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新【當言論自由成為祭品——26年《蘋果日報》在港關上最後一盞燈】
「假如夏娃當初不是咬了蘋果一口,世上就沒有罪惡,也沒有是非,當然也不會有新聞。」這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於1995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向媒體述說的辦報理念。當時豪氣干雲的黎智英如今已在獄中,而咤吒香江26年的《蘋果日報》,這份親民主派大報,6月24日正式在政治的打壓下停刊。
內部員工表示,24日凌晨12時後,讀者無法再瀏覽網站內容,將留下一句停刊通知。23日晚上11時,許多讀者將車子停滿在壹傳媒大樓外周邊,聚集的人群以手機的燈光來送別《蘋果日報》。而最後一刊《蘋果》的頭版標題大字寫著「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 (我們撐蘋果)」。
■香港言論與新聞自由快速萎縮,親自由和民主派媒體首當其衝
黎智英成立的壹傳媒(Next Media Group)(編按:2015年10月更名為Next Digital Limited),在1990年3月發行雜誌《壹週刊》,在1995年6月20日創立《蘋果日報》,成為香港最暢銷的中文報紙之一,在香港單日最高銷售量有50多萬份。高峰時期在2012年,集團合計約有5,000多名員工。當時它以全港首創的全彩色報紙印刷出版,打著「每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沒人能騙我)」的旗號,以大眾化、通俗的語言特色,配以搶眼、煽動的標題,快速拿下香港主流報紙的地位。近年因為黎智英的反共及自由立場,成為香港少數敢於批判北京和港府,同時也鮮明地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台灣稱反送中運動)的傳統媒體 。
香港媒體近年的言論自由快速萎縮,不少做調查性與深度報導的媒體首當其衝。
《報導者》曾採訪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這位長期在香港做調查報導的新聞老將,2014年2月26日在港島遭2名歹徒重砍6刀,當時《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劉進圖回憶,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2003~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再後來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近年立場親自由派與民主派的媒體,大量流失了廣告。其中香港《蘋果日報》每年投放大量資源報導六四周年、七一遊行等議題,也因而流失了紙本的廣告主,於是轉而在數位上爭取付費讀者。國際媒體關注港媒光譜的變化,2019年《紐約時報》採訪黎智英,當時以「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一個有良心的攪局者」(A Hong Kong ‘Troublemaker’ With a Clean Conscience)來形容他,而當時受訪的黎智英說,廣告主的離開使得《蘋果》每年損失約4,400萬美元(約12億新台幣)的營收。
根據壹傳媒的財報,2011年至2014年財政年度,壹傳媒每年收入超過30億元港幣(約108億新台幣),但2016年後連續5個財政年度,累計虧損19.5億元港幣(約70億新台幣)。而《蘋果日報》的銷售量從最高峰的50幾萬份,到2020年不到10萬份;員工也從5,000多人的高峰,降至2020年9月30日約有2,000位左右的員工(其中香港1,228位,台灣866位),現在員工不多於800人。
雖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啟後,蘋果日報網站仍是港人追看的主流即時新聞平台,但同時,中國官媒開始鎖定並批判黎智英與他的媒體,《環球時報》就形容他是「大漢奸」、「亂港頭目」、「賣國者」、「被中國歷史唾棄者」。
2020年的5月29日,黎智英曾投書《紐約時報》,文章標題〈我的推文能威脅國家安全嗎?〉(Do My Tweets Really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強調港版《國安法》將終結港人的言論自由,只能說中國政府容忍的話。
■港版《國安法》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搜索《蘋果》編輯室並凍結資金
就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落地後,8月港警派出上百人警力,對香港《蘋果日報》報館進行大搜查,並援引港版《國安法》下第29條罪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拘捕73歲的黎智英;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黎智英所擁有的3間私人公司於當地銀行賬戶內的財產。
上週三(6月17日),港警第二度封鎖蘋果大樓,再次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拘捕包括行政總裁張劍虹、總編輯羅偉光、副社長陳沛敏等5名高層,保安局也在同日凍結壹傳媒集團旗下3間關聯公司、共1,800萬港幣的資產,港蘋即時陷入財政危機,管理層一度向保安局申請解凍銀行資金未果,沒有足夠金錢繼續營運下去。
此外,大量蘋果員工即日辭職,旗下網路平台在今(23)日正式宣告停止營運後,蘋果網站裡的各個頻道,包括《壹週刊》、《果籽》等品牌,在Facebook粉專留下告別聲明,內部人員表示,網站內容將在24日凌晨起全數被移除。但在最後一夜,《蘋果日報》仍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紙本,數量高違100萬份。
6月18日在香港股市中停牌交易的壹傳媒,在《蘋果日報》停刊後,復牌機會減低。根據《香港01》的報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若主板上市的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或資產,港交所便可根據指引決定是否能將其停牌或除牌;若主板公司因業務運作或資產問題而致連續停牌18個月,港交所可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有分析指出,在失去主要業務後,壹傳媒可能因業務或資金問題,遭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又或因停牌超過18個月,而被取消上市地位。
■記者、讀者的哀悼,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
「很心痛、很傷心,這幾乎是香港唯一一份,敢於向政府對抗、為群眾發聲的報紙。」朱小姐是蘋果達20年忠實讀者,自倒閉危機消息傳出後,市面捲起數次的搶購潮,她每次都排隊買下一份紙本以示支持。
在《蘋果日報》港聞組工作逾10年的資深記者朗峰(化名)表示,觀察到其他業界同行,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在2017年6月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後,不少報紙都減少人手、或減少篇幅報導示威或抗議的新聞。他以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死難者、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作為例子,「蘋果是願意投放全公司人手和資源去做。由事前的人物訪問,到當天動員及部署等都報導,也到現場朴咪(現場訪問)不同年齡層及職業的市民。」
「以前公司與某些財團或地產商關係密切,不能報導它們的壞新聞,也禁止做反送中抗爭的周年回顧報導,」在去年8月大搜捕後才轉職至《蘋果》的記者心怡(化名)則透露,以前在親建制派的報社工作,經常要「掩埋良心」報導有利政權的論述,而且在反送中運動一周年後,只要是觸碰到「年輕人問題」,即便是軟性角度如「失業浪潮」也成了議題禁忌。她亦強調,針對一些批評香港警方的議題,建制媒體只允許固定同事處理,並大幅縮短文章篇幅,未能讓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
「但在《蘋果》,只要你能向上司解釋到故事題目,你都可以做。」她預估到,《蘋果日報》倒閉後,最後一間親民主派的媒體倒下,第四權報導異見、監察及批評政府的空間將愈來愈少。另外,據她收到的行內消息指,不少建制媒體高層即將禁止聘請從《蘋果日報》離職的記者,意圖進一步扼殺記者的生存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表示,《蘋果》正式關閉,意味著最香港會失去一份最敢言的報紙,「因為目前看來,它對政權及北京政府來說,最民主及最具批判性的聲音,」她強調,這一份異議報紙的象徵式死亡,亦預示著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特別是蘋果日報本來的讀者群廣大,代表大多數市民的不同聲音。」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創調查以來8年新低
香港記者協會在今年5月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下跌,創調查以來的8年新低。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訂立和實施後,警方持續搜查新聞機構,也讓新聞採訪工作寸步難行。
《蘋果日報》在1995年的創刊社論〈我們屬於香港〉中,有幾段是這麼寫的:
「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尚有兩年香港的政權便要移交了,在這個時候辦報,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在世界的資訊走廊上,香港雖然只是斗室一個,但我們清明通透,時刻與整個世界資訊交流:每一分、每一秒都受到世界傳媒注視、受世界輿論監察。在舉世眾目睽睽之下,誰敢貿然對香港胡作非為?
我們有緊扣世界脈搏的靈通資訊網絡,優良的自由法治傳統,無數世界級的人才⋯⋯我們對中國和世界貿易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權衡利害,中國能不讓我們有一個自由充裕的生存空間?」
在下了連場暴雨後的晚上,《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最後一盞燈。被關閉的命運,映照26年前的創刊詞,難免令人感傷。中共與港府連番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有良心的媒體與新聞人已難有棲身之所。(文/李雪莉、金蕊;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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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從未如此重要,記錄關鍵時刻,#贊助報導者:http://bit.ly/2Ef3Xfh
朱一旦離職 在 千頌C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正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TVB(511)股價早於上星期五,已被港視(1137)超越,就算今日港視高位回吐,股價仍然高過大台,市值仍然一個double,達83億元。
TVB嘅沒落,可以由「殼王」陳國強2015年正式「坐正」數起。入主前,即係2014年,全年收入近58億元,賺14億元,每股盈利3.22元;睇返2019年條數,唔好話賺,蝕少啲都已經偷笑,全年蝕近3億,每股蝕0.67元。50年基業,只需要4年時間,就近乎毀於一旦,其實,個厲害程度,我會比喻為——僅次林鄭。
「殼王」退休,以往身邊紅人,雖唔敢講話樹倒猢猻散,不過似乎陸續運滯。繼劉高原6月被逼辭任南岸集團(577)主席後,噚日一份通告,令中環人又邊食花生邊八卦。
話說凱華集團(275)公佈,話葉家海因為喺8月3日,被高院判破產,所以按公司章程必須離職,冇得做董事,簡單講,即係破產兼失業!
葉家海(Allan Yap)呢個名,如果你Google佢,大家畀佢個朵有以下,包括「陳國強嘅親密戰友」、「陳國強拍檔」、「低調富豪」。佢以往嘅工作,就係同陳國強密密「合作」做刁,好似今次出通告嘅凱華,前身係錦興,隻殼亦係葉家海由陳國強手上買返嚟;佢哋仲friend到,曾幫陳國強做TVB替代董事。
好啦,喺金融界一個做大刁食大茶飯嘅人,你唔好話佢夜夜笙歌、酒色財氣、有幾頭住家啦,你話佢生活過得好撲實,都好難令人信服。想當日,冼國林飛去濟州島出席金利豐(1031)朱太60大壽,之後染上惡菌要切除左眼,去程坐嗰架私人飛機,正正就係葉家海擁有。我曾經都同佢有過一面之緣,可以話係豪飲豪食嘅大豪客。
好啦,問題就喺度啦!一個做開刁億億聲嘅大莊家,平時去個旅行都係坐私人飛機。呢類人一般對貧窮定義係點?有個曾經吒叱風雲嘅莊家,就同我朋友咁樣呻過:「唉…呢期好窮呀…得返幾千萬身家。」係好誇,但貧窮真會限制想像。
係嘅,葉家海上年已經財困,江湖傳聞佢五至六年前,發好多債券畀大陸人,等佢哋投資移民香港,到呢幾年債券開始到期但又冇錢還;上年年底,又俾華融資產(2799)入稟高院追數1億。
不過,理論上呢班人,就算財困極,爛船都有三分釘。點會窮途末路到要搞破產呢個地步?需知道,破產係要捱,就算自住層樓都要賣、唔可以買貴嘢、非必要連的士都唔可以坐,如果去酒店豪食5000蚊,仲分分鐘俾人篤灰。唔好講去旅行,飛都未必畀你飛,私人飛機?拎咗去還債啦。普通凡人都未必過到個心理關口,更何況佢係同開陳國強出出入入嘅戰友喎!同N過女星傳過緋聞嗰個陳國強喎!
金融圈千絲萬縷,一個出事,好多時表示,佢背後條產業鏈都出大事。今日表面爆嘅係葉家海,實際背後仲有幾多人爆煲?相信過多一排我哋就會知答案。
by千頌C@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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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應知所進退 後生須有技防身(練乙錚)
今天和大家談兩個問題,一個是民主派在立法會的去留,另一個是民主運動中人,尤其年輕人應如何處理好自己飯碗與理想之間的矛盾。看長遠,第二個問題比第一個更重要。
一、立法會的去留
處理第一個問題,我提議大家用做生意般的功利眼光去處理;就當民主是一盤生意。繼續多留一年的話,收益其實只有一項,那就是還可以在立會這塊發聲尚屬比較安全之地發聲。至於有說留着還可以盡量延後惡法出台,那是異想天開了。惡法何時出、怎麽出,都不再繫於立法會裏民主派有多少票,北京甚至也不在乎需要在國際上付出多少代價。你有35+又如何?政權會說你拖延立法就是想拖垮政府,犯國安法,DQ。
當然,發聲還是重要,但絕對不需35+把嘴異口同聲。所以我認為,民主派首先要放棄那個不知所謂、往後在立法會戰場上毫無理論根據的「齊上齊落」,然後留兩個最懂得發聲的「活口」,其餘有生力量應全部轉移到其他行檔裏、收益期望值最大的profit centers上面。
向誰發聲?如何發聲?大家已經清楚,向政權發聲是沒用的;而且,經歷過十年來的社會運動生聚教訓,民眾不再需要政治精英的提點解釋。如此,留守立會的議員要發聲,受眾恐怕就是關心香港事務的外國人。那麽,誰留誰不留,取捨條件就很簡單:外語能力最好、國際上最知名、最懂和外國人打交道的留下就沒錯。
如果再能滿足一兩個非必要條件—一是有充裕的經濟能力,可以捐出全部從立法會得到的薪津等利益;一是機會成本甚低,不宜或不懂從事議會以外其他抗爭工作的—那就應該是首選。我估計兩個泛民大黨各自都可以找到一個最符合上述條件的現任議員,而我是會支持他們留任的。
反過來說,哪些議員最不應該留下呢?去年以來,泛民開始在議會內進行「肢體抗爭」,那是很糟糕很無用的視覺把戲,應該留下的極少數民主派議員尤其不必搞。留下既然是為了發聲,那麽議會內肢體抗爭的收益值便是負數,因為一旦有留守議員因之而提早失去議席,那便是辱命了。如此,我認為那些比較年輕、血氣方剛,或者孔武有力、出手能傷人的議員,都不應該留任。
二、「得君行道」與「得職行道」
大家可以看出,我基本上主去不主留。我的道理簡單老套,不需談論價值。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政治傳統裏,仁人志士早已得出在政治上決定去留的準則。「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執包袱鬆人)。」這是孔子讚賞當時衞國賢臣蘧伯玉而說的,稱他為君子、知所進退。孔子的時代,中國專制統治的手腕已經很成熟,這條戒律準則無疑是總結了無數經驗教訓換來的,值得重視。孔子自己心愛的學生子路就是因為犯戒,最後給衞國的當權一派用刑,剁成肉醬。其後中國政治總的來說越發黑暗;到宋朝的時候好一點,一批大儒遂認為有可能實現「復歸三代」,於是提出一個辦法:得君行道。其實那也是十分困難的,按此辦法而能如願的事例一個也沒有,不僅北宋王安石得君於宋神宗而結果一敗塗地,後來南宋朱熹也以為可假孝宗行道,卻失事於光宗,更在寧宗時期的慶元黨禁裏一度性命堪虞,最後決意退出政治(這段歷史在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下篇有詳細論述)。大家再看看當下中港政壇裏的大君小君是哪種德性了,就應該知道如何取捨。
客觀情況是,在立法會仕事作為一種志業已無可圖。但這不只是立法會如此,在其他以前不少人以為有意義、不是僅為餬口的職務上也大致一樣。年來,一些在傳媒和學校裏任職多年的朋友感受到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覺得在工作上已無發揮正義力量的餘地;到最近,惡況變本加厲。香港大學炒了異見者戴耀廷;某電視平台忽然辭掉一批高層,解釋欠奉,但誰都知道原因。正常社會職場裏某些「得職行道」的可能性在香港急促消失。
不過,大家不必覺得失望,更不必因而感到憤怒。試想,世界上有哪一個法西斯政權會容許異見人在政權認為是關鍵的社會位置上發揮影響?我於1998年加入特府中央政策組當特首的全職顧問,是過渡之後單人匹馬介入高層政治的第一個文教人;當時抱着濃厚的「得職行道」心態 ,甚至還可能懷有一點得君行道的幻想。可是六年之後,卻因在內部「過甚」批評政府的政治政策而遭炒魷;那恐怕也是97之後的頭一個案。港中關係蜜月期後段裏發生的這事,其實已經預示今天大家看到的一切。
三、要當業餘民主派
因此,「得職行道」之不可為,我很多年前已經明白到。之後,每遇有理想的年輕朋友想離職深造,我都會問他們要念甚麽學科,得到的答案,十之八九不是政治學就是人權法;我就會轉個彎,問他們何不報讀一門比較實用的學科如商學,或者統計、IT,得一技防身。但年輕人都理想化都浪漫,總希望將來年年365天、天天24小時,每分每秒都幹有意義的事,職業即志業,不為稻粱謀。「蔡子強模式」太吸引。
今天,大家都清楚了,除了極少數人,那是越來越不可能。因此,我會建議大家,尤其是年輕人,如果關心自由民主、想介入政治為香港前途盡一分力,那就必須先求取一己的經濟獨立,端得起自己的飯碗,無後顧之憂,行有餘力,然後干預社會參與政治—先小人、後君子。說得過份一點就是,不僅立法會之路不通,任何朝九晚五已無行道空間,所以要矢志當好一個公餘民主派、周末民主派。過這種日子當然比「得職行道」更困難,更嚴厲挑戰大家的毅力和意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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