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不起眼的小新聞：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在卸任前，替前立委謝啟大所涉「曾文惠美金案」提起非常上訴，但被最高法院判決駁回。
「美金案」發生於十二年前，謝啟大當時指控曾文惠攜帶大批美鈔搭機赴美，曾文惠為此提告。判決結果，在刑事部分，謝啟大被依誹謗罪判刑三個月定讞，她拒絕易科罰金，已入監服刑完畢。民事部分，更一審判決她仍需登報道歉，案件現在最高法院審理中。
黃世銘在十二年後替謝啟大提起非常上訴，理由是她對可受公評之事評論，應予免責。但最高院日前(七月二十二日)卻判決駁回，理由是法院已就事實妥適調查，並無違法疏失之處。
這則新聞雖未引起輿論太多關注，但其特殊之處卻在於：其一，這是一件十二年前的老案子，何以遲至今日才提非常上訴？其二，黃世銘何以在卸任前「獨鍾」此案，決定替她提起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是檢察總長之專屬職權，最高檢近幾年來平均每年約收到三千多件聲請案件，但獲檢察總長「青睞」而提起非常上訴的案件，卻少之又少。
依最高檢的統計顯示，民國一０二年聲請非常上訴案件有三四二六件，其中祇有五０六件經總長提出非常上訴，佔聲請案件的百分之十四點七。今年一到六月，聲請案件共一四六八件，獲非常上訴的有二四三件，佔百分之十六點六。其中今年三月有二六四件聲請，五十一件獲非常上訴，佔百分之十八點五；四月二五二件中，有四十四件獲非常上訴，佔百分之十九點一。
依統計可知，黃世銘在卸任前三個月所提非常上訴比率，要高於歷年平均數。而顏大和自接任總長後，五月所提非常上訴比率也較高，在二九０件聲請案中，有五十五件獲提非常上訴，佔百分之十七點七；六月所提非常上訴比率，則降到百分之十一點一，在二五三件聲請案中，祇有二十八件獲提非常上訴。
也就是說，非常上訴雖是非常司法救濟手段，但聲請獲准的機會卻十分渺茫。以廣為人知的鄭性澤案為例，鄭的義務律師近年來曾替他四次聲請非常上訴，但卻四次被最高檢駁回；亦即，歷任檢察總長都未替他提起非常上訴。
更離譜的案例是，今年四月，台中監獄死囚劉炎國被槍決當天上午，他的律師雖替他聲請緊急非常上訴，但一個小時內即被最高檢駁回，劉炎國仍於當晚被槍決。
非常上訴雖然如此困難，也完全繫於檢察總長一人之手與一念之間，但有人卻命好如謝啟大，輕罪也能獲得總長關注而提非常上訴；有人命歹如鄭性澤、劉炎國，被判死刑重罪卻屢提屢被駁回。
再以鄭性澤案為例。在顏大和就任總長當天，他的律師又替他聲請非常上訴，但聲請案至今仍無下文，反而是顏大和替另一位前立委蔡豪提起的非常上訴，被最高院認定為有理由而改判減刑。
蔡豪今年二月因賄選案被判決四年定讞，並入監服刑。但顏大和卻為他提出非常上訴，理由是終審法院誤將他視為累犯而加重其刑，有判決違背法令之處。最高院認定非常上訴有理由，自為判決將他的四年刑期改判為三年十個月。
但黃世銘能替謝啟大做的事，卻不曾替鄭性澤做；顏大和能替蔡豪做的事，也不曾替鄭性澤做。這樣的「差別待遇」，或許出諸法律衡量，但看在一般民眾眼裡，卻是別有滋味在心頭：「厚此而薄彼」的結果，難道果真沒有摻雜因人而異的因素在內？
也難怪有學者主張比照美國修法，讓被告有自行提起非常上訴之權利，不要讓非常上訴制度「視檢察總長為聖德仁君，而人民淪為訴訟中任人擺布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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