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杜 象 墓誌銘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早就破碎的警察人事
蘇天從／警（桃園市）

最近警政署長晉用人事屢上新聞版面，其實這些都是假議題，真議題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都在為抓警察人事權較勁，署長未若有作姦犯科，卻被「宜付有司」，早期還有真正夠嗆的，一線三星的辦事員，三年後變三線一星的督察！

我們回顧一下警察的人事，早年兩蔣時代所派警政署長（改制前為警務處長），不僅他們父子就不再干預署長的人事權，內政部長甚至行政院長也認知禁臠為何物，署長位階不高只有簡任，但掌管卻是全國治安，讓他獨攔人事，更能發揮上情下達人事一條鞭的功效。孔令晟的新勤務制度大量裁撤鄉間派出所被告了狀，就直接撤換一人，掌握署長一人就完控警政署！因此早年想升遷只要好好表現，留給長官好印象，遇缺往往會向更高長官爭取留給信任的部屬，可以說升遷都是長官在幫部屬「關說」。

解嚴後隨著修憲，憲法第一一○條第九款縣警衛之實施由縣立法並執行之。將早年在大陸時期推行現代化警政不易，由縣辦團練、警衛、兵丁來保衛家園的授權，硬生生讓縣市首長掌有警察局長同意權，此後一個局長上任前要費多少勁？積欠多少人情？上任後在地方上更要「政通人和」，多少部屬又仗著地方勢力關說人事？這些靠關說來的幹部，日後又將聽誰的？

現階段人人都有機會接觸到殷商巨富、達官貴人、各級民代、連深居內苑的文膽都喬到刑事局派誰出來當分局長，當官的想要升遷、達官貴人也想操弄人事，一拍即合、上下交相賊，衍生無官不說的關說文化，最後的角力還要看關說的人誰最夠力？從此以後無官不說，「海派」、「龜派」更直達天聽，列冊候用只是虛晃，我抽屜裡就有多張，日後可以裱褙墓誌銘，國家名器竟被糟蹋到這地步！

台灣原本只有北、高兩院轄市就諸侯分治了，現在變六個了，院轄市二線三星（薦任八職等）以上的警察人事都要送市府核定。剛剛政黨輪替時，有奸滑之人，不需看局長臉色，買通副秘書長喬人事，後來人事愈演愈烈，變成首長甚至夫人自己來喬，人事權不是署長一個人說了算，更要與各諸侯折衝樽俎，難怪現在局長連調動個分局的組長、所長都力不從心。

現代管理學大家都讀很多，彼得．杜拉克的理論個個耳熟能詳，但早年有個首長一輩子升官費用都是中部有「地方人士」鼎力支持，回報是「地方人士」豪宅隨時冠蓋雲集，求職求官者絡繹不絕，簡直是人事發包中心；另一高官天天開口閉口就是：「我們要好好感謝某某員，我們的升遷都是他去警政署爭取的。」此後某某員更得心應手公開喬，反正高官只顧長久保位就好。可笑不可笑？諷刺不諷刺？

世道人生：五四訪胡適公園 - 李怡

5月4日旅次台北。在微雨中與友人去了胡適公園，在胡適墓、墓誌銘、箴言牆前徘徊，在面積16,000平方公尺的公園山坡漫步。遇到幾個台灣人，其中有經常來此瀏覽懷念的人。時值五四100年，我們都是為此而來。

中共建政後曾經掀起過對胡適的批判，我年輕時受左校教育，對胡適的文章、生平知之甚少，直到辦《七十年代》後，才對胡適閱讀較多。越讀越感到他在中國現代文化思想上的重要。五四運動在1919年發生，但象徵五四精神的新文化運動在早幾年已經開始，胡適1935年在一篇紀念五四的文章中，認為「廣義的五四」，應指「民國六七年」（1917、18年）的思潮運動。五四標舉民主與科學，「廣義的五四」對社會的影響，在形式上是白話文的普及，在思想上是個性解放，而個性解放的要點，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白話文普及和個性解放這兩方面，胡適都是開創者。近日看到大陸有知識人說：「胡適是繼孔子之後的第二個聖人。……論思想，我覺得，中國人真正認識自由，是從胡適開始的，論文化，如果沒有胡適，就沒有白話文的產生，也就不可能有文化上大範圍的普及。曾經看到過一句評論胡適的話：『他幾乎開創了一切，卻什麼都沒有完成。』但這，已足擔得起偉大二字。」我同意這評價。

胡適寫於1935年紀念五四的文章，題為〈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他說有兩種個人主義，一種是「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性質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群眾的利益」，而「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胡適對自由的闡釋，指「自由是針對外面束縛而言的，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獨立就是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賴門戶，不依賴別人，這才是獨立的精神」。因此，沒有獨立，也就沒有自由。

胡適一生不參加任何政黨。和魯迅一樣，堅持不被由「尚黑」二字組成的「黨」收編。但胡適對政治有「不感興趣的興趣」，並將議政視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

在胡適公園中，有一面箴言牆，上面都是根據胡適手迹刻下的句子，其中有他錄下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有他在《自由中國》主編雷震因言繫獄時手書送給雷的宋代楊萬里一首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值得今天香港人深思的句子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現在社會的淪落、是非之顛倒、學問之不彰，恰恰就是相反的取向：做學問在有疑處不疑，而待人就在不疑處有疑。

胡適與他夫人江冬秀合葬，墓旁有他長子胡祖望和幼子胡思杜的墓。胡祖望2005年去世。胡思杜1949年留在大陸沒有同去台灣，1950年在香港《大公報》宣佈與他反動的爸爸脫離父子關係，儘管如此，在大陸仍然難逃被鬥爭的命運，於1957年不堪受辱而自殺身死，終年36歲。五年後胡適逝世前都不知道幼子死訊。胡思杜的墓是胡祖望為他立的。

濛濛細雨，像天在低泣。

［A style 。About love 。Lettre à D致D情史］

我總是能夠感覺到你的力量，同時，我也能感覺到你深藏的脆弱。我喜歡你那種被克服的脆弱，欣賞你脆弱的力量。

就是這樣：愛情就是與另一個人發生共鳴，身體和靈魂的共鳴，而且只能與他或者她發生的共鳴。我們已經在哲學之外。

和妳在一起我才明白，歡愉不是得到或是給予。只有在互相給予，并且能夠喚起另一方贈與的願望時，歡愉才能存在。

現在想來，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就一直拒絕存在。在很多年的時間裏，妳一直在努力幫助我承擔我自己的存在。妳的努力，我想，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偷偷地拍了一張妳的照片，是妳的背影：在拉荷亞的大海灘上，妳的雙腳踏在海水裏。妳五十二歲。美麗絕倫。

我曾經想要相信我們的一切都是共同的，但是當妳沉浸在痛苦中的時候，你卻是那麼孤獨。

我欠妳的是什麼：妳把你的一切都給了我，幫助我成為現在的我。在給妳的一冊書上，我題道：“給妳，我的凱，妳把妳給了我，妳把我給了我。”

2006年，一本只有七十五頁的小書《致D》的問世在法國書界引起轟動。第二年，作者與其愛妻雙雙自殺，共赴黃泉。這段長達六十年的愛情故事的結局，讓這本書在暢銷書排行榜上的排名直線上升。
寫書的人大概沒有料到，這純粹記述兩人感情經歷的愛情告白，其影響遠遠超過了他以往寫過的任何一部著作，給讀者、甚至是嚴肅的思想界的同行們帶來巨大的衝擊。書中呈現出來的作者的形象光輝，蓋過了他以往的任何一種身份。惟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這個「丈夫」形象，才長久地留在世人心中，成為永恆。也是這個形象，讓我們記住了他的名字———安德烈·高茲 （AndréGorz，1923-2007）。
《致D》是高茲寫給她妻子多莉娜（Dorine，1924-2007）的「情書」，也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愛情的墓誌銘。法國哲學家高茲用平實、樸素的語言向多莉娜回溯這段刻骨銘心的情史。那時，他已經知道身患絕症的多莉娜醫治無望，很有可能會先他而去。面對纏綿病榻、體重只剩四十五公斤、身高縮短了六釐米、在他眼裡「依然美麗、依然優雅、魅力無窮」的妻子，他感到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的愛，以致抑制不住要給她寫信的狂熱慾望。他要告訴她自己是多麼愛她，多麼後悔沒有更多地向她訴說自己的無限深情，沒有更早地表白人世間這可遇而不可求的真愛，他說要用這封信重新組構愛情的歷史，為的是把握它的全部意義。他所以要寫這封信，還是為著理解他經歷過的、也就是和妻子共同經歷過的一切……
高茲和多莉娜最後雙雙棄世的決定是最自然不過的結果。高茲，已經看到愛人靈柩的男人，終於作出了最終的抉擇：「我們都不希望我們兩人中的一個在另一個死後繼續活著。」高茲最後選擇的不是哲學家的選擇，他說為愛而死是唯一不能用哲學解釋的觀念，當愛成為兩個人在身體和精神上發生共鳴的方式時，就已經超越了哲學。（摘自杜小真《哲學不能解釋之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