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實質就是詢問死亡。等到我的那個時刻到來時，我將會怎麼對待；我還悟到，這死，不，這一對自己的詢問，實際上是在無限與永恒的視角之下的交談。這死亡問題的解決，是在美麗之中和在關於美的思考的開始，因為品嘗自己那以過早地離開人世而告終的一生的道路之荒唐性，這種對自己毀滅的享受與體驗，使人飽含着苦澀和充滿着美。」
2月3日是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死忌。1997年當天，他在醫院505號房的病床上望窗外的藍天，見鴿子在陽台上咕咕鳴。他拿吃剩的麵包伸手去餵，結果就墮樓身亡。他的主診醫生是他的讀者，他說：「無疑是自殺，因為他在好幾本小說都寫過他要在醫院五樓跳下去，然後葬在旁邊的墳墓裡。」
赫拉巴爾充滿幽默感，他的文字溫暖所有受壓逼的捷克人。他連在遺囑也要為世人留下一個玩笑：「麻煩我的棺材要橡木製的，上面請刻上『Pivovar Polná』。」意思是「波拿啤酒廠」——無酒不歡的他死後要化身成一個橡木啤酒桶。他說，閱讀就像品酒，那作家當然是酒桶了。
「我讀書的時候，實際上不是讀而是把美麗的詞句含在嘴裏，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詞句像酒精一樣溶解在我的身體裏，不僅滲透我的大腦和心靈，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騰，衝擊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每一個月，我平均用壓力機處理兩噸重的書籍，爲了找到足夠的力量來從事這項神聖的勞動，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足以灌滿一個五十米長的遊泳池，養一大片聖誕鯉魚的養魚槽也綽綽有餘了。」
赫拉巴爾筆下的主角們都是社會底層的人，他在鋼鐵廠和廢物回收場打滾，相信真理並不壟斷在老學究和哲者身上，而就在垃圾堆上生活的人當中。他發明了一個詞，叫做Pábitelé，意思像我們中文的仗義每多屠狗輩。一個包工對社會的體察比那些社會學家強多了。我尤其喜歡這一段，廢紙堆中見文藝：
「我有時連星期六也得賠上、把永遠堆積如山的廢紙送進機器打包。上月，有人送來了六百公斤繪畫大師的複製品，扔進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倫勃朗、哈爾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歐洲其他繪畫巨匠的作品，我於是在每個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畫的複製品。到了傍晚，當這些包整齊地堆放在升降梯旁邊等待運走時，它們身上裹着的美麗畫幅使我怎麽也看不夠，瞧，這張《夜巡》，這幅薩斯基亞像，這幅《草地上的早餐》，這張《缢死者之家》，這張《格爾尼卡》。另外，在這個世界上惟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還藏着一本名著，這個包裏是翻開的《浮士德》，那包裏是《唐.卡洛斯》，這兒裹在臭烘烘的紙張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許佩里翁》，那兒，裝在舊水泥袋裏的是《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因而，在這個世界上惟有我知道，哪個包裹躺着——猶如躺在墳墓裏——歌德、席勒，哪個包裹躺着荷爾德林，哪個包裹是尼采。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既是藝術家又是觀衆，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憊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劃了口子，累得要休克。」
幽默，源自怪誕和荒唐。當赫拉巴爾把母親的骨灰送到舅舅那裡，舅舅眉頭一皺：「我的姊姊絕對不止那麼輕！」然後，他竟然為骨灰過秤，計算好他們少給了五十公克。這到底是現實還是作家的幻想？但真正的作家，畢其一生都在努力抺去這條界線，他們的努力不是務求把假的東西寫得逼真，這是二流作家才介意的；模糊那條界線，是為了擺脫小說的仿真傾向，小說的革命性就在它反仿真的意圖裡。
赫拉巴爾在壓紙機前見到數以千計的虻蠅無知地闖入死亡，看見了眾生。一個護林員為了懲罰一隻偷雞的貂鼠，把一根釘子打在牠頭上，要他折磨至死，一年後，到他的兒子在操作機器時被一道電流打到腦上當場弊命。另一個故事，獵人把一根木刺扎在刺猬的肚子裡，「在那些刺猬之後現在輪到他了，躺了三個月，緩慢地死去，身體蜷成一個球，肚子裏長着腫瘤，心裏充滿了恐懼，直至咽氣」。這是真人真事嗎？不了解小說的人總是會問這種傻問題，真你才肯入耳，假就不聽嗎？世事的慄怖，偏偏在真假的彼岸，在你喊「真的假的」的錯愕瞬間，再荒唐的事都會在現實發生。
赫拉巴爾之死，把小說的荒唐帶來人間。他在《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說：「生活的實質就是詢問死亡。等到我的那個時刻到來時，我將會怎麼對待；我還悟到，這死，不，這一對自己的詢問，實際上是在無限與永恒的視角之下的交談。這死亡問題的解決，是在美麗之中和在關於美的思考的開始，因為品嘗自己那以過早地離開人世而告終的一生的道路之荒唐性，這種對自己毀滅的享受與體驗，使人飽含着苦澀和充滿着美。」一般人很少詢問，都像一隻盲頭烏蠅順着本能衝向腐肉香氣而被壓機輾碎，但藉着小說的體察，我們變回人樣，在有問無答中，在生命的無解中，找到了苦慰樂藉，令到你去到在火葬場被打包的那天，還能自信地說，我的重量不止如此。在你畢生睇過的眾多廢紙中，發現原來曾藏着一本名著，而當中的妙韻，只有打包工赫拉巴爾才知道——名畫複本裹內的Pábitelé全是人類的傑作。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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