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辦婚姻之外,古代那些特殊的招親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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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棄
在古代,女性相對於男性而言是「二等公民」,完全沒有選擇自己婚姻的權利。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就是女人的宿命。這種對女性的束縛是一把雙刃劍,女性固然無法自主選擇丈夫,但是男性也同樣喪失了戀愛的機會,無法認識心儀的女性,而婚姻也徹底淪為了傳宗接代的工具。但是,即使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奉行包辦婚姻的大環境下,古人也發明瞭許多相親及嫁娶的方法,有許多青年男女,借此獨闢蹊徑成就了自己的「自主婚姻」。
比武招親,唐高祖李淵史上最著名
比武招親,最早來源於幾千年前的「搶婚」制度。在弱肉強食的年代,男人孔武有力,自然就可以抱得美人歸。《詩經》裡有詩:「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說的是孔武有力的人才能放心地去讓他參與政事治理國家,其實在家庭裡也是一樣的道理。能夠保護家庭,保護自己的女人不受欺負,在現代都是男人炫耀的資本。
比武招親,在武俠片中是常常出現的事。比如在《射鵰英雄傳》裡,穆念慈嫁人,就是比武招親,因此與楊康有了一段孽緣。評書《三俠五義》裡,展昭娶親,也是類似於比武招親,因此與丁月華喜結良緣。《楊家將演義》裡,楊家的英雄男兒們,大多娶得武藝高強的女人歸,楊繼業與佘賽花,楊六郎與王懷女,楊七郎與杜金娥,穆桂英與楊宗保等,大多是採取的比武方式,相互滿意後喜結良緣的。作為武林世家,憑藉比武為女兒找到一個好相公,不失為一件美事。但真實的歷史,縱然是比武招親,女人親自出面比武的事情,也是極為稀少的。由女人的父親出面,找幾個武藝高強的壯漢,與應聘者比武試,試武藝,從中挑選出乘龍快婿,才是歷史的真實。而且,在比武時,不只能看到武藝,還可以看到顏值,這樣挑選出的佳婿,才更符合選婿者的意願。那種只看武藝,不看顏值的所謂「唯才是舉」,其實是不合情理的。
最早的比武招親記載來自佛經,古印度善覺王須波弗的女兒名叫裘夷,長得非常好,有八個國家的君主都來求婚,最後須波弗與女兒商量,決定採取比武招親的方式擇得佳婿,最後淨飯王的太子悉達多贏得了比賽,如願娶得美人歸。而這位勝利者,就是後來的如來佛祖。傳說中三國關羽的兒子關索,師從花岳學習武藝,也是通過比武招親娶得鮑三娘、王桃、王悅三位夫人的。
以上只是傳說,歷史上真實的比武招親,有三個人比較出名。這三個人分別是唐高祖李淵、漢王陳友諒、明朝末年秦良玉的夫婿馬千乘。北周時上柱國大司馬竇毅為女擇婿,採取比武招親方式,竇毅在屏風上畫了兩個孔雀,規定同時射中兩個孔雀眼睛的人勝出。結果參賽的公子王孫沒有一個達到條件,輪到唐高祖李淵時,一箭射中兩隻孔雀的眼睛。其百步穿楊的本事,賽過三國老黃忠。於是唐高祖如願娶得竇氏女,同時也救了竇氏一門。因為北周很快被隋朝取代,而李淵與隋文帝是親戚關係,竇氏一門也便成了皇親國戚,免遭殺身之禍。後來李淵做了唐朝的皇帝,竇氏又成了國母。可見竇毅慧眼如炬,這場比武招親,招來的是一代帝王。
除了李淵以外,元末與朱元璋爭奪天下的漢王陳友諒,也是通過比武招親抱得美人歸的。他娶得是「白富美」潘金花;另一位明末的英雄馬千乘,通過比武招親方式,娶得了一位歷史上最有名的巾幗英雄秦良玉,而這位秦良玉是歷史上唯一一位作為王朝名將被單獨立傳記載到正史將相列傳裡的巾幗英雄,生前被封為二品誥命夫人,死後被追封為忠貞侯。她通過比武招親方式選中的大帥哥馬千乘,乃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也算是慧眼識才。
繡球招親,陳光蕊在《西遊記》中閃亮登場
拋繡球招親,傳說從漢朝時就有了,但大多數人的瞭解,是從影視劇上。因為正史裡少有記載拋繡球的,這應該是西南少數民族的一種民俗,來源於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這個愛情的女主角因為思念情人,眼睛哭瞎了,她想把繡球當做愛情的信物送給情人,自己千針萬線把它做好,因為眼盲,繡時經常針扎手,鮮血流到繡球上,把繡球染上了紅色。後人便把紅繡球當成愛情的信物,和西方丘比特的箭一個功能。把紅繡球從姑娘居住的繡樓上拋下去,砸到哪位男人身上,哪位男人就是如意郎中,當真是「人的命,天注定」,指望著月老冥冥之中系紅繩了。
《西遊記》中唐僧的父親陳光蕊,就經歷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幕。他是個新科狀元,騎馬遊街誇官,正好碰到了殷溫嬌拋繡球招親,陳光蕊並沒有搶,但繡球砸到了他的身上,於是成就了一番姻緣。新娘子也沒有虧了他,乃是開國元勛殷開山的千金。後來二人有的「唐僧」,其實是佛如來送犯了佛規的轉世投胎。雖然是神話小說,但這段拋繡球選親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古代繡球招親的全過程。
實際上古代繡球招親是這個樣子嗎,答案是否定的。以心比心想一想,哪一個大家閨秀會把自己的幸福注定在空中輕輕一拋,如果像陳光蕊經歷的一樣,萬一拋到一個乞丐身上怎麼辦?萬一拋到一個年長者身上怎麼辦?萬一拋到一個已婚人身上怎麼辦?有一萬個萬一等著這件不確定的事。凡是拋繡球招親者,都是大家豪門,平頭百姓,沒有小姐,更沒有繡樓。這些豪門的太公,哪會那麼糊塗,置女兒的幸福於不顧,憑一個繡球的不確定性而招一個女婿呢。
那麼,真實的古代拋繡球是什麼樣子呢?第一,先經過海選,通過報名確定參選者。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入圍的。路過的看客,是沒有資格參加拋繡球招親的。像陳光蕊那種情況,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為他沒有報名。通過海選,過濾去已婚者,年長者,門不當戶不對者,長得太醜連老太公都不中意者等。第二,小姐勤練拋繡球,並不是「人的命,天注定」,而是精準拋球。小姐的拋繡球功夫,雖然不像黃忠射箭,百步穿楊,但也不會胡拋亂拋,這是她的終身大事,為了找到一個好郎君,她會勤加練習,在拋繡球現場,精準拋出中意的郎君,基本上是百發百中的。第三,拋繡球是有程序的,分為發邀請,回覆,會集,對唱,拋球,野餐,入戶坐堂,進餐,對歌,分別等。拋中的新郎官,還是要經過三媒六聘一套手續的。古代結婚的手續繁雜,哪一道關也不能少。
歷史上最早的繡球,其實是一種兵器,名叫「飛砣」,一般在狩獵時使用。《封神演義》中鄧嬋玉曾經拋過一個繡球,重達500公斤。這麼重的繡球,只有二郎神楊戩才能拿得動。後來人們將飛砣改製成繡花布囊,互相拋接遊戲,成了相親用的繡球。拋繡球是有歷史記載的,宋朝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有「男女目成,則女愛砣而男婚已定」的說法。該方法在廣西壯族比較流行,很有可能是壯族人的一個發明。拋繡球對於男女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賦予女人一定的選擇權,一種是代表著男人的一種促狹的趣味。萬一被美嬌娘砸中,有一種「天上掉餡餅」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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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為剿太平軍四次陷入絕境 卻終死於清廷之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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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成為軍事集團首腦,鎮壓太平軍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險,最終均有驚無險,於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南一個名叫白楊坪的偏僻的小山村裡。他在世時,兼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頭」、「曾屠戶」、「賣國賊」的罵名。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禮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團練大臣,編練湘軍,從此成為太平天國最強勁的對手。曾國藩從一介書生,搖身一變而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指揮湘軍四處征戰,最終鎮壓太平天國,挽救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也使得他的名聲威望達到頂點,一度官至直隸總督,成為清王朝最為倚重的漢族官員,死後被清廷追贈為太傅,謚號文正。曾國藩雖然取得了輝煌的個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幾年的軍事生涯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有四次遇險差點使得他功業未成而命歸黃泉。
第一次,靖港大敗。1854年2月,曾國藩已練成湘軍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雄心勃勃地進行所謂的「東征」,臨出發之際,還發佈了著名的《討粵匪檄》。然而,這次「東征」出師起初並不順利。當他還駐軍長沙時,太平天國西征軍石祥禎部就已經佔領岳州、湘陰、寧鄉等地,兵鋒直逼長沙。曾國藩派軍進攻寧鄉,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初戰敗績。然太平軍情報偵察不明,見湘軍來勢洶洶,以為清軍主力將至,連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國藩急忙派軍進佔岳州,以圖扭轉湘北敗局。適逢太平軍湖北援軍大至,與湖南太平軍一道圍攻岳州,殲滅守軍大部。湘軍水陸傷亡慘重,逃歸長沙。不久,曾國藩也抵達長沙,以保全省城。是時,長沙清軍「二三千有餘,僅敷守垛之用」,力量較為薄弱,而且,由於出征以來連連受挫,官兵心驚膽顫,士氣低落,「人自以為必敗」,「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惶惶不可終日。後來靖港民團前來報告說,那裡的太平軍人數較少而且沒有防備,「可驅而走也」,並稱已經搭好浮橋,願意為湘軍助攻。於是,曾國藩決定對太平軍實施反攻,並改變原先制定的陸路進攻湘潭的計畫,於4月28日親率大小戰船40隻、陸師800人奔襲靖港,妄圖僥倖取勝。但是,由於太平軍已作好戰鬥準備,更加上天時不利——風速過快,湘軍戰船無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對岸之銅官渚。太平軍順風勢焚燬湘軍水師戰船10餘隻。曾國藩驚悉水師慘敗,急派陸師分三路進攻靖港,企圖挽回敗局。然「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亦潰散而逃,「爭浮橋,橋以門扉、床板,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曾國藩見士卒反奔,親自仗劍督陣,並豎令旗於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可是湘軍兵敗如山倒,士卒都從旗邊上繞道而奔。曾國藩又羞又憤,遂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幕僚陳士傑、李元度見他支開隨從,神情有異,遂指使「小委員」章壽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後面,以備不虞。曾國藩行至銅官渚,章壽麟見他跳水尋死,急忙搶救,將其背負船上,與陳、李一起勸回大營。曾國藩靖港大敗之後,受到長沙眾多官員的參劾。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密令弟弟曾國葆買來棺材,準備自殺以謝喪師敗北之罪。幸而湘軍悍將塔齊布率陸師於湘潭擊敗太平軍林紹璋部,獲得大勝,使得咸豐皇帝對湘軍刮目相看,救了曾國藩一命,也正由於此,曾國藩遂在湖南士紳官員中站穩了腳跟。
第二次,湖口慘敗。曾國藩從靖港逃回長沙之後,即進行嚴厲的整軍,將在戰鬥中潰散的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僅留下敢戰之士,連他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裁撤之列。長沙整軍使湘軍的戰鬥力大為提高。在經過添募新勇、修補戰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補充後,湘軍重新發動攻勢,經岳州城陵磯和武昌兩次大戰,給太平軍水師以毀滅性打擊並奪得上游重鎮武漢。咸豐帝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銜,並命令他迅速順流東下,進攻江西、安徽的太平軍。湘軍經過惡戰,亟需休整,但是在咸豐帝的嚴旨逼迫下,曾國藩只得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田家鎮一戰,湘軍再給太平軍水師以重創,使其基本瓦解。湘軍陸師乘勝連陷湖北廣濟、黃梅,兵臨江西九江城下。太平軍方面,由於上游戰局惡化,石達開再度受命主持西征軍務,督師安慶,與猛將羅大綱共同指揮九江、湖口會戰。太平軍在九江、湖口防線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湘軍寸步難行。1854年12月8日,湘軍陸師進攻九江,拉開戰幕,但進攻多日沒能破城,形成相持狀態。
1855年1月3日,湘軍水師進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帶,太平軍早已嚴陣以待。兩軍經連日作戰,均傷亡慘重。太平軍用於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毀,石達開立即重築湖口防線,命人將大船鑿沈載江中,「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但湘軍也被太平軍的「驚營」戰術弄得疲憊不堪,由驕而躁,急於求戰。不久,戰端重啟。29日,湘軍水師貿然衝擊湖口水卡,斬斷用以攔截湖口的竹篾纜繩,一百二十餘艘長龍、舢板等輕便船隻衝入鄱陽內湖,橫衝直撞,焚燬太平軍大量戰船。石達開抓住時機,令將士在湖口再行設卡築壘,修築兩座浮橋,橋下填上泥土,構築炮台,斷敵歸路,切斷內湖、外江湘軍水師之間的聯繫,準備各個擊破。同時,他出動小划20餘隻,圍攻外江湘軍快蟹大戰船。湘軍水師作戰,必須快蟹、長龍、舢板等大小戰船相互配合行動。快蟹、長龍火力猛,舢板機動性強,這樣大小相依,火力與機動性相結合,才使得湘軍水師戰鬥力較強。但是長龍、舢板既陷於內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掉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快蟹大船無法應付太平軍機動靈活的小划襲擊戰術,敗退回九江大營。石達開決定乘勝對九江城外湘軍水師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徹底解九江之圍。2月11日,石達開乘月黑無光、天色迷漫之際,命令三十餘隻裝滿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軍水師,另派三十餘隻小划圍攻曾國藩的拖罟坐船,搜獲曾國藩的家書、奏章、地圖和咸豐帝給他的上諭。危急之中,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駛入羅澤南營」。他遙望江內水師紛紛潰散,念及自己慘淡經營數年的水師竟落得如此下場,既羞憤又心痛,欲倣傚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的榜樣,策馬赴敵而死,慌得羅澤南、劉蓉緊緊抓住韁繩,眾幕僚寸步不離,經過好一番拉扯勸解才作罷。
第三次,困守南昌。太平軍自從九江、湖口大捷之後,主力乘勝直搗湘軍後方,力爭向上游進軍,收復武漢。湘軍另一頭子胡林翼這時署理湖北巡撫,要求曾國藩撤回在江西的湘軍主力,回救武漢。而曾國藩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害怕被政敵參劾,更害怕受清廷責難,堅持固守江西。他駐紮在南康府,與內湖水師相互依存,繼續指揮湘軍圍困九江,僅派遣悍將羅澤南迴救武漢。湘軍前期陸師的兩大將領分別是滿人塔齊布和漢人羅澤南。此時,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嘔血而死。羅澤南一走,曾國藩手上就沒有得力的將領了。這期間,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內湖水師和塔齊布的舊部(由塔的助手周鳳山統領)。1855年4月,太平軍三克武昌。在穩定了湖北的軍事形勢後,石達開便帶兵回到江西,乘羅澤南回援湖北之機,在江西展開強大攻勢。自1855年11月起,石達開聯絡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連下江西瑞州、臨江、袁州等府,並圍攻吉安府城。曾國藩只好從九江撤圍,調周鳳山部陸師駐紮在戰略要地樟樹鎮,以圖南下救援。但是曾國藩對能否解救吉安並沒有把握,而且又擔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鳳山在樟樹鎮堅守,以觀望形勢。石達開利用周鳳山軍舉棋不定的時機,於1856年2月攻克吉安,並乘勝攻破樟樹鎮湘軍大營。潰兵紛紛湧入南昌城,曾國藩也只好進入南昌城收拾殘局。
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軍佔領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縣,曾國藩哀嘆說:「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綿亙數百里,眾號數十萬。」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國藩急調在武昌城外攻堅的羅澤南回救。羅澤南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緊攻城,卻被太平軍擊傷致死。這樣,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陸師兩大悍將雙雙斃命,處境愈加艱難。曾國藩困守南昌,文報不通,聯繫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曾國藩後來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徬徨」,「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等狼狽。石達開在樟樹鎮擊敗周鳳山軍後,大可乘勝直搗南昌,活捉曾國藩。很可惜的是,正當曾國藩在南昌城內岌岌可危的時候,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將石達開調回天京參加攻破清軍江南大營的戰鬥,並帶走大批太平軍,使曾國藩得以死裡逃生。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其父的死訊,於是奏請回籍丁父憂,並且不待諭旨到來便委軍而去,離開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擺脫困境。
第四次,祁門被圍。1858年7月,曾國藩在家守制未滿,即奉清帝諭令再次出山,先後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將石達開驅入贛南、湘南,遠離主要戰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曾國藩提出圖皖的戰略總方針:「……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根據這一「翦除枝葉,並搗老巢」的戰略總方針,曾國藩決定發動安慶會戰,與陳玉成決戰皖北,以奪取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曾國藩制定了四路進兵的具體計畫,並始終貫徹執行之,甚至因不救蘇、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責難也不為所動,終於在1860年6月將安慶嚴密包圍。為便於指揮,曾國藩將大營移至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門。太平軍方面,在二破清軍江南大營之後,領導者們即制定了分兵兩路合取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計畫,稱為「二次西征」。根據這一軍事部署,太平軍決定兵分五路援贛,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帶2萬人「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但是被湘軍悍將鮑超、張運蘭擊敗,被迫退出羊棧嶺。李秀成的這一次進攻,對曾國藩震動極大,因為羊棧嶺距曾國藩祁門大營僅60餘里。祁門防守兵力單薄,他的身邊僅有三千餘人,而太平軍卻是人多勢眾。當時,曾國藩料定難以活命,連遺囑都寫好了,向弟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妥善安排了後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並非欲爭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尤為重要的是,他對「二次西征」始終不感興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實力,故而被擊敗後,便退出了羊棧嶺,致使進攻祁門的大好戰機喪失,使曾國藩絕處逢生,白撿一條性命。不過,曾國藩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太平軍在皖南的實力還是要優於湘軍。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地區發動進攻,曾國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在家書中說:「自十一月以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可見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後來,曾國藩急調悍將鮑超救援,擊敗了太平軍,恢復了糧道,暫時渡過了危機。可是,此後不久卻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情況。1861年3月起,太平軍連續對祁門大營發起進攻,多次擊敗湘軍的抵抗,進至離祁門僅僅二十餘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陷入絕境。此時,他悲觀到了極點,在日記中寫道:「是以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在給兒子曾紀澤的遺囑中寫有「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為震動」、「爾等長大以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可見他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緒是何等沮喪。恰在此時,湘軍另一首領左宗棠於江西景德鎮一帶大敗太平軍,威脅著圍祁門太平軍的後路,迫使其撤圍而去,曾國藩再一次撿回了性命。
至此,太平軍的五路援贛戰略計畫徹底破滅。自到祁門以來,曾國藩就沒有一天輕鬆過。一波三折的戰局使他恐懼不已,經常處於一日數驚的境地中。乘太平軍撤圍之機,他趕緊離開了祁門這一險地。1861年5月6日曾國藩從祁門出發,10日抵達東流,將大營設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師護衛,這樣,就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太平軍的圍殲了。
這四次遇險沒有要了曾國藩的性命,卻使他最終得以指揮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歷史上許多功臣一樣,「功高震主」的曾國藩也並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命運。從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清廷便積極對他進行打壓,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與其地位相當,以便與他分庭抗禮,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曾國藩推行「防河」戰略圍剿捻軍遭到挫折後,清廷便以李鴻章取而代之,諭令他回兩江總督原任。而李鴻章接手「剿」捻事務後,仍舊推行曾國藩的「防河」戰略並取得成功。對於清廷的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的愛國群眾打死法國殖民者二十餘人,並焚燬了一些外國人的建築物。曾國藩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對法國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極為屈辱的條件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一時間,斥責之聲充滿朝野,愛國官紳對他的痛罵不絕於耳,甚至有人當面把他比作秦檜,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曾國藩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本來曾國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讓曾國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機會再次對他進行打壓,又派李鴻章來接手「天津教案」。李鴻章對曾國藩先前處理的結果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卻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於兩江總督任上,時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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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是夏朝的首都嗎?怎麼判斷「三星堆遺址」的來歷?|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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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一直都是人們很關心的一個朝代,如果能夠探明這個朝代的一些詳細信息,將會對人們研究古代歷史,又多一些資料。儘管人們常說夏商周,但是對於夏朝的瞭解卻始終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實並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還有其他文字,但是現如今卻解讀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對於夏朝的瞭解,就更少了。而現在有兩個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爭議,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夏都?
《國語·周語下》記載:「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書紀年》說,後桀伐岷山得二女而棄其元妃於洛。這兩條材料都明確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間。准此,則目前最有可能被確定為夏都的地方當有兩個:一是二里頭遺址所在地洛陽,二是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顯然,把夏都確定在洛陽或者廣漢,形成的夏史體系會完全不同。確定在洛陽,符合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確定在廣漢,則將顛覆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那麼,洛陽和廣漢,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頭文化與尋找夏朝無關!打破〈史記〉的歷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這篇文章中,筆者談到了二里頭遺址不會是夏都的三條依據:第一,二里頭遺址所在地伊洛地區是文獻中的斟尋,斟尋為夏人氏族名稱,其居地並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確定斟尋為王都,則《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一句無法在二里頭遺址落實。第三,如果確定二里頭為王都,則在學術界主流意見把偃師商城視為湯都的情況下,無法形成自洽的邏輯。
既然二里頭不能是夏都,那麼,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確定下來呢?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下面,本文就在《夏與商周並行論》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說的基礎上來談一談三星堆的夏都名號問題,請各位批評。
一、空桑
根據「夏分三段」的觀點,三星堆文化屬於虞夏聯盟政權的王都,為后羿所滅。《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諫晉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時說: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窮石」一名,亦見於《離騷》,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實際上,窮石就是《呂氏春秋》、《歸藏》裡提到的「空桑」,在《左傳》、《帝王世紀》等文獻則稱「窮桑」,而《華陽國志》則記作「瞿上」,其音可比較今山南藏語的Khyung tshang,意思為神鳥之居。這些內容,筆者在《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中已作論述,可以參閱。
二、雒城
在《從周人白狄論來談陝北石峁遺址、黃帝文化及其鷹崇拜》這篇文章中,筆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對三星堆大城的稱呼,而與翟人有淵源的今彝語支族群則稱此神鳥之城為lo33 zi21,漢語直譯即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遺址所在廣漢久有「雒城」之名,其緣故必當在此。從民族語言來看,「雒城」一詞是漢語和古代彝語的混合詞,其義為「城市」。如果考慮到彝族複雜的形成過程(另文說),實際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層的百濮語言來讀,其義仍然為神鳥之居。換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詞雖語源不同,但語義相同。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語的「雒城」一名在西漢時期即已存在。1997年,廣漢市小漢鎮村民唐興鳳在石亭江河灘發現一件鐵質橋墩,上鑄銘文十六字:「廣漢郡雒江橋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廣漢縣南門外導航站在修建圍牆時發現一批漢磚,磚上也鑄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銘文。
從文獻資料來看,三星堆地區的「洛」字在《山海經》中就已經有了記錄。如《中次九經》說:岷江之首,曰女幾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
洛水,亦作雒水。《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雒縣下條說:「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與湔水、綿水同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經三星堆遺址旁的鴨子河,古稱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為鄰紐旁對轉,音本相近。因此,《國語》裡的伊水完全可視為今三星堆遺址旁鴨子河的古稱。
三、陽城
《竹書紀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陽城」之說,說者多有據告成鎮出土的屬於戰國時代的「陽城倉器」陶器而定大禹時期的陽城為王城崗遺址。王城崗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記》體系理解,從龍山文化晚期到戰國時期跨越了1500年,這相當於說一個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要靠一個當今21世紀的器物來驗明正身,顯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稱之謎》系列文章中,筆者曾說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鮮明的太陽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稱為「太陽家族」,並說明瞭夏人王族自稱在其延續文化中留下的歷史痕跡。據此可以推斷,陽城之名必當為「太陽之城」的簡稱,其名稱由來當與「太陽家族」有關。
四、歷史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視野中的夏都輔證材料
三星堆遺址之為夏都,這還可以從多個角度的資料來進行輔助說明。
(一)從地理空間角度看
筆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一文中已經指出,所謂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斷水流所致。及堰塞崩決而後,洪水出現,於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從地理空間來看,三星堆地區發生這類自然災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頭一帶要大得多。並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來進行解釋,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從歷史地理角度看
歷史事件的展開和歷史人物的活動都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但古代族群常存在遷移的情況,因此,在歷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歷史、語言、地理信息,即能為研究結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們就此略作闡述。
1、 帝杼遷老丘:「成都」名稱之由來
三星堆文明毀滅後,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興起。金沙文化具有鮮明的繼承三星堆的特徵,這一點為從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筆者在《金沙文明解碼》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這一歷史事件,在《竹書紀年》中被稱為「夏啟殺益」,在《左傳》中被稱為「後杼復國」。
《竹書紀年》記載,帝杼曾以老丘為都。准此,則老丘必當指古代成都。那麼,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稱會有關係嗎?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見於戰國時期,而其更早的名稱則為單稱「成」。1985年,沈仲常與黃家祥二位學者聯名在《四川文物》發表《從出土的戰國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來》,從先秦時期漆器銘文的演變順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對此進行了說明。
如上所說,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語支語言來讀即lo33 zi21,意為「城市」。在古代漢語文獻中,「成」與「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呂氏春秋·勿躬》、《魯世家》等並作「城父」。又比如《論語·顏淵》中的「棘子成曰」,劉寶楠正義:「皇本‘成’作‘城’。」因此,考慮金沙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的關係,我們有理由推斷,古蜀人用漢語裡表示城市義的」成「字來記錄自己的居地,其實對應的就是「lo33 zi21」這個詞。
2、 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謎
彝族典籍《洪水氾濫》、《洪水與篤米》、《西南彝志》等記載,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篤慕在洪水時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認為就在今雲南東北的昭通境內。《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為業。久之,木拔道通,漸成聚落,號其地曰「羅邑」;又其山為「羅邑山」。夷人謂邑為「業」,謂山為「白」,故稱為羅業白。
這裡的朱明,即篤慕,意為君長。「羅邑」一詞,有的學者也譯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語即lo33 zi21。在《太陽家族與開明傳說(下一)》中,我們已經指出,形成當今彝族的重要源頭——昆明人與三星堆古族有密切關係,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為祖源地,這就說明《大定府志》的「羅邑」一詞與廣漢古稱「雒城」和成都古稱「成」是一脈相承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昭通地區古稱「朱提」,這與《華陽國志》記載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記載暗合。此外,昭通地區及其周邊還出產一種含高放射性成因鉛的特殊銅礦。據金正耀教授研究,廣漢三星堆、新乾大洋洲、漢中成洋地區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銅器都有大量使用這種特殊礦。這些材料無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視的。
3、蜀王南遷與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滅蜀後,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歷史上的蜀朝,文獻稱其王為安陽王蜀泮。《水經注》卷37引《交州外域記》雲: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
又越南歷史學家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云:安陽王,姓蜀,諱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並文郎國,改國號曰甌貉國。初,王屢興兵攻雄王。雄王兵強將勇,王屢敗。雄王謂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廢武備而不修,需酒食以為樂。蜀軍逼近,猶沈醉未醒,乃吐血墮井薨,其眾倒戈降蜀。王於是築城於越裳,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號螺城。又名思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謂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稱其都邑為「螺城」,螺字古音與「雒」亦頗相近。另從考古文化來看,越南地區也曾出土與三星堆文化類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關於古代蜀地文化與越南文化之間的關流關係,張弘、彭長林、雷雨等學者均有涉及,可以參閱。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還曾發現金印一方,印銘為「晉歸義叟王」,這些材料都無疑證明蜀王南遷為可信的事實,並進一步證明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雒城」一名來源非常古老。
五、總結
綜上所述,由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古稱「雒城」到成都的古稱「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諸名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這些材料充分說明:三星堆遺址是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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