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證人李立峯因最新出版著作，今日接受明報星期日生活訪問。談及作供時的想法。
////李立峯明白，有人覺得他不應該做專家證人，為不公義的審訊做了某種權威學術包裝：「恕我不認同，那不單止專家報告，記者都不應該寫（法庭）報道，辯方律師又是否一開始都應該放棄呢，往後所有官司都不用打？做與不做，並非建基於你覺得那場官司有無得打下去，我怎會樂觀到妄想覺得專家報告可以影響裁決呢？兩年前我已經做過一次專家證人，講完一大輪都是嘥氣。」他頓了一下，緩緩說：「不是因為有得贏所以先會去做。而是當你仍然站在位置，就要承擔某個責任。有人到處去找專家證人，而你只是要下一個決定，做與不做。事情到你手，唯有盡做。心底裏怎樣想是一回事，但除非你拒絕去做，當你做的時候，就要假設它有得做。」
而之所以答應去做、而且盡做，李立峯突然說得感性：「回想 2019年示威現場，大家來答問卷，或者花時間做小組討論，香港市民幫你做研究，其實都是想自己的聲音被人聽到。既然有機會，我就想將他們的聲音帶入法庭，亦因為今日仍然有公開審訊，可以帶出去整個社會。」
「盡做的客觀效果會否只是製造假象，令大家覺得好像『仲有得做』，這就由社會判斷。我明白市民內心的那種挫折，當大家對時勢判斷變得極壞，亦不想自欺欺人。但如果本身已經負面到不得了，又怎會因為有李立峯和李詠怡做專家證人就覺得仍然有希望，正如不會有人看到有新聞工作者仍然盡做，就會覺得香港新聞自由無問題。」
「法庭有法庭的結論，社會有社會的公論。」李立峯續說：「社會是否真的失去判斷能力呢？是否真的完全無視所有公開資訊和報道，就相信一個審訊過程是合理呢？不是要你相信這個制度，而是要相信這個社會還有判斷能力。」
「我怎會樂觀」 只不過——
「其他人覺得我樂觀，是因為看到我仍然會做很多事，覺得我好像相信還有得做。」但李立峯形容，自己心裏極度悲觀，只不過當仍然留在香港，仍然坐在某個位置，「我就要有某些working assumption。不是說事實一定如此，譬如你是辯方律師，你的working assumption就是要假設官司有得打，你不抱持這個想法你根本什麼都不用做。」
「如果你的判斷已經死到一個程度，你還在做什麼呢？你應該離開，離開崗位，甚至離開香港。」他轉念又說：「但你抱持working assumption去做的時候，是否等於心底裏真的同意這個working assumption，可以是兩回事。所以，我心底裏對很多事情的判斷都比大家更負面悲觀。譬如今日香港很多人覺得要捱5年、捱10年、20年，我覺得是可能要捱200年，當社會進入一個高壓專權狀態，在歷史上，持續一二百年的情况並不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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