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新北黨部新聞稿】
疫情期間房價不斷攀升,時代力量提五大呼籲矯正房市政策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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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我國房價不斷攀升,根據最新的房價走勢,台灣房價已來到新高,房價過高的原因包含囤房過多、社宅不足等現象,這當中又以新北市最為嚴重。為此,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兼黨團總召邱顯智、王婉諭,與新北黨部彭盛韶、陳姳臻兩位副執行長,以及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於今日(7/22)召開記者會,為買不起房子的升斗小民發聲。盤點房市政策亂象,並提出五大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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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政部盡快提出囤房稅版本。
2⃣ 財政部公開之歸戶資訊應完整。
3⃣ 內政部低度用電及新建餘屋勾稽歸戶應進行分析並公開。
4⃣ 新北市府及議會儘速提高囤房稅稅率。
5⃣ 新北應積極興建社宅並提供社宅免地價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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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區擴張,#樹三鶯地區及航空城周邊漲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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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顯智表示,根據今年五月份的「清華安富房價指數」,新北市為117.99;桃園市達132.35,較去年同期成長6.86%創歷史新高。與去年同期相較,新北市房價漲幅以三峽9.81%為最高,鶯歌9.48%次之;樹林、蘆洲、林口、泰山分別成長8.18%、7.40%、7.16%、6.63%。桃園市房價漲幅則以八德14.84%最高,其次為平鎮,較去年同期成長8.72%,蘆竹和中壢則分別成長7.7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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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新北及桃園會在今年有劇烈的漲幅,邱顯智認為原因包含兩個部分:一是蛋黃區房價難以負擔,促使往返台北的通勤人口增加;二是捷運三鶯線建設串連大北北桃地區,提供通勤族交通誘因,進而推動樹三鶯及桃園、航空城周邊房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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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顯智進一步指出,根據主計總處2010年的人口普查報告,常住外縣市通勤至臺北市工作人口有 63 萬 4,766 人,其中新北市民占 84% 最多;而根據內政部今年最新公布的統計資料,桃園市的淨遷入人口在近十年來加速成長,接近18萬人。同時,臺北日間較夜間多71.8萬人,差距最大。依內政部發布的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臺北日、夜間的差距高達71.8萬人,是全國差距最大的縣市,平日日間活動人口數為350.8萬人,比夜間停留人口還多了71.8萬人,又以被歸類為商業、行政及文教區的中山區、中正區、大安區等行政區日間流入人口最多。相反地,鄰近的新北市板橋區、三重區、永和區,日間活動人口則較夜間停留人口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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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日夜間停留人數,以新北市440.5萬人、臺中市308.4萬人及臺北市279萬人分居前3位,若與戶籍人數比較,六個直轄市部分,新北市較戶籍數多37.4萬人、臺中市多26.5萬人、桃園市多26萬人、臺北市多18.5萬人,屬人口淨流入。這項數據代表雖然部分直轄市,其人口流動是正常現象,但是新北市卻為人口流動量最大的直轄市,這意味著新北市與其他縣市早已是共同生活圈;尤其是雙北地區的連結,平日早上於臺北市上學、上班,晚上返回新北市居住早就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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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顯智說,北大特區因三鶯線通車誘因,導致房價持續上漲,鄰近樹三鶯地區的房價更已來到近五年最高點。三鶯線預計在2023年完工試車,預計串起土、三、鶯及桃園八德擴大「北北桃」生活圈的範圍,該捷運沿線明顯房價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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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對蛋白區住宅有剛性需求,新北市囤房人數及住宅存量卻都居冠,房價抑制機制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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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顯智總結,高房價早已從蛋黃區往蛋白區,甚至是「蛋殼區」蔓延。根據財政部近期公布的「2020年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籍個人歸戶統計」及內政部2020年第四季的「住宅資訊統計彙報」資料顯示,六都中新北市的在非自住房屋(7.2萬)及住宅存量(1693,707戶)同樣居冠。也就是說,儘管新北市的不動產供給持續成長,房價卻絲毫沒有下跌的跡象,反而屢創新高,邱顯智認為,相關部門應盡快提出有效的抑制機制,以落實健全房市政策,保障年輕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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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央目前措施,「雙2.0」究竟能否抑制房市炒作?要不要進一步的抑制措施?囤房稅何時才有行政院的版本?我國各級政府幾時才會落實囤房稅機制?他會繼續在國會為民眾監督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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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青年人口大增 #市府封殺囤房稅讓青年如何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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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姳臻說,許多年輕族群在台北工作、選擇居住在外圍的新北市,導致新北市青年人口數為138萬餘人,占全市約35%,居全國各縣市之冠。市府宣稱為了重視年輕人,於2016年8月底成立青年事務委員會,.並在今年成立青年局,但針對新北市高房價讓年輕人買房困難的問題,市府沒有明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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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姳臻進一步指出,根據財政部七月才剛發布的「2020年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籍個人歸戶統計表」,全國共有50萬6,616人持有非自住房屋,新北市為六都之冠,一共佔了71,804人,佔比14.17%,光是新北總持有五戶以上者就破一萬人。這份資料僅為縣市歸戶,未採計全國多屋持有狀況,實際囤房狀況恐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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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2018年調降囤房稅就引起爭議並登上新聞版面,2016年通過《新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時,調高持有第四間(含)以上的稅率至2.4%,但2017年7月實施之後,2018年5月才開徵一次,同年10月藍綠議員就急忙「調降囤房稅」,下修至1.5%。陳姳臻質疑,在第二屆第七次定期會進行《新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的修正動議時,就高達29位跨黨派議員提案,佔議會全體議員數的43.94%,其中不乏建商出身、與協助建商獲取不當利益而被判刑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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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姳臻認為,種種現象顯示新北市政府無法堅守「提高囤房成本」的政策、民意機構也無法替宛如無殼蝸牛的民眾把關居住正義。再以牽涉到社會福利層面的稅收來看,當時新北市稅捐處估計每年稅收短缺6.6億,現在三年過去了,換算下來,光囤房稅的稅損可能至少19.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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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姳臻最後表示,國內研究囤房稅的學者張金鶚今年曾提出囤房稅能有效抑制房價上漲的實證研究,有效的累進稅率落實稅賦公平、減少空屋閒置浪費、促進房市的有效居住使用。並藉著囤房稅降低房市炒作誘因,減少投資需求,讓住房回歸居住需求的本質,房價才能有效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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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餘屋規模龐大,#自建社宅怠惰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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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盛韶說,囤房成本低的直接影響就是新北市的空餘閒置房屋過多、居住空間閒置,彭盛韶拿出內政部《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新建餘屋(待售)住宅統計資訊簡冊》的數據說明,他表示全國至今仍有89萬1,880間低度使用(用電)住宅,其中新北市的低度使用(用電)住宅高達13萬7,081間,數量是全國最高的。若在細看到各個行政區的低度使用(用電)住宅的情形,住宅數由高至低排序,前三個行政區依序為淡水區(21,750 宅)、板橋區(12,698 宅)、 中和區(10,508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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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國新建餘屋(待售)住宅的數量也破新高,截至2019年我國共有78,443間新建餘屋(待售)住宅,其中新北市共有17,028間是各個縣市中最多的,佔全國新建餘屋(待售)住宅的21.71%。彭盛韶繼續指出,新北市的新建餘屋(待售)住宅其實只有6,826間屋齡在一年以下,換算下來新北市高達59.91%的新建餘屋(待售)住宅閒置未賣出去,可見房市並非市府對外宣稱的那麼熱絡,在高房價時代這些閒置的住宅只會越來越多,彭盛韶認為,若這些住宅一直處於閒置狀態,只會加重房市泡沫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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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新建餘屋跟低度用電也非常有可能擁有者為囤房戶,然而至今這兩者的關連,主管機關一直沒做相關分析,也讓囤房問題全貌難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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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宅房地產稅不能減?#時力呼籲市府別再做社宅免費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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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盛韶認為,要解決住宅需求的管道並不限於稅收,多數縣市選擇興建「社會住宅」來落實居住正義。時代力量其實早就要求內政部研議如何在交通轉運點,推動興建學生宿舍及青年混合社會住宅,來減低年輕人及學生的通勤成本及住宿成本。而內政部的答案是肯定的,並建議新北市政府社宅的選址基準,是以新北市溪南(板橋東區、中和區、永和區、土城區、新店北區)、溪北(新莊區、蘆洲區、五股區、泰山區、三重區、樹林北區、板橋西區)都心策略區為主,鄰近於火車或捷運站行政區,以有效減低年輕人的通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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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沒想到新北市在今年後竟然完全不繼續興建社宅,接下來第二階段的社宅興建計畫,新北市不但一戶未蓋反而由中央的住都中心承擔興建的任務,市府如果擺爛不蓋社宅倒也沒關係,但是不應該把歪腦筋打在中央蓋的社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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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盛韶最後強調,當初在民團舉辦的公聽會上,新北市政府的代表強烈反對社宅減地價稅,他們的理由包含「任何減稅,其實都影響到我們的財務規劃」、「房屋稅、地價稅的減免,是不是應該從地方的角度思考」與「要減稅,替代財源到底是什麼?替代財源要從哪裡來?」他就質疑,當初市府連想都沒想就調降囤房稅,結果當中央協助你蓋社宅後,市府反而要對這些社宅課徵房地產稅,也就是說當其他縣市再想辦法為社宅減稅,新北市卻反其道而行成為高房價的幫兇,彭盛韶質問:「一邊拿來宣稱自己的社宅政績,一邊還對社宅爽收地價稅」這樣兩頭賺,合理嗎?如果市府不知道為社宅減稅後的替代財源在哪?他指出那就恢復囤房稅原本的稅率讓新北市的財務規劃不要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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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痛批政府迴避囤房問題 #呼籲相關資料要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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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注我國居住問題的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表示,政府針對囤房問題有幾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政府面對各界針對高房價的批評,首先去做的卻不是關心這種現象是否影響到民眾的生活,反而是在去年(2020)5月時發新聞稿表示「數據顯示台灣囤房問題有限,整體趨勢朝向均衡。」然而,這種否認事實且欲蓋彌彰的操作,也掩蓋不了民眾買不起房子的現象。因此,在第二階段時,政府將囤房問題推給地方政府,財政部長蘇建榮就表示,希望各地方政府按照現行房屋稅條例規定,對多屋者訂定較高的稅率來抑制房價;儘管,地方政府普遍消極地沒有採取較合理的稅率,新北市甚至還將原本調升的稅率下修,但是國內稅制的訂定都是由中央負責,未有合理的囤房稅稅制,彭揚凱認為中央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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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揚凱接著說,眼看既無法否認問題,又無法推卸責任,政府第三階段只好以片面的數據胡亂解釋,在今年3月行政院就表示,若持有超過四戶適用囤房稅,可能影響到全國78萬的承租戶。然而,問題是政府相關數據都未公開,怎麼會知道到底會影響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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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揚凱認為,資料的有效揭露是政府得以有效治理的首要步驟,與其推卸責任還不如將資料公諸於世。但他觀察下來發現,政府在相關資訊揭露非常被動,這兩年下來都是擠牙膏式的公開,只有在承受不住外界壓力時才慢慢公布「部分資料」。他認為,針對高房價問題,至少要公開以下兩大資料:一是,政府應儘速公布近十年全國家戶總歸戶住宅持有資料,並以排除共同持分與否為區分。二是將空屋與住宅持有資料進行勾稽,以釐清台灣多屋家戶與空餘屋之間的關係。彭揚凱總結表示,唯有公開相關資料,才能夠讓讓高房價問題在基礎上有討論的空間,否則房價只會繼續飄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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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居住正義訴求一個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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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盤點出的種種問題與建議,王婉諭表示,居住正義一直是時代力量關心的主軸,高房價實質的造成年輕人的生活困境,且誠如顯智委員的發言,大台北一千萬人口的生活圈中,許多年輕人居住在新北,檢討新北的囤房及房價問題有其必要。而要落實居住正義,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都有其應當進行的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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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政部盡快提出囤房稅版本:
呼籲政府應持續觀察房價上升之趨勢,同時積極研擬相應作為。包括時代力量等在野黨已提出版本,我們也呼籲財政部應儘速提出相對應版,好讓政策能在國會中被更完整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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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政部公開之歸戶資訊應完整:
先前我們曾提預算案要求財政部公開全國個人歸戶資訊,我們也看到就在昨天財政部於財資中心網站上揭露,然而資料僅揭露非自住的部分,我們認為如要完整了解台灣房屋持有狀況,包含自住及非自住之歸戶數都應公開,且包含個人歸戶及家戶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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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政部低度用電及新建餘屋勾稽歸戶應進行分析並公開:
全台灣包括新北,都有為數可觀的低度用電及新建餘屋戶數,然而這些住宅與多屋持有自然人及法人的關係,也應進行分析。這部分我們呼籲內政部跟財政部要一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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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北市府及議會儘速提高囤房稅稅率:
囤房稅稅率調降,不僅讓新北難以抑制炒作,房價不斷拉抬更讓年輕族群苦不堪言。我們呼籲新北市府及議會應共同面對,修正2018年被調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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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北應積極興建社宅並提供社宅免地價稅措施:
新北市府應積極自建社宅,滿足人民需求,同時,不應為圖中央地價稅的挹注而持續消極調整相關措施。我們認為藉由對多屋者課徵囤房稅、社宅降稅的方式,才能達到財税公平正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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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諭總結說,台灣「居住不正義」的狀況已是長期的問題,明年同時又適逢地方選舉,人民都在看政治人物是否能提出相關的改革作為,而時代力量也會堅守價值,與人民站在一起,持續的提出監督政策及倡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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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處、公車處業務報告|基隆捷運、停車問題、公車營運改革】
5月7日(五)是大家都很關心的交通單位:交通處與公車處的業務報告,我也特別針對 #基隆捷運 規劃進度、 #停車問題與停車管理基金 以及 #公車處營運改革方向(要降低虧損才能永續經營!),並也特別建議太陽能板智慧站牌的設置。
🖥交通處與公車處業務報告D-live
上午:https://vod.kmc.gov.tw/k_video/video/1100507DR_0.mp4
下午:https://vod.kmc.gov.tw/k_video/video/1100507DR_1.mp4
🚆#基隆捷運現在到哪裡 #通勤族影響如何評估
「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也就是去年好不容易進入綜合規劃階段的基隆捷運全名,然而基隆捷運規劃的進度從去年北北基軌道政策溝通平台後(四長會議)定調八堵-南港段的規劃、運量增加並與民生汐止現整合。目前基隆-八堵間在技術層次還沒定案,可能會是增建第三軌的三軌方案(捷運運行兩軌、台鐵運行一軌減少每小時班次)或「四軌」甚至「換路廊」等方案的討論。
我不論是在議會上、在相關記者會上都強調,基隆捷運之計畫目標之一為改善「通勤便利」,但從輕軌道捷運整個規劃階段沒有相關資訊來跟使用者說明,並沒有嚴謹的通勤族起訖調查並明確點出受影響使用者,來考慮他們的需求,就更不可能讓計畫更完善。在去年四長會議定調後,這半年多來,我們仍沒有看到任何資訊說明,也沒有看到比當時可行性評估更完整的使用者調查。
因此,上個月我們煩請立法委員邱顯智辦公室向鐵道局要求捷運規劃與進度等資訊公開,並要求通勤族相關資料。而後從鐵道局提供的簡略資料來看,從台鐵基隆、三坑站上車後,南下出站的比例以台北站最高,南港站第二高,第三高是松山站,也有一定比例是從萬華站、板橋站及樹林站出站。
從這些數據看起來,捷運的路線選擇,會影響到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南下使用者的轉乘次數和搭乘習慣,然而由於資料太過簡略,相關的轉乘資料無法整握,確切的狀況還需要更嚴謹的調查。因此,在這次交通處的業務報告上,我特別詢問市府是否可以協助輔以實際使用經驗需求調查來讓分析更貼近市民需求?也有利於未來在溝通平台討論時,市府可以為基隆市民發聲,評估最符合效益、使用需求、未來發展的捷運方案。
👨💼交通處長回覆說:目前捷運規劃皆由鐵道局規劃,基隆市政府也很難有經費與能力來協助相關的調查。
🚕 #停車問題及停車管理基金
整個基隆的停車問題非常嚴重,市府近幾年投入心力於市中心周遭增建停車空間,但在住宅區、如安樂區的大武崙地區,以及國家新城、安和一街、崇德路、麥金路周遭等沒有設置地下停車場的老公寓,停車問題也非常嚴重。
根據交通部2019年的統計,基隆平均每戶持有小客車數量達1.3輛,家裡有一台車的家戶比例則超過七成,但是因為私人住宅設置停車空間相當少,自有停車格和租用停車格的比例仍遠低於持有的狀況。因此,我特別在議會上詢問交通處,在市區、觀光重點改善區以外,尤其在住宅區的停車問題改善規劃是什麼?
另外,在都市規劃的各種研究中,都顯示不管蓋再多停車場、畫再多停車格,如果市民的私人運具持有成本很低(不像日本要求買車需要有嚴格的審核且需要有停車位且違停的罰金非常高)、車輛持有數量沒有下降,甚至可能因為停車場興建、公有停車場低廉的停車成本,而變相鼓勵市民添購、使用私人運具,更加劇停車空間需求遠大過於供給的問題。
要從根本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具體透過提升市公車等大眾交通運輸(捷運要等九到十年了),來降低私人運具的使用與持有,目前這部分的規劃,我也請交通處說明。
而在平等的交通規劃中,會提到提升佔用道路容量卻無法有效運輸的私人運具成本應該提升,並藉由政府的相關規劃,將公有停車費、違規費用等挹注到大眾運輸的改善上。過去中華大學進行的「提升基隆市公車營運效能研究」裡面,也是基於公平的交通政策規劃提出大眾運輸永續財源的建議——成立本市「停車管理基金」來收取私人運具佔用公共建設的成本並挹注大眾運輸發展,讓大眾運輸的品質能提升,我也跟前處長提過無數次,但始終沒有得到過正面回應,這次特別希望新任處長可以針對此進行回應。
👨💼交通處長回覆:住宅區持有車輛的議題會透過都市計畫與都審會來把關、要求新建案須提供每戶1輛或每戶1.3輛的停車空間。而市府先前已透過基礎的停車調查掌握住宅區的停車議題(但沒有提到要怎麼改善)。市府目前已有爭取許多中央補助興建停車場,停車收取的費用大多都納入大眾運輸的補助,成立基金還是會有稅收的議題,不一定需要這樣做。
🚌 #基隆市公車營運改革的規劃進度
基隆市公車虧損嚴重的議題,在我和議會幾位議員的關心下,終於在去年市長提到會來檢討無限制的社福卡制度、檢討重複路線、研討跨區公車的可行性並成立與議會一起討論的「公車營運改革小組」,將公車營運議題定期檢討。(我參加的議會民政小組是由在議會坐我隔壁、同樣也很認真厚話的王醒之議員代表本組進行討論。)
根據公車處回應我的業務詢問,目前公車改革營運小組研議的改革方向包括「檢討重疊路線」、「跨區公車」、「社福卡使用調整規範」和「站牌間距」。
然而公車處的營運成本是否能確實反映在收入(票價)甚至討論票差補助符合實際狀況,就得透過運價來進行實際討論,而如雙北都有運價評議委員會,我特別提問運價與票價的計算與改革是否可以列入營運改革小組討論議程中?
而在公車營運改革小組的討論中:檢討重疊路線、跨區公車、社福卡這三項檢討改善,其實都需要有精準的上下車刷卡資料來進行分析,也就是必須加裝上下車刷卡機,我也特別請交通處說明加裝下車刷卡機的評估如何?
接下來,針對社福卡使用規範調整的部分,牽涉到社會福利相關業務,除了法規調整外,還有點數制是否需要結合其他公共服務或場館設施等,都需要與社會處和其他單位討論合作,我在議會上問了非常多次,但目前都沒有看到相關相關的研議進度,市長的施政總報告也沒有回應去年市長的宣示,我除了詢問社福卡的點數制度,更建議除了市府和議會的改革小組會議外,希望能夠建立起局處間的討論平台,儘速研議改善的方向。
👨💼👨💼交通處和公車處回覆:目前基隆市公車如中華大學的研究提到,成本每公里達76元,運價要到36元,這是由於公車處還得協助站點維護更新或政策支援等非一般業者的業務使得成本相當高。針對精確旅運資料,不論是自籌或向中央爭取,會朝向下車刷卡機安裝的方向來努力。另外在社福卡檢討與點數制還在討論中。
☀太陽能板智慧站牌設置規劃
每年公車處都會和中央爭取智慧站牌之設置,而在設置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需要較大的腹地且工程需要挖掘人行道已安裝電線與網路管線。目前許多縣市使用的太陽能板智慧站牌可以在白天時儲存太陽能並用於電子紙顯示各路線公車的到站時間,其相關資訊也可以使用wifi來連線,大幅降低設置的時間成本、並可以便利更換與利用腹地,希望公車處可以納入新技術,加速智慧站牌的設置並減少行政與時間成本。
另外我也特別提醒,其實有設置「太陽能智慧站牌」的台北市,從2012年到2020年,只有一年的平均日照時數高於基隆,整體來說,基隆的平均日照時數是高於台北市的,因此基隆真的可以來評估使用這樣節能又方便的新技術。
👨💼公車處回覆:會來了解相關的技術並來評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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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 #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台幣「四萬塊換一塊」往事
所謂「四萬塊換一塊」,是指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長期的、間接的財富縮水,其脈絡就必須要上溯到戰爭末期。
戰爭還沒結束,各國其實已經在討論戰後怎麼整理貨幣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他們主要參考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慘痛經驗。
由於一戰後,世界各國陸續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各國為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紛紛採取了貨幣貶值(脫離金本位)的方式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傾銷到世界各地,但與此同時,又在同一貨幣區域內(特別是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築起關稅壁壘。這個大家有志一同的作法,最終經過複雜的演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導火線。
例如日本,一戰為日本帶來戰爭景氣,但一戰後,日本經濟就陷入了長期低迷,他們也學著歐美列強將貨幣與黃金脫鉤,試圖以超貶的貨幣將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但日本人馬上遭遇困難,傾銷到歐洲或東南亞的貨物,遇上了關稅壁壘,傾銷到中國的貨物,則遇上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抵制日貨風潮。日本的菁英想來想去,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認為之所以卡關,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英國的印度這樣廣大的原料來源與市場作為殖民地,於是盯上了中國東北,後來東北的腹地還是遠遠不夠,又再盯上華北。
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演化成戰爭的邏輯鏈條。
二戰的侵略國,像是日本或是德國,在他們內部都有類似的「爭取生存空間」的聲浪,用來正當化他們侵略鄰國的行為,而且至少在他們內部輿論的語境下,都非常受到大眾乃至於菁英的認同。二戰末期,許多有識之士就非常擔心這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於是催生了現在的WTO的前身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列頓森林體系,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為了防止各國在戰後再度競貶貨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結束時,各國都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戰爭時期大量印鈔,戰後怎麼整理貨幣,就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人來說,能夠參考的,就只有一戰後整理的經驗,基本上就是兩條路線,一種德國式的、一種英國式的。
德國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抵賴法」。當時的德國發行了以地產為擔保的臨時貨幣(Rentenmark),以「一兆比一」的比率回收戰時濫發的馬克,幾乎是等於將原先的貨幣直接作廢了,經過抵賴之後,最後再回到老辦法,以黃金作為保證發行新貨幣,再以一比一的比率收回Rentenmark,才算完成了戰後的貨幣整理。
相較之下,英國的方法,就是立刻回歸金本位制,實行通貨緊縮。依照當時的討論,如果通膨還算合理,則實行通貨緊縮來整理貨幣即可,但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不得已還是要採取抵賴法。
二戰敗戰後的日本,基本就是採取和一戰戰敗國德國一樣的抵賴法,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新円切替」、「預金封鎖」這些當時金融緊急措置令的關鍵字,由於舊台幣是直接承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有人以為如果不拿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換新台幣,還可以拿去一比一換回日圓,算一算賺翻了,殊不知,早在戰後第一時間,日本就已經使用抵賴法整理了通貨,在整理過程中,台日基本上是斷絕往來的,如果不是陳儀以舊台幣一比一承接了台灣銀行券,不用等到新台幣發行,這些舊幣在更早的1946年3月3日後就已經全部作廢。
陳儀承接日本人濫發的貨幣,大致上有兩個計畫。
一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幣「法幣」,正要進入戰後的貨幣整理階段,效果還未可知,陳儀希望等法幣整理完成、發行新幣時,再讓台幣回歸與中央一致。
二是陳儀打算用接收自日本的日產,作為整理台灣通貨的子彈,以當時的預想,基本可以扛下日本在戰爭中與戰後接管空窗期所濫發的貨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陳儀也使用了類似日本政府「預金封鎖」的手法,把日本在最後期所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裡,限制持有者所能動用的比例。
但陳儀沒有想到的是,戰爭最後期,盟軍對於台灣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遠遠超乎他的想像,這個轟炸是戰略性的,可以生產戰略物資酒精的糖廠,承受了毀滅性的破壞。陳儀以出售日產所得來整理貨幣,但後來為修復炸毀的工廠,又大肆舉債,僅僅台糖一家,1946年所獲得的貸款就相當於當年台灣省整年政府總預算的一半這樣的規模,在這段時期,對公營事業的放款正是台幣膨脹的最大因素。
但要說中華民國政府拿走了台糖的存糖,導致台糖不能正常盈利,所以才需要貸款進行修復,這是把當時真實的狀況顛倒了講。實際的情況是,早在中華民國尚未接管的空窗期間,這些存糖就已經被大規模掠奪至民間,而台灣糖業由於長期有日本作為保證市場,導致生產成本過高,欠缺國際競爭力,台糖送去上海賣的食糖,最後是在面對批發價僅一半的爪哇糖的競爭之下,大敗虧輸。當時的輿論還分為兩派,一是希望台糖趕緊轉型增加競爭力,二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實行關稅保護,讓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台糖的保證市場,台灣本地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後者。
但糖業畢竟還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此情況下,修復糖廠勢在必行,也因為修復所需的資金實在太龐大,也排擠了其他產業修復,這中間的取捨,也導致現在台灣人對於官方「台灣的產業不必全都恢復」一說的誤解。
對於修復台糖所需的資金,這裡的「資金」,光是有台幣並不夠,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是要用美元的,而當年的台灣基本沒有什麼賺取美元的手段,要重建台糖,所需要的舊台幣廿多億是台灣銀行印的,但美元的部分,則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先行墊支的,一共是500萬(時約舊台幣五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糖的生產成本雖然過高,甚至早在日本時代,日本本土從爪哇進口食糖都還比從台灣便宜,但日本人還是選擇向台灣購買,因為這還是可以幫日本節省珍貴的外匯。
順帶一提,在台糖重建的過程中,美國是有表達願意提供技術和貸款,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當年政府沒有接受美國的計畫感到不解,因為依照美國的計畫,顯然修復成本更低、時間更短,因此他們認為政府不接受,這中間必有貪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並不去提,當年美國人提出的要約,是以大比例的股權移轉給美國做為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條件,實為賣國行為。
從美國在當時國際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可以拉回「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上。我們先談當年的中華民國在戰後整理貨幣時,所遇到的具體問題。
首先,雖然你的國家作為戰場,殘破不堪,甚至比某些戰敗國還慘,但你畢竟是戰勝國,你可以接收敵國在本國的資產、可以主張戰爭賠款,把復興的成本轉嫁給侵略國的國民,直接抵賴這大家心理上難以接受,且對經濟衝擊太大,不利於國共內戰的局勢,在此前提下,中華民國政府也承接了台灣銀行券、汪精衛政權的中儲券,並在戰後初期就開始以庫存黃金回收市場上過量的法幣,試圖穩定區域情勢。
第二是更大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和各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隨著戰爭的進行,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黃金都集中到了美國手上,貿然採行金本位緊縮貨幣,金融必受美國支配,幣制也失去獨立性。為此,英國提出了凱因斯所設計的超國家貨幣「班科(Bancor)」作為國際貿易的清算工具,只是最終美國所主導的美元中心模式還是勝出,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戰後美元中心架構的開始,也由於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就很難避免國內資本大量出逃到美元的狀況,這一點連英鎊都扛不住,這也是大英帝國解體的經濟上脈絡。
為了遏止資金出逃,各國政府祭出更強硬的外匯管制措施,但這一方面限制了檯面上的正常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使得繞過管制的檯面下經濟活動收益更大。
1946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外匯管制辦法,規定凡申請結購外匯者,限於三個月內可以進口的物品。這個辦法的初衷,本來只是杜絕投機、防止資本逃避,但實際上除了讓檯面下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在檯面上,也使得隨時隨地可以裝船輸入的民生消費物品大舉輸入,需要較長時間製造的生產設備反而難以順利取得外匯購進。
另一方面,美國所鼓吹的、表面上十分中性的禁止競貶貨幣、禁止關稅壁壘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則是獨厚當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產品,這一來一往,就是一個美國貨把本地的產業摧毀殆盡的局面。
本地產業被摧毀,除了國內生產不足,也更難輸出賺取外匯,外匯不足,就更難穩定本國貨幣匯率,本國貨幣不穩定,又加速資本出逃,為了遏止資本出逃所祭出的管制又進一步扼殺了本有競爭力的本國產業,這是死循環。這些討論,都見於當時的政府資料與報紙。
再來看舊台幣與法幣。
舊台幣兌法幣的官價一直都是被低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現在居然所有關於這件事的討論,都是說這是便於國民政府掠奪台灣的物資,這也是把實際的情況說顛倒了。
匯率政策一定都是雙面刃,貶值有利於出口,這對於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是巴不得的事。戰後初期,台灣的出口還是以米糖為主,在陳儀政權嚴令禁止米糖出口後,米糖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繼續外流至大陸換取相對被高估的法幣,並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初期回收法幣的機制,將法幣兌為黃金。在當時,國民政府打算檢討舊台幣對法幣匯率的市場消息,還曾經直接造成金價下跌,而走私的目的地福建省的福州,也成為戰後初期全中國唯一一個居然米價會下跌的地方。台灣海峽走私有其季節性,在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於渡海走私的冬季,就以囤積的方式暫時存放,這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政權大規模查獲包括板橋林家在內的台灣巨商囤積米穀的歷史背景,只是這段「走私白米換取一箱箱黃金」的往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走私的主角從台灣商人改寫成了陳儀政府的官員。
光從貨幣發行量來看法幣與後來金圓券的崩潰,只能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卻不能窮盡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除了貨幣發行量之外,市場對於法幣的信心,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之外,當然還有戰爭的因素。
由於戰爭時期中華民國作為戰場,許多國土相繼被佔領,此時有多少法幣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流通,是說不準的。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中,日本人也發行軍票、或以傀儡政權發行貨幣與法幣競爭,並以包含硬搶在內的各種方法將法幣強制集中,作為傀儡政權貨幣的發行準備、套買外匯,或轉過來向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搜刮物資之用。而戰時國土支離破碎,法幣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發行,這也使得偽造相對來說更容易,偽鈔充斥市面,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戰後,國共內戰繼續開打,同樣的經濟戰一樣存在於國共之間,我們現在說國民黨以金圓券搜刮人民的黃金,事實上,早在1946年,內戰的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在其控制的區域內,以其發行的貨幣強制收購區域內的黃金現貨。而同一時期,國民政府正在釋出庫存黃金回收法幣安定通貨膨脹。在這整個回收法幣的過程中(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央行釋出了庫存黃金589萬盎司中的352萬盎司(即約167公噸中的100公噸;334萬市兩中的200萬市兩)。
轉折點發生在1947年1月底,國共雙方結束了一年多以來的打打談談,撤回談判代表,這被視為可能是內戰即將全面開打的信號,引發了資本瘋狂逃亡。由於外匯有所管制,除了美元、港幣黑市之外,資本要逃,當然就集中在政府還在釋出的黃金,物價劇烈波動,也引來了米糧棉紗等實物的短期炒作,甚至借錢來炒,這就是1947年2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上海的「黃金風潮」。
當時不只是民間,就連軍餉、公務人員的薪餉也都被各級主管挪用去兌換黃金,但你站在他們的立場,薪水發下來馬上因為黃金上漲貨幣貶值而縮水,那還不如跳下去跟著炒高黃金,沒準還能賺,他們也沒辦法。事實上也因為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乾脆不發薪資、改發實物。
黃金風潮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實在太過劇烈,國民政府於是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間內禁止一切黃金外匯買賣、嚴打囤積走私,此時是1947年2月1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經濟緊急措施對於防止資本逃逸效果有限(一說黃金是大規模經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轉香港),但經濟緊急措施對於舉債炒作、囤積居奇的商人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除了台灣,廣州乃至於各地都有投機與囤積商人破產、血本無歸的報導出現,這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圓環緝私煙事件之所以引發民間如此巨大反彈的歷史脈絡。
順帶一提,即使是在此時,國民政府還批准了陳儀向中央申請的490億法幣的「肥料借款」,以解決台灣本地肥料短缺的問題。之前是有國際援助台灣的肥料,但援助的肥料根本不符台灣本地的使用種類,要轉售去中國本土,中國本土農民又尚未建立使用肥料的習慣,這個問題最終還是中央解決的。
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有研究把法幣的崩潰原因簡單歸結為鉅額的軍費支出,只是我們現在隔了七十幾年回頭看,應該看得更清楚。戰後初期開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它最後崩潰是在1970年初期,崩潰的原因是美國黃金儲備不足、開始拒絕讓美元自由兌換為黃金。但這個體系,其實在更早的戰後初期,它也差點崩潰。
我們先來看崩潰背後的機制。
布列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國際貿易清算標準的系統,它是建立在美國巨量的黃金儲備以及承諾美元與黃金可自由兌換之上。只是這個黃金美元雙本位的系統,其邏輯缺陷(Triffin dilemma)也是非常明顯的:
簡單的說,就是美元的流動性與對美元的信心無法兼得。
其一,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逆差,他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所持有的黃金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威脅到各國對美元的信心,這其實就是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背後的機制;
其二,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順差,則他國的美元儲備就會不足,進一步對該他國對外貿易與通貨穩定造成嚴重問題。如果美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大幅順差呢?這個整體美元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實際上就是戰後初期所遭遇的狀況。
此現象立刻對世界的局勢帶來了巨變。第一個出來大聲疾呼的是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即著名的「鐵幕演說」,一般咸認這是冷戰即將展開的序幕。
戰後初期,美國或美國貨在區域利益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事實上不斷為共產主義者所謂「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提供素材,特別是在既有的反共政權被摧毀的國家,像是日本,更是迅速赤化。在此階段,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在二戰後生產能力獨存的事實,都被當做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缺陷。看到這個現象的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想到的根本解決之道,自然也就是直接取消自由貿易。
要維持這樣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系統不至於崩潰,擺在眼前的明路,事實上只有一條,那就是美國對各國的直接援助,容忍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來換取美元的流動性,這就是美援的基本脈絡。
由於美援在美蘇軍事對抗脈絡上的強烈連結,我們很容易忽略美援在經濟上的脈絡,乃至於將美援簡單當作一國能在戰後復興的唯一因素,而忽略了美元體系在更早的階段對他國的復興所造成的嚴重阻礙。
相較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7年就開始對歐洲的土耳其、希臘提供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則遲得多,要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這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日、韓亦然。這中間的時間差,正是本文「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所發生的舞台。
這個時間差的由來,還是要回到美國國內一直以來的孤立主義氛圍,即不干涉、不捲入他國衝突的基本態度。這個孤立主義傳統,使得美國政府,相較於干預歐洲事務,更難以說服國會去干預亞洲事務。甚至美國在二戰參戰之前對英國的援助,都尚且必須小心繞過國內孤立主義的反彈聲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過「四大自由」的說法,我們今天常常誤用其中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拿來要求政府積極與造成人民恐懼的事物戰鬥,殊不知當時這個詞的意思,實際上是呼籲各國裁減軍備:「不要再打了」。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美國政府也必須面對國內非常巨大的同情、甚至支持共產黨的聲浪。這些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是在盛行於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肅清之下,才逐漸消失。
順帶一提,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經常有人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國民黨血洗台灣的報導,這則報導的撰寫者John W. Powell,實際上是原為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運用人員,他後來因為引述中共官員的說法指控美國於韓戰中使用細菌戰而被控叛國罪。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上支持國民政府,但也以美軍觀察團(Dixie Mission)與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方面建立官方關係,這個觀察團是在1947年的3月11日結束,隔天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土耳其與希臘,使兩國不至於落入共產黨手中,一般咸認這是美國支持反共政權的開端。
現在台灣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是韓戰的爆發救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韓戰爆發和中國內戰,同樣都不構成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正當理由。實際上使輿論翻盤的分水嶺,應該是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核子試爆,這才是普通美國人民真正有感的因素,民間輿論開始歇斯底里,也造成所謂「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等現象。哪怕這些行為客觀上救了誰,本質上都是美國人的自救。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有黃金作為保證的新台幣暫時穩定了下來,但事實上美元系統性的問題當然還是存在,長期下來新台幣的幣值還是不可能安定,這個系統性的問題的確是美援來解決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當各國復興之後,開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最終一樣也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
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是以石油以美元計價來繼續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這就是2001年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神隱少女》中,故事所發生的舞台「油屋」所影射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動畫中,大家以為自己追逐的是黃金,但實際上卻是以魔法障眼的廢土。
但那就是另一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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