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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帽壺

僧帽壺：中國元代創制的瓷器造型的壺式之一。因壺口形似僧帽而得名，造型為口沿上翹，前低後高，鴨嘴形流，壺蓋臥於口沿內，束頸、鼓腹、圈足、曲柄。具有強烈的少數民族風格。元器形體敦實、壺頸較粗、壺流略短，明器壺流略長，清器頸略高，腹部略瘦。最早為元景德鎮青白瓷器。明清兩代繼續燒造。有青花、紅釉、白釉器等。

「僧帽」，出家僧人頭上帶的帽子。《佛教大詞典》「帽子」條目記載如下：頭巾、禪巾、菩薩巾，冬季僧侶頭上所戴布制之物。《釋氏要覽》卷下送終篇頭巾條載帽的形制「全長五尺三寸，前面長二尺八寸，背後長二尺五寸。」然而，除南傳佛教僧眾因為天氣的原因基本上未見著帽外，佛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著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裡面有天台、真言、淨土和禪宗的區別，有漢傳佛教和密宗的區別，以國籍論又有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帽子的區別。早期佛教對帶帽的要求比較規範，《四分律》記載，佛言：「比丘不得裹頭，是白衣法，若裹頭如法治，時諸比丘頭冷痛白佛。佛言：聽以毳若劫貝作帽裹頭。」這段文字記敘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許帶帽子的規定，但是後來因比丘無頭髮，天氣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許用毳或劫貝作帽裹頭。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儀經》還規定了「著帽之時，不得對佛作禮。」

佛教典籍中，佛祖雖然規定了是否可以佩帶帽子，但是卻沒有為它規定具體形制。因而流傳到後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狀不單有宗派之分還有國籍之別。中國僧帽壺根據傳器型制主要分三種，其一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為時大彬款式，其三為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高」僧帽壺。經比較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壺，同一名稱的器形差別卻很大。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從上古陶器、青銅器的使用，漢之後由漆器到瓷器，至紫砂的興起和進步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種影響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變的更加複雜。從作品的角度來說每個朝代都會根據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工藝製作水平和審美風格而有著自己的特點和變化，比較同一時期的器物是無法找出它們的傳承點和變化原因的時候，轉移到歷史文化的角度上來，而不能僅僅從工藝設計這一點來看問題

壺制特點
李茂林款僧帽壺
嘴短直，嵌蓋，壺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回旋倒讀均成文。壺底刻「萬曆丁醜子京先生索，文嘉銘」。（萬曆丁醜為公元1577年）壺身上貼的蓮瓣花紋裝飾應該是根據佛教習慣而來。此壺在僧帽壺中的地位是比較獨特的，因為如將嘴、把不做考慮的話，壺身與當今和尚們冬天所帶之明宣德青花瓷僧帽壺

帽子最為相象。因此可以說在遍查佛教典籍後，沒有發現有關對僧帽的具體形制記載的情況下，此壺和僧帽這個名字的原始意義（上文《四分律》中載僧人因天氣寒冷而佛祖准許帶帽之語），並和現實情況下（淨土、禪宗等中原佛教僧侶所帶之帽子）最相符。

時大彬款僧帽壺
特點頗為明顯，壺身六瓣，鴨嘴流，蓮瓣裝飾上升到壺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飛把）。壺底刻「萬曆丁酉年時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書。

顯示這兩把壺製作時間相差不過二十年，但是形制卻差距如此之大。一般情況下同名器形見應存在的一定的相同點或前後變化的傳承，於這裡卻絲毫沒有脈絡可尋。再翻看資料，介紹時款僧帽壺時多提到了是從元代瓷器中「甜白釉僧帽壺」演變而來，根據時間計算元代要早於紫砂開始盛行的明朝。雖然紫砂圓形僧帽壺本身之間也有一些細微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應該是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造型。

宗教內涵
景泰藍番蓮紋僧帽壺
瓷器僧帽壺也有著鮮明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經過多方查找對比後發現元及以後歷代以「僧帽壺」來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青花藏文穿連雙龍紋僧帽壺」、「甜白釉僧帽壺」等。尤其是現藏於台北故宮的「青花藏文穿雙龍紋僧帽壺」，揭示了僧帽壺的來歷！此器頸，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幾種差別不大，關鍵在於壺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義為吉祥祝福用語，現將其摘錄並翻譯如圖：「日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此處所謂三寶即是對佛教中佛、法、僧的稱謂。這把壺形制仿自元代僧帽壺，為什麼明代要原樣仿制上一代少數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據這把壺身上藏文吉祥祝語的記載發現藏傳佛教和僧帽壺的出現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有資料說永樂皇帝為了在連續不斷的法會上減輕僧人們的睡意而定做了數百僧帽壺賜予眾僧作為飲茶器具。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賜予藏僧的時間上要早於瓷器僧帽壺的出現，考慮到僧帽壺的使用價值和它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有著很深的淵源，以「藏」民族的一些實用器皿，包括從藏傳佛教法器中選取和其有相同處的與之進行了仔細對比，發現了藏傳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可能也對早期僧帽壺的設計起到了影響。「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帶在頭上的意思。就形制來說，此冠分五朵蓮瓣，每一葉冠中間，都有一個蓮瓣形的佛龕，佛龕中間各有一個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這也與僧帽壺頸部以上的設計比較相象。至此，經過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較和對歷史上僧帽壺來源的考察，關於其出現的原因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是以中原漢族傳統器皿「湯瓶」為主體結合藏傳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樣為頂部設計，並以此來明確其宗教使用特點而設計的飲器。它的用途初期專為佛教僧侶飲茶，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變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壺。

工藝特色
明永樂紅釉僧帽壺
僧帽壺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元代，最早出現時的載體為瓷器。明以後隨著大量瓷器工匠轉移到紫砂器方面的製作後也將此器形移植了過來。並且根據以上原因來看，紫砂圓形僧帽壺的出現時間要早於李茂林，更早於時大彬款，時款應為紫砂工藝成熟後，由製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據紫砂壺成型特點加以改良後出現的結果。李茂林款僧帽壺應和其它兩種是沒有傳承關係的，其出現的理由可以做以下兩點考慮：一，李根據漢地佛寺內僧人實際使用後產生靈感設計而來；二、李根據當時出現的瓷器僧帽壺款式所啓發，進而獨立創作的。

通過從歷史的角度，證明瞭僧帽壺在歷史上有著並且也應該有它獨特的地位：其一，解釋了壺名的由來，揭示了其與少數民族器用品有著直接聯繫，並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間交流的歷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僧帽壺製作工藝，設計思路轉變的過程。通過它能夠比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國歷史大環境中不斷變化的歷程，說明瞭「飛把」工藝設計的出處。其三、也展現了佛教傳統中從無帽到有帽，以至於到帽子成為法器的一種演變過程。通過這次對僧帽壺的研究後更發現僧帽壺與傳統文化分不開，它是折射出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的一面鏡子。

#歐洲 #迷你國家 #袖珍國家
#避稅天堂 #賭場觀光
1. 安道爾 2. 摩納哥 3. 盧森堡 4. 列支敦士登
5. 梵蒂岡 6. 聖馬利諾 7. 馬爾他

這些地方的出現，最初大都是作為不同強權之間的緩衝，但到了21世紀，這方面的功能已不大需要。例如聖馬力諾，在意大利半島統一前，一直作為不同勢力之間的調解人，後期更是奧匈帝國和薩丁尼亞王國之間的緩衝區，但到了今天，全境早已被統一意大利包圍，就再也說不上有地緣政治價值。又像奧蘭群島，歷史上是俄羅斯帝國和瑞典王國之間的緩衝區，島上甚至有城堡反映這段歷史，但到了今天，也很難想像芬蘭和瑞典會開戰。至於作為英法緩衝的海峽群島，雖然因為英國脫歐而有了新機遇，但本質上，也不再肩負防務性的功能，像納粹德國攻佔小島的特例，相信可一不可再。

既然是這樣，這些地方得以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就只剩下特殊經濟功能：作為避稅天堂，或地下錢莊。特別是歐洲各國大都加入歐盟後，更需要這些地方留白，去保留財政項目的彈性。一方面，不少歐盟規例、稅率都不適用於這些地方，這樣才能製造一連串透氣口；另一方面，這些地方不少設有賭場，而眾所週知的是，賭場和地下秩序關係千絲萬縷，大國種種能在陽光下進行的交易，例如軍火買賣、收買情報、滲透外國等，都需要通過地下錢莊，以免落有口實。所以每一個中型以上的國家，都需要製造這樣一件工具，至於那是獨立國家、高度自治特區、還是授予某些特殊權力的普通港口，只是名義上的差別，本質並無不同。

有了這概念，我們會容易理解為甚麼到了塞班島這個美國的「Commonwealth」，進入那個號稱全球營業額居最前列的「大賭場」，只有一個中學禮堂大小。我們更容易理解為甚麼法國會和摩納哥修改條約，從前規定摩納哥王室沒有傳人之後併入法國，現在法國卻保證摩納哥這個大賭場「永續」下去。至於列支敦士登和聖馬力諾的銀行，為甚麼獲全球富豪青睞，那更是心照不宣：對富豪而言，「列支敦士登」與「聖馬力諾」根本是虛擬概念，那小塊領土，只是方便他們有國際身份行事的工具。就像到羅馬，參觀了「馬爾他騎士團」的總部大廈，理論上大廈是騎士團擁有治外法權的土地，但不過是維持其主權實體身份的工具：事實上，騎士團連這座大廈也用不著，近年甚至乾脆將大廈分租給名店。

既然這些地方的存在，能有效支持（實質）母體的暗黑工程，無論他們的法定身份是甚麼，自然都要確保大方向和母體完全一致。像聖馬力諾的外交行為，完全以尊重意大利為大前題，雙方也簽訂條約，不讓聖馬力諾在意大利壟斷的業務競爭；反過來說，意大利也容許聖馬力諾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以方便它在國際社會獨立操作。又像奧蘭群島作為說瑞典語的芬蘭自治區，雖然也有數十人搞獨立運動，但全島上下都明白島上的優越生活，在於芬蘭、瑞典需要這樣的灰色地帶，自然不會令現狀改變。冷戰期間，整個芬蘭作為東西方的緩衝國，以順從蘇聯、維持中立的「芬蘭化」為國策，更是本欄多次介紹的可圈可點案例。

再看其他醞釀中的例子，更明白「自古以來」的灰色地帶，得來不易。例如北韓就很希望建立特區，首先是仿效香港的新義州，然後是開城開發區，為的不只是帶動本國經濟，同時也是要把分散海外的地上／地下錢莊制度化，然而國家公信力太低，加上中國也不太樂觀其成，才不得要領。最新例子是搞改革開放的沙特阿拉伯王儲，急於在保守宗教勢力中拆牆鬆綁，從杜拜、多哈手中把「灰錢」搶回來。不過某程度上，沙特旁邊的波斯灣小國巴林，其實已是沙特有實無名的「特區」，年前巴林跟隨沙特制裁卡塔爾的背後操作，足以說明一切。至於整個卡塔爾危機，也是因為沙特認為卡塔爾淪為伊朗「地下錢莊」，所以才重搥出擊，然而這個「錢莊」同時也服務美國，結果卻得以存續至今。

不少「一帶一路」國家都醞釀製造類似特區，這些國家的威權統治者對類似功能需求不少，中國也希望在這些國家各造一個特殊港口，那才是國際關係的大手筆。這些國家都在跟北京討價還價，內容是租借年期、純利分佈、資源如何共享等，但與此同時，博弈也在於如何確立一個本國主導、國際又接受的地下秩序，這卻不能只有中國一家說了算：要是沒有國際共識，無形秩序是建立不起來的。近年遇到不少「一帶一路」國家的學者，都在參考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模式，認為那是成功典範。我們身處其中，很容易被種種政治、民生問題誤導，以為「一國兩制」不怎麼樣，但在這些國家眼中，這樣的機器，運作得極其暢順，要無中生建構出來，極不容易。水清則無魚，國際關係的藝術，全在於此。

小詞典：聖馬力諾共和國

號稱全球最古老、面積最小的共和國，面積61.2平方公里，人口約三萬，位於山巔，全景被意大利包圍，人均國民收入居於全球最前列。聖馬力諾於公元301年立國，由兩名民選執政官共同執政，一直在教皇與意大利半島不同政權、哈斯堡家族與其他家族之間擔任緩衝，與及政治難民收容者的角色。近年成為歐洲理事會成員，但不屬歐盟；使用歐元，卻不正式屬歐元區。

支那、中國名稱由來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周代君主認為：皇天已付姬姓之周朝來治理中國，則須和集諸國大眾來朝享（祭祠）。
有人以為周朝的『中國』，只有佔很小一片土地（關中河洛），可是，這便是『中國』，這個觀念。為何是『中』？認為自己居中，任何其他民族都視居邊陲，中心主義作祟。『國』是受封的國，四邊的人成了『蠻、戎、夷、狄』。視之沒有文化的野人，今天看，只不是漢文化傳承的少數民族而已。
秦大一統後，地理上的中國領土有了擴展，中國成為了國家的通用名號，十九世紀中葉後，與世界交往，中國一詞，成為了國家版圖之內全部領土的專用名稱。奇怪的是，歷朝皇帝的，強如漢武帝、唐太宗、成吉斯汗等，從來沒有一個政權以『中國』為國名。
直至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才稱Republic of China，簡稱：中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仍簡稱中國。
國家，這一名辭怎了解？上海辭書1979年版《辭海》給了三個義：一，『國』指諸侯，『家』指卿大夫。二，國家指皇帝。三，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偉論。國家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組成。有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四種類型。作為無產階級『神級導師』，他不會也不能相信『國家』這觀念。最後革命成功，便沒有『家庭』、『國家』了！
中國古代《古文尚書‧大禹謨》：『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禮記．大學》：『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故此，周稱『邦』，諸候稱『國』，卿大夫稱『家』。
至於『支那』一詞，近來揚揚沸沸。此字眼原出於印度梵文。是梵語cina音譯。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日本人亦沿用。有很多音譯：『真丹』、『真旦』、『振旦』、『震旦』、『神丹』。又以『震旦』然較多用。唐慧琳，一切經音義：『震旦，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詐，故以為名，即今此漢國是也。』
《漢語大詞典》：『古代印度、希臘、羅馬等地稱中國Cina、Thin、Sinae。或以為是秦國的對音』。唐玄宗《題梵書》：『鶴立蛇形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無言語，穿耳胡僧笑點頭。』便有『支那』此名稱。
兩名新議員第一次宣誓以『支那』稱中國，意思即有貶低共產政權的中國味道。但是太『小學雞』了，不知道首次進場的重要性。文化，歷史知識愧為大學畢業生。本來，『支那』無貶意，只因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令中國人陷於八年抗戰苦境之中！在此抗日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兇徒稱中國『支那』，中國人『支那人』，大有強霸的日本人高於『支那人』語調。『支那』成了侮辱中國歧視中國人的名詞了。1946年，日本正式發出迴避使用『支那』一詞的通告。為此名稱訂了侮辱中國的意思。他們不熟史，亂用以為即貶低中共之代名，實在惹出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