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位台獨意識前輩的辭世】Kay(相片主角)是京都帝大醫學博士的呂阿昌醫師(1893-1955，照片中雕像)的六女(共十子女)。呂阿昌母親是平埔族，父親是位白手起家的香鋪商，呂阿昌哥哥年輕時就得傳染病過逝，被日本政府強迫於後院火葬，此震憾的見證，造成了他決心從醫。弟弟名呂阿墉，娶了某位台灣總督的女兒(?)，一生在日本司法界發展。呂阿昌妻子是廈門人吳真真，她是霧峰林家林朝棟長女的孩子，也是十二歲即中秀才吳蔭魂的女兒，會台英華三語，也彈一手好鋼琴，可惜一生不會日文。但這不妨礙kay的母語之一是日文，因為她的爸爸、哥哥、姐姐全都是以日語作為日常語言。
吳真真與林雙隨友好，這對表姐妹是林朝棟的孫子，林雙隨後來嫁給了杜聰明，使得日本時代台裔日人兩位最知名的醫學博士成了親家(雖然牽得有點遠)，而林雙隨的獨生女杜淑純後來嫁給了林衡道，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因此成了親家(但我相信兩個林家還有很多親家關係)。
因為兩位表姐妹的交情甚深，所以林衡道這位廈門人坐飛機來台相親時，就是在呂阿昌醫師家與杜淑純第一次碰面，kay說那次相親其實很不順利，因為林衡道後來站起來時，整個沙發被提起來：他太胖了。
坊間一說，台裔日人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的孩子林宗義，才是杜淑純所愛，但媽媽林雙隨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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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的姐姐們是當年台裔日人(戰後變成本省人)最受矚目的相親對象，包括李登輝與彭明敏都有媒人來詢問過。大姐嫁給了一位醫學博士，是政治人物張豐緒的哥哥，他們的醫生爸爸後來當過屏東縣長。大姐婚前有位畫家一直來呂宅前「站崗」，這位畫家後來很有名，但kay不肯說出這位失敗者的姓名。二姐嫁給另一位台裔日人醫學博士賴尚和的醫生姪子，賴尚和在戰後當上樂生療養院的院長。
身為本省人圈的名媛，這些女兒們除了要學鋼琴，十八歲後還要去「Très Bien」(法語：太好了)洋裁研究會，學習最新的流行知識與裁縫技巧。「Très Bien」(台北市本鄉町3-204)是當年同業裏最優異的補習班，主持人是從美國學設計回來的酒井小銀。
日本在二戰中戰敗，「Très Bien」關門(後又重開，詳見留言問答)，kay因此只能從姐姐那邊間接學到酒井小銀的設計觀念與技術，這項能力讓她受用一輩子，特別是剛抵巴黎、語言不通時，她就是靠此手藝維生。kay的穿著經常是周圍朋友裏最有品味的，即使是混在孫輩台灣人之間，她經常還是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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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詢問過戰後國民黨政府要來台了，所謂的本省精英不是都去歡迎嗎?她表示這說法不可信，如他們家就是在擔憂啊。因為太太娘家在中國官場的關係，其實呂阿昌原本被指定去「接收」日人的醫院，呂家可望一夜致富，但耿直的呂醫師拒絕了這個肥缺，他特意與這個政府保持距離。
呂阿昌醫生館現在變成萬華剝皮寮博物館一部份，剝皮寮對面有間銀行，那裏原本也是呂阿昌的物業，大約國中的kay，就是在那裏的窗戶往外一瞧，目擊了二二八的殺人現場。
「站住。」阿兵哥喝住一位鄰人，儘管那人隨即站住，但阿兵哥還是不客氣地開了槍，無辜的人倒地後，成為停在窗外好幾日的屍體，阿兵哥還持槍盤據街道，沒人敢靠近。
相對於高雄市醫師公會會長彭清靠因二二八而被拘禁，台北市醫師公會會長呂阿昌則無風無雨。但1955年，呂醫師在屏東部落一場考查裏，因中暑而早逝。這代表還未嫁的女兒們，不會再有仕紳階級來提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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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唸完大學的語言專業後，陸續在外交部及石門水庫美國工程師辦公室工作過，她說在外交部考試的筆試成績很好，但到了口試那關就被淘沃掉，因為口試官問她：「妳府上哪裏?」她答「台北」，對方不可置信地說：「我不是問妳家地址，我是問在中國哪一省?」
但後來她還是進了外交部，因為現有的人能力實在不如她。可惜，不管是在外交部及石門水庫，她都飽受省籍歧視之苦。「沒有人願意離開家這麼遠…」她去年還很遺憾地這麼說。
1960年代未，在台灣稍學法語，就坐船到巴黎。後來註冊法國高等社科院(EHESS)的前身，那時法國學界對於東方語言多語人才求才若渴，她碩士一畢業就留校在圖書館工作，不久就取得國籍。之後妹妹也想來法國，她就把位置「交接」給妹妹，自己跑到德國一東方博物館工作，學好德語並且又拿到德國國籍，中間還交換到日本做了一年研究，再回來定居忘不了的巴黎。
太陽花運動期間，巴黎也在Trocadéro廣場辦了一場聲援活動，kay就在大家面前表演用法、德、日、台、華、英六語為台灣發聲的演說，令在場的學子莫不驚奇。她所熟練的語言數已是她媽媽的一倍了。不知中華民國外交部誰有這樣繽紛的語言能力?若有一個國家肯公平地對待她，她的人生會不一樣。
盧修一的博論是寫日本時代的台共，但盧不識日文，那些日文文獻其實是好友kay幫他辨讀的。kay也是我與一群朋友的義務日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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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德國回巴黎後，先在一日本研究中心工作，後以開茶館與開紀念品店累積一筆小財富。在蒙馬特的一角落(18 rue Berthe)租下一個棄用倉庫，將之變成人來人往的紀念品店。這位多才多藝的巴黎女士還自己設計紀念T-shirt、自己設絹印工作室印製，我家還保有二件或許是九○年代未賣光的存貨。很多台灣留學生，都曾在這裏賺到支撐苦讀的生活費。
她的茶館設在Odéon附近，她細數過光顧過的名人，但我對那個年代的法國影視文化了解太少，聽了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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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留法圈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至少有張維嘉、邱啟彬、陳嘉哲、許隆雄、鄭欣、陳錦芳、候錦郎、翁正山、黃昭夫、張宗鼎、謝里法，提報黑名單的是國民黨的滕永康，他爸爸是國民黨情報兼恐怖組織藍衣社的書記滕傑。滕永康曾經想註冊過EHESS，結果被大家聯手私下搞掉，這內情可能他本人至今仍不知；1973年，黃昭夫還曾拿刀刺過滕永康，造成滕永康一輩子聽到台語或台灣國語就會緊張起來。黃昭夫在法國坐牢的那幾年，都是靠kay這些朋友輪流去探監撐過來。
可能是身為女性，kay不在正式的黑名單中，但她仍因為當過同鄉會會長，回台都會被監視，收留她的人也會被約談。事實上，一直到過逝，她都認為自己還得提防國民黨情治勢力的魔手，她心情從沒有放鬆過。
包括彭明敏，許多綠營老一輩的政治人物到巴黎，都是住kay那裏。
她就是那種所謂的「老獨派」，因為與她親近，我也變成跨齡的「老獨派」，看到一些年輕人無視這些人的生命經驗，動不動就自詡為「不是老獨派的那種進步獨派」，就會自動感到厭煩，不幸的是，這種厭煩好像在太陽花之後突然頻繁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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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孩，付完船票剩下沒多少錢，還是篤定要離開鬼島，到一個完全不識一人的國度，這是需要很「pa-kiat」的。kay的個性當然有其硬漢的一面，她把這個力道用在她對台獨運動的投入、對做生意的敢，但把溫柔與優雅拿來與我們這些朋友相處，以及一輩子把小妹當小妹妹對待。
去年十二月上旬，已重病的她說她不能死，她說她努力一輩子了，要看到台灣(不是「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的那一日才甘心；今年二二八當日與她最後一次碰面，她一直用法語說「我不能死！」我想她是一直記得這個心願；其實，她當時已經意識不太清楚了，我說的話她都重覆一些，無法正常表達自己的意思；不過，當我說到「今天中正紀念堂被鄭麗君給關起來」，她複誦「關起來」時，雙眼突然睜大並且流露光芒。
浩大的國族打造工程，不會是完成於一代人的努力，而是要代代累積的。kay，請放心地走，你的遺憾我們會接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