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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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普京宣佈開啓戰略對話 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峰會在日內瓦落幕,兩人在三個多小時的會談結束後,發表聯合聲明,宣佈開啓雙邊戰略對話。
✏️兩位領導人形容此次會面「坦率、正面、又有建設性」。
✏️分析認為,拜登政府與中國競爭的外交佈局,是此次會面的大背景;而普京則在「給中國留面子」的平衡外交路線中尋找出路。
▫️報導全文: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6162021103148.html
▫️美俄領導人共同聲明:http://en.kremlin.ru/supplement/5658
▪️美俄共同聲明:開啓雙邊戰略對話
美國總統拜登在訪問歐洲的最後一個行程,是在瑞士日內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首次峰會。
拜登與普京的會面地點是在一棟俯瞰日內瓦湖的豪華別墅。當日下午,普京與拜登先後抵達會場。兩位元首在握手後,先進行約90分鐘的雙邊會談;再進行第二階段、約一個多小時、包含兩國國安、外交幕僚的擴大會議。
普京在會後的記者會表示,這是一場「坦率、沒有敵意、有建設性」的對話。拜登也在隨後的記者會上肯定會談的「正面氣氛」。
「普京總統與我有共同責任,管理兩個強大又自豪的國家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必須是穩定又可預測的。」拜登說,他當面向普京表達他的議程「不是針對俄羅斯」,而是美國將堅持為基本人權發聲。「最重要的是,我告訴普京總統,我們需要制定一些可以共同遵守的基本規則。」
美俄兩國領導人會後發表共同聲明,宣佈同意在「不久的將來」展開美俄 「雙邊戰略穩定對話」(Bilateral Strategic Stability Dialogue),在軍備控制及管控風險上展開討論。
聲明寫道,「即使在(雙邊關係)緊張時期,也能確保在共同目標上取得進展,確保戰略領域的可預測性,減少武裝衝突的風險和核戰爭的威脅……我們重申核戰爭打不贏、絕不能打的原則。」
▪️拜登外交政策重點:中國
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負責俄羅斯和歐亞的副國家情報官、現任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高級研究員肯德爾·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觀察,拜登政府把與普京的會面重點放在以外交手段管控可能來自俄羅斯的干擾。
「拜登政府不想與俄羅斯的關係發生問題,因為這會阻止他們執行其他外交政策的優先順序,也就是他們常提到3C:中國(China)、氣候(Climate)、以及新冠疫情(Covid)。」 肯德爾·泰勒說。
觀察家們分析,即使拜登與普京有一長串的爭論清單:裁軍協議、烏克蘭、敘利亞、阿富汗局勢、伊朗核計畫、俄羅斯境內的人權壓迫、俄羅斯黑客攻擊……,但拜登此次訪問歐洲的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仍是中國。
出訪第一站,拜登首先號召七國集團(G7)領導人共同呼籲中國尊重人權、關注台海局勢;第二站北約峰會,在本週一發佈的北約公報中,中國被罕見提及了12次,公報把中國稱為「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提出了系統性挑戰」,並寫道「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國際政策可能帶來挑戰,我們需要作為一個聯盟來共同應對。」
拜登與普京的聲明以及記者會沒有特別提到中國。不過,當美國記者提問拜登如何向」老朋友「習近平施壓關於新冠疫情溯源一事時,拜登快速地澄清道,「讓我們把話說清楚……,我們(拜登與習近平)不是老朋友,一切只是公事。」
▪️普京: 不認為中國對俄構成威脅
北京一直在密切關注著拜登歐洲行的一舉一動,特別是美俄在中國議題上的表態。
在與拜登會面前,普京接受美國媒體NBC的訪問時說,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正達到前所未有的信任與合作水平,且俄羅斯不認為中國對其構成威脅。
普京的公開說法迅速得到北京官方的高度贊賞,官媒大加渲染。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俄合作上不封頂,下接地氣。真金不怕火煉,我們奉勸那些千方百計離間分化中俄關係的人,任何企圖破壞中俄關係的圖謀都注定不會得逞。」
在特朗普政府的重要中國政策智囊余茂春看來,在亞洲奉行著平衡外交手段的普京,其說法只是「技巧性地給中國面子」。
「俄羅斯跟中共周邊這些、跟中共作對的國家關係更加熱絡,比如跟越南、印度,普京是在平衡俄羅斯在亞洲的利益,不可能把賭注都下在中國身上。」余茂春告訴本台,「中共現在面臨著孤立,它的戰略重心就是希望俄羅斯不要拋棄它。中共也希望給世界一種錯覺,好像中俄是一種牢不可破的夥伴(關係)。俄羅斯事實上從來不吃這一套,他拒絕跟中共走得更近。兩國的利益、安全衝突是非常巨大的。」
▪️中俄關係 : 「形式婚姻」?
前美國國務院負責民主、人權與勞工事務的助卿克雷默(David J. Kramer)也認同這種評估,他說,中俄在近幾年走近彼此是兩國都在面臨國際制裁與壓力下的「權宜之計」,他把中俄兩國這種不帶真感情的關係形容成「形式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
「俄羅斯應該把中國看成她未來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美國,不是北約,更不是歐盟。」克雷默說,「如果是我一邊坐在莫斯科,一邊把武器系統賣給中國,我會很緊張。莫斯科一些人也對中俄關係的發展感到緊張。」
自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以來,西方制裁導致俄羅斯的外國直接投資大降,莫斯科轉向北京來彌補這一部分的損失。中俄雙邊貿易額持續上升,2020年超過1000億美元,兩國還期望這個數字在2024年翻倍。中俄兩國還增加了聯合軍演以及軍事技術合作。
肯德爾·泰勒在新美國安全中心去年8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俄羅斯與中國「不太可能形成正式的軍事聯盟,他們目標的差異和關係的不對稱性可能最終讓兩國分開。」
「在我看來,(拜登與普京會面)是說服俄羅斯追求更平衡的外交政策的漸進式機會…….美國必須在公開或私下向他們展示:中國正在吃著俄羅斯人的午餐。」 肯德爾·泰勒說。
余茂春也提到,俄羅斯對於中國要求軍事技術轉讓、以及侵犯知識產權也有警覺;另一方面,俄羅斯在南中國海議題上與東盟國家立場一致,也與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的想法相近。這些都是美國可以拉攏俄羅斯進行合作的領域。
武裝衝突法基本原則 在 皮筋兒 Journey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多年前看過的一篇教養孩子文章,提到「不進一寸,也不失一毫,我始終覺得,這個世界從來是有經緯度的,不會因為你的忍讓而縮水,也不會因為你的強悍而膨脹,要懂得遊刃有餘最好的方式是,內心柔軟而有原則,身披鎧甲而有溫度。」
人際關係沒有一本「人際關係規範」,也沒有說明書,而是需要靠著與人互動中找到平衡點,也許是情緒平衡,也是你最低可忍受的玩笑程度,也許是你即將會爆發的情緒上限,你可能身形較弱勢,但你也許會找到能發揮的長處,你也可能是身形較壯碩,身邊跟了許多畏懼你的人,但你可能會在另個場合受制於更有權力的人。
你也許會說世界少了你,太陽還是升起,地球照樣運轉,但你離開世界以後,留下來的痕跡還是會被在意你的人存在心底。
人活在社會上,不是原始人狀態,每個人依循的框架就是社會框架,也許是從小到大父母告訴你的規範與道德觀念,也可能是你自己思考的倫理觀點,更重要的是你知道這個框架是伴隨著責任的,你受到社會化的牽制除非你可以永遠孤立自己,否則你不可能永遠不與人交流。
你不會說社會框架不重要或是不存在。你不會說要夠聰明、有肌肉,就可以橫行在社會上呼風喚雨,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社會上要讓人信服,不是單靠外表壯碩,不是靠說話大聲就可以。
你不會對社會化嗤之以鼻,即便你根本不知道中華民國政權沒有台澎領土主權,也不是台澎人的國家,你也不會說遵守代管機構的規範不重要。規範是作為行為指引,而非制定了能讓人自動變乖,你會遵守不只是怕違規,也可能是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讓你不會違法。但你不會說社會的氛圍一成不變,你也不會說規範不可以被修正。事實上社會規範通常是靠少數人來推動的,或是某些不公義的事件被大家拿來討論審視後再立法。
國際法也是這樣,國際法不是一本聖經或是一套法律。它是世界各國運作、外交、戰爭過後產生的慣例,是與時俱進地構築來的,平常看到的都是國際政治運作,所以會讓人誤以為政治超越國際法,事實上是所有的政治實體都存在在國際法框架之中。
國際法是可以被具象化成國與國的條例,也可以是兩國衝突時產生的後果與處理方案,再透過過往歷史產生的影響來思考國際觀。
小至人際關係、中至社會規範、大至國際規範都是如此,都是由人來做實際操作,人是最基本的單位,在各個層面的框架中生存,並非是無跡可尋,並非是毫無根據,為什麼我們要了解歷史?為什麼我們要關心國際新聞?因為世界運轉會與時俱進,人也不是一成不變,就因為會修正與學習才會有演化,才會有進步的空間,幾百年前的國際慣例,跟現在當然不同,光是對領土主權的取得、移轉就有非常大的轉變,尤其是在二戰結束後,行使武力基本上已經成為非法行為,唯一的例外就是自衛,而領土被侵犯就是行使自衛權最正當的理由,因此,是否具有領土主權,跟遭侵犯時是否能行使自衛權有直接關係,領土主權當然重要。事實上,擁有領土主權會衍生出對該地的治理權限;如果沒有領土主權,除非有其他合法依據,否則,即使能進行事實上治理,也會不斷被挑戰、質疑,甚至引來國際制裁。
國際框架中人是最小基本單位,人組織成政治實體,再透過建國而建立國家,國家擁有主權國家法人格,在國際上被承認是主權國家,正式進入國際組織中,與各國交流都是看得到的政治操作,更多的還有一般人們看不到的政治權力鬥爭,各國都是以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但都離不開國際框架,離不開地球村運作的模式。
人們喜歡釐出一個頭緒,國際間也是將互動具體化成條例、和約或者公約,把共識匯聚在一起,可以組成國際組織,也可以組成軍事聯盟,友好的國家就互相幫忙,不友好的國家避免武裝衝突之前都是可透過經濟、運動來互相較勁。
這個世界從來是有經緯度的,不會因為國力較弱只能永遠忍讓而縮水,也不會因為大國拳頭大而無限膨脹,要懂得游刃有餘最好的方式就是,精通國際法規則,增加與強者進行政治法律攻防的籌碼。
講國際法不重要、國際間就是比拳頭大的流氓邏輯的人,也一樣拿出國際哪個國家以什麼依據來主張、也一樣拿出歷史上出現過的意向聲明、各國元首會議說了什麼、也一樣提到國際上哪個政治學者某個理論等等,怎麼就看不到國際上有所謂的國際法程序可以行使住民自決權而建國?是什麼讓你感到害怕?是因為從小到大你的價值觀就是大中華史觀的關係嗎?
政治跟生活的一切息息相關,政治實體的運轉除非不與國際間各國往來,否則必然是要接觸國際法框架的,所以國際法不是你自認為不重要,就不會受到影響,國際間也不是你自認被拳頭大的流氓威脅就只能束手無策,找到國際間的恐怖平衡,利用大國之間權力的平衡來爭取我們自己本身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要清楚大國之間談出來的規則到底是什麼,然後善用這個規則來爭取最佳利益。
所以當你遇到對你說:「國際法不重要、世界就是錢多、武力多的人說了算」的人,可以請他思考一下,比台灣更小的國家為什麼它可以擁有國家法人格,而台灣沒辦法?為什麼中國主權國家底下的兩個政權ROC、PRC,明明沒有台澎領土主權卻要死抓著台灣不放?為什麼領土主權只能由國家來主張,而不是一群人或某個組織來主張?為什麼台灣人透過民選總統一樣沒有辦法建立國家?為什麼台灣人不能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
這些當然都跟國際法有關。
換句話說,也沒有任何一個企圖成為國家政府的政權,會對國際規範視若無睹,會在外交場合上做出不合時宜的舉動,更不會在與他國談判時予取予求,正式場合簽訂正式條約,不只是法律的形式,他同時形塑你這個國家的格調,你如何將條約體現出來,你這國家政府不食言,未來別國與你交流時也能相對的尊重與安心,這就是地球村的框架,除非國家永遠不與別國外交,否則是無法避免國際交流的。
如果探討國際框架目前狀態不重要,那你不會在意中華民國這名字國際上不管用了,你不會生氣改名後的辦事處在蓋亞那還是設立不順遂,你不會不開心台灣無法以國家法人格加入國際組織,你不會生氣Taiwan後面被加上逗點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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