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7.21 觀點—Pavlos Eleftheriadis ※
戰後希臘：貪腐與裙帶主義的受害者
——戰後希臘從未建立社會福利制度、開放的公共機構，所以現在正在付出慘痛的代價。
作者 Pavlos Eleftheriadis 是一位律師，也是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的研究員。他積極參與希臘政治，是希臘中間偏左的大河黨（To Potami）全國執委會成員。本文刊登於七月十日的《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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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希臘跟其他歐洲國家那麼不一樣？為什麼齊普拉斯的政府常常對歐洲傳達自相矛盾的訊息？許多人認為希臘的問題，與它曾經被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四百年不無關係，意謂著歐洲歷經的重要變化——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等等——希臘都不曾參與。希臘所傳承的是一個高度個人化、非正式的統治模式，適合專制統治者，與法治社會的專業政府模式扞格，而這正是歐盟成員國的必要條件。
但是，即使希臘是個窮國，卻是民主政治的先驅。希臘早在 1822 年就有第一部憲法，明文保障人人平等自由，1844 年的第二部憲法在雅典成立了國會，比柏林還早四年，也是歐洲第一部明定所有男性都擁有投票權的憲法。
絕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都是階級森嚴、帶有專制色彩的國家。然而，在戰後，許多歐洲國家都開始實施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制度，保護窮人、弱者，保障人民獲取經濟成功與社會地位的平等機會。在英國，這是透過 1948 年成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來達成，再加上稍後的失業救濟、房租補貼（housing benefits）等措施，最後則是廣設大學，提升教育水準。透過類似的做法，絕大多數的歐洲國家打造出更加平等的社會。政治的對峙與衝突性降低，經濟因為市場開放的歐洲模式、孤獨鰥寡者獲得扶持，而漸臻繁榮。
然而希臘並沒有走上這條路。激烈的內戰持續了三年，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國家分裂為左派跟右派，戰後的和平協定從來沒有建立一個社會福利國家。時至今日，即使有一百五十多萬的失業人口，希臘仍然沒有失業救濟、房租補貼。超過 90% 的失業者沒有得到國家的幫助，窮人必須倚賴慈善機構，例如教會或雅典市府的接濟。希臘也沒有全民健保，唯有特定的職業與工作才提供員工健保。內戰的慘烈，意謂著需要靠互信才能建立的社會福利機構、資源進行重新分配的長久計畫都付諸闕如。希臘一直保持著階級森嚴的藩籬，一個人是否能夠出頭，端看他的社會階級、政黨關係、身家背景。侍從主義（Clientelism）成為社會保險的代替品。內戰的傷痕一直到 1980 年代才痊癒，這也正是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贏得政權，希臘加入歐盟的時候。
PaSoK 領導人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Andreas Papandreou）的從政風格不講和衷共濟，反而具有高度的衝突性。在他任內，政府開始大幅增加公共開支，支持他的人才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工作，其藉口是為了平反「歷史上的不公平不正義」。歐盟為了幫助希臘適應進入共同市場，撥給大筆資金，讓他更是如虎添翼。
於是，從八零年代開始，兩大主要政黨——PaSoK、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常常以公共支出來討好選民、裙帶主義的現象也成常態。新民主黨雖然在 1990 年代才執政，卻繼承帕潘德里歐的做法，因此希臘的文官系統一直都不中立，成為執政黨籠絡的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全民社會福利以及幫助貧苦的長遠計畫，都沒有發展的空間。「人人為我」，卻沒有「我為人人」——每個人都只想為自己獲取短期的好處。最大的贏家是公務員工會、自來水、電力、瓦斯工會、以及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工程師、藥師。希臘的經濟還是閉鎖，而且具有保護主義的色彩，讓有權有勢、具有特殊利益者更加豪富。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Kostas Karamanlis）的新民主黨政府，用人唯親、討好選民的做法青出於藍，僱用的公務人員高達十五萬人次、最後終於在 2007 到 2009 年之間搞垮公共財政。
希臘人為什麼沒有抗拒政府的惡搞，挽救國家於貪腐與裙帶主義之中？1980 年代，民眾曾經以運動爭取廣播與電視台的開放。然而有錢商人以「公民不服從」為藉口，設立了七個電視頻道，沒有競爭者，沒有審查程序。一旦頻道成立，政府就發給「臨時」播出執照。今日這些電視台依然用「臨時執照」播節目，不旦缺乏任何規範，也談不上新聞業的客觀與中立，一意聽從電台老闆的指令，紅頂商人（石油業、房地產業、銀行業、營建業、船運業）利用它們支持一己的利益。結果，希臘的媒體人都是商業巨賈，也在政治界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希臘的私人電視台對於政商勾結、裙帶主義、貪污腐化少有調查報導，也偏袒權勢者、有錢人、以及他們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這樣的媒體，當然無法取信於大眾。然而，許多希臘人以為這就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以為德國、英國、法國都跟他們半斤八兩。希臘人很難想像，有任何公共機構是為了全民的利益服務，不偏不倚、公正客觀，而且不能說一套做一套。所以，當齊普拉斯說歐盟是「極度新自由主義資本家」、精英的工具，希臘人民都深信不疑。
2010 年的危機，意謂著希臘假如還想繼續當歐元區的成員國，就不能不開放經濟、修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這樣的改革需要互信，然而希臘的社會沒有這種東西。輪流執政的 PaSoK、新民主黨政府好不容易做到收支平衡，卻不想動既得利益者的一根寒毛，畢竟他們都是靠這些人支持才能夠執政。激進左翼連盟的政府也一樣不想改革，表面的理由是它對「資本主義」有敵意。而現實真相是，絕大多數的既得利益者已經轉移了他們效忠的對象，轉而支持激進左異聯盟：他們認為激進左翼連盟將是新裙帶主義的代言人，也會是一個反改革的政黨。所以，激左上台以來，對於媒體的紅頂商人仍然不做規範、不想開放希臘的經濟、公務體系也沒有「任人唯才」的改革。連歐盟提議希臘採用「最低收入保障」（minimum guaranteed income）以創造全民的失業福利體系，激進左翼連盟也拒絕了。
譁眾取寵、煽動民眾的偏見、恐懼以取得政權的政客，之所以能夠青雲直上，都是因為大眾對於公共機構缺乏信任所導致。只要希臘的政治系統一日無法恢復公共機構的公信力，真正的改革就無法實現。
http://www.telegraph.co.uk/…/Greece-is-a-victim-of-its-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