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震宇的聲音魅力學》自序
【成為人聲力量的收集者,也成為創造者】
在某些時刻,我會深深著迷於人聲,並且從中得到的力量。
二十六年前,教我配音的王蕙君老師對著懵懂的我說:
「震宇啊~你以為我教你的是配音嗎?
我教你的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她充滿權威又循循善誘的聲音,
在我進入配音圈之後,越發如雷貫耳,
影響了我的整個職業生涯。
二○○七年,我和太太在法院公證結婚,
當法官詢問新人是否願意結為夫妻時,
我太太那一聲「我願意」,
是那麼從容、冷靜、篤定,
我聽到了她對我們婚姻的信心。
二○一四年,我在恩師楊田林老師的指引下,
參加了陳怡安博士的「生命對話與敏感度訓練」,
在輪到我分享生命故事時,我侃侃而談,
他老人家聽完之後給我的點評是:
「震宇~你剛剛做了很棒的lecture(講課)。」
當下我沒有聽懂,尚且沾沾自喜。
結訓回到家,我反覆聽著老師的回饋錄音檔,
赫然發現我錯了! 這是一門學習對話的課程,
我竟然自動進入「講課」模式,而不是在與人「對話」!
老師的聲音不帶責備、沒有貶低,
而是充滿智慧的如實反饋,
四兩撥千金的打開了我對人的敏感度。
回想起來,大學時代好哥兒們模仿郭富城講話的聲音,
笑鬧著陪我走過青澀歲月;
孩子第一次開口叫我「把拔」的聲音,
純粹、美好得找不到字詞可以形容 ;
我母親抱著我女兒、兒子說話的聲音,
溫馨到整個空間彷彿都冒出愛心 ;
父親在我婚禮上致詞那喜悅又驕傲的聲音,
以及學員在下課之後特別來向我道謝的真誠聲音……
這些給過我力量的人聲,
我都收藏在記憶中,
它們總是能夠喚醒那些我經歷過、連結了歡愉與感動的時刻。
人聲的存在,就是為了要與他人互動、交流,
促進彼此的理解、提升存活的機率。
在溫飽不成問題的現代社會,
用適當的感情、適當的聲音來說話
更是我們與人建立關係,
取得精神資源、情感資源的重要方式。
威斯康辛大學的生物人類學家來絲莉•塞爾策(Leslie Seltzer)
曾經過作一個母親的聲音對女兒的生理影響的實驗,
她發現「在人際關係中,聲音對荷爾蒙的調節,
具有與身體接觸同樣強大的力量」,
人聲可以隔空影響另一個人,豈可小覷?
法國耳鼻喉科醫師,同時也是語音矯正師尚•亞畢伯(Jean Abitbol)
在他的著作《好聲音的科學》裡提到:
「人聲是一種需要和他人配合的樂器。
我們說話或唱歌,都是為了某個人,讓他聽見,
為了一群觀眾,讓他們聽見。」
而人聲的力量,就在於能夠調動他人內心的潛力、感情、動機。
一位稱職的老師或教練,
會善用自己的聲音去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潛力 ;
一位優秀的演員,會知道如何透過自己的聲音
去引動觀眾的感情 ;
一位銷售高手,會在介紹產品時,
巧妙的用聲音去點燃潛在客戶的購買動機 ;
一位敏感度高的醫師,
會讓他的聲音成為醫治的一部分,使患者感到安心 ;
一位有實力的領導人,
絕對不會忽略自己聲音裡所傳達的非語言訊息,
因為大家都豎起耳朵在聽他。
配音工作的經驗告訴我,
人聲離開了「角色」便不會有力量。
希臘哲學家Galen的名言「聲音是靈魂的反射鏡」
是我授課時最常引用的金句,
聲音就像靈魂一樣,看不見、摸不著,
需要有個實體可以附著,
當我們開口說話,聲音可以附著在我們所扮演的角色上面,
加持這個角色的「說話內容」,
當角色、語意(也就是說話內容)和語氣(也就是聲音)三者同步時,
影響力便水到渠成。
因此,當我跨入教學領域,
我便把「聲音九大原型」編進教材裡面,
帶領學員從這九個原型當中
體驗玩聲音的快樂、琢磨不同原型的聲音魅力。
天真者、凡夫俗子、英雄、梟雄、
智者、丑角、情人、照顧者、王者這九大原型
各有不同的聲音特質,
這些聲音特質不只出現在戲劇的角色當中,
更存在於現實生活中。
我將這九種原型的聲音特質,
視為九種不同的聲音力量,
我們可以透過學習來打開自己的聲音彈性、
擴大自己聲音的力量。
儘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要原型,
卻不妨礙我們去學習其他原型-既學習性格裡的正向特質,
也學習聲音裡那份的獨特力量,
讓自己可以朝著平衡各原型特質的境界修練,
成為圓融的存在。
蔣勳老師在《美的覺醒》有個優雅的提問:
「也許我們可以重新思考聲音在我們生命裡所扮演的角色。
到最後,聲音會不會是一個聽覺走向心靈的過程?」
作為聲音表達教育工作者,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萬法歸宗,所有的外在修練,
都是在呼應自己心智進化的需求,
因為「美好的聲音-竟然是我們自己心裡面的渴望」。
我熱切期盼有緣相遇的每位讀者、學員、朋友
都能透過「聲音九大原型」的學習,
打開自己的聽覺敏感度,成為人聲力量的蒐集者,
讓自己腦袋裡的「人聲資料庫」庫藏豐富,
並且去找到、聽到、正視自己的人聲力量,
在每一次開口說話時,
有意識的去發揮自己聲音裡的力量,
創造出利己利人的價值,成為人聲力量的創造者。
楊喚名言 在 一頁華爾滋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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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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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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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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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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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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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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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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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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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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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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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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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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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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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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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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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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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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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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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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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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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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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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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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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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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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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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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楊喚名言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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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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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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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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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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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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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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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hNr2xExQuCW01m154STIb?si=H6wmKVqJSNiFDbi047ye6w&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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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聽這裡: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ep-45-%E8%AA%AA%E7%9C%9F%E8%A9%B1%E8%88%87%E5%BE%8C%E7%9C%9F%E7%9B%B8-%E9%99%B3%E6%99%82%E4%B8%AD%E7%9A%84%E6%94%BF%E7%AD%96%E6%BA%9D%E9%80%9A-%E9%A2%A8%E9%9A%AA%E6%99%82%E4%BB%A3%E7%9A%84%E8%AA%9E%E8%97%9D-%E8%AA%AA%E7%9C%9F%E8%A9%B1%E7%9A%84%E5%8B%87%E6%B0%A3-%E6%9D%8E%E9%95%B7%E6%BD%94/id1516956557?i=100052165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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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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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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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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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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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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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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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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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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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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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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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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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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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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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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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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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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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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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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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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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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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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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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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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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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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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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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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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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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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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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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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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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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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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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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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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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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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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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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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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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