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恍神,就忘了分享上個月入手的書,真的不得不說,現在是靜下心來好好閱讀最合適的時刻,雖然整體購書量下降,但書中的含金量卻始終沒有變過,依然很多好書、值得細細咀嚼的作品持續出版,大家不妨參考一下,而且七月的書豪華非常,待上市後再與來一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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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六月份選書,其實早已讀完,但尚未分享,是已經單獨介紹過的「幡」書系第十一本:林芙美子的《#浮雲》曾由日本昭和時代最重要的導演成瀨巳喜男於 1955 年改編為同名電影,同時也是他的生涯代表作之一。「我想寫人的命運。我想寫在不合理的世界裡,無以名狀、存在於小說外側的小說。」由紀子為了擺脫與伊庭的祕密戀情,自願來到越南擔任軍方打字員,眼見整個世界在戰火底下動盪不安,此地安逸反而有如化外之境,由紀子不禁與富岡愈靠愈近,陷入另一段無法自拔的不倫戀情。戰爭結束後,兩人重返日本,卻始終無力攜手從頭來過。愛情的磨難,始於幻滅以後,因為徹底絕望,才更壓抑不住對希望的渴求。「我是宿命論的流浪者。我沒有故鄉。」在初版即暢銷六十萬冊的《放浪記》當中,林芙美子為自己寫下最佳注解,倘若令其成名的《放浪記》是一生只有一次的迷醉青春,生前最後一部完整長篇小說《浮雲》,便是她人生集大成的終極巨著。林芙美子曾任二戰時期筆部隊、國際交流作家、戰地記者,作品中可見豐富的異地見聞,堪稱日本女性旅行文學先鋒,其徘徊於婚姻制度之外的虛無愛情觀,時似自我放逐,時似毅然獨行,亦為人稱頌,本書描寫無法圓滿的不倫戀情,呈現日本戰後的舉國頹敗,藉由無處可去的情欲書寫重省生之意義。《浮雲》不僅是林芙美子人生最後一部完整長篇小說,更可謂其畢生最高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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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原本考慮要選的拉丁美洲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短暫的一生》,此書不容易閱讀,卻相當值得挑戰。胡安瑪利亞布勞森才被廣告公司資遣,他的妻子此時卻罹患乳癌,失去一邊乳房。在妻子罹病後,布勞森接下朋友寫劇本的工作。在劇本裡,布勞森虛構一座名叫聖塔瑪利亞的城市,主角名叫亞瑟,他借用亞瑟來體現自己對波特萊爾的「惡」的渴望,他沉浸在虛構的情節中。布勞森的劇本設計亞瑟的鄰居住著一名叫葛嘉的女子,他常自房間薄牆聽到或偶爾偷窺到,繼而猜想葛嘉的生活與感情世界。葛嘉的職業是名妓女,緊挨著她的是皮條客。布勞森塑造的亞瑟形象,口袋裡總放著一把手槍,他讓亞瑟可以對葛嘉做出布勞森從來沒對妻子荷杜娣絲做過的事:在床上愛她的同時毆打她,而且打算殺她,一如卑鄙的皮條客對待他的妓女們一樣。奧內蒂是存在主義的信仰者,《短暫的一生》是奧內蒂樹立風格之作,採用大膽手法構思小說與人生的關係。奧內蒂的小說多以他的出生地蒙德維的亞,以及移居之城布宜諾斯艾利斯作為故事的發展背景,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一直是他小說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常常將經歷的人事物,清楚地折射在他的小說字裡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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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非常高興能擔任推薦人之一的作品:《#成為西蒙波娃》Becoming BEAUVOIR:A Life。波娃在世時,就已寫下許多回憶錄,但礙於時空背景、社會觀念且涉及他人,所以仍有許多細節被藏匿、許多真實心情被噤聲。Kate Kirkpatrick 這本最新傳記《成為西蒙波娃》,則全盤檢視過往波娃的自述,綜合最近幾年才公開的波娃日記與私人信件,補足過往未曾被看見的細節,也澄清社會與時代對她的種種誤解和批評,還原了立體而動態的細微面貌。不僅能讓我們全面且清晰地看見波娃與她所處的時代境況,看見她如何奮力回應那些阻礙與挑戰,更讓我們藉由審視不同時代的另一個靈魂,來更深刻理解自己的時代與自身所抱有的價值觀她的一生精采動人,有對自由的沉思,對真理的信仰,對自身不完美的真誠反省與無懼批判,也有熾熱的戀情。她也實際推動了世界各地的女性權益,讓女性更能為自己而活。此書利用最新公開的日記、信件等私人材料,重新檢視波娃過往的傳記、回憶錄、訪談之內容,也讓讀者重新認識過往那個仍舊嚴重性別不平等的年代。記住歷史,才更能理解平權之珍貴,也才更能在觀念上持續進步。另一方面,除了性別議題,更重新建立起波娃身為哲學家的一面,帶領讀者一窺她如何思索「存在」,並且「活出」哲學。波娃與沙特的感情,不只是世間一般情愛,更帶有深邃的哲學思辨、理智批判,最後,更會感動於他們智識的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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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幾日前做了贈書活動,傳奇紀實攝影師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的口述傳記《#重回大地:薩爾加多的凝視》。1944 年出生於巴西鄉下,薩爾加多從小接觸大自然,父親是農場主人,希望他接管農場或是成為律師,但隨著庫比契克,當上巴西總統,國家經濟復甦,薩爾加多決心要成為經濟學家。1964 年,布朗庫元帥發動軍事政變,民間爆發大規模的抗議運動,為了逃離危險,他和妻子蕾莉亞於 1969 年踏上海外流亡之路,前往巴黎。在巴黎讀完經濟學博士班課程後,他為倫敦國際咖啡組織工作,享有優渥的薪水,在此時,他擁有人生第一台相機,短短時間,他已陷進了攝影的魅力之中,甚至決定放棄經濟學家的身分,成為攝影師。薩爾加多曾為知名的伽馬圖片社和馬格蘭攝影通訊社工作,並於 1994 年自立門戶,和妻子蕾莉亞成立了亞馬遜影像圖片社。2016 年,他被選為法蘭西藝術院攝影組院士。攝影是他的語言,照片是他表達的方式,富含著他的思想、成長歷程與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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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另一本重量級作品《#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也是這批書單中不可忽視的一本,《我的奮鬥》為 2009 至 2011 間挪威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所創作的半自傳小說,共六冊,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克瑙斯高在第一部《父親的葬禮》以死亡作為開篇,談論了父親於他的意義及父親悲慘的晚年,他大膽地揭露了自己的生活,直白且露骨的創作風格吸引了無數讀者,光是在挪威的銷量就突破了五十萬冊。在接續的第二部《戀愛中的男人》裡,他描寫的是如何與第二任妻子墜入愛河的故事。 從追求、戀愛、結婚到生子,克瑙斯高完整地記錄了一段愛情中最熱烈與最黑暗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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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相當喜愛的作家《淘金殺手》派崔克德威特新作《#野蠻法國行》,同樣被改編成電影,敘述豪門寡婦法蘭西絲的人生計畫:就是在沒錢之前死掉。沒想到二十年過去,她還活著,她與獨子馬爾康幾乎將丈夫的遺產揮霍殆盡,於是決定拋下紐約的一切,不與任何人道別,帶著僅存的現金和已成年的兒子一同前往巴黎,還有家中的老貓小法蘭克,因為法蘭西絲相信死去丈夫的靈魂在貓身上。佔有慾強、咄咄逼人的寡婦母親,和優柔寡斷、似乎不想長大的成年兒子,看似不和的兩人,一路上演鬧劇般的互不相讓,古怪的默契又意外令人動容。然而,紐約客的聰明和刻意的儀態終究掩飾不了內心劇烈的傷痛。名流富豪的生活絕非人人都能擁有,卻也沒有人能不活在他人的目光下,看似「野蠻」的儀態和沒有限制的人生,不代表一切可以自由選擇,生命有各自的泥淖。卡繆曾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全書看似諷刺上流社會,其實在荒謬與鬧劇背後,作者始終有意藉由「不尋常」的人物,探索人的「處境」。如同前作《淘金殺手》,作者派崔克德威特的小說語調再輕鬆滑稽、漫不在乎,情節再荒謬歪樓,對白再辛辣好笑,都不妨礙他冷不防地拋出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人要去哪裡才能活得自由?天生氣場難自棄的法蘭西絲當然有被討厭的勇氣,她看似什麼都不缺,誰能明白她缺少什麼?又有多少人能夠像她這樣野蠻地活著?結局令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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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在所有母親之間》也頗具吸引力,是主人翁布萊絲向前夫敘述她身為母親的困境與遭遇,與讀者開展一部懸疑驚悚的家庭故事。布萊絲的不安溯源家族三代,她的母親,以及母親的母親都不是稱職的媽媽,每個母親都以防衛甚至折磨的方式對待女兒,而長大後她也成為一位看似神經質的媽媽。當女兒薇歐列忒出生後,布萊絲的期待破滅了,她感受到雙方不對盤,女兒總是乖戾而拒絕合作,當她抱起女兒想要安撫卻換來尖叫淒厲,她甚至覺得自己目睹女兒惡魔般的行為。然而,薇歐列忒在爸爸面前卻表現像個小天使,夫妻之間逐漸產生裂縫。後來,弟弟山姆出生,在兒子身上,布萊絲終於找到期盼已久的親子之愛,薇歐列忒似乎也愛這位弟弟,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撕裂了她的家庭,當她重新回想起來驚覺,女兒好像伸手推了這一切。親子關係是自古以來的課題,愛與恨,教與養,各種心理戰爭,本書帶領讀者進入一位母親的告白,驚悚的氛圍讀來心驚膽戰,故事的轉折讓人感到唏噓,震撼之餘也讓人反思自己與家人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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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奎斯的另一本書又出版了,《#苦妓回憶錄》是他對愛情的禮讚,也是一首獻給生命的頌歌,更是他寫給遲暮人生的最後一封情書。晚年與病魔纏鬥多時的馬奎斯,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他幾乎取消一切公開活動,全力投入回憶錄與這本封筆之作。書中每天都走在死亡邊緣的老記者猶如馬奎斯自己的化身,他藉由主角放蕩又純真的心路歷程,讓我們知道人生最悲慘的莫過於孤獨死去。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愛,生命也許無法抵擋時間的流逝,但真摯的情感卻永遠都不會消失。以及,米蘭昆達拉的《#相遇》,他與文學、美學、藝術的相遇。相遇是「石火,電光,偶然」,雖然短暫,未必深入,但有時卻足以啟發一場偉大的文學邂逅和思維激盪,甚至影響小說藝術的歷史與生命。本書便收錄了昆德拉與其所崇敬的小說家、藝術家和偉大作品之間難忘而驚喜的相遇,透過隨筆、論述及訪談,暢談他所熱愛的文學、美學與藝術,也讓我們得以走入昆德拉龐大而深邃的思考世界,一睹這一次次相遇所迸發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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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貼近這個當下的小說,是普立茲獎得主勞倫斯萊特的《#十月終結戰》,故事從日內瓦一場世界衛生代表會開始,印尼一個難民營出現 47 人死於急性出血熱,僅被當作小事提出,出席會議的美國 CDC 副主任、流行病學家亨利帕森斯卻認為情況並不單純。亨利受託,親入險境尋找病原體,卻先受政治阻撓、後遭神秘病毒困住,同時,令人擔心的事正要發生:一名感染者正前往每年有數百萬信徒聚集的聖城麥加,參與朝聖之旅。感染果然一觸即發,沙烏地阿拉伯官方下令封城,但三百萬朝聖者能一個人都不離開?疫情入侵美國,國土安全部副主任對可能發生的生物戰能做出正確回應?全球旅行頻仍的時代,一場大流行挑戰了裂痕重重的全球關係,病毒侵襲的不只是生命,還有支持文明的各種體制。書中的微生物學家、流行病學家在發現了可怕的流行病毒後,不惜親身歷險,尋找解決讓世界陷入困局的神秘病毒起源和治癒方法,萊特透過小說對所有第一線醫護專業人員致敬,在這個圍繞醫學、政治、科學與人性的故事中,我們更得以知道他們存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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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軸的是一本華文小說與韓國小說,鄧觀傑《#廢墟的故事》以八篇短篇小說組成,地景從馬來西亞首都西北的小鎮漂洋過海來到台北的邊陲地帶頂樓加蓋公寓。從異文化的邊陲到異國城市的邊陲,語言、文化的差異讓敘事者重新學習,學習如何透過敘事重新站立在世界的中央。國家,民族,地域,家庭與個人,鄧觀傑試圖為這些問題提出階段性的解答,作為青年時期的終結。「童年,是作家的提款機」鄧觀傑的這台 ATM 似乎沒有提款的上限,源源不絕的情節漫布在每則短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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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閔智炯的《#她厭男她是我女友》,敘述主角金勝俊再次遇見她時,是在要求墮胎合法化的示威現場,這個讓他思念多年的初戀情人,會成為人們口中的「女性主義者」,而最沒料到的是,他發現自己再次無可救藥地愛上她。儘管網路上、好友間充斥各種對女性主義者的批評,勝俊仍深信兩人的邂逅是命運給的第二次機會。但她卻斷言他們之間不可能,最後還提出交往的條件:如果勝俊先想要分手,就要給她一百萬。勝俊不過是想談一場平凡的戀愛,卻沒有一件事情照著他的想像發展,彼此價值觀的歧異讓他的壓力日漸累積,終於在某個事件後徹底爆發開來。作者初戀是在國三時,大學二年級正式談了第一次戀愛,發現自己好像有戀愛的天賦,所以努力發揮才能地戀愛和分手。2016 年受到「江南殺人事件」的衝擊,開始研究女性主義,深刻體認到女性主義對人際關係和愛情的影響,而這部小說便是這些體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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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節錄自各出版社書介。)
杜聰明信仰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杜聰明信仰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