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寫下「他人的自盡有時是一種啟蒙」這樣的句子，都讓人斟酌多日。是「啟蒙」這個帶有正面、工具性、由凡脫胎的暗示的詞彙，甚至隱含將未啟蒙者之「蒙」視為蒙昧的上對下觀看，令我自覺對亡者與自死本身的不敬。但這份因禮節的馴化而觸發的不舒適，常常恰是我們將自殺神祕化的原因，而將死亡神祕化並不等於對它帶有敬意。這裡的啟蒙，不是帶有功利動機的積極追求，而是用以討論當活下來的人意識到死確實改變了什麼，那麼，該如何面對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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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很喜歡大眾作品將死之啟蒙的隱喻藏於眼瞳：輕輕帶過者如《哈利波特》裡，唯有親眼目睹過死亡的人才能看到隱形的騎士墜鬼馬；企圖宏大者如《火影忍者》裡，唯有眼見摯愛之人逝去才能開啟的萬花筒寫輪眼，而宇智波一族禁地深藏的石板，上面的記載根據寫輪眼開眼程度才能漸次解讀 —— 但我不再喜歡這些隱喻的原因，也恰是它們對這些歷程抱持一種過於方便的正面態度：死亡讓活下來的人變得更強了、死亡讓活下來的人看到本來看不到的東西了。但不是這樣的。活下來的人當然依然有看不到的東西，而我甚至相信，有歷經過他人之死的人反而看不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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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死亡讓倖存者變得更了悟，這個認知無比危險。我們必須先消去這個過程是一種「開眼」的潛預設，避免立刻將這種經驗當作一種優越，然後才能更妥善地前往下一個問題：隱形或有形，哪一個才是騎士墜鬼馬本來的狀態？以及，當我們終於看見了牠，我們能理所當然地判斷發生變化的只是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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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不在場的他們與遲到的我》當中，「文學作品」被放置在和宇智波石板和騎士墜鬼馬類似的位置，在邱妙津、袁哲生、黃國峻等人的作品片段與生命歷程的陪佐下，小說其中一位角色在線上個版的發文，被當成解讀尋死的線索。其他角色則像《國家寶藏》般，藉由對文本不同程度的領悟，來進行效用不等的「推理」。從李璐的前作、劇本《南十字星》出發，便會意識到《致》將已故作者的作品與故事線索並置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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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若真能造成活下來的人有什麼改變，那絕不會是像天啟一樣、「自動獲得」的東西。那是必須經由勞動（在小說裡，這裡的勞動被投射在對文字的深度閱讀）、主動積極的提問，以及歷經時間的思索，才能得到或不得到的東西。這是李璐在創作時面對死亡以及他人生命史對自身的基礎修煉，在《致》中，她則嘗試以主角的偵探旅程告訴讀者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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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上述的態度錨定，在我眼中《致》最動人之處，依然是它著手處理的情感 —— 正當我一面閱讀小說、心中一面不斷冒出某個問句，小說中作中作的角色也在故事後段呼告了一模一樣的問題：「為什麼活下來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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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難以緩解的悔恨，常常化為某種「責任感」，認為將死者的意念傳遞下去或做出「正確的」解釋是生者的義務，有時甚而是贖罪的方式。但姑且不論死者的本意為何，這份責任感本身隱含「活下來之後要為『什麼』服務」的判斷，並且，將死者所遺留的全部事物都視為有意為之的密碼，於是有的種種追悔：我是不是早該從他的信裡看出他想死？我當初是不是不該把他的小說當成虛構？我是不是早已握有阻止他自殺的訊息卻沒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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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到了騎士墜鬼馬的問題。文本之於死亡，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更為游移的關係？當我們在他人死後「讀懂」了他所寫的什麼，那究竟是「我們變得更好了」，還是死亡這個狀態賦予了作品在作者自殺前所無意附加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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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璐在這部小說裡無畏地提點出這個困難的疑問：當溝通的可能已被死亡全然封閉，解讀該如何道德。而從小說的閱讀中，我們會發現她提出這個疑問的目的，主要並非質疑或糾正某種生者的姿態，反而，是為了面對他們。噢不，我們。相形之下，這篇序都顯得太過義正辭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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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我以及《致》，都無意將死者與他們遺留的作品全然切分。只是在這部作品裡，活下來的人如何與被遺留的事物共存、面對自己僅是被遺留下來的事物之一這一事實，隨時對自己對死者的詮釋保留最大限度的疑問，與無知。這並非什麼對死者的敬意，純粹是對自己的公平。而這種公平，只有在意識到對死者的責任感其實是一種傲慢之後才能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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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自己是盲昧的，算是一種啟蒙嗎？即使知道了，但盲昧依舊。李璐再次提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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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的無知
李璐《致不在場的他們與遲到的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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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_ 時報出版
本貼文攝影_ 蕭詒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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