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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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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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封建制度沒落的原因 在 水瓶鯨魚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母語與母國-陳丹青演講全文】
大家好,
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為會遇到幾架搜救(註: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雲。然後就降落了。降落以後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
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擔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係,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麼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眾笑)剛才等在後台,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幹什麼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麼「母語和母國」。
(眾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眾謀反——現在的說法是「顛覆國家罪」(眾笑)——照片裡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台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麼乾淨、多麼現代化,眼見爲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裡沒弄好,那裡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醜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讚美的,但現在也非常醜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麼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於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裡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裡的聽衆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裏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爲「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 ,被稱爲「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讚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為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歷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臺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社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台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 「法輪功」。法輪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 「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謔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掛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麼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後,再裝回去。(眾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後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佔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
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係,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係,也都是政治關係。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後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後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裏,全說英文和台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歷了什麼,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麼。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後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裏,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裏找,一找,找到一對臺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鐘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麼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國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後,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 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
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後」,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後」(眾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
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於去台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裡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於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麼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眾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產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後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闢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眾笑)
非常準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產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
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麼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麼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麼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台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臺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臺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裡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產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衝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
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爲什麼,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裏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臺,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
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臺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裏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
我聽說,他到臺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臺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衆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傢伙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啓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裏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爲什麼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盪。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啓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
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划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於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於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裡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麼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麼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
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麼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麼?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於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衝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麼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啓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
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
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
中國和印度那麼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瞭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麼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註: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於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衆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採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里,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爲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
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爲什麼還是髒、亂、差?為甚麼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麼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於中國的啓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裡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裏,馬來語是母語(註: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爲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爲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乾淨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爲什麼我不喜歡李?因爲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於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爲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麼程度,付出多大代價。
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爲這裏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裏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裏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麼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麼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裏,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麼統治老百姓,怎麼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爲什麼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麼,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麼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準,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麼?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
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
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
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裏去。
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鎔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
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徬彿極樂觀。台灣詩人瘂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爲什麼?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爲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裏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裏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於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
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爲誰而寫?不爲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爲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爲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 「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臺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瘂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唸他的散文。他被稱爲「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爲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 「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於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爲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爲什麼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爲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麼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裏,死在方塊字裏,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係,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
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於母國,高於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裏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 「人權高於主權」 的思維,是尼采 「藝術高於一切」 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爲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爲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爲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爲大家仍然在爲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鼓掌)
希望沒有傷害到哪一位,如果傷害了,別上來打我,怎麼都行。
by 彭文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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