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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沈昌文 #三聯書店

好萊塢
迪士尼

#已經被中共化

民主兵工廠抵抗獨裁兵工廠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金鐘編按：在拙文《美國綏靖主義史話》後，欣聞司法部長威廉.巴爾7月16日在密西根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講，臚列中共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不擇手段企圖佔領全球經濟和科技制高點，以其獨裁制度和金錢勒索，滲透美國、控制世界。事實俱在，發人深省。特予編輯，推而廣之。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美國之音】

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談談可能被證明是對我們國家和21世紀的世界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全球野心的回應。中共用鐵腕統治著世界偉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試圖利用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生產率和創造力來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獨裁安身於世界。美國對這一挑戰如何回應，將帶來歷史性的後果，並將決定究竟是由美國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還是由中共及其專制朝貢國來掌控未來。

★必須重新評估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

至少自從18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的技術領軍者。我們的繁榮、歷代美國人的機會和我們的安全均來自這種超凡的技術實力。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擊退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共產主義的威脅。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利害攸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這一領導地位和那種技術領導地位。我們會不會成為讓這一切被盜竊走、實際上是讓我們子孫的未來被盜竊走的一代人？
幾個星期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談到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全球野心。他宣佈，而且我同意，“美國在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問題上表現出被動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FBI）描述了中共如何通過邪惡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來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業間諜、盜竊、敲詐勒索、網路攻擊和惡意影響活動。在今後幾天，你們會聽到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講話，他將總結擺在美國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關是什麼。
在他上星期講話之後，克里斯·雷對我說，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宣稱他的講話“尤其令人厭惡”。我對他說，我本來今天要達到的目標是被說成令人鄙視，但我現在要達到“尤其令人厭惡”。但不管中方如何試圖形容，我確實希望我的講話和蓬佩奧的講話將鼓勵美國人民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只要中國還繼續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今天來到福特總統博物館非常適合。傑拉德·福特在美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的黎明來臨之際，位居我們政府的最高層。重新接觸是由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開啟的。三年之後，在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當時，無法想像中國在冷戰之後將成為一個幾乎可以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顯示中國巨大潛能的跡象。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柏格斯和時任少數黨領袖的傑拉德·福特在有關他們1972年中國之行的聯合報告中寫道：“如果她能夠實現她的願望，在下半個世紀裡，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自給自足的強國……最後的這一印象，也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的現實，也許是我們此行最為生動的。在我們的小團隊穿越在那無邊的土地之際，那種一個巨人正在動起來、一條龍正在醒來的感覺，不由讓我們浮想聯翩。”

★中國以非法手段圖謀獨占世界科技超級大國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啟動了中國令人矚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銘，叫做“韜光養晦”。中國完全是照這句話做的。中國的經濟從1980年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悄然增長到了今天的將近20%。按照某些統計，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們。將權力集中到了自毛澤東獨裁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今公開表示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建設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主義”；以“中國方案”取代美國夢。中國不再韜光，也不再養晦。在共產黨統治者看來，中國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經濟閃電戰---一種咄咄逼人、精心策劃、全政府、實際上是全社會的運動，意圖奪取全球經濟的制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獨佔鰲頭的科技超級大國。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產黨的“中國製造2025”倡議，這是中國控制機器人、先進資訊技術、航空和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計畫。在數千億美元補貼的支持下，這項倡議對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禁止為國內產出制定配額，但“中國製造2025”為機器人和電信這類產業的核心部件與基礎材料的國內市場份額制定了目標（有時高達70%）。顯然，中國不僅僅是尋求躋身于其他先進工業化經濟體之列，而是要徹底取而代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的最新版本。對於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與中國進行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幻想。為使競爭場地有利於自己，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把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與強制轉讓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路攻擊和工業間諜。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給中國政府謀取好處的行為，在所有商業秘密盜竊案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
中國還試圖控制歐亞、非洲和太平洋的關鍵貿易通道和基礎設施。例如，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貿易必經之地南中國海，中國對幾乎整個水道提出了大範圍的、歷史根據可疑的聲索，蔑視國際法庭裁決，修建人工島並在上面設置軍事哨所，騷擾鄰國船隻和漁船。

★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壟斷稀土：潛建獨裁兵工廠

另一個擴展其實力與影響的野心勃勃的項目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雖然名為“外援”，事實上，這些投資看來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國內經濟需求服務而設計的。例如，中國一直被批評讓貧窮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件，然後接過該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樣。這只不過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然而，同樣後果嚴重的是中國通過“數位絲綢之路”倡議控制世界數位基礎設施的計畫。我之前用過很長的篇幅談到過對讓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來建造被稱為5G的全球下一代電信網路的嚴重風險。也許相對來說不那麼普遍為人所知的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其它尖端領域超越美國的企圖。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樣的創新，人工智慧讓機器模仿人類功能，比如面孔識別、解讀語音、駕駛車輛、進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國的博弈遊戲圍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世界的藍圖。不管哪個國家湧現成為人工智慧的全球領軍者，這個國家將處在最佳的位置，不僅開啟相當大的經濟潛力，而且還能掌握一系列的軍事應用，比如利用電腦視覺來收集情報。
中國爭取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壟斷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對諸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動汽車、醫療設備和軍事硬體等產業至關重要。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資訊，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居世界稀土生產之首。“從那以後，生產幾乎全部轉向中國，”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以及經濟和環境法規較松。
美國如今危險地要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關鍵材料。總體來說，中國是美國的首要供應國，占我們進口稀土的大約80%。這種依賴的風險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發生了一次與東中國海島嶼糾紛有關的事件後，北京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國也可以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
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進步表明，中國人民共和國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使得我們可以擔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廠”。中國2010年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是世界的“獨裁兵工廠”。

★中國入世貿獲鉅利 卻搶掠美國 變雙贏為贏兩次

中國是怎麼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應當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奮。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應當懷疑是美國使中國的飛躍成為可能。中國通過美國援助與貿易的自由流通獲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0年代，美國公司強烈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給予其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今，美中貿易額總計大約7千億美元。
去年，《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以允諾市場准入來誘惑美國工商界，然後，在從美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得益之後，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敵對了。中國利用關稅和配額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監管部門然後使用不發放許可證等手段，歧視美國公司。然而，沒有幾家公司，哪怕是躋身財富500強的巨頭，願意正式提出貿易投訴，因為他們害怕惹惱北京。
就像美國公司已經變得依賴中國市場一樣，整個美國現在也依賴中國提供許多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關注這種依賴性。舉例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護設備的生產國，比如口罩和醫用防護服。今年3月，隨著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國給自己囤積口罩，阻止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生產商將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國家。它然後試圖利用這些物資的短缺來進行宣傳，向一些國家運送數量有限而且經常有缺陷的設備，並要求外國領導人公開感謝北京運送這些物資。
中國在全球醫療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限於口罩和醫用防護服。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同時對在華的美國醫療公司進行歧視。中國政府針對外國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審查，指示中國醫院購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並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在中國建立工廠，在這些工廠裡他們的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盜。正如一位專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正在有效地“創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其他關鍵的行業，尤其是醫藥行業，美國也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美國仍然是藥物發現領域的全球領軍者，但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稱為“API”的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商。正如一位國防衛生局官員所提到的：“如果中國決定減少或是限制向（美國）運送API”，這“可能會導致國內和軍用兩方面藥品的嚴重短缺。”
為了在製藥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統治者們使用了與摧毀美國其他行業相同的劇本。 2008年，中國將藥品生產定為“高附加值產業”，並通過補貼和出口退稅來壯大中國公司。同時，中國有系統地掠奪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在中國醫療保健市場面臨著眾所周知的障礙，包括藥品審批延遲、不公平的定價限制、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假冒產品。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從事網路間諜活動，並對美國的學術醫療中心和醫療保健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實際上，與中國有關聯的駭客已經將美國大學和公司作為攻擊目標，以竊取與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有時會擾亂我們研究人員的工作。北京已經被發現掩蓋了冠狀病毒的爆發，因此急於得到公關方面的重大勝利，並希望它能夠對任何醫學突破宣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該清楚地表明，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搶掠美國。如果你是一位美國商業領袖，那麼討好中國可能會帶來短期回報。但最終，中國的目標是取代你。正如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所說，“外國公司所認為的大量金融投資、專業知識的共用和重大技術轉讓將導致中國市場不斷開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會內部流傳的一種笑話所取代，那就是，雙贏在中國意味著中國贏兩次。”

★中國專制依舊力圖改變美國，好萊塢電影被控制

儘管美國人曾希望貿易與投資將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但這個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未改變過。它對香港的無情鎮壓再次證明，與1989年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對付民主抗議人士相比，中國並沒有距離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個威權的、一黨統治的國家，共產黨掌握著絕對權力，不受全民選舉、法治或獨立司法的制約。中共監視自己的人民，給他們打出社會信用分數，雇用政府內容審查大軍，酷刑折磨異議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包括將一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思想灌輸和勞動營裡。
如果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局限於中國，這已經是相當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國在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利用經濟實力試圖改變美國。就像本屆行政當局的中國戰略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強制統一意識形態的運動並沒有止於中國的邊界”。而且中共試圖在全球擴大影響，包括在美國土地上。
太多的時候，美國公司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於這種影響——甚至以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為代價。悲哀的是，美國企業向北京低頭的例子數不勝數。
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的演員、製片人和導演為他們宣揚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美國人都會聽到有關這個國家如何沒有達到好萊塢的社會正義理想的說教。但是，好萊塢現在經常審查自己的電影，以安撫中國共產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人權侵犯者。這種審查不僅會影響到在中國發行的電影版本，而且還會影響到在美國劇院向美國觀眾放映的許多電影。
例如，熱門電影《僵屍世界大戰》描述了一個由病毒引起的僵屍末日景象。據報導，這部電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個片中人物推測該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場景。 （在小說中，“零號病人”是一個來自重慶的男孩。）但這部影片的製片廠---派拉蒙影業公司據報要製片人刪除這個有關中國的提法，希望達成在中國發行這個影片的協議。這筆交易從未實現。
在漫威影業的大片《奇異博士》中，電影製片人把漫畫書中一個被稱為“古一法師”的藏僧這個主要人物的民族從藏人改為凱爾特人。當他們因此而受到質疑時，一位編劇解釋說，“如果你承認西藏是一個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遠十億人。” 或者，就像中國政府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不會放映你的電影，因為你決定捲入政治。”
這些只是為適應中共的宣傳而進行了各種修改的諸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兩個例子。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他的講話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腳本可能因為作家和製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測試這個極限而從未得見天日。中國政府的審查人員無需說一個字，因為好萊塢正在替他們做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大的宣傳勝利。
電影業向中共屈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好萊塢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的資金來籌集資金。 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占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僅為3％。
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過對美國電影設置配額，中共向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然後中國公司可以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專長。正如一位中國電影高管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源於好萊塢。”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票房最高的十部好萊塢電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國製作的。

★矽谷大公司叩頭中共，建防火牆監視審查互聯網

向中國叩頭的遠不止好萊塢。美國的大科技公司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影響力的棋子。
在美國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頓總統將這個新世紀稱為“自由將通過手機和纜線數據機傳播的世紀”。相反，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中國的防火長城，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互聯網監視和審查系統。
多年來，像谷歌、微軟、雅虎和蘋果之類的公司已經顯示出來，它們過於樂意與中共勾結。例如，最近，在中國政府對有關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報導提出抱怨後，蘋果公司在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新聞應用Quartz。蘋果還刪除了允許用戶繞過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絡的應用程式，並從其中國音樂商店中刪除了宣揚民主的歌曲。同時，該公司宣佈將把部分的蘋果雲資料轉移到中國的伺服器上，儘管人們擔心此舉將使中共更容易接觸到存儲在雲中的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使用者資訊。
最近，我們得以打開在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開槍射擊了八名美國人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用過的兩部手機。在與他展開的槍戰中，他停下來，停止交火，並放下他的手機，並試圖摧毀它們，將一枚子彈射入他的兩部手機之一。我們當時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手機裡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動的非常重要的資訊。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在沒有蘋果公司的任何幫助下打開這些手機。蘋果未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最終僥倖的找到了一個我們今後可能複製的解決辦法。
我們找到了他與基地組織在中東的特工之間的通信聯絡，包括直到襲擊發生前一天的資訊。你認為當蘋果在中國銷售手機時，在中國的蘋果手機不會被中國當局滲透嗎？如果它們完全不受中國當局的滲透，它們就不會被出售。我們當時要的是一個搜查令。如果我們有法院的搜查令，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打開這些手機。這是美國科技公司中已經出現的雙重標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開報復的威脅和禁止進入市場來施加影響。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發展和脅迫美國企業高管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幕後努力---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
隨著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信譽，司法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官員及其代理人與公司領導人接觸，並誘使他們擁護中共所偏愛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的目標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推銷思路卻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而且暗示，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要求所做出的回應，他們的處境會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國公司領導人施壓或討好以推動政策（或美國政治人物）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躲在美國聲音的背後可以使中國政府提高它的影響力活動，並給親政權的政策安上一個“友好面孔”。從這些美國商人那裡聽取看法的立法者或決策者會更加認同他的這個選民，而不是一個外國人。通過掩蓋其對我們政治進程的參與，中國避免了如果遊說活動被揭露而需要對影響活動承擔的責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憤。

★全球化不一定擴大自由，孔子學院和上海迪士尼的教訓

美國的企業領導人可能不會把自己視為遊說者。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只是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社交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但是你應該警惕可能會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該法不禁止任何言論或行為。但它確實要求那些充當外國負責人“代理人”的人通過在司法部註冊，公開披露這個關係以及他們的政治或其他類似活動，允許受眾在評估一個演講的可信度時考慮到這個演講的來源。
當然，聚焦美國商業領袖，我並不是想暗示他們是中國影響力行動針對的唯一目標。但是，他們如今已成為中國在美國影響力行動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黨還試圖滲透、審查或利誘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例如，數十所美國大學開設了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這些學院被指控迫使主辦大學避免討論或取消有關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的活動。大學必須互相支持；拒絕讓中共決定研究工作或壓制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希望發表意見的同事和學生；並考慮以犧牲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為代價來滿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公司和大學等可能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國的機構。但是他們應該記住，當初使他們成功的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並不總是引導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個隨著共產中國的鼓點行軍的世界容不下依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機制。曾幾何時，美國的企業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視自己為美國人，並自豪地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迪士尼為政府製作了數十部政府公益資訊影片，包括訓練美國水兵導航技巧的視頻。在戰爭期間，迪士尼90%的雇員都在從事製作訓練和公益資訊影片的工作。為了提高軍隊的士氣，迪士尼還設計了出現在飛機、卡車、飛行服以及美國和盟軍使用的其他軍事設備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爾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創立的公司如何與當今的外國獨裁者做交易會感到寒心的。當迪士尼公司製作《達賴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製作的講述中國壓制達賴喇嘛的電影時，中共對這個專案表示反對，並且向迪士尼施壓，要求將其放棄。最終，迪士尼決定不能讓一個外國強權來決定它是否在美國發行一部電影。
然而這種勇敢時刻沒有持續多久。當中共在中國禁止所有的迪士尼電影後，迪士尼為重獲准入而大力遊說。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稱之為“愚蠢的錯誤“。迪士尼隨後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在這個主題公園的1萬1千名全職雇員中，有300人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據報導他們在辦公桌上擺放錘子與鐮刀的黨徽，並且在營業時間在設施內參加黨的講座會。
像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迪士尼最終可能會認識到在原則上妥協所付出的代價。就在上海迪士尼開業不久，一個中方擁有的主題公園就在距離幾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來。媒體報導說，這個主題公園裡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與白雪公主和其他迪士尼商標相似
。
★美國公司團結行動抵制中共奪取全球經濟制高點

美國公司必須明白其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但是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公司繼續向北京低頭，他們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是破壞自己的未來競爭力與繁榮，還會破壞使它們得以興盛的傳統自由秩序。
在冷戰期間，後來成為鮑威爾大法官的路易士·鮑威爾向美國商會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他提到，自由企業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呼籲美國公司要更加努力來維護這個體系。“是時候了，”他寫道，“的確，這是早就應該做的---要把美國企業的智慧、創造力和資源調動起來，對抗那些企圖摧毀它的人。”
今天也是這樣。美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我們的生命和生計構成的威脅。他們會更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企業的綏靖行為。
如果公司害怕獨自挺身而出，那麼集體行動就會有力量。就像鮑威爾大法官說的：“力量來自於組織，來自於細緻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無限期的多年行動的一致性，來自於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資規模，來自於只有通過團結行動和全國性的組織才能獲得的政治力量。”
雖然多年來都在默默接受中國的共產黨當局，美國科技公司可能終於通過集體行動找到了勇氣。在中國最近對香港強制實施嚴厲的國安法以後，據報導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臉書、谷歌、推特、Zoom、領英宣佈將暫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使用者資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樣，共產黨官員威脅要監禁不服從的公司的雇員。我們要觀察這些公司會不會堅持到底。我希望它們會。如果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它們會給其他美國公司樹立一個抵抗中國共產黨腐敗和獨裁統治的好榜樣。
中共發動了一場觸角遍及中國政府和社會每一個角落、精心策劃的行動，來利用我們的機構的開放性，其目的是摧毀它們。為了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 美國曾經做到過這一點。如果我們重新點燃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相互之間的愛和奉獻，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們的自由有賴於此。
（2020-7-18編發，紐約）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1950 -）
嚴厲批評好萊塢、矽谷大公司向中共叩頭，幫中共建立世界上最高效的防火牆，限制中國人民的網絡自由。好萊塢電影接受中共審查。

《失落的方舟》（Lost Ark）是由《穿越火線》開發商「SmileGate」研發的PC線上MMORPG，故事背景設定在中世紀歐洲，一個和平的奇幻世界突然被惡魔入侵，玩家為了尋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方舟，展開一段史詩般的冒險旅程。

本作2018年11月在韓國搶先上市，公測首日就創下高達25萬人同時上線的成績，即便跟往日線上遊戲盛行的年代相比，成績絲毫不遜色。2019年南韓遊戲大賞不僅獲得總統獎肯定，更勇奪6冠王佳績，至今仍舊在南韓網咖MMORPG遊戲的排行榜盤踞第一名寶座。

遊戲中玩家能夠自由培養多種職業，體驗不同的戰鬥體系和技能，韓國遊戲擅長的華麗炫爛畫面，也在本作完全展現。

包括採集、採礦、伐木、釣魚，豐富多變的生活系統，提供玩家戰鬥之外的多樣玩法，甚至可以透過航海到世界各地探險，佔領島嶼、尋找寶藏。《失落的方舟》台灣代理權確定由「樂意傳播」拿下，想體驗這款PC線上大作的玩家，除了可以隨時留意官方訊息，也別忘了鎖定我們的頻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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