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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能源轉型，發展再生能源所可以帶給台灣的，絕對不僅僅在於提供潔淨永續的自主電力供應這一面向而已..... 台灣離岸風電職場 許多企業高層都是「她」！（09/20/2021 經濟日報）

在亞太地區，台灣是離岸風電產業的先驅，除了發電模式是新的，職場環境也是嶄新，因此吸引許多具有冒險天性的女性加入，更不乏在此成功突破職場上隱形天花板的傑出女性。她們也不約而同地邀請女性，除了內勤管理職，女性在離岸風電產業的步伐，更應勇敢朝第一線海上工程師邁進。

北陸能源三階開發執行長Monica Liu說，「在台灣，投入離岸風電的女性身影愈來愈多，就連中鋼、台船等過去以男性為主導的傳統產業在離岸風電部門，負責的女性並不少。」

「我覺得台灣企業向以男性管理者為主的觀念有在改變，也受到歐美外商的影響，再加上台灣的總統、經濟部長也都是女性，台灣整個社會大環境在兩性平權上其實做得挺好的」，Monica Liu侃侃而談，分享了她外派來台四年的觀察。

沃旭能源台灣總經理汪欣潔指出，近幾年，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看到愈來愈多女性參與的身影，沃旭能源亞太區團隊女性的比率更高於沃旭能源全球團隊。不過，汪欣潔認為，還有可以再加強的空間。

汪欣潔特別指出，目前歐洲的風場運維已有女性海上工程師了，而目前沃旭能源正展開風場運維工程師的招募作業，她格外期待在台灣也能有女性的應徵者。

汪欣潔強調，沃旭能源敞開大門歡迎不同背景有志參與離岸風電的女性朋友，不僅因為希望團隊更多元、更平衡，更重要的是能夠找到最好、最適合的人。對於有意加入離岸風電的專業女性，汪欣潔特別提醒，不需要做任何前提假設，這個產業也沒有所謂的「隱形門檻」，尤其千萬不要覺得很困難就望之卻步。

丹麥商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台灣區董事總經理許乃文也表示，顛覆多數人的想像，台灣從事離岸風電的女性，在比例上確實比歐洲高，以CIP在台灣為例，女性員工占比高達66%，可說是「男女不平等」。

但許乃文認為，台灣的情形只是剛好，因為離岸風電對台灣來說，是新興歐洲來的產業，需要英文人才，而女性英文普遍比男性好，所以進入門檻相對低，這不表示台灣特別在離岸風電的性別平等上做得好，「只是剛好，不能因此偏安」。

不過，許乃文期待CIP台灣團隊女性員工比率超越男性的狀態，能為台灣社會結構帶來一些「正面的震動」，也希望讓社會看到離岸風電是一個台灣現在跟未來的大趨勢，並且跟世界接軌。

許乃文指出，在離岸風電產業任職是全方面的選擇，法務、金融、保險、行銷、施工、工程設計等等，她希望讓這樣的認知愈普及，讓更多女性知道任何職位都可以嘗試，甚至也許有可能打破部分家長對年輕女兒職涯的想像。

談及如何提拔更多離岸風電女性人才？政府是否應給予哪些規劃或協助？許乃文的直率回應有著更深層的省思。許乃文強調，不是所有的事政府都要負責，女性也不是需要「保送加分」的弱勢族群，對於有志投入離岸風電產業的女性，她的建議是，與其去區別哪些職務或專長比較適合女性，她想強調的是更本質的東西，例如建立專業上的自信、磨練團隊合作的技巧、鍛鍊發現問題的眼光和指出問題的勇氣。

西門子歌美颯亞太區離岸風電營運發展總部董事總經理黃意文指出，總部已訂下2025年全球女性員工比率須達25%的明確目標，目前亞太區總部女性員工的比率已有33%，「我非常開心在台灣有這樣女性員工的分配比例，但更期待台灣女性能夠挑戰更前端的製造、營運、安裝等工作項目」。

黃意文說，歐洲一向重視男女平權，雖然目前公司全球女性員工的比率僅19%，但不僅總部已訂下遠程願景，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員工從事離岸風電前端工作的比例在國外的分配也是比較平均的狀態，那種穿著工作服，在現場實地操作巨型精密機械的女性員工散布在全球各個風場，這部分在國外已有一定的成績。

黃意文分析，公司成立初期多半都以管理、財會、行銷、業務等傳統內勤工作為人力招募重點，但隨著今年台灣離岸風電進入密集的工程建設期，接下來日本、南韓、越南、印度的工程也將由台灣分公司負責，希望能有更多女性員工加入前方工程工作。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75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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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成績極好的學生會通不過谷歌的招聘？
我們可以從一個我親身的經歷說起。2005年是李開復擔任谷歌中國總裁的第一年，當時因為受到微軟競業禁止的限制，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從各個學歷的大學生中招員工。當時最早的幾批員工錄取的決定都是谷歌山景城總部做出的，淘汰率極高。幾萬份簡歷下來，只錄用了幾十人。
李開復就問我們，為什麼淘汰率那麼高？我們告訴他，因為按照山景城的標準，合格的就那麼多。那些大量的成績極好的學生當時體現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面對那些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表現都不好。而當時有能力通過面試要求的人，今天絕大部分都成為了中國IT行業的頂級人才，包括快手的創始人宿華和拼多多CEO陳磊等。
為什麼那些成績很好的學生在谷歌的招聘中表現不好呢？其實，一個學生在學校里能遇到的任何問題，即便是研究生的畢業設計課題，答案都相對簡單。但在現實中，哪怕是一個小問題，答案都可能很複雜。
比如我在硅谷來信第二季中講過，我經常用「如何構建一個網絡爬蟲」來面試工程師，在學校里對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寫成代碼不過2、30行，半小時就能搞定。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問題很複雜，谷歌一直維持著一個幾百人的工程團隊在解決這個問題，相應的代碼有幾百萬行。最近我正在寫我的新書《計算之魂》，裡面詳細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列舉了構建網絡爬蟲的十幾項細節，這還只佔真實系統構建工作中很少的一部分。我在書中講到的每一個細節，都夠三五人做個一兩年時間了。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們在學校裡面三言兩語就能回答的那些題目，放到現實中，其實會變得非常複雜。我在之前的信中提到了，有些托福能考高分的去應聘行政助理，結果機票都訂不好，其實是同樣的道理。如果老闆給你把各種條件都限定清楚了，訂票這件事誰都能做，但是如果一個老闆有時間精力給你把這些條件都講清楚，那他還不如自己上網點擊兩下好了，何必要找助理來做呢？
如果一個年輕人因為在學校中的經歷，就以為世界上的事都能有一個簡單的答案，甚至還想著不花功夫碰運氣就能碰到一個簡單答案解決大問題，那他做的所有努力，可能方向都錯了。不幸的是，無論是在學校里還是在媒體上，總是在講一些故事，讓人以為存在這種靈機一動的答案。」

「小學生比NASA專家更聰明嗎？
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多年前我在國內媒體上讀到的一篇文章，標題大意是說「NASA專家不如小學生」，它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阿波羅計劃中，要解決宇航員在太空中用筆書寫的問題，當時還沒有觸屏電腦，很多記錄只能用紙和筆做。但是，由於航天器在太空中處於失重的狀態，普通的鋼筆和圓珠筆裡面的墨水根本出不來。為此，科學家們鑽研了好長時間，花費了上百萬美元，也沒造出一種符合要求的「墨水筆」。於是NASA 向全國徵集解決方案，結果有一個小學生寄來一封信，內容只有一句話：「為什麼不使用鉛筆？」
這個故事乍聽之下讓人覺得很痛快，流傳很廣，有些人說這就是突破了思維的局限，甚至還有人因此覺得，民間科學家只要點子好，就能碾壓專業的科學工作者。
不過，恰巧我過去的老闆諾威格（Peter Norvig）就曾經在NASA的艾姆斯研究中心擔任主管，他就有一隻特殊的太空筆，他告訴了我這個故事的真相。
在60年代最初的太空項目里，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使用過木制鉛筆，其實這並不用一位小學生來提醒，是人就能想到。但是在失重環境下，鉛筆筆尖摩擦產生的碎屑會懸浮在空中，不僅對宇航員來講是潛在的危險，而且鉛筆芯的粉塵還可能進入到儀器中毀壞設備。再加上鉛筆在低溫下易碎，而且易燃，在太空環境中其實很危險，因此這個方案在航天探索的初期就已經被排除了。
最終幫助NASA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是菲捨爾公司（Fisher），他們發明瞭一種可以在各種條件下使用的圓珠筆——無論是在失重的情況下、有重力時在任何角度下、在水中或者任何液體中，甚至在真空中，這種筆都可以使用；而且它耐低溫也耐高溫，在零下45度到200度的極端溫度下都可以正常工作。此外，這種筆上面的零部件也永遠不會脫落。為了研制這支筆，花了大約100萬美元，但這100萬美元花得很值，因為直到今天很多場合下還需要用到這種筆。
很多時候，那些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想到的所謂的「好答案」，很可能只不過是別人早就考慮過的、淘汰掉的答案。
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書的時候，從我的導師賈里尼克教授那裡受益最多的，不是他告訴我「該怎麼做」，而是他告訴我「不能怎麼做」。很多時候遇到一個問題，我和同學都覺得想出了好的解決辦法，而他常常會告訴我們，這些辦法他們10多年前在IBM時已經嘗試過了，不管用。對於那些那麼多人都沒有想出答案的問題，不太可能存在靈機一動的答案。
在現實中，每一個細節問題都可能不得不安排一個專門的職位去解決，那些通過一些小手段就能解決的問題，常常只存在於很簡單的工作中。我一個朋友的孩子畢業後到了德國，進入了奔馳公司後做了很多年的機械工程師，幾年前一次我和她聊到騎車發動機的事情，我問她，為什麼內燃機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中國國產汽車的發動機還是做不好呢？
她說，今天的發動機和一百年前的完全不可相比，如果發動機研發中有1000個問題，你解決了其中20個，可能這個發動機就能工作了，但是它肯定不實用；你繼續研究，解決了100個問題，覺得所有的問題應該都解決了吧，其實這才只是商用的開始。
我和我弟弟也談過類似的問題，他現在在做半導體芯片設計，我問他，為什麼中國一些地方投資半導體，幾十億砸下去都沒有見個響？他和我講，假如做出一款在市場上能夠成功的半導體芯片要走一百步，那你其實走到第十步就能做出樣片了，很多人到這裡就覺得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其實還差得遠，接下來遇到的問題可能比想象的多十倍。
真實世界的複雜性
從他們的話中我就想到了一點：真實世界的複雜性要比大多數人想象的高很多。很多人努力，只是在前一百個問題里轉圈子，當他們解決了一百個問題後還沒有成功，就轉而去做另一件事了，結果就是總是在成功的圍牆外兜圈子。
今天有很多地方都會講一些所謂的應聘技巧。應聘技巧確實是有作用的，但它的作用是在實力的基礎上錦上添花。用人單位是否錄用一個員工，最關鍵的因素其實只有一個，實力。沒有實力，學會再多的應聘技巧也是白費。很多人看了一些電視劇、雞湯文章，以為學會了面試技巧就能得到好工作，可能只是竹籃打水而已。」

「很多人對於那些靈機一動的簡單答案津津樂道，常常講那些答案打破了思維的牆。其實，真正捆住人們思維的不是所謂的牆，而是一個人本身的能力、閱歷和經驗。兩米高的牆也擋不住姚明的視線，而對於身高不足三尺的小矮人來講，一道矮牆就可能讓他看不到眼前的世界。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要「與賢者為伍，與智者為伍」，因為這其實就是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增加經驗和閱歷的方式。不過要留意，從他人那裡得到的閱歷和經驗仍然是間接的，我們依然需要自己不斷地觸碰這個世界，那些經驗才會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我會覺得那些自以為是地質疑先賢的人是不可理喻的。是的，人都會犯錯誤，都有局限性，孔子、老子、亞里士多德、牛頓、釋迦牟尼都不例外。但是，對於我們這樣的凡人來講，對待先賢有兩個做法：一個是虛心地學習先賢思想的精髓，另一個則是不斷尋找先賢的錯誤以顯示我們的高明，顯示他們有局限性。哪一種做法對我們更有利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找出了先賢的局限性，說一句人無完人，也不過是說了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也不會因此就超過了那些先賢；但如果我們虛心地學習先賢的思想，運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卻是實實在在可以終身受益的。」

第一次聽到李國鼎的時候是 2018.02 和威宇去台中聽 Hank 演講

之後進公司不斷不斷聽 Hank 講李國鼎。過程中看了關於他的影片、公司也買了一堆李國鼎寫的書，但兩年過去，我沒有靜下來系統性地讀任何一本

這次的 trigger 點是讀台灣半導體早期的資料，想要把這個歷史拼圖拼起來，就先選了一本比較薄的、1987 年出版的 <工作與信仰> 讀起

這本是整理李國鼎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投稿而成，涵蓋很多主題，光是我摘要的內容就超過 7000 字，所以打算分三篇來整理心得

今天先講讀完李國鼎 1983 年在中央大學演講，主題 <求知的過程和經驗> 我非常喜歡這章，從李國鼎小時候講到他 70 歲

曾經老闆問我：阿堯，如果今天要你幫台灣科技化，你會怎麼做？當年蔣中正可是丟了臺灣工業化的題目給李國鼎

那時我完全沒有 idea，怎麼可能，太難了吧。但讀完這章，我覺得李國鼎有這樣的能力，完全不是因為他聰明。幾個 takeaway

1.跟最厲害的人學
2.保持初衷，一路保持初衷
3.每一步都算數，每一件看似困難的事，對往後都會有極大幫助
4.對現狀不抱怨，認真做事、隨遇而安
5.讀萬券書，更要行萬里路。與頂尖人才交流，不要活在自我想象中

-------底下內容摘自 <工作與信仰>-------

- 1934 到劍橋去做研究，因為那裡是核子物理的聖城，1930 年代前後，許多新發現皆從那裡研究出來。做了兩年的核能物理研究，和一年的極低溫下面超傳導現象的研究，這個題目是當時中國學物理的人沒有去學的。大學教科書 Radiation from Radioactive Substance 的作者 Rutherford 就是這裡的主管，另一位實驗室教授兩度得到諾貝爾獎。很多優秀學生都在當高級研究員指導研究生研究，還有發明電子的 Sir J.J Thomson 和發明 Cloud chamber 的 Wilson 雖然退休，但仍到實驗室來，可以常常請益
- 每天下午茶時間，做理論的人就會跟做實驗的人進行交流與辯論。不斷交互、修正，結果就帶來很多新發明。使得那時劍橋物理研究所成為世界物理學的聖地，全世界理論或實驗派的有名物理學家都常來演講訪問，這是他的黃金年代
- 這些研究學問的方法和思路無形中給我很大的訓練和啟示，那就是對任何問題，要先有整個的了解，然後選定優先次序再著手推動進行。

- 回國在還沒找到軍事工作以前，先到武漢大學教物理。第二年在長沙加入防空學校（月薪從 360 下降到 150）做照測總隊修理所的所長，招收了許多大學理工畢業生為技術員和一批機械生，所有後方主要城市的防空部隊都要我們派員工去大修，還要訓練軍隊技術人員的維護工作。因為當時沒電，就將磨米的磨子改成水力發電機。油不夠，就收購玉米和燒酒來練強力酒精，一面又做木炭汽車。這一段時間使我對技術問題和工廠工作，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 過了三年被邀請到中央研究院，參加 1940 西北日全蝕觀測。做沒多久，覺得這份工作和當初回國的初心不一樣。第二年同學介紹去資源委員會的資渝煉鋼廠做工務組主任，當時後方缺鋼鐵，而四川有鐵、有煤，在技術人力方面，有一批資源委員會送到德國去實習、然後計畫去湘潭參加設計中央鋼鐵廠的年輕工程師。我就和這一群專家中三四位共同來籌畫資渝煉鋼廠。我參加該廠工作期間，得到非常有意義的經驗，管理和技術的

- 在資渝做了三年，資源委員會調我到會本部工業處管理會數五六個鋼鐵事業，同時去戰時生產局也主管協調聯繫鋼鐵事業。因此對後方鋼鐵業的認識增加了解。勝利後，主動收集日本在東北所建設的鋼鐵工業資料。資源委員會擬在上海見一個有規模的造船廠，計畫用日本的賠償及美國的援助來辦，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技術人員延攬順利、碼頭已建好，但國共內戰，被調到基隆台灣造船公司。在此期間，曾以五十天的時間到日本實地考察其機械、造船等重工業。在台船約五年時間的磨練，最重要的使我對機械、造船工業也能略窺堂奧。

- 1953 被尹仲容徵招到經濟安定委員會下新成立的工業委員會做專任委員，做他主要的助手。一方面設計經建四年計畫的工業部門，尋找可發展的工業與產品。另一方面把這些計畫做出來後，便申請美援支持款項來加以推動，使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途徑。在這方面我管的範圍很廣泛，除化學、食品工業外，諸如電力、紡織、機械等都歸我主管。這一工作時期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接觸到很廣的層面，每天都接觸到新的事物及新的知識，同時以能代替進口、節省外匯的產品為優先。這段期間也開始參加國際會議，從 1954 開始每年一度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年會，和其會前的工業分組會議，討論各國工業化的問題。以前只有外交部派人參加，注意力放在代表權問題，對其他專門議程都沒有意見。但我很認真看完議程中工業化涵蓋範圍的每個項目，在每項議程中我也盡量設法將彎的情形介紹給與會各國代表，交換經驗。連續參加三年，得到很多知識，對於推動一個國家工業發展，有了廣泛和整體性的看法。對於其他國家工業發展的途徑和方法或若干措施有助於我們推動工業的，回來即像工業委員會和經濟安定委員會報告並建議。

- 同時開始注意研究工業發展環境的問題。誰願意辦工廠？什麼情況下願意辦？什麼情況下能賺錢？政府哪些措施會影響工業生產？我最早有認識的是租稅問題對工業的影響。那時推動紡織外銷，發現進口的棉花有關稅，棉紗有貨物稅，賣出去有營業稅。我在經濟安定委員會先後建議關稅和貨物稅退稅制度，建議經採納就陸續實施了

- 由科學轉到工程，再由工程轉到社會科學，接觸財稅、經濟許多方面，凡是有關聯的問題或頭痛的問題，只要給我學習機會，都不會放過。一面做、一面學、一面想辦法解決問題，一面探尋新的問題和新方法，在工業委員會做了五年學到很多

- 1958 被派任美援會秘書長，因擔任幕僚長的關係，開始了我和財經首長接觸頻繁的時期。這時期我的三個身份，第一是美援會秘書長，第二是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召集人，第三是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IDIC）召集人。工業發展過程中研究投資環境的知識，當時尚無專門書籍可以參考，幸而隨顏靜波於 1957 參加舊金山世界第一次國際工業會議，會議中所收集的資料全有用處，徵選了十幾位同事，大家用科學的方法分析所謂投資環境有哪些

- 發現第一買土地很難，有很多法綁住。第二影響資本累積和行程得稅法很多，譬如印花稅。因這兩個因素，我邀請稅務專家、土地專家和法律專家來參加我的工作

- 我主持美援會最大信念是怎樣不依賴美援而可以生存，這是很少國家肯這樣做的。1960 提出財經發展 19 點措施

- 同時我想如何把這些觀念、法律功能、時代需要以及經濟學家的許多知識、社會應有的認識等，讓一般人都能了解，唯一的辦法是辦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將許多經濟觀念介紹給大家，讓大家了解和自行解答這些問題（人口過剩、水庫不足）設計一套圖表，分析一塊地三公頃要生產農作物的話，可以得到多少錢養多少人？若要辦工廠的話，可以生產多少？養多少人？若要外銷，可以得到多少外匯？這個觀念介紹給大家，大家對土地利用觀念很快就由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
- 一個國家經濟的進步，同事也需要人民觀念的進步，來互相配合。我很快發現，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又懂法律、又懂經濟的人，我在美援會成立一個小組培養此種人才，並在台大及東吳大學設置獎學金鼓勵學經濟的去學法律，學法律的去學經濟，這樣對國家將有更大的用處。如果只懂法律而不懂經濟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 在這期間，我每年有五、六次出國開會的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或帶領友好訪問團加強雙邊關係。行萬里路中，結識很多朋友，至今還保持聯絡，尤其在亞洲地去的財經首長，多變成好友。同時藉著外國投資人可知道世界的經濟情況、產品的發展情況，各公司的經營哲學及策略，這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這些只有從談話中、公司年報中得來。知識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多半是動態方面的知識，而不是書本中固定的、靜態的資料

- 1969 由經濟部轉任財政部長，在我個人是極不願意的事，但當局既然一定要我做，也只能盡我的力量，仍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全力以赴。每一個銅幣拿到手中總有兩面，一面是人頭、一面是數字，我唯一可自傲的，看過數字，也看過人頭。我做過經濟部長，也做過財政部長，因此知道，同樣的一塊錢財經兩邊的看法，完全不同
- 從經濟部長轉到財政部，我仍不斷了解農工業的發展，從而綜合財政與經濟的關係。我常常告訴財政部裡的同仁，不要做經濟發展的障礙，假如有就趕快告訴我，如果法律有瓶頸就修改法律，辦法有瓶頸就修改辦法，若是人的話，則人的觀念就要改變。如果不能改變，應該調開原來工作崗位，這是我做事的哲學

- 1975.12 心臟病發，1976.06 請辭獲准，調任行政院政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