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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其次，刻意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他認為２２８事件是『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省籍對立剝削．他表示，１９４７年２２８事件爆發，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外省人壟斷了所有的權位．果若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他的父親怎能有此機會擔任官派首長？」
　
「陳建仁的這場演講，刻意偽裝家族是２２８事件受難者、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這場謬誤不實的演講，不但扭曲了２２８事件及威權時代的真相，也彰顯一個知識分子袒護當權者的墮落，更著實豎立蔡政府的新威權．」
　
這什麼墮落文章？提及事實叫做操弄族群對立？要戰陳建仁祖宗八代就算了，順道扭曲二二八真相？
　
二二八本來就跟省籍衝突脫不了關係，國民政府來台就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這本來就是事實，說是實行殖民統治，怎麼會讓本省人位居高位？就算讓本省人當官，其動機為何？難道不是效法清廷以番制番，來個以台制台？這不就是過往外來獨裁皇權對於本土居民的高壓手段？不就是為了靖綏所以採取的統治方法？如同中國共產黨在人大安插的台灣省代表，藉以加強殖民統治與侵略他人的正當性？
　
難道說，港人林鄭擔任特首，就等於「中國政府沒有排斥香港人，重用香港人？」林鄭鎮壓反送中運動，是站在香港的人角度著想，還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林鄭的自主性有多少？能代表香港人嗎？她是當作樣板宣傳，還是讓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們可以用林鄭來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暴政嗎？可以用香港本土警察攻擊香港民眾，說明他的行動是自願的？他們樂意這麼做？可否將真兇中國政府下的明明白白的指令，扮演的角色徹底去除？香港人自己殺死自己？說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護國、保港」？
　
如果不行，怎麼會拿陳建仁的父親當過官派首長，所以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沒有「追究台灣人民的政治忠誠，剝奪他們參與公職的權利？」
　
真敢摸著覽趴說，二二八「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　
　
不如這麼說，要是陳的父親有所抵抗，或者說，拒絕擔任，違背黨國意志，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本土人士擔任國民黨的官，就不會面臨到黨國的壓迫？　
　
難道要效法李敖的說法，因為有少數外省人被毆擊，所以變成「臺灣從光復 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台灣人殺外省人」、「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台灣人自己殺死自己」？
　
這是部分替代整體的謬誤．
　
按照李敖的說法，外省人被殺了十天，死了數萬，但警備總部紀載的的外省人死亡人數為５２人，然後李敖說本省人死亡數字是炒作，所以把受害者的數字驟減，被波及的人數誇大，所以整體就變成「元凶是台灣皇民日本兵」？
　
這種被害者當成加害者，加害者變成被害人，國民黨無罪，蔣介石鎮壓暴民的黨國史觀，不就跟陳儀的記者會和黨國報紙專門強調外省人傷亡，遮蓋自己暴行無異？
　
迫害外省人的又是誰？不分本省外省一齊鎮壓的始作俑者又是誰？不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嗎？警備總部之下的忠義服務隊，在台灣實行反間工作，專門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利用黑道流氓在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製造派兵的藉口，這怎麼不提？所以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或吸收台灣學生，滲透台灣民間，可以說成是讓本省人當官，「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因為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是本省人？林頂立這個「半山」是軍統裡的本省人？
　
誰收買他們的？誰指揮他們的？誰下達命令讓他們去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
　
「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誰使百姓為了自保互相舉報？誰用利益誘惑他們讓他們互相殘殺？
　
警備總部接收了西本願寺，以「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結果把外省人歐陽可亮給捉進去，稱他為「３４號」．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
　
歐陽可亮在獄中，和其他獄友相識，旁邊有一人和他搭話，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歐陽可亮不久就被釋放，他的太太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但是其他同在獄中的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歐陽可亮出獄了以後，又被姚虎臣勒索，即是當初關押他的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他身兼三個職位，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專門懲戒流氓，本身的行為卻跟流氓沒兩樣－甚至比流氓還惡劣，他把放出去的人又捉了回來，向他們勒索贖金．
　
和歐陽可亮一同被姚邀請的，還有林挺生、林子畏，林子畏是「全民日報」的社長，批評陳儀被威脅，於是將全民日報頂讓給林頂立．
　
「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姚虎臣說，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問，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於是被關押出來的人們，又紛紛被勒索黃金，簽下借據，可謂將一條牛剝兩層皮，歐陽可亮被迫要繳交一百兩黃金，其他人兩百兩．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書中如此形容，
　
在這個勒索完成後，姚心滿意足地找來樂隊唱戲，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台灣仕紳劉明，他不認識姚虎城，卻認識歐陽等人，他不知道他們正被這群「阿山兵」綁架著．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姚虎臣聽了，勃然大怒，他跑去隔壁討面子，對著劉明吼「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最後，劉只好找歐陽、林幫忙說情，諷刺的是，這兩人也是被威脅的對象．
　
姚在中山堂羞辱了劉一番，稱看在歐陽、林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然而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
　
姚虎臣就是典型「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的代表，他囂張跋扈的嘴臉，連同為外省人的教育廳長許壽裳都不放在眼裡，連歐陽可亮都能加以威脅，至於同為他眼中羔羊的人們，顯然也有差別待遇，至少在西本願寺被關押的本省人，不一定等得到打給陳儀的一通電話．
　
所以，若要將當時被迫服從的人們，或者被當作工具，有利用價值的本省人，為了自保而屈從，服務於外省權貴的仕紳階級，反而當作一種證明，稱陳建仁的父親擔任官派首長，所以「當年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排斥曾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反而更加重用」，而把數百數千被殺台灣菁英當作不存在，這是去語境的謬誤，陳建仁的父親當然很幸運，他能生存下去，不代表國民政府屠殺壓迫，實行階級剝削的事情不存在．
　
接著將責任轉嫁到陳建仁身上，說他「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
　
這種就是黨國文宣看太多，才會產生的去語境的謬誤，維護真兇，合理化暴行的見解．
　
只有白癡才會在香港人被中國鎮壓以後，說香港人講中共的暴行是誇張中共的過失，故意不提中共建設香港的功勞．
　
簡單直白問一句，你會在看到被害者被強暴以後，要他提起加害人曾經多愛自己？為他做了多少事？
　
噁心透頂．
　
這篇墮落的文章透露出許多謬誤，實在讓人難以吐槽，居然會有媒體刊登這種謬論，並且指稱他人犯了謬誤，所以都是假的，並合理化自己的謬論為真，簡直是謬論謬論，謬誤學家的謬誤．
　
「他父親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普通話)…」，說陳的家族經商，是漢語化家庭，陳的父親不會中文，怎麼當官？
　
這依然是個謬誤，陳說的是語言，不是文字，外省族群來台灣，來自中國各省，就不是使用同一種語言了，蔣介石的母語也不是北京話，就連蔣介石帶來的官兵，也不少聽得懂台語，陳所敘述的原文是，
　
「陳建仁也提到，１９４５年起，父親陳新安擔任官派的旗山鎮長，有一天鎮長辦公室突然遭許多軍人闖入，配槍軍人還將刺刀對準陳新安，要求『搬出去！』但陳新安只會說台語，不會說普通話，因此以台語反問『什麼叫「出去」？』不料對方回嗆『我槍斃你！』一度引發緊張對峙，所幸後來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才順利化解僵局．」
　
聽得懂不代表會說，會說不一定說的很流利，會聽不一定聽得懂全部，說陳的父親是漢語化家庭，不會中文怎麼當官，這就是訴諸純潔的謬誤，北京話不等於中文，漢語化家庭不一定會說北京話，至於陳父所當的土官，實際上是為了統治者方便統治台民，那顯然會台語的實用性大於北京話．
　
我們看看歐陽可亮所敘述的另一個情境，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就可以知道，當時使用的語言情境，十分複雜，如同姚虎臣聽不懂台灣話，身邊卻有可以當翻譯的軍官，他依此跑去問責仕紳，陳父如果做官，應也有類似會北京話的同僚，而陳所稱「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應也是凸顯這個語言衝突的實際情境．
　
而如果不會中文，就不能當官，這不就是「外省人壟斷權位」的最佳例證？依此邏輯，台灣人不會中文，當不了官，那多數權位不就由會中文的外省人擔當？
　
簡直通篇自打臉．
　
說國民政府重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不曾排斥，不如說，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被殺死、冤枉關押的有多少？當官存活跟被殺的比例為何？
　
光講幾個例子，當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被拖去大直槍殺，依據歐陽可亮所述，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所以這個「重用」到底怎麼個重用法？這些當官、不當官的，是如何死的？怎麼會用「國民黨重用台人」、「陳建仁父親當過官派首長」一筆畫帶過去？
　
被迫害過的人當不了官？當官的一定不會被迫害？這又是一個簡單邏輯，光講文中的蔣渭川，國民政府派武裝警察攻擊宅邸，謂「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此後一年蔣渭川逃逸，直到丘念臺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才出來．
　
蔣渭川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被聘為民政廳長，甚至當到內政部次長，吳國楨，外省人，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他是親美派，蔣介石任命吳國楨，「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可以看出二二八屠殺後，外省統治集團內有其他派別對台灣人有不一樣的態度，事實上，屠殺完後，蔣隨即派白崇禧來台「宣慰」，然後嘉獎屠夫彭孟緝，這也是獨裁者的雙面手法，也意味著他們害怕台人再次反抗，一群外省集團要以單純的鎮壓來治理台灣，或者在政治上完全隔離台灣人，那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島，島上都是台灣人，而且還要看外國的臉色，必然要有其他分化、懷柔的手段，而這些手段不會是擦拭血跡的白布－全世界都知道，二二八屠殺是不義恐怖統治，就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心裡有鬼，他們畏罪，害怕暴行被揭穿，公諸於世．
　
吳國楨作為實質建設台灣的人物之一，不久就被控以貪汙批鬥下台，吳公開批評政府「一黨統治」，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吳在美國雜誌用英文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文章，「在台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３０-４０億美元，用來創造一個極權國家」、「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集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
　
曾有作家劉宜良欲寫「吳國楨傳」，卻被蔣經國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局汪希苓指派台灣黑道刺殺，此即著名的「江南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為了確保自己的獨裁統治，連外省人也不放過，至今仍有人把被他們驅逐出去的人所做的事，當作獨裁統治的建樹，說什麼「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二二八是「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這種諂媚威權統治的言語，企圖將暴行除罪化，堪稱知識分子的恥辱．
　
事實上，沒有這個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也有本事能獨立建國，台灣本身經日治時代的洗禮，早有超越中國本土的進步和現代化，以及自己治理自己的台籍菁英，掌握經濟的仕紳階級，是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使一切都變了調．
　
當時美國亦可以扶植其他本土勢力，或者是讓較為開明的如吳國楨之流掌權，這都能避免蔣介石一干外省統治集團荼毒台灣的現況，而他們留下的迷思，依然在統治某些人的腦袋，企圖搬弄是非．
　
到底是台灣確保了外省族群以及外省統治集團的生存，還是他們在「反共、護國、保台」？是台灣保護他們還是他們保護台灣？平心而論，你突然闖入別人花園將草木踐踏殆盡，這會是「保護」嗎？將國共爭端帶到台灣，用反共之名屠殺台灣人，樹立權威，這叫「反共」還是「毀台」呢？
　
然後「護國」是護哪個國？鬥爭的是哪些「國民」？哪些人被劃定於該國之外慘遭殺害？
　
「陳建仁竟然附和台大獨派教師陳翠蓮的 『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主張」
　
如今看來，實在可笑，中國人反台獨，滯台中國人亦反台獨，從１９４５年至今，當真沒學到一點東西，一點教訓，一點懺悔，自外於台灣之外？
　
我只看到，當初姚虎臣囂張跋扈的嘴臉，到現在還浮現在進步的台灣社會．
　
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把反抗的人殺光了，留下了「順民」，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為其所用，否則便死，現在，「順民」的後代不願服從了，開始述說真相，就開始批鬥他，說他的祖輩也拿了黨國的好處，怎麼能不服從，說黨國的壞話？
　
好像當過奴隸，就必須當一輩子－連連子子孫孫都必須當下去，世世代代陪他們一起說謊．
　
一旦提及事實，就說他在操弄族群對立．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滿懷期望的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由外省人壟斷．行政長官陳儀以下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之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自大陸返台的臺籍人士（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臺籍人士，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根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０.８２％；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６.６３％，而且在極少數的薦任、簡任級臺籍人士當中，大陸返臺的半山就占據裡面的７０％．」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操弄省籍對立？
　
恐怕不是陳建仁，而這些１９４７年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威權遺緒，只要有人提及２２８，他們便跳針２２８是人們取之不竭的提款機．
　
至於他們是什麼？恐怕是獨裁者的殺人硬幣．
　
獨裁者每殺一個人，就投一枚硬幣，這些硬幣會大聲歌頌獨裁者的美好，並強調他們殺人如何合理，台灣人如何不知感恩，嚷嚷著扭曲真相去扭曲真相．
　
就像硬幣上那一抹微笑一樣，他們凝視著那一毫釐的慈悲，而歡愉．
　
他們在萬人塚裡尋找一枚完整的指節骨，盛讚獨裁者的溫柔，在那些堆疊的屍首的後代裡，尋找數不盡的邪惡，用以憎恨，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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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05 訃聞—《每日電訊報》※
俄國間諜大師尤里·德羅茨多夫

2017 年 6 月 21 日去世的前格別烏（KGB）少將尤里·德羅茨多夫（Yuri Drozdov），享年九十一歲。他是一位秃頭、方下巴的間諜，不但曾在冷戰的柏林，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潛入中國從事間諜工作。1979 年 12 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的首役，總統哈菲左拉·阿明（Hafizullah Amin）遭暗殺，進攻的俄國特種部隊，即是由德羅多夫所領導；他還領導格別屋的秘密小組，訓練幹員前往外國暗殺敵人，稍後，他開始主持惡名昭彰的「S 局」（Directorate S），負責派遣幹員深入指定國家長期暗中收集情報，人稱「非法者」（illegals）的俄國特工網路。

莫斯科首先採用「非法者」，始於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當時少有國家承認新成立的共產黨政權，俄國只好派非正式的外交人員到國外去。隨著時間，此一系統愈見改良，探員必須先接受五到七年的嚴格訓練，以深入外國過孤立生活。

格別烏會為「非法者」建構完善的假身份資料，稱之為「說明」（legends），他們並且特別拜訪西方國家的墓園，尋找出生年代與探員生辰吻合的死者名字。有些探員被指派妻子以幫助他們融入西方社會。

西方情報機構沒有與之對等的系統——也許，探員必須深入鐵幕住好幾年，還可能必須接受上級指派的妻子，並不是很吸引人的工作內容。英國間諜小說家奈傑·魏斯特（Nigel West）在 1993 年說：「『非法者』是俄國精練的藝術。」

然而「非法者」的情報收集效率一直都有人存疑。「非法者」不但缺乏母國的支援，又無法經常與母國溝通。因為這樣，絕大多數時間，他們都在想辦法維持假身份以免被揭穿，無法冒太大的危險。

前格別烏副局長高定耶夫斯基（Oleg Gordievsky）在 2010 年的訪談表示：「非法者」取得的情報品質往往不如明著活動的其他同事。然而，德羅茨多夫聲稱：蘇聯訓練出的「非法者」，成為第三國大使的案例不只一例。

德羅茨多夫認識、一起合作過的「非法者」包括科倫·莫洛迪（Konon Molody），他在英國的化名是高登·朗斯代爾（Gordon Lonsdale），性好漁色，表面上經營點唱機、口香糖販售機、賭博機的租售生意，實際上主持波特蘭間諜網（Portland Spy Ring），以取得英國的海軍情報。

名氣最大的「非法者」是魯道夫·阿貝爾（Rudolph Abel）。他在 1950 年代取得了多項美國核子機密，在 1957 年以間諜罪定讞，卻在 1962 年獲釋，以交換被俘的 U-2 間諜機美籍飛行員蓋瑞·鮑爾斯（Gary Powers）。

史蒂芬·史匹柏拍的電影《間諜橋》（Bridge of Spies，2013），有一個場景是阿貝爾回歸蘇聯時，德羅茨多夫站在格林尼克橋上（Glienicke）上迎接他。（格林尼克橋連接西柏林與東德控制的波茨坦。）

德羅茨多夫後來表示，阿貝爾的工作由另外一位「非法者」接替，代碼是「喬棋」（Georgy），他在美國待了十五年以後回蘇聯。德羅茨多夫在 1999 年很得意地告訴俄國軍事雜誌：「美國情報機構依然不知道他的大名。」

根據前蘇聯軍情官弗洛達斯基（Boris Volodarsky）的說法，格別烏成立秘密的暗殺小隊，是因為德羅茨多夫提議，此案在 1981 年獲得蘇聯政治局批准。此單位的名字叫做「信號旗特種部隊」（Vympel），由德羅茨多夫主持，訓練精通多種外國語言，並且熟知作案國家歷史與風俗的間諜。

高定耶夫斯基表示，1985 年他派駐倫敦的時候，德羅茨多夫要他在英國尋找可以藏人、藏武器的空屋，另外還要尋找可以藏匿無線電發報機、罐頭食品、手槍與彈藥、身份證件的地方，顯示格別屋打算在英國進行暗殺任務。

2006 年，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倫敦飲用了釙 210 毒藥後，佛洛達斯基在《華爾街日報》上聲稱「信號旗特工隊」在普丁任內繼續活動，只是改名為「V局」（Directorate V），改隸 FSB。

2010 年，美國 FBI 逮捕了十名俄國的「非法者」，他們以化名在美國活動多年，收集各種情報，從核子武器、金市到 CIA
的人事變動等所在多有。其中一些特工以丈夫與妻子的身份住在一起，而且生了小孩，但他們的小孩不知道父母親其實是俄國人。這十人後來被遣返俄國，以交換四名因幫助西方而被定罪的俄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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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伊萬諾維奇·德羅茨多夫（Yuri Ivanovich Drozdov），1925 年 9 月 19 日生於明斯克。他父親曾是俄國皇軍軍官，革命後加入紅軍。尤里 1943 年入伍，在砲兵學校受訓。1945 年他曾參與紅軍攻陷柏林的戰役。

1956 年，他從莫斯科外語軍事學院畢業，格別烏想要招攬他，他一開始想拒絕。他後來告訴《路透社》：「我認為行不通，我的頭太秃了。」

但他很快屈服於壓力之下。一開始他被派駐於東德，他說他在那裡曾經到演藝學校上課「以學習偽裝成他人的藝術」。

1964 年到 1968 年，他前往北京，在外交身份掩護之下為格別烏工作。1970 年代，他成為紐約的蘇聯情報站站長。

1979 年，他成為「S 局」局長。同一年，他領導格別烏的部隊，在喀布爾奇襲塔吉別格宮（Tajbeg Palace），暗殺阿富汗總統哈菲佐拉·阿明。

1979 年，德羅茨多夫向蘇聯中央書記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推薦成立信號旗特工隊。信號旗特工隊很快成為蘇聯最精銳的特種部隊，並且在阿富汗與車臣出任務。

德羅茨多夫說，他不記得柏林圍牆 1989 年倒塌的時候，他人在哪裡。著名記者 Joseph Albright 與 Marcia Kunstel 在《Bomshell》一書中爆料，他當時忙著清洗格別烏的檔案資料，以免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美國二戰時製造原子彈以終止戰爭的計畫）遭俄國間諜滲透的細節外流。

蘇聯解體後，德羅茨多夫成立了商業諮詢公司，Namakon，為西 方企業提供俄國政情分析以及人身背景查核。

尤里·德羅茨多夫身後留下兩個兒子、一位遺孀。

尤里·德羅茨多年生於 1925 年 9 月 19 日，卒於 2017 年 6 月
21 日。

http://www.telegraph.co.uk/…/yuri-drozdov-dreaded-kgb-spym…/

對生命的教育不能等待
隨時教導孩子如何重新定義生命

最近光復中學孩子扮演納粹遊行的例子
讓我想起個人對於納粹的第一印象，
是源自於國小某個夏天暑假～

當時嗜好閱讀的我，搬了張椅子墊腳，
努力伸長小手在父親的鐵櫃裡挖寶，
我跳過了幾本當時國民黨的禁書，譬如「宋氏王朝」，
最後抽出了一本紙頁邊緣些許泛黃的書
那本書名叫「夜」。
然後在那個暑假，我徹底反覆讀了這本書十幾次～
開啟了我對二戰歷史的著迷與省思～

#與其責難學生取消補助不如一人送一本給他們閱讀
#閱讀才能消滅知識貧脊並提升人性溫暖與層次
#光復中學的孩子只是反映了台灣教育狹隘的思考而已
#重新讓孩子定義生命
#若是今年才過世的作者看到這篇新聞會怎麼幽默回應呢
#我猜基金會會請這群小朋友去參觀奧許維茲集中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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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作家南方朔，為「夜」寫下的序

《人性的永夜》

　　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猶太意第緒語作家埃利．維瑟爾所寫的這本《夜》，是他畢生四十餘著作的第一本。它最早出版於一九五八年，距今已將半個世紀。但儘管隔了那麼久遠的時空，今日讀來，仍能感受到那種漆黑如夜、冷冷的恐怖。

　　對於這樣的一本小書，我們在讀的時候，不要想，也不要哭，就讓自己無感覺的讀下去，最後一定會被書裡散發出來的寒意所包圍，靈魂也會被深深感動，原來人性的黑暗與殘酷，可以一至於斯。但也只有在這種人不如蟲豸的極限環境，或許我們才可以去重新定義生命。

　　有關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大浩劫」（Holocaust）的著作早已車載斗量，例如自傳性的紀實著作像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安妮的日記》，義大利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或者文學創作如一九六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猶太女詩人薩克絲（Nelly Sachs）以及法國猶太詩人塞南（Paul Celan），這些都已讓人耳熟能詳。但與上述那些著作相比，維瑟爾的《夜》所描述的可怕情況，可以說更為過之。因為他所經歷的，乃是納粹屠殺猶太人過程裡最瘋狂恐怖的那一段。這種獨特的經歷，遂使得《夜》在與其他著作相比時，顯得格外的不同。

　　我們都知道，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緊接著到了一九三四年八月三日，他又在興登堡總統逝世後兼任總統，於是，一個全權在握的專制領袖正式誕生，有系統有步驟地對猶太人之迫害遂告正式展開。他由褫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和身分權開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展開，進一步將迫害具體化。希特勒從一九三三年起，就在蓋世太保首腦海德利希（Reinhard Heydrich）協助下，陸續在全歐各地設置集中營。這也就是說，早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所謂的「汪湖會議」（Grossen Wannsee Konferenz）正式提出消滅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前，大規模的集體屠殺早就開始了。整個「大浩劫」最先是在靠近蘇聯的所謂「東線」開始，而後再向德國本土及「西線」擴延。在「最後解決方案」這個名詞出現前，單單在「東線」即已屠殺猶太人一至二百萬人。而有了「最後解決方案」後，當然消滅猶太人的工作格外加速。及至一九四二年夏天海德利希在從捷克返回柏林的途中，遭到捷克愛國者伏擊重傷，一星期後死亡，屠殺工作由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接替，於是又有了更嚴厲的所謂「海德利希計畫」，屠殺工作更為加速。尤其是一九四二年秋，德軍開始一連串失利，包括在阿拉曼戰役中敗於英軍，美軍登陸北非，蘇聯在列寧格勒戰役裡俘虜了德軍好幾師，一九四四年一月的第一個星期，蘇聯紅軍已打進了波蘭，這一連串發展，都使得希特勒警覺到戰爭可能失敗，消滅猶太人的工作必須加快腳步。

　　於是，維瑟爾他們一家人的不幸，就在這樣的局勢變化下開始到來。

　　維瑟爾乃是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e）的錫蓋特（Sighet）人。外西凡尼亞這個地區原屬奧匈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奧匈帝國瓦解，改歸羅馬尼亞。到了二次大戰，它又被切為二，有五分之三仍歸羅馬尼亞，另外五分之二則歸匈牙利。維瑟爾即屬於匈牙利這一邊。當時匈牙利領袖為霍希上將（Admiral Nicholas Horthy），他有極強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於自己治下的十五萬猶太人，始終拒絕交給納粹消滅，因而維瑟爾家鄉的猶太人在那個其他國家猶太人都大量被屠殺的時刻，還能偏安一角。由《夜》這本書一開始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那種苟存下的幸福。

　　然而，希特勒對霍希上將拒絕合作的不滿，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三月爆發。於是德軍開進了匈牙利，罷黜霍希上將，另立傀儡政府。外西凡尼亞地區十五萬猶太人的惡運即告到來。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初剛過完復活節即被納粹接管，而後送往設於波蘭、最惡名昭彰的奧許維茲—波克瑙集中營。他的母親和妹妹就死在這裡，他的兩個姊姊倖存，而他和父親最後又因為俄軍快要來到，被運到另一個同樣惡名昭彰、設在德國威瑪附近的布肯瓦德集中營。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他的父親命喪於此，兩個多月以後，即四月十三日，布肯瓦德集中營被美軍解放，維瑟爾終於得救。

　　因此，當我們了解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後來讀或重讀這本著作，即可知道維瑟爾的集中營經驗雖然只有將近一年，但這段經驗卻至為獨特！

　　第一，他所遇到的，乃是納粹失敗前最後的瘋狂，他們也是納粹要毀滅的最後一批人。因而在集中營以及轉運的過程裡，一切的野蠻殘暴也更加的赤裸裸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第二，自從蓋世太保頭目海德利希死後，接棒的希姆萊即決定將匈牙利、波蘭、捷克、奧地利等國的猶太人送往殺人效率最高的奧許維茲—波克瑙集中營，以及布肯瓦德集中營處理。奧許維茲—波克瑙集中營建於一九四○年，它原來要規劃成石油化學基地，而後變成殺人工廠；布肯瓦德集中營建於一九三七年，乃是殺人醫學研究中心。它們從一九四三年起都在納粹工程師卡姆勒少將（Heinz Kammler）規劃下，更有效率地殺人燒人。維瑟爾從家鄉一路輾轉歷經這兩個最可怕的集中營，最後還能苟存性命，這必然意謂著他看過、經過的慘絕人寰，的確少有人能與其相比。

　　因此，《夜》可以說是所有「大浩劫」倖存者所寫的著作裡最慘的一部。「大浩劫」的殘酷由於超過了人類的經驗，因而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的語言文字都已不再夠用，任何倖存者的回憶，無論寫得多麼具體，都會留下可能超過正文的「無語問蒼天」的可怕空白，而正是這種空白，才更讓人覺得恐怖。波蘭猶太詩人戈比爾蒂格（Mordechai Gebirtig）曾如此寫過他們那時的恐懼，但仍不足以道其萬一：

　　我們無法入眠，張著耳朵傾聽
　　恐怖的思緒滑過心頭
　　今夜我們之中的某人將是什麼命運？
　　誰會是明天將死去的人？
　　我們不敢入眠的瑟縮著
　　在這個門窗嘎嘎作響的時刻。
　　我們的心會忽然涼成一團
　　當飢餓的老鼠窸窣著穿過地面！＆

　　在《夜》裡，維瑟爾寫盡了他們的恐懼與被凌虐。他們有如蟲豸般被踩死，在那樣的時刻，人們只剩下詛咒上帝，而人性則在極限環境下蒸發，回到了野蠻狀態。人被逼著必須奔跑，否則就是死亡，一群人就居然能在大雪中跑了幾天幾夜。人犯了什麼錯，要去生受這比蛆蟲還不如的折磨？當人活得有如骷髏，人性和親情又將如何安身？

　　我不帶一點感情的讀著這本書，讀著讀著，在酷熱的夏季，心裡卻愈來愈寒冷如永夜。人類對同為人類的鄰居，真的會做出這樣的事嗎？直到今天全世界都還有人拒絕相信「大浩劫」，這些人不是支持納粹，而是他們真的不敢相信，不敢面對人的邪惡可以達到如此程度！

　　讀《夜》，除了那痛入骨髓的寒意外，對於外西凡尼亞的猶太人在一九四四年前偏安一角所產生的麻木以及苦中作樂下的樂觀，我也格外有痛感。近代德國最偉大的音樂指揮家奧圖．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的堂兄弟維克多．克倫培勒（Victor Klemperer）因為娶了正統德意志人而得以倖免於難，他後來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裡指出，由於納粹一開始的所想所說所為都太可怕離譜，它反而在許多人的心裡產生一種荒誕的樂觀感，認為「不會怎樣啦」（knif），「絕對不會怎樣啦」（kakfif）。因而許多人可逃卻未逃，最後在樂觀的幻想裡一步步走進了再也無法回頭的永夜。當我讀《夜》的第一章，寫他們一九四四年復活節結束前的愚騃樂觀時，真想擲筆三歎！

　　我不帶一點感情的讀這本書，愈讀愈冷，最後潸然淚下，為人性而哭，為歷史而哭。看著人類過去曾犯下的可怕罪惡及所造成的可怕受苦，我們又怎能不更堅持我們抵抗邪惡的最後良心呢？

　　本文是為序兼導讀～

＃由衷建議每個父母都該買一本送給孩子閱讀
#話說右上角那本藍皮書我家書架上也有一本

圖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二戰集中營倖存者維瑟爾（Elie Wiesel）
他於於2016年7月2日病逝，終年87歲。
攝影者出處：Bebeto Matthews/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