也要相對提出開發低碳燃料的基金。
對照著來看,我們政府給航空公司的補助的時候,就完全沒有顧慮到這些。
並且不要忘記,去年正是我們航空公司推出各種短程旅遊、「假出國」這種旅遊泡泡給大家享受的時候。
另外,世界各地這兩年都是重視環保,電動車的銷售在上升。
但是臺灣從前年開始政策大轉彎,提出「油電平權」的政策,結果 2020 年反而是臺灣燃油機車銷量最大的一年。
我們常講:臺灣去年因為疫情防守的好,像是和世界其他地方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裡。
然而,顯然我們在這種排碳、減碳、環保的觀念上,和世界其他各地也是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裡。
趙教授所指出的第二點是:世界各國去年的用電量都在下降,但是臺灣和中國是唯二的用電量在上升的國家,並且臺灣去年的用電量創下了歷史上的新高。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的杜文苓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她說:臺灣以製造業,並且以外銷為主的經濟體系,過去對生態很少有反省的機會。
而去年全世界的工業生產都在或者停止或者減縮的情況下,大家對臺灣的倚賴更重,所以臺灣的用電量也就和世界其他地區不同,在上升。而從今年我們又發生乾旱來看,我們對用電、用水這方面的議題,事實上是需要非常深思的。
4.
這裡我也要補充一個我自己的看法。
一方面我們固然要為全世界對台灣半導體業、電子業的看重和倚賴,但是我們也要注意我們大家一起付出的代價。
台灣的電子業不但是高用電、高用水的行業,並且享受的電價和水價都是超低的。
台灣的工業用電電價,是全世界第四低的,比民生用電還便宜。
所以今年3月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接受訪問,說了段話:「水電價格應合理反映成本,現在是納稅人補貼大戶,價格越便宜,大家拚命用,很不合理。」
半導體業和電子業用電量之大,可以台積電為代表。
台積電2019 年用電量,相當於大約一個台北市的用電量。
到了2023年,台積電的用電量還要擴增一倍。
而 2019年,台積電使用的再生能源,只佔他們用電量的百分之七。
至於相當於一個台北市的用電量,需要多大的發電機組呢?
大約是 2GW。
2 GW又是什麼概念呢?
相當於核二廠全部機組,或者中火四部機組,或者,相當於三接爭議所要增加的機組。
換句話說,護藻礁與三接爭議聲中所要新增的機組發電量,也不過是可以應付台積電未來四年所需要擴增的用電量。
台灣當然要繼續發展經濟,但我們是否還能用便宜到連電子業大老都跳出來說不合理的電價來配合呢?以及其中涉及的生態環境的課題有哪些?這都需要我們再仔細思考。
我訪問的教授所談到的其他一些需要我們注意的課題,就留待接下來兩集再為大家說明。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下一集再見。
最早 製造工具的人類 在 邱顯智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上):台灣與世界各國抗疫作戰策略
時間:2021年6月10日21:00~22:10
主持:邱顯智
與談人: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台灣年輕藥師協會鄭文柏藥師
邱顯智:各位網友晚安!我是顯智。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直播。今天直播的題目是「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
在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首先是台大公衛系教授,也是台大公衛學院前院長詹長權詹教授。教授好!
詹長權:顯智好,大家好,大家晚安。
邱顯智:詹教授是國內公共衛生專業的權威。大家可以看到這段期間以來,從去年到現在,針對Covid-19,很多媒體的報導都常常可以看到引用教授的見解或刊登教授的投書。今天非常感謝能邀請詹教授來分享您的專業。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問題,希望您來為各位網友解答。
再來螢幕上這位年輕人,是鄭文柏藥師,藥師好!
鄭文柏:委員好。
邱顯智:小鄭是87年次,非常年輕,但是已經在新北開設藥局。同時也是台灣年輕藥師協會的成員。那也投入了高診次的居家藥事服務,社區服務、機構服務等等。那今天我們邀請小鄭來,除了政策方面之外,也要請小鄭跟我們分享,未來長照跟社區現場可能面對的狀況。
在今天的主題開始之前,先向各網友報告。前幾天我在立法院質詢居家快篩試劑的相關問題,這也是教授非常關心的。今天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已經正式回應。在鼓勵社區篩檢政策裡面的其中一項,已經看到宣佈鼓勵廠商引進在家快篩。其實這是台灣疫苗大規模施打前很重要的一步,我們也在這肯定衛福部聽到我們的聲音,也聽到社會各界的需要而從善如流,這個也是詹長權教授過去到現在一直在主張的。希望在這樣的態度之下一起成為臺灣防疫的力量。
邱顯智:首先,我們先請教老師,您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依你的專業與過往的經驗來看,過去一年來,臺灣在處理疫情的方式和態度,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在面對現在,比如說疫情的調查、面對快篩、面對檢驗的能量,其實就是老師在去年四月的時候就曾經提過。
韓國因為推動大規模的篩檢,去年四月的時候,所以投入快篩檢測劑的研發,後來也很多國家向韓國購買快篩試劑。那臺灣這個部分似乎沒有這麼大量的投入。
就這部分,老師去年也同樣呼籲政府,這次的疫情應該把它當做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多國安的工作不能停留在理論上,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戰爭時期的研發。
這部分其實當時老師有建議,臺灣政府應該盤整相關法規跟歐美看齊,否則臺灣空有好的生產能力卻無用武之地。這部分現在回頭過來看,確實是一種超前佈署。就這部分,是不是請老師跟我們談一下,到底在過去的一年來,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值得檢討或將來更精進的地方。
#以病毒作為共同敵人的世界大戰
詹長權:這一次疫情到今天差不多是一年半,十八個月。一開始我就說這是一次我們一起經歷的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敵人是病毒,是mRNA病毒,不是另外一個國家的國民。
二次戰後的一代,也就是現在所有的政壇或是我們社會的菁英份子、領導人,大概沒有人經歷過世界大戰。所以沒有辦法體會,在一個像世界大戰那樣的情境下,怎麼領導一個社會團結對抗敵人,更何況這一次的病毒所引發的世界大戰,跟前兩次不一樣。
前兩次用軍事產生的戰爭。敵我很清楚、結盟很清楚,有中立國。這一次的大戰,因為共同的敵人是我們看不見的病毒。所以呢,所有的國家都一起在戰爭。你幾乎很少看到一個國家可以是中立的,也就是說沒有喘息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一開始,我們很多國家都不曉得怎麼去因應,我一開始當初就跟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因為他曾經是我的學生,我就跟他建議。
#從SARS作戰經驗而來的邊境管制
詹長權:所以,12月31日2019年,臺灣採取了SARS時候,2003年對付另一個敵人叫SARS的經驗:登機去做篩檢、發燒等等。從此,我們就採取堅壁清野的邊境管制方式。
我們不知道敵人、病毒在哪裡,那我們把任何一個要進到臺灣的人當成敵人,其實是假設的敵人。就把它邊境管制,把它堵在那裡。
可是,你沒有找到真正的敵人,我們常常要等他發病了,然後就說我們去檢測他。檢測什麼呢?大家常常聽到的就是核酸檢測,核酸就是病毒的屍體。它可能在轉變的過程留下一些痕跡,我們就去找到它,可能這個敵人在這個人的身上。
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不積極的想把這個病毒這個敵人找出來。我們只是說把這個人檢疫14天,我們就假設他沒有事,我們也不檢測就讓他出去。這是臺灣在那一個時候所執行的。
#速度是台灣去年的成功關鍵
詹長權:那為什麼臺灣會成功呢?因為防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速度。所以邊境管制要有效,要在非常早期,漏進來的病毒很少的時候就採取行動。
所以,當全世界都沒有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對武漢來的飛機,我們對什麼呢?我們對湖北,後來對全中國,因為我們把它框的很大,我們覺得說所有都可能,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病毒在哪裡。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要到二月、三月才想到要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已經提早一個多月做。這造成速度給我們很好的緩衝時間。
幾乎一整年12個月,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維持一個情形。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地,從義大利、紐約,輪流的都在發生比中國當初發生的還大的疫情。在我們的周邊,我們也看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在這個中間都有一波一波還不算小的社區感染爆發。
#抗疫戰爭一定要主動出擊
詹長權:雖然這樣,我們就忘了,忘了還是那個四個字,世界大戰。這是一個全球大流行,全球的意思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我們的心態就認為我們是例外。我們指揮去做防疫的也好,一般的人民,就是在過去裡面,已經忘了我們在大戰當中。那大戰要做什麼,敵人一直在啊,就是那個病毒。
那要怎麼樣去找到病毒?如果有當過兵的,就知道說就是要哨兵。哨兵就是要去敵營、去刺探,你要知道有沒有人要偷偷的跑來。那我們要怎麼探呢?我們就要篩檢才能探查。否則我們坐著,我們就坐在那裡,我們永遠只有防守。
一定要攻擊,攻擊就要去刺探,刺探就要去篩檢。大部分國家都用這樣的原理,就是要去知道病毒在社會裡面的哪一個角落。
#篩檢是刺探敵情的武器
詹長權:為了這樣,就要研發很多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各種篩檢的工具。所以一開始大家沒有,當中國公佈了這一個病毒序列以後,以人類過去20幾年來所研發的,所有的我們稱生物科技或是分子生物學的能力,我們可以在很快的時間找到怎樣去測它的工具。
這是史無前例的,幾乎差不多一、二個禮拜就做出來了。全世界就這樣開始做檢測,後來很多的國家的廠商都加入,他就可以去研發這個。
所以,在那樣一整年裡面,因為參與的國家不下四、五十個國家,都不斷的在研發想要去刺探敵營的工具。我們沒有啊,我們就停在邊境管制就好了。把每一個人關14天,我們就認為安全了,但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會例外的。再怎麼嚴格的管制,都會漏掉。
邱顯智:所以在去年教授不斷發表文章,就是認為世界各國包括韓國,事實上對於快篩這個部分都已經有非常多的部署。
剛剛聽了教授的說明之後,我的理解是說,就好像要透過,有個概念叫做戰爭迷霧,舉個例子就說我們要怎麼打戰略遊戲的話,一開始地圖一片迷霧,戰場長怎樣都不知道。我們就是要一直要派斥侯去查探,透過資訊、情報展開來理解戰場的全貌。我這樣理解,教授可以同意嗎?
詹長權:當然,就差不多是這樣。你如果不試探,就有一個假設,它不存在,或是它存在的現象是腦子裡面的,可是永遠沒有去求證。結果一測了,就是說,如果這一次不這樣測,你怎麼知道萬華跟板橋是這麼嚴重?你可能就不知道。
邱顯智:教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有哪一些國家,就其它國家的經驗在面對Covid-19疫情流行的措施,是我們值得參考的。不管是說疫苗或是篩檢的措施。臺灣現在的疫情是走到那個階段?適合用什麼樣的手段?
詹長權:有很多國家在不同的流行階段,都有很好的借鏡。
#韓國的檢測撲滅戰術
詹長權:我們最喜歡比的韓國,韓國跟我們一樣,他也都沒有很強烈的封城,他一直是用軟性封城的方式,也就是說勸你不要出來。
可是,他發展了很多的檢測、篩檢的技術。每次有發生,譬如說韓國很常常發生Club的聚會,然後就開始爆發,然後就可能在首爾裡面某一個區,他就把整個區封起來,然後每一個人都測,他就用這種方式。結果為了要這樣,他就要研發越測越快、越方便用。
他的策略就是:檢測撲滅、檢測撲滅。他用這樣的方式,所以他不斷的使用,這樣的過程裡面,他就研發出很多快速篩檢的技術跟能量,自己用也輸出。這個是很成功的例子。
#從韓國到美國的篩檢麥當勞化
詹長權:結果,美國紐約跟美國加州都開始發生流行的時候,他們就跟韓國取經。
韓國怎麼測的?譬如韓國創造了一個,就是說醫護人員不夠的時候,以前都是到醫院去測,到醫院去測很麻煩,很怕被測的人帶病毒去影響醫院,又很怕醫院的醫生跟護士被他感染,他就要換很多次的口罩跟衣服。後來韓國說,我們發明得來速的,被測的人不要下車,到的時候窗戶下來,你坐在駕駛座過,他們又發明了一些隔板,就用很快的方式去做。後來這個得來速,甚至說那就自己採,採樣的東西,開車先在一個關卡拿起來,他有一個影帶教你,你自己弄一弄放好,交給這個也不一定是醫師,他就在那邊收就好。
透過很多我們現代的作業流程裡面比較有效率的方法,他們就可以這樣,從一條線的,好像我們到麥當勞買東西的得來速一樣,一下變成十條線,把停車場變成這樣的方式。
那美國就是大的shopping mall的停車場,就把他改成這樣。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從一天可以做幾千人到幾萬人,到後來一天都可以做十幾萬人、二十幾萬人。所要大量檢測的目標就一個一個提昇了。韓國就是用檢測,為了來撲滅社區傳染,一直在精進的一個歷史。
#英國的社區篩檢與居家快篩包
詹長權:英國也一樣,後來英國流行得很嚴重,它也大概都用、大家都用這個方式。
英國他跟我們比較像,人口比較密集,也不是那麼多人開車,它就要發展另外一個方式。所以英國大概做的方式,都是在全民健保之下,讓人民可以很快速的到診所、到開業醫去取得檢測。他們也是靠著大量的檢測,然後他們覺得這樣還不行,後來就是在藥局,甚至就郵寄到家裡去給他們在家裡檢測。每個國家因為他的需求、對檢測的需求,就會發展出他的模式。
#居家篩檢在德國復學的應用
詹長權:那像德國,他開始流行結束、流行結束。很多邦為了要讓學生回去,它想一想說,我一定要發明在家檢測,讓學生上課前我先測一次,如果陽性就在家裡,然後幾天後再測一次,如果是陰性那就可能比較放心,如果繼續陽性那你可能就是真正的陽性,你就是居家隔離或是要觀察你有沒有惡化,然後可能要去就醫等等的。這個是他們的方式。
#在疫情中提升篩檢武器的新加坡
詹長權:我們周邊的新加坡,他的最大的一波就是移工。移工爆發之前,他也有幾波的爆發,那個時候他跟我們一樣都是措手不及,也沒有很多的檢測能力。
可是他就開始逐步,他知道他整個新加坡的國民跟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包括白領的移工跟藍領的移工他通通要照顧。他準備好這個,結果在這個移工的大爆發的時候還是不夠。但是他們的做法就是到移工居住的場所,作為整個普篩的場所,一個一個檢測。檢測抗原、檢測PCR、檢測抗體。
他透過這樣的一個練習,讓整個檢測的能力大幅的提升。為什麼?因為他天天要測,那個時候每一個人一個禮拜至少要測兩次至三次。測到陰性的才可以、幾次陰性以後才可以回到建築工地去當工人、可以去到一些工廠裡面工作。
所以,社會有那個需求,需要我們要對抗這個病毒,然後讓我們的生活不要走向封城,大家都不能工作、不能上學的這個前提下,每個社會都因為需要檢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大概差不多到六月七月,去年的六月七月,這些技術都很成熟了。
#疫苗戰線的軍備競賽
詹長權:同一個時候,差不多一月底,有遠見的國家都已經投入疫苗。因為基因定序出來以後,其實就可以靠那個去製造疫苗的雛形,很多的經費就投入。現在你看到的輝瑞BNT,都是一月二十幾號疫苗就做出來,那開始要找機會去測試,要找怎麼樣去找到實驗室跟那個實地的場所,想要去做這個研發。
二月份,更多的疫苗都開始做了。所以這個的原因就是說,當疫情用公共衛生的手段防守到一個階段,最後一定要使用攻擊的武器。攻擊的武器只有一樣,就是疫苗。
所以,科學防疫上,一開始就開始在準備。這個事情就是人類史上是最難得的一個經驗,就是不到十二個月,幾乎差不多十到十一個月,第一支疫苗就是從,差不多已經在第三期人體試驗,已經做到快完成。不叫完成,就是他資料已經累積夠很多了。所以到十二月的時候,去年十二月的時後,就提前解盲,就知道有效。
#美國的疫苗開發大投資
詹長權:一個疫苗的開發可以這麼快。那怎麼成功的呢?就是美國。美國是一個科技大國,所以他大概每一支疫苗都投資在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他很大的錢,就告訴他們說你們就這樣去做,所以他同時投資了差不多六到十支。他不能保證都會成功的,每支都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
就是你就知道說,一個有用科學引導的指揮系統、防疫的指揮系統,他會看很遠。雖然他在那個過程裡面死傷累累,對不對,美國感染者死亡者都不少,可是他有一條主軸線,就是說他一定要找到打敗這個病毒的武器,那就是疫苗,他就去投資。所以美國這個大投資這樣走,所以美國為主的。那另外一個比較小支的,就是以英國跟瑞典為主,從牛津大學開始的AZ疫苗。美國是大宗其他主要的。那我們比較不熟悉的、資訊比較少的俄羅斯跟中國,一樣都這樣在開始做。
所以那樣的科學的防疫,是在去年一月就開始,那就是一個武器的競賽,看誰最能夠生產出來最好的、量最多的。大戰裡面,你要打贏對方,就是你的槍砲飛機戰艦都要比人家多,而且好之外要能夠量產。那些布局所動用的,都是在一個戰爭時代的工業生產。
每個國家,幾乎都動用到他的國防生產法案,那個都是在一次二次大戰以後,你要去戰爭的時候,你可以用國家法律授權給你緊急狀況下,去徵招私人企業來做你的事情,去控制重要戰略物資。那樣的過程是很有戰略性。我在那個過程裡面,我不斷提醒政府,這是一個世界大戰,一定要這樣布局。你如果不這樣布局,你就可能會打敗。
#新加坡的結盟投資之道
詹長權:那小國怎麼辦呢?這些科技經濟的大國這樣做,經濟跟科技沒有那麼大的國家,就要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怎麼樣去結盟的角色。那我們就拿四個國家,來看看他們怎麼去結盟。
新加坡:錢很多、土地很小,也沒甚麼武器。所以他想的辦法是我拿錢去跟人家合作。所以我剛剛講的,一月開始以後,新加坡二月多就組成對抗COVID的特別委員會,由九個人左右,來自於各部會跟幾個大學,四十歲左右。他們都可以做非常重大的決定,去跟人家發展疫苗的檢測試劑,直接談判、拿錢做先期的投資,看到最原始的資料。然後他們做的報告,經過這樣評估以後,新加坡最有利的方式就是投資這個疫苗。
邱顯智:投資疫苗跟檢測試劑。
詹長權:對。他還沒有二期就已經看到,然後他就從那時候開始投資,變成合夥人。所以他當然拿得到疫苗阿。他的合夥的條件就是生產出來。
邱顯智:教授不好意思,他是投資美國的像是輝瑞或是莫德納?
詹長權:他是投資BNT。他就跟BNT講好,我會給你研發的錢,我事先跟你講。因為他已經判斷過成功的機率很大。
#日本韓國的代工路徑
詹長權:像韓國跟日本,他們一樣就跟人家講我來幫你代工。他還用很好的生產條件,來說你總是需要我們合作才能做成。
像莫德納這個疫苗,大概要有五千種化學物質,各種不同,林林總總,在他整個過程是相當繁複的。你的關鍵材料那麼多的時候,你的供應鏈一定是經濟工業的強國才有。那他們就能生產一些需要的,互補有無的時候,那工廠的規模又大,他就可以去代工。否則之前最早這些好的疫苗,都是在美國跟歐陸。因為好的廠,例如比利時法國荷蘭,有一些廠都跟輝瑞等等合作,為什麼?還有瑞士等等。因為原來藥廠很大的一些國家它才有。
可是亞洲這幾個,像日本跟韓國,特別是日本,他的藥界也是蠻強的,韓國也慢慢跟上了,他就這樣做。
#用健康資料談判取得疫苗的以色列
詹長權:另外一個國家像是以色列,他也是起步沒那麼早,可是他一起步,就是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他的總理就去跟人家講。後來大家看到那個故事,就是他打了15通電話給輝瑞的總裁跟他談。他談就是用他的健保資料庫,讓這個疫苗到他那邊用的時候,可以取得疫苗臨床試驗的第四期。我們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就是說廣泛使用之後所發現的副作用跟效果。所以他用健康資料去跟人家談判,然後用高價買了以後,他就可以做。
所以布局看得遠,為什麼有那個決策的機制可以這樣做?不要忘了,每一個我提到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資訊透明程序完備才能團結國民
詹長權:這幾個國家,他們做這樣決定的過程,都非常充分地受到國會的監督。所以美國要投資的每一個事情、為何這樣決定,等他投資完,一定會被美國的國會叫去做聽證會。所以美國白宮的最高顧問佛奇,他的疾管署署長,他管疫苗採購的,每一個人都要到國會去接受國會議員的聽證。那個講出來的話都是有法律責任的。
他們一整天的聽證會,即使疫情那麼嚴重,一定要對,在民主體制裡面,對整個民意機構做很負責任的對話,這樣才會透明。一樣,以色列,都是受到國會的,不能說是制衡,就是說在疫情下,只有透過這樣才能夠團結,因為資訊是透明的。
所以,這個都是他們走的一些路徑。就是說,他們的準備與民主與治理,在一個戰爭時期,因為要有速度又要有責任。
這是我看我們台灣要怎麼借鏡,看看我們那些地方做科學的防疫、政府長期投資的決策,跟國會課責的負責任的雙向互動,是不是在過去一年多以來都比較不足。那不足之後,就會比較無法眾志成城,比較容易有紛爭。在碰到危機或是疫情爆發的時候,常常就會是對立跟社會的撕裂,這個都是給病毒最好的機會來打擊我們。
所以,我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告訴大家,檢測也好疫苗也好,這兩個在社區大流行一定要用的工具,我們沒有好好地提前佈署,是蠻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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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人類與其他靈長類生物,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相似與相異點,比方說頭顱大小、比方說讓人類直立行走的骨盆形狀等。其中人類的「大拇指」更是讓我們能去更精準地使用自己的雙手製造與運用工具。
這篇來自【中央廣播電台】上的文章,帶我們跟著人類學家看到人類的「大拇指」對於整體文化乃至文明發展有多重要?從中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更加善用我們的身體優勢,不負演化漫長積累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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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姆指演化對文化發展如此重要?
事實上,若你現在試試自己的大姆指,它能夠與其他四指((fingers)對碰,做成「鉗形動作」,讓你可以拈起細微如鹽巴的物體,又可以穿針引線,還可以全方位活動。再看看其他靈長類的手,可相對拇指雖然屬大部份靈長類動物獨有,猴子可以算是人類的近親了,但是,猴子的拇指沒有這項功能。
人類手指的「鉗形動作」,是製造各種複雜機器的第一步,也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研究人員通過虛擬模型評估了部份人類近親化石中,拇指肌肉的強大程度。人類學家也將早期現代人類化石的抓握力,跟目前活著的黑猩猩以及6種不同原始人類的抓握力相比。這六種原始人類包括最早人類之一的南方古猿阿法種(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是「露西」,還有近代一點的古人類,例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以及數萬年前存在的早期智人(Homo sapiens)在內。
研究人員發現,生活在大約2百萬到38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家族、這些最早的石器工具製造者,他們手部靈活性沒有像後來的人類那麼高。所以,他們較難做出精確的動作,例如握筆寫字,但是他們可以使用如棍棒和石頭等工具,有點像野生黑猩猩一樣。
史前人類學家哈瓦第接受CNN訪問時說,「南方古猿的指骨通常比現代人類要長、而且較彎曲,不過沒有現在活著的大猿類(great apes)的長。所以,他們應該可以和你握手,但是應該可以看出明顯的差別。」
研究人員的結果顯示,強大的大姆指只在大約2百萬年前部份化石人類的手部演化中出現。
這個時候,直立人(Homo erectus)出現了,他們是最早出現、身體構造和智人接近,而且是第一批從非洲出來的人類。此外,此時系統性宰殺獵物以及使用水資源的證據也開始出現。石器工具也顯得更精細複雜,而且愈來愈被習慣性使用,因而擴大了早期人類的飲食內容。
哈瓦第說,「當然,這不太可能顯示出直接的關聯性。」他說,「但是,我們的確看到在2百萬年後的化石記錄中,隨著時間進展,文化複雜度愈來愈高,而這也是最早的化石年齡,在我們的樣本中顯示人類姆指效率增加。」
學者表示,這包括更系統性的使用石器工具、更複雜的石器工具製造逐步的發展、對動物資源逐漸增加依賴,以及當然,就是直立人這種大腦更大和身體更大的原始人類出現。這種原始人的地理範圍也擴大到整個非洲和歐亞大陸。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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