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生活節展覽結束,謝謝有來找我玩的浪粉跟朋友們,我們接下來還會在明年1月策劃一個眼鏡展,到時候再邀請大家來玩。趁深夜時段,想聊聊關於最近設計界這些紛紛擾擾,以及我的真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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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陣子我對於一些反覆出現在檯面上的人事物感到很膩。不管是案子找來找去就是那幾個團隊或創作者,或是媒體也都找一些本來就已經成名的人事物,用不同面向、專題報導,就算切入點很有趣但光是看到名字我就覺得很解,想說「對啦對啦我知道台灣觀眾也是喜歡買帳名人效應,但台灣是無能人可採訪或發案了嗎?還是主事者太懶惰、太沒有勇氣跟別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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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角獸計畫創辦人李惠貞的文章談了小圈圈的狀況我很有感。自古以來不管群體大小,不管是不是女高中生,有人就有圈圈,圈圈是同溫層,讓人找到被認同的需求,企業家說這叫人脈,上班族說我只是想要有倒垃圾話的對象。只是當島上的猴子王不小心從花果山頭滑下,山坡上成群結黨的猴子們沒有跟著踢一腳讓猴王落海,隔壁山頭的猴子就吱吱叫說「這整個山坡都是共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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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台灣業主的確不夠勇敢,一味相信名牌效應,內容還沒做就希望有保障KPI,有了流量就秋嗨嗨。如果這個現象無法改變,那我會希望台灣出現更多明星設計師、策展單位,撐高製作規格的天花板,增加業主的選擇,打開業主對設計在商業的想像與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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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已然握有流量與被標籤的明星創作者們也需要對自己有更多嚴格的審視與自律,如果你能做到國家級的案子,那你自然不能用太便宜的價格去做這些案子,因為會壓縮到新人的收費空間,同時如果你有發包的需求,更應該要在選擇合作對象上審慎評估其目的性,要給知名設計師、還是要給新人機會,如果在一開始的提案無法合作需要換人,那就要使用全新的想法,如果要沿用前一個創作者的創意,那就在應該要在取得合作同意的共識上標示好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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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標案結構一直都很有問題。首先,預算越高的案子,為了降低搞砸的可能性,承辦人員傾向找比較「有經驗 aka 有名」的公司承包,參與競標的承包公司為了讓自己拿到案子,在一開始沒什麼實績的情況下,有可能就在自己的實績裡「灌水」,等慢慢累積出好的案例成果後,才可能用新的案例再去拿更大的案子。此外,標案的時間雖然開標的時間不見得晚,但很多時候真正確定得標後,能執行的時間都不長,加上市府承辦人員要揣摩上意跟平衡其他局處單位要求,總是會要求得標者在內容上東改西改,這樣層層關卡累積下來的壓力,就會促使得標者去壓迫另外發包的對象,得標者為了減低自己出包的可能,也減輕市府承辦人員擔心無法對長官交代的焦慮,就會找有合作默契、又有經驗的人發包,所謂的「共犯結構」,其實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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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展在新竹的後續爭議,我認為就是無法聚焦出前後參與者的共識,在這些一環扣一環的細節上不斷出現落差,最後才滾出一個大爭議,甚至引爆了策展人劉真蓉過去在經歷灌水的業障,這些都是她責無旁貸必須要面對的事情,需要向相關的人事物,致上最真誠的歉意與補救。但我也必須說一句肯定她的話,至少她在策展內容上,比起一些策展單位來說求新求變,不是一直找同一組人做設計,而是不斷找新的藝術家、表演團體等人合作,變相給自己製作壓力,但仍一直給予新人空間這件事很棒,不該因為她的爭議而抹滅。不然之後別的策展單位或許更害怕找新人或藝術家合作,也不是我樂於看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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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接下來各地可能會接續發生的城市設計展,我個人是樂見其成。我一直認為,城市舉辦大型展會,是一個可以藉機讓設計進入市政建設、也能讓居民對城市產生榮耀感的方式之一。1964年東京奧運舉辦,留下很多知名建築至今仍被使用,當初參與的設計師們,都成為現今支撐日本商業市場的設計力,也持續影響下一個世代對設計的看法與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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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來說,2003年第一屆台灣設計博覽會,應該是讓台灣民眾第一次稍微意識到所謂「設計」的存在,十幾年來,台灣設計師週、台灣文博會等展會舉辦都在聚焦這股能量,2016年的設計之都把這股設計能量緊密與台北市政結合,加上蔡英文以一個最高層級的政治人物身份,率先與台灣最知名的年輕設計師合作,一舉將設計界的能見度抬到最高。只要是她執政的期間,政治人物會一直跟設計界靠攏是意料中事,可以換選票跟支持率嘛,設計師、插畫家、動態設計、整合策展單位等會有很多案子可以做,設計產業將會很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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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活絡在疫情中算是好事,但不是一種健康的現象。過去我也支持「翻轉公部門美學」的風潮,但現在其實不需要設計師推波助瀾,政治人物為了選票跟支持率就會主動來做美美的視覺。設計師如果還是想做跟公部門有關的案子,那要思考的應該是更進一步的事情——如何讓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進入政治人物的施政策略,讓設計軟實力與硬體建設能雙管齊下進行,才有可能打造出更宜居的未來城市,而不是還在聚焦美學這種淺層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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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還想翻轉什麼美學,現在最應該翻轉的是社會上中小企業老闆們的審美眼光。我個人認為,如果問如何讓設計能真正進入一般常民的日常生活裡,想辦法多跟中小企業老闆們進行商業合作,才是目前我覺得設計界應該要做的事情。日本設計大家都知道很強,但這些很強的設計卻有很高的比例出現在他們的商業市場,我認為是因為他們的商業非常非常競爭,如果你的設計或視覺不夠在貨架上搶眼,可能一下就會淹沒在商品海當中。台灣相對來說可能商業還不夠競爭,所以業主們通常對於設計不太有需求,反正不需要變化也是會賣。反而是因為頂新假油事件被連坐抵制的林鳳營鮮乳為了求生存,幾乎每三個月就變一次商業包裝,也算是創下國內市場紀錄,可以拿來寫設計研究論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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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是局外人。看到這裡的你,我希望你不要對整個環境失望,還是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試著繼續做些什麼努力。精力善用,自他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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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隔壁山頭吱吱叫的猴子們,送你們一句今天流量最高的 Anna Wintour 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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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社群媒體,但是別讓它取代你真實的生活!」
希望你們能看懂人話,還有我對你們的愛。❤️
標籤效應論文 在 民意論壇:聯合報。世界日報。udn tv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民主防衛、對中強硬的新政權誕生
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新北市)
蔡英文總統以超過800萬得票數連任成功,締造台灣總統大選史上最高得票數紀錄,支持者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外興奮地搖旗歡呼。報系資料照。記者余承翰/攝影
總統大選結果,蔡英文得票超過歷屆民選總統;英德配支持率五十七點一%高於國政配的卅八點六%。比較選前民調,顯然英德、國政配皆有被低估的現象,而宋余配則被高估。原先沒有表態中間選民最後更多投票傾向韓國瑜,且泛藍陣營在韓、宋間做出棄保選擇。此次大選具多層次政治意涵。
首先,現任總統掌握優勢連任成功成為慣例。回顧前六次總統大選,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此次蔡英文不僅連任成功,且是民選總統以來最高票。
其次,地方層次選舉失利未必影響中央層次選舉。回顧台灣選舉歷史,二○○六年民進黨輸掉地方選舉、○八年也失去總統寶座;二○一四年國民黨輸掉地方選舉,一六年也失去總統大位;然二○一八年民進黨輸掉地方大選,二○年總統選舉反而逆勢成長。
二○一八年民進黨在地方選戰中導入「大陸因素」,試圖邊緣化、標籤化國民黨及拉高國家認同衝突效應,可謂失敗。今年總統大選性質不同於地方選舉,反中牌、主權牌及國家安全牌在大選中持續發揮影響。 「九二共識」曾在○八年、一二年大選中使國民黨贏取總統寶座,但在一六年、二○年大選則無法發揮關鍵影響力。
復次,在中央層級大選中操作「反中牌」比地方選舉更具政治效應。民進黨當局去年整年從年初提出「四個必須、三道防護網」、反對「兩制台灣方案」;六月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七月修訂「國安五法」、提出「中共代理人法」;八月批判大陸暫停陸客自由行及參與金馬獎;九月批判因大陸打壓喪失兩邦交國;十一月批判「廿六條措施」分化台灣社會,及運用澳洲投誠中共間諜疑案,重拾擱置的「中共代理人法」而以《反滲透法》型態出現,從選舉宣傳造勢、主軸議題設定到立法確立,藉由建立「保台抗中」聯盟,拉抬聲勢,產生選票極大化效應。
最後,危機處理回歸中間路線,排除激進路線的政治風險。選前蔡英文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提出「統一叛國論」、「兩岸兩國論」、「待時機變更國號論」,實屬激進主權論述與兩岸路線。蔡英文立即回應回歸中間路線,連續兩次強調「中華民國」,澄清不會把不同政治主張視為叛國,也沒有修改國號的問題。
儘管民進黨執政產生諸多憲政與治理困境,包括監委約談法官、檢察官,以監察權干涉司法權;降低新聞自由、第四權欠缺自主性;建立網軍攻擊外交官;總統下令立院黨團盡速通過《反滲透法》,以行政權干涉立法權;蔡總統博士論文及學位引發國家領導人「誠信」爭論。上述因素並沒有降低蔡支持度而成為其執政「攔路虎」。此恰顯示一個宣稱建立民主防衛機制、對中更為強硬路線的新政權誕生,兩岸關係恐陷入更為敵對僵持困局。
標籤效應論文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沈旭暉隨緣家書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
—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幕僚長(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三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5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星期日明報,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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