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殖民 思想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臺灣 #本土語言運動 近年越來越蓬勃發展。語言對於推動藝術文化、哲學思想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呢？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哲學家洪耀勳認為，「沒有言語則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則沒有批判，沒有批判則不能達到事物的真相。」
　
推動本土語言和本土文化、思想的發展息息相關，來看更多討論！

【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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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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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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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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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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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日本許多作品都喜歡設定在大正時代，連人氣動畫鬼滅之刃也一樣。這段思想開放、經濟發達繁榮的時期被作家夏目漱石形容成「浪漫」的時代。但你知道嗎，大正時代對韓國來說其實是段悲痛的歷史，只要與大正時代有關的作品，韓國都會一律下架，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影片授權： @我是RT ( https://youtu.be/8pv8vCKu8e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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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 秋祭》
～高金素梅 2020.10.24 馬場町

各位白色恐怖受難人和遺族家屬大家好，我是高金素梅，吉娃斯･阿麗。

非常謝謝主辦單位「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再次邀請我參加一年一度的秋祭，悼念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

1950年代白恐怖是衝擊台灣社會的歷史性事件，在座的各位前輩更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在那段高壓恐怖的時期，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共產黨」的紅帽子，不是處死就是監禁，「赤化」可以是統治階級政治清洗的藉口，「匪諜」可以是情治單位逮捕刑求的理由，「反共戒嚴」是國家安全的政策，「社會主義」是判刑定讞的罪名。但儘管如此，懷抱信念的犧牲者，仍然面帶微笑，從容赴死，而在座各位受難的前輩，走出黑牢後，繼續堅持理想的毅力，這些事蹟都一直是我由衷敬佩和努力學習的榜樣。

2002年在我剛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我其實只是一張政治的白紙，是遇見了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前輩之後，我的政治生涯和運動才真正地開始。當年，陳明忠先生和馮守娥女士給予我的政治啟蒙，讓我開始自覺地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重新去認識台灣原住民族對日本殖民者的慘烈抵抗。那一百三十八場雖敗猶榮的原住民抗日戰役，成為我的歷史洗禮，讓我堅定地踏上反對殖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道路。

2005年，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和台聯黨主席蘇進強的參拜，引發了台灣原住民族的憤怒，我和族人們開始推動「合祀除名！還我祖靈！」的運動，先後十次前往靖國神社要求迎回祖靈，向大阪地方法院控告小泉參拜違反和平憲法，在聯合國總部前控訴日本對歷史的不負責任！2006年大阪地方法院針對我們的控訴作出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在這個運動的路途上，我遇見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志同道合、情義相挺的朋友，他們都是1997年以來、參加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的學者教授和社運先進，他們反對東亞冷戰白色恐怖的研究成果和運動經驗，提供了我們思想和行動的養分，而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正是這個東亞國際連帶的催生者。

2009年，台灣原住民族「反靖國」行動代表團一行四十人，突襲進入靖國神社，在現場舉行招魂儀式，獻唱安魂曲之後，迎回祖靈，當時在現場參加招魂儀式的，除了我們原住民族的各族代表之外，還有我所敬愛的陳明忠先生和馮守娥女士。這兩位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前輩，在反靖國運動的過程中亦步亦趨的運動精神，讓我們非常敬佩。這種信念、紀律和堅持，正是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行動中煥發出來的風範。

2016年民進黨當政以來，不斷在民生議題上製造問題，而且還在兩岸關係上，配合美國，製造對抗。如今兩岸之間劍拔弩張，戰爭幾乎一觸即發，面對這樣的情勢，民進黨不但不尋求和平解決的方法，反而繼續高傲地揮舞反共大旗，充當美國戰爭對抗的馬前卒！這不禁就會讓人聯想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難道民進黨政府也要準備孤注一擲地倚靠美國，重演白色恐怖的反共肅清嗎？包括原住民族在內的台灣人民，都曾經是殖民統治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都經歷過戰爭對抗和反共高壓統治的磨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海峽兩岸的人民已經和平交流了三十年，知道相知相惜的可貴，我們有白色恐怖受難的歷史和見證，我相信兩岸人民一定有智慧，來化解美國和民進黨所捏造出來的反共對抗， 這條由前輩流下鮮血所照亮的路，我們一定會繼續向前走下去。

本集主題：「小的與大人」介紹
　　　　　　　
訪問作者：蔡蕙頻
　　　　
內容簡介：
〈總督到警察 日本時代的警察制度〉
　　日治時代的臺灣警察，是臺灣總督府實行統治的要角，負責管理臺灣民眾的生活事務，常有濫用權力、素質不佳的現象，招致許多批評。但他們的存在卻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有著相當大的穩定作用。
　　　　
〈大人到咱家 警察與戶政〉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為了了解當時的臺灣，透過各種調查蒐集相關資料。根據法令，警察得以隨時到各家進行戶口資料的確認，將臺灣人的身體特質與身家狀況都納入國家體制與警察大人的管理之下。
　　　　
〈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 警察與政治〉
　　日治時期，警察負責維持臺灣社會治安的重要角色，臺灣人從事的政治行動，也是受關注的事項。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1920年代臺灣社會中的警民對抗，是當時「小的與大人」關係中最重要的篇章。

〈一桿稱仔到走やみ 警察與經濟〉
　　為了維持日治時期殖民地經濟發展，警察大人深度介入了臺灣的經濟生活。從賴和的《一桿秤仔》中看到警察對度量衡制度的管理；到戰爭時期，統制體制的實行，可以看到警察大人無處不在的身影。
　　
〈檢疫、注射到圍草繩 警察與公衛〉
　　日治時代，在總督府的規劃下，當時的警察大人還掌管了公共衛生以及檢疫工作，並配合各種名冊管理，紀錄臺灣人的公衛生活，再加上各種衛生教育的推廣，培養出「識字兼衛生」的文明臺灣人。
　　
〈「左側通行」 日本時代的交通警察〉
　　隨著臺灣社會逐漸形成現代化的生活習慣，日治時代的警察大人又多了管理交通的任務。1920年代，各種交通規範亟待建立，第一要務是厲行人車「左側通行」，在各種資料上可以看到許多宣傳，也能看到警察執行工作的狀況。
　　
〈帝國山林的前哨 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
　　為了開發臺灣的山區資源和原住民治理，日本政府在一般警察之外設置了「蕃地警察」。他們的初期任務包括「防蕃」、武裝討伐迫使使原住民歸順以建立管理制度，後來則以輔導產業、教育、集團移住為主，是帝國統治臺灣山林的最前線。
　　
〈經濟、防空與流言蜚語的取締 戰時體制下的警察〉
　　珍珠港事變後，日本擴大了軍事動員的規模，臺灣社會也被拉進戰爭體系中。臺灣警察的工作則擴大到統制經濟的宣傳、物資徵用、防空動員，以及言論思想的控制，將臺灣打造成「戰爭動員，人人有責」的社會。
　　
〈東石富安宮 日警變成台灣神〉
　　日治時代，警察與臺灣人民的關係密切，儘管有許多讓人恐懼的印象，但也不乏愛護民眾的佳話。任職東石派出所的日警森川清治郎在職期間留下許多佳話，身亡之後又有顯靈庇佑當地的傳說，因而入祀富安宮，就是很好的例證。　
　　　　　
作者簡介：策畫／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稿者簡介：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環境史、臺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沈佳姍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與公衛史。著有《臺灣日日新：阿祖ㄟ身體清潔五十年》、《牌2原來一家親：日本品牌家族企業史》等書。
　　
陳慧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臺灣史、臺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書。

游智勝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海運史、臺灣海洋史。
　　　　
蔡昇璋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協同研究員，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通識中心及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等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領域為臺灣海洋史、海洋文化史、臺灣漁業史。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圖書館編審、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生活史，並著有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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