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文化部 ◎崔舜華
如果我是文化部
我想拯救你的音樂性
辦一場國際研討會探究你年少的韻腳
刮斷鬍髭時觸引的腔體共鳴
我想給你一把吉他,一些外來語
一批翻譯之後篩落的新興詞彙
我想調動一整群小說家
要他們用最繁複的敘事技巧
描寫你耳鬢捲髮的細微結構
我曾從那裏看見日光瀝漏
我曾緊貼你耳廓的岩層
聽取海吐息一整隊獵鯨的方舟
夕陽西沉,我又開始想家了
我想提撥二十年安家款贈與罹患憂鬱症的詩人們
單單為了你眉骨的線條
細緻一如九重葛他清俊的辦脈
我想印刷你,我想複拓你
把你的名字燒盡濃郁的陶
放進每一本廚具型錄的選購眉批
我想濫用行事,在每一份文件上簽字,打勾,任意畫線
我想把權力燉成馬鈴薯燉肉
在十二月的夜晚分送給街頭的單車手
我想幫助所有初熟的乳房實踐行動藝術
在城市的心臟地帶實施交媾手術
舉行一場狂歡。一次展覽。一門儀式。
我想要整天整年地抽菸,宣導尼古丁的隱喻性
在新年時用雪茄浸伏特加撒向門廊祛邪避毒
以十戶為單位,發放別針,春櫻浴衣
菠蘿油和咖啡因
弭平文學院建造罌粟花圃
每天清晨,新馬克思主義者蹲進會客室的小羊皮沙發
飲早茶,彈唱工運歌曲,商討學術親善交流條例
我將鼓勵破壞。
鼓勵抗爭!抗爭!抗爭!
鼓勵大麻與四月颱與裸體沙灘排球
我想聘請一名性格乖僻的搖滾樂手
問他究竟要怎樣才能完全不留餘地
深深擁抱另一個人
且毫無畏懼。
我再也不恥於言愛了
新世紀開始了.我將全心走向你。
--
◎作者簡介:
崔舜華,著有詩集《波麗露》、《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婀薄神》。(簡介取自散文集《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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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一尾賞析: -
文化部為一個國家掌管文化相關政策的中央機關,這恆常是國家以政治權力介入文化的方式,若以台灣的文化部執掌的權責而言,舉凡影視、文學藝術出版、文化資產保存與各大博物館、音樂廳等機構只要與文化相關幾乎無所不包。
〈如果我是文化部〉,如果詩人是文化部,詩人以第一人稱宣告如何以文化政治之姿介入愛情,國際研討會、翻譯、小說家與「我想提撥二十年安家款贈與罹患憂鬱症的詩人們」,現實裡文化部透過各式補助研討會、出版計畫與培植藝文人才增進國家的軟實力,在詩中詩人利用各種「政治手段」來描繪愛戀中的男子形象。「我想濫用行事,在每一份文件上簽字,打勾,任意畫線/我想把權力燉成馬鈴薯燉肉/在十二月的夜晚分送給街頭的單車手」,為了愛,詩人濫用行事調動政治的所有權力,瘋狂且橫衝直撞。乳房行動藝術、城市交媾手術、抽菸、尼古丁、雪茄與伏特加,坦然的將文化治理面向離經叛道的性與狂歡,詩人的愛情是放蕩且離亂的。
接著作為文化部的詩人開始宣揚左派思想,新馬克思主義者、工運歌曲、破壞與抗爭,推翻象牙塔的學院建制,種植罌粟和鼓勵大麻,文化部邁向了無可救藥的左派革命浪漫,為的是什麼?最後詩人給了答案:「我想聘請一名性格乖僻的搖滾樂手/問他究竟要怎樣才能完全不留餘地/深深擁抱另一個人/且毫無畏懼。/我再也不恥於言愛了/新世紀開始了.我將全心走向你。」,詩人眼裡的文化部化作對於愛的狂熱,將公領域的國家機器據為己有,狂妄的意念成就詩裡那瘋癲的天真與浪漫。
這首詩讓我聯想起崔舜華和蔡琳森曾翻譯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那首長詩〈嚎叫〉(Howl):「我看見這個世代最傑出的心靈毀於瘋狂,飢腸轆轆歇斯底里赤身裸體」。〈如果我是文化部〉裡我看見少女金斯堡面對愛情的癲狂咆哮,即使具有社會性格的少女是離經叛道的,做出各種在父權社會底下看似不合常規的舉動,如支持開放的性關係、身體裸露的政治、鼓勵吸食毒品、革命與破壞的左派思潮,然而這個不聽話少女,仍舊得面對平凡的愛情,但少女不嬌羞、不含蓄,不再符合父權定義下的少女,而是更加的坦承、勇於追求並獻身於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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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泱泱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photos/guy-man-people-tattoo-back-wall-2585777/
作者部落格:http://mypaper.pchome.com.tw/cathymo
#少女詩 #社會詩 #崔舜華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文化部 鄭麗君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19/07/20190731.html
歇斯底里外來語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中國情結糾結的「開明派」只會助長中國殖民】
流感高峰期,醫生叫苦,終於指出房間有一頭大象:中國移民來的人口太多,已經塞爆醫療系統,不是歧視不歧視的問題。這件事流傳程度之廣,超出了我個人的回音牆。在親共、愛國的親戚 whatsapp 群組,也有人流傳「毛記」的那段《我們爆煲了》,他們的態度也是正面肯定問題存在。
親戚當然是平常人,他們對單程證的存廢沒有特別主張,但不會否定「人太多」這個基本事實;雖屬「歲月靜好派」,政治不搞到他們,日子就照過,但對於涉及中國人口的問題事實,他們不會呈現個別「進步人士」的厭惡和不承認的歇斯底里,反而通常是清通地面對現實的。
專門服務中國人的組織跳出來反對,自然是毫不令人驚訝;個別左翼人士對秉真直言的醫療界人士旁敲側擊、親中傳媒乘機推銷輸入中國勞工、掩蓋真正問題、或者民間人士抽出一大堆看似客觀的數據做論述,也是一向的生態。如果有論者的家人本身是很新的新移民,在這個問題上特別熱烈,我能夠理解;但有利益衝突之嫌,是否公道就令人存疑。但明說出來,跡近人身攻擊,實在兩難。
但這些正反方都只是事情的兩極,中間有一大片曖昧的無人地帶。「公民社會」現在對這個問題態度曖昧,或者知道是燙手山芋而默不作聲。但泛民主派在 2013 年前後,就因為這個問題而「內戰」。范國威、毛孟靜和譚凱邦的「源頭減人」倡議,當年幾乎整個公民社會有頭有面的人都反對,當年他們說,家庭團聚是人權,這就是一種中國人先於其他人的意識形態。嚴格來說,是展現了一種中國民族主義。
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形態,要是「進步」起來,就必然與這一套糾纏不清,你中有我,之後分道揚鑣也只是中途鬧翻,但共享不少思想 DNA。愛國主義是從開天辟地以來就有的。在英治背景下,香港的「民主運動」幾乎就是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也是一種對抗英政府的身份政治。
這種民運去到現在,變成明知大量輸入中國人口會搞到香港爆破,害慘所有香港人和新來的中國人,都要繼續;廟堂人士一聲不響,不管數學上的車毀人亡,都是因為香港舉凡任何關於「民主進步」的運動、組織、個人,都是或多或少連著「愛中國」的那條戀根。即使現在很多人已經無路可退,香港就是唯一的歸宿;即使現在政黨要謀的票,不少都是靠這些無路可退的人,但他們的開機設定,積重難返,他們視香港為「從事中國政治」的一個中轉站,既然大家的初衷是為了中國好,便絕對接受不了為了保存香港,而令任何中國人不開心。
不是時常聽到「咁做會激嬲共產黨」或者「咁樣共產黨就最開心」嗎?但好像很少人會探討香港人是否開心,香港人是否被激嬲。大概這對於進步派來說都不是很重要的事。
要不斷輸入人口,至少不能反對,這可能是「親北京派」和「民主派」少有的共識議題。前者都知道,不斷輸入異質人口,是「國家安全」的一部份,是同化香港,是將香港與中國拉近的必要措施,是不能改的;至於「民主派」的人口故事就曲折一點,也 emotional 一點。事實上他們從沒實際治港,因此目無實際資源問題,習慣一味高舉不能損害中國人利益和感情的單一原則。
即使新一代的人已經實然脫離了那個時代,但政黨和既有路線,還是可以將這種餘毒盡量延長。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對孖寶就很典型,司徒華是為中國的,他與中共關係非比尋常,也一直大力「支持回歸」,即使是六四之後也一樣;李柱銘作為大律師出道,一開始是在香港幫「左派工人」辯護,之後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是多大的榮寵,只是後來受不了「現實主義」的鄧小平一聲令下清場屠殺,所以才反面。也就是說,香港「進步人士」共享一個中國的起源,而且那不是他們跟中共反面之後吹噓的「文化中國」、歷史河山之類,當時大家寄托和支持的,是現實的中國。明明是中國人在排斥我們,搞到香港學校竟然出現講廣東話要罰抄,到現在「民主之父」還是叫我們不要排斥中國人。
當然我們也許不應對歷史太嚴苛。律師代表誰不代表認同,是的;戰後環球左翼運動風起雲湧、香港也有很多大好青年捲入對中共的期待。他們有些人是文革之後離隊,有些是六四之後離隊,有些沒離過隊,也有些人是後來插隊。他們都不一定是壞人,甚至有很多好人和天才。但無論如何,這就是「民主運動」不太光彩和弔詭的起源。它的存在是首先考慮中國,而不是香港。這種與另一個國族糾纏不清的民主運動,最終與「本土利益」產生衝突,只是物理的必然。一開始他們想建設民主中國,但進步和民主運動產生了植根於香港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最終都會背叛中國民族主義者最先設定的議題。
因為「民主運動」有這種起源,所以就有相應的結局,也就是中國說沒有民主,就沒有,主流泛民面對政權,是唾面自乾的,因為中共是中國的正統,「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加上香港的政治現實,就產生認命主義。因此起源,其產生的「進步社群」通常不怎麼認為中國人正在殖民侵略香港,不承認香港正在步新疆、西藏、蒙古這些地方的後塵,也對這些「周邊」(或許加上台灣)國度,抱持與中共同出一源的大漢沙文政治想像兼偏見、或無論如何都「首先反對港獨」、到了現在還「保釣」和反日,在一條線性的歷史上看,就不難解釋。
香港身世波詭雲譎,民主倡議者本來應該是賦權於市民的,但此處長期肆虐的意識形態,卻似乎在持續削弱香港人的重要性;民主本來是有國界的,但「民主派」的起源是為「中國而立」,所以在中國人壓境的時候,他們突然成了無國界主義者。
一些左翼份子也想將整個「公民社會」向左拉,而事實上也真的「一定程度上」成功。因為在現實政治上,「中國民主派」、「費邊主義者」和「中國殖民者」是一個越來越靠近的三角。因為在香港現實中,同時倡議民主和人權,反而是最安全的,也沒有過紅線,是有生存空間的,至少不會給 DQ。因為政權一定不會給你「民主」,但「人權」則是「中國外來者的人權」,「建制」一定妥貼照料。不只醫療,公屋就是另一件事。福利官僚從來是優待中國人的,他們酎情只酎給某些人。
所以在中國統治香港(沒有英國阻隔)、中國人大軍壓境的時候,過去的善惡標準將會被重估。「民主、自由、人權」不再是當然的通關密語,甚至你真的提倡並鞠躬盡瘁的時候,會有很多人被害慘。以前是美德的東西,現在可以變成罪孽。
後面的人會越來越覺醒這件事,很多人會因為了解而分開,無路可退只能死守香港的民主人士,不會再覺得「中國民主派」慈眉善目;在人口殖民狂潮下,「六四比」亦根本無險可守。之前兩次補選,他們還是情緒勒索要選票,重覆英治時代起源(大多數是 literally 沒變過的)的通關密語,但魔法遲早失效,因為香港所有議題都是中國議題,而政治界對中國沒有另一條路線,「公民社會」的中國情懷在英治時代是道德高地,在殖民時代只會令他們顯得像殖民者的同謀,而真正的同謀卻有真資源。
失意的趙紫陽路線的海外餘孽,是想做治港建制而被冷落的,這在司徒華與共產黨的互動中已經看到。這類人既沒有真正的香港認同,也沒有中國的奧援。在撫剿之間,優勢漸漸被根正苗紅的建制派掩沒,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始終不改宗的代價。
歇斯底里外來語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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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當然是平常人,他們對單程證的存廢沒有特別主張,但不會否定「人太多」這個基本事實;雖屬「歲月靜好派」,政治不搞到他們,日子就照過,但對於涉及中國人口的問題事實,他們不會呈現個別「進步人士」的厭惡和不承認的歇斯底里,反而通常是清通地面對現實的。
專門服務中國人的組織跳出來反對,自然是毫不令人驚訝;個別左翼人士對秉真直言的醫療界人士旁敲側擊、親中傳媒乘機推銷輸入中國勞工、掩蓋真正問題、或者民間人士抽出一大堆看似客觀的數據做論述,也是一向的生態。如果有論者的家人本身是很新的新移民,在這個問題上特別熱烈,我能夠理解;但有利益衝突之嫌,是否公道就令人存疑。但明說出來,跡近人身攻擊,實在兩難。
但這些正反方都只是事情的兩極,中間有一大片曖昧的無人地帶。「公民社會」現在對這個問題態度曖昧,或者知道是燙手山芋而默不作聲。但泛民主派在 2013 年前後,就因為這個問題而「內戰」。范國威、毛孟靜和譚凱邦的「源頭減人」倡議,當年幾乎整個公民社會有頭有面的人都反對,當年他們說,家庭團聚是人權,這就是一種中國人先於其他人的意識形態。嚴格來說,是展現了一種中國民族主義。
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形態,要是「進步」起來,就必然與這一套糾纏不清,你中有我,之後分道揚鑣也只是中途鬧翻,但共享不少思想 DNA。愛國主義是從開天辟地以來就有的。在英治背景下,香港的「民主運動」幾乎就是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也是一種對抗英政府的身份政治。
這種民運去到現在,變成明知大量輸入中國人口會搞到香港爆破,害慘所有香港人和新來的中國人,都要繼續;廟堂人士一聲不響,不管數學上的車毀人亡,都是因為香港舉凡任何關於「民主進步」的運動、組織、個人,都是或多或少連著「愛中國」的那條戀根。即使現在很多人已經無路可退,香港就是唯一的歸宿;即使現在政黨要謀的票,不少都是靠這些無路可退的人,但他們的開機設定,積重難返,他們視香港為「從事中國政治」的一個中轉站,既然大家的初衷是為了中國好,便絕對接受不了為了保存香港,而令任何中國人不開心。
不是時常聽到「咁做會激嬲共產黨」或者「咁樣共產黨就最開心」嗎?但好像很少人會探討香港人是否開心,香港人是否被激嬲。大概這對於進步派來說都不是很重要的事。
要不斷輸入人口,至少不能反對,這可能是「親北京派」和「民主派」少有的共識議題。前者都知道,不斷輸入異質人口,是「國家安全」的一部份,是同化香港,是將香港與中國拉近的必要措施,是不能改的;至於「民主派」的人口故事就曲折一點,也 emotional 一點。事實上他們從沒實際治港,因此目無實際資源問題,習慣一味高舉不能損害中國人利益和感情的單一原則。
即使新一代的人已經實然脫離了那個時代,但政黨和既有路線,還是可以將這種餘毒盡量延長。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對孖寶就很典型,司徒華是為中國的,他與中共關係非比尋常,也一直大力「支持回歸」,即使是六四之後也一樣;李柱銘作為大律師出道,一開始是在香港幫「左派工人」辯護,之後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是多大的榮寵,只是後來受不了「現實主義」的鄧小平一聲令下清場屠殺,所以才反面。也就是說,香港「進步人士」共享一個中國的起源,而且那不是他們跟中共反面之後吹噓的「文化中國」、歷史河山之類,當時大家寄托和支持的,是現實的中國。明明是中國人在排斥我們,搞到香港學校竟然出現講廣東話要罰抄,到現在「民主之父」還是叫我們不要排斥中國人。
當然我們也許不應對歷史太嚴苛。律師代表誰不代表認同,是的;戰後環球左翼運動風起雲湧、香港也有很多大好青年捲入對中共的期待。他們有些人是文革之後離隊,有些是六四之後離隊,有些沒離過隊,也有些人是後來插隊。他們都不一定是壞人,甚至有很多好人和天才。但無論如何,這就是「民主運動」不太光彩和弔詭的起源。它的存在是首先考慮中國,而不是香港。這種與另一個國族糾纏不清的民主運動,最終與「本土利益」產生衝突,只是物理的必然。一開始他們想建設民主中國,但進步和民主運動產生了植根於香港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最終都會背叛中國民族主義者最先設定的議題。
因為「民主運動」有這種起源,所以就有相應的結局,也就是中國說沒有民主,就沒有,主流泛民面對政權,是唾面自乾的,因為中共是中國的正統,「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加上香港的政治現實,就產生認命主義。因此起源,其產生的「進步社群」通常不怎麼認為中國人正在殖民侵略香港,不承認香港正在步新疆、西藏、蒙古這些地方的後塵,也對這些「周邊」(或許加上台灣)國度,抱持與中共同出一源的大漢沙文政治想像兼偏見、或無論如何都「首先反對港獨」、到了現在還「保釣」和反日,在一條線性的歷史上看,就不難解釋。
香港身世波詭雲譎,民主倡議者本來應該是賦權於市民的,但此處長期肆虐的意識形態,卻似乎在持續削弱香港人的重要性;民主本來是有國界的,但「民主派」的起源是為「中國而立」,所以在中國人壓境的時候,他們突然成了無國界主義者。
一些左翼份子也想將整個「公民社會」向左拉,而事實上也真的「一定程度上」成功。因為在現實政治上,「中國民主派」、「費邊主義者」和「中國殖民者」是一個越來越靠近的三角。因為在香港現實中,同時倡議民主和人權,反而是最安全的,也沒有過紅線,是有生存空間的,至少不會給 DQ。因為政權一定不會給你「民主」,但「人權」則是「中國外來者的人權」,「建制」一定妥貼照料。不只醫療,公屋就是另一件事。福利官僚從來是優待中國人的,他們酎情只酎給某些人。
所以在中國統治香港(沒有英國阻隔)、中國人大軍壓境的時候,過去的善惡標準將會被重估。「民主、自由、人權」不再是當然的通關密語,甚至你真的提倡並鞠躬盡瘁的時候,會有很多人被害慘。以前是美德的東西,現在可以變成罪孽。
後面的人會越來越覺醒這件事,很多人會因為了解而分開,無路可退只能死守香港的民主人士,不會再覺得「中國民主派」慈眉善目;在人口殖民狂潮下,「六四比」亦根本無險可守。之前兩次補選,他們還是情緒勒索要選票,重覆英治時代起源(大多數是 literally 沒變過的)的通關密語,但魔法遲早失效,因為香港所有議題都是中國議題,而政治界對中國沒有另一條路線,「公民社會」的中國情懷在英治時代是道德高地,在殖民時代只會令他們顯得像殖民者的同謀,而真正的同謀卻有真資源。
失意的趙紫陽路線的海外餘孽,是想做治港建制而被冷落的,這在司徒華與共產黨的互動中已經看到。這類人既沒有真正的香港認同,也沒有中國的奧援。在撫剿之間,優勢漸漸被根正苗紅的建制派掩沒,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始終不改宗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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