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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台灣本位意識不專屬任何一個階級
作者: 莫羽静 《莫羽靜專欄》
被醜化的《台灣心聲》
隨著中國共產黨與黨國的打壓，社運運動頻起，也造就太陽花世代的興起，台灣本土意識終於成為台灣社會的顯學，開始意識到自身被殖民的事實，也開始檢視黨國文化對台灣意識的歧視本質。
從運動賽事上典型的「輸球台灣隊，贏球中華隊」，再到影劇內講國語的文雅黨國後裔，對照講台語的地痞流氓與中下階層，這樣的意識枷鎖，就連本土政黨執政後，也難以避免，更有甚者，針對特定人士進行抹黑式的戲謔。而其中有一個人，被醜化到你一定記得，但你卻不知道他的原型來自何方，那就是大悶鍋系列中，由邰智源飾演，經常出現「這就是愛台灣」口號的那個人物。
他就是汪笨湖。這是他的筆名，本名王瑞振。原本是台灣本土派作家，因緣際會地走入媒體業，也意外撐開了屬於台灣本位意識的一片天空，那是一個剛走出獨裁世代，仍由黨國壟斷一切的台灣。
台灣本位意識的啟蒙者
本土政黨的支持者，在過去黨國意識的塑造下，被主流社會貶斥為不懂經濟與政治的中下階層，而笨湖仙則是突破黨國枷鎖，將中下階層的聲音帶上傳統媒體的這個舞台。《台灣心聲》是當時政論節目中的異類，台語在黨國傳媒的打壓與殖民迫害下，原本是不存在於傳統媒體上的，笨湖仙以流利的台語，同時也擅長與來賓博感情，凝聚了非常大的支持客群。
除了批評時事政論，另一個主軸，則是把過去被黨國威權殖民打壓的受害者，帶到傳統媒體的視野之中。刺蔣流亡日本的史明、林宅血案的倖存者、為躲避白色恐怖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被黑名單阻擋在海外的台澎建國獨立運動者，一個一個台灣歷史的碎片，不曾出現在大眾傳媒的碎片，就這樣在笨湖仙的節目中拼湊出台灣的悲傷，也激起台灣本位意識的熱潮，收視率突破電視台紀錄。
這也是黨國傳媒為什麼會針對笨湖仙醜化嘲諷的主因。將台灣本位意識的推動者，與德國獨裁法西斯領袖阿道夫做結合，暗喻者台灣本位意識，是福佬沙文主義，是法西斯意識，認為笨湖仙是在操弄民粹，而黨國集團針對性的攻擊，並不只有這樣。
笨湖仙的節目收視高，只是表面的風光。暗地裡，黨國集團利用過往的裙帶關係刻意打壓，廣告商大多畏懼於其勢力，亦或是擔憂中國市場也受到威脅，節目收益其實並不如友台，大多是依靠員工到處尋找廣告來源，諸如日本公司或台灣農產品的推銷，才得以穩定節目經營。最後，在黨國復辟後，國共合力打壓電視台，在喪失資金來源的情況下，最終笨湖仙黯淡退出媒體界。
黨國歧視內化到潛意識
台灣是一個被殖民四百餘年的民族，在日本的殖民下進入現代社會文明，近年許多台灣本位意識倡議者，大多會強調日屬台灣時期的仕紳與菁英階級，藉此與中華民國殖民台灣的黨國菁英階級做對抗。
台灣是一個多元的民族，中下階級平民草根意象，卻大多被避談，潛意識上也是受到黨國厭台歧視的影響。誰說草根平民就不能代表台灣，誰說草根平民就無法跟黨國談論國家大事呢？笨湖仙不就是一個將草根平民與台語，帶上媒體大雅之堂的先行者嗎？我輩的台灣本位意識倡議者，應該要記得謹記笨湖仙，台灣本位意識不是專屬於任何一個階級，多元與平等才是台灣建國獨立的團結根基。

從89，走到2014，二十五年來香港人已經為這場不公義奮鬥過四份一世紀。每年我們也會舉行悼念六四的活動，當中的表表者包括每年由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燭光晚會。近年本地本土意識興起，社會輿論開始探討出席此類悼念六四活動的意義，以及六四與「愛國」一詞的關係。六四對於港人來說，不單只是一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屠殺，還是一個二十多年來，每年能聚集成千上萬素來不關心政治的港人，集結在一起、一同為著同一場不公義而抗爭的契機。

但同樣的口號，喊了二十五年；六四依然未獲平反、無恥的政客依然當道、香港依然未有普選......更甚者，在「一國兩制」的虛名下，我城僅有的自由、法治、文明，正在被來自深圳河以北無處不在的影響力，一點一滴被吞噬。在未來的抗爭路上，我們應如何繼續走下去？

近年來，隨著本土意識興起，「本土意識」及「城邦自治」等成為城中熱話。上週四，港大學生會邀請了陳雲先生蒞臨港大闡述《香港城邦論II》及剖析香港政局。以下為是次座談會的完整版錄影，對此議題有興趣、而又未能在當天出席的同學可在此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