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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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Read點讀筆 x Pete the Cat英文繪本系列▌共讀心得 ▌
2020這個全地球村都辛苦的一年,於我而言,無論是親子教養上的難題、伴侶間的關係、生活中的課題……也都遭遇重重考驗。
但每每在我陪孩子共讀 Pete the Cat(皮皮貓)系列後,就又獲得了一次次的勇氣與療癒。
Pete是一隻酷酷的藍色瘦貓, 無論是在Pete the Cat I Love My White Shoes / Pete the Cat Rocking in My School Shoes / Pete the Cat and His Four Groovy Buttons中,三本書的共同點就是──Pete總是不斷遇到衰事。
但他有著「做自己好自在」的豁達人生哲學。
所有繪本的結尾,也都有一則共同的寓意──無論人生遭遇到什麼情況,都要哼著歌繼續往前走,因為一切,都,很,好 (because it’s all good)。
世事本無常,只管大步向前吧。 因為,最終一切都會沒事的(真想不到孩子的英文繪本蘊藏著如此深遠的人生智慧)。
如果妳也希望藉繪本為孩子們的心田灌入一些豁達自適,以及種下處變不驚的勇敢,那我會誠摯地推薦Pete the Cat英文繪本陪孩子一起共讀。
BTW,有人跟我一樣,期許自己在2021年也能擁有更豁達的胸襟(對隊友/主管/孩子/父母)嗎?
(圖為上週五幼兒園最後一天仍苦著一張臉不願去學校的小丹與已然豁達的Lara;今日為兩週聖誕假期之始,也是媽媽苦著一張臉的開始。)
※與孩子的共讀心得我分享在留言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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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2021轉捩點專欄:以人為本,擁抱AI新經濟
2020全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或許對大部分的我們來說,都體驗了這輩子以來最為嚴峻的社會性挑戰,也讓人們放慢腳步、拉高視野,進一步思索個人、社會、全球之間緊密互聯的生命共同體意義。 時值年末,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推出了 「轉捩點Turning Point 2021」年度特別企劃系列專欄,邀集國際專家共同探討2020世界變局下的幾大關鍵轉捩點,以及未來更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我受邀撰文,在這篇 「Give the A.I. Economy a Human Touch | 以人為本,擁抱AI新經濟」的文章中,首度提出了AI新經濟時代將導致失業潮難題的三種解決方案,在英文簡稱三個R :Relearn 二次學習,Recalibrate 二次定義,Renaissance 二次復興。
▎以人為本,擁抱AI新經濟
近年來,自動化、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已經接管了部分常規性、重複性工作。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安全保障及降本提效的需求迫切,為自動化取代人工的落地進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疫情期間,各行各業都竭力避免人和人直接產生接觸,類似餐飲外賣、快遞流通、遠程醫療都提供了無人接觸的新形態服務 模式。 但疫情趨於穩定後,大多數人仍然迫不及待地重拾和他人碰面開會、熱鬧聚餐的美好接觸。
當人類社會大步邁往「AI新經濟」的同時,2020這一年,我們都上了一堂人性本質的必修課。
我在1983年開啟了AI生涯,在當年提交美國卡內基· 梅隆大學博士學位的申請書上我寫著:「AI是對人類學習歷程的闡釋,對人類思維過程的量化,對人類行為的澄清,以及對人類智慧的理解。 AI將是人類認識並理解自己的最後一里。」
某個角度看,當年的我或許錯了,但某些方面,22歲的我可能說中了!
AI程式和演算法在不少任務上已經能夠仿效、甚至超越人腦的表現,如果AI在功能上取代機械式的重複工作,促使人們解放身心去探尋生命的真諦,我們將進一步重拾人類社會獨有的情感和人性光芒。
人工智慧對重複性工作的衝擊已然揭開序幕,和人類雇員相比,AI的本領更強大、成本更低廉。 即使某些工作由於短期因素被迫臨時取代,長期來說也大概率將一去不復返。 人工智慧帶來巨大經濟增長效益的同時,也正掀起前所未有失業潮。 我在「AI新世界」一書中預計,到了2033 年,約 40% 的工作將被AI和自動化取代。
AI新經濟革命的浪潮已然來臨,隨之而來的工作消亡問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性挑戰。
AI將取代數百萬計的工作,AI未來會成為人類的工具甚至同事,在迎接2021年的當下,我提出三種解決方案,在英文簡稱三個 R:Relearn 二次 學習,Recalibrate 二次定義,Renaissance 二次復興。
▎二次學習 Relearn
我們應該發出嚴正警告,喚醒那些正踩在失業懸崖邊緣的人們,鼓勵他們主動出擊,重新學習。
令人欣慰的是,有不少人類的技能是AI學不會的,特別是那些需要創造力、社交技巧、複雜工藝、還有仰賴人工操作AI工具的崗位。 我們可以逐步幫助人們掌握這些新技能,積極投入「二次學習」,為AI新經濟下的新型工作場景做好準備。
職業培訓機構需要儘快重設課程,增加AI時代可持續就業的培訓科目;政府可為這些培訓提供獎勵和補貼,企業應當參考類似Amazon亞馬遜的職業選擇計劃 (Career Choice program) 方案,為每位時薪制員工花上四年的時間和經費,補貼個人職業再造所需的培訓專案,幫助員工報考如飛機維修技師、電腦輔助設計師、醫療護理師等職業所需的職業證照。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財富增長與壽命延長,「銀髮看護」方向的關懷型職業將成為社會剛需,其重要性與需求量都會水漲船高。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要實現聯合國「人人享有良好的健康和福祉」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全球醫護人員需求的缺口高達 1800 萬人。 過去,這類關懷型職業往往被重視度欠佳、薪酬也普遍偏低,但往後,這些「以人為本」的關懷型職業將成為AI 新經濟運行的基石,也值得更多人考慮通過二次學習來投入。
為了進一步平衡人力供需失衡,我們甚至可以考慮把目前義工服務類型的工作調整為全職薪酬工作,諸如捐血中心人員、動物保育員、夏令營老師、心理諮商師等。 可預見的是,自動化時代一旦到來,社會將需要大批義工為失業人員提供熱線諮詢,輔導人們解決職場轉換的疑難雜症,排解心理壓力而可能造成的社會問題,這些義工也應當獲得合理的報酬和認可。
▎二次定義 Recalibrate
在整體社會邁向AI新經濟的轉型期,有不少職業需要重新定義具體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
我們都經歷了資訊革命,短短幾十年內徹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 AI時代則進一步催生各行各業的智慧化高級解決方案:AI能海量計算量化任務的最優解,AI能測算不同條件下的沙盤推演, AI能協助不同行業的職務優化流程,代勞日常重複事務。 我認為,很難有單一通用型的AI工具。AI必須針對各個產業提供高客製化的解決方案,舉凡藥物分子研發、行銷廣告策劃、新聞資訊核實等任務,都能透過客製化的AI 工具來實現。
當我們採用「二次定義」的方案,充分把以人為本的人性特質,和AI善於優化的技術優勢深度結合起來,許多工作職業將被重塑,不少新興崗位也將隨之而來。
AI和人類各展所長、分工協作,AI能既智慧又敏捷地承擔起各種重複性任務,從業者的時間就能花在需要溫暖、創意、策略的人文層面工作,發揮1+1 > 2 的縱效。 舉例來說,人們生病了仍然最為信任人類醫生,醫師用著專業AI醫療診斷工具,快速準確地為患者計算出最佳的治療方案,於是能勻出更充裕的時間和病人深入探討病情, 撫慰他們的心靈。醫生的職業角色將被二次定義為「關愛型醫生」。
正如在大陸,移動互聯網催生了滴滴司機、美團小哥等職業,AI的崛起也將創造出漸露雛形的新工作。 目前已經有AI工程師、資訊科學家、數據標註員、機器人維修師等AI時代的新職業,我們應時刻關注AI新經濟進程中湧現出的新興崗位,確保就業大眾掌握情況 ,輔以培訓。
▎二次復興 Renaissance
中國歷史上有膾炙人口的唐詩宋詞元曲,濫觞於義大利的歐洲文藝復興則誕生了輝煌的文學、音樂、建築和雕塑,數百年後仍為人讚頌(譯注:Renaissance一詞即為文藝復興)。AI新經濟將能激蕩出怎樣的人文復興? 值得我們翹首以盼。
AI新經濟時代將改寫職場規劃的固有模式。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技術為人類代勞了重複性事務,我們得以重新檢視傳統意義的工作形態,我們工作與生活兩者將如何重新平衡? 我們每週的工作時程表是不是能更加個人化? 如今的退休等同於個人生產力終止,但往後是不是能開展截然不同的第二人生?
AI新經濟時代將促成一套全新的社會契約。 AI將人類從重複工作釋放出來,我們的時間空出來了,我們的心志解放了,人們終於能夠專注於最擅長的領域,釋放激情、創造力及才華,把我們的能力用於發明、發現、創造、創意等層面,人人都有機會通過AI時代的二次復興,重新發掘內在的真實潛力。
AI工具將成為繪畫、雕塑及攝影藝術家們的得力助手,AI視覺工具可以按照他們的指示來構建、實驗、完善作品。AI文字工具可輔助小說家、詩人、記者為寫作注入新靈感。老師們花在批改考卷和作業的任務交給AI,時間精力節約出來,得以設計嶄新的課程教材,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 課堂間傳遞標準化知識資訊的任務交給AI,時間交給老師和學生們進行個人化互動、啟迪孩子們的情商,老師們才能蛻變為AI時代的教育家。
▎締結新的社會契約
針對人類社會即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失業潮挑戰,上述三種解決方案是當務之急。 不僅公司企業需要對大量即將失業人員再培訓,政府及有關單位需要提前規劃大筆經費來支撐這個過渡階段,學校需要及早檢視課程體系,培養具備創造性、社交技能和跨領域知識的未來人才。 我們需要重新定義職業道德、社會身份、企業責任及政府角色等概念,需要接納更多元化的工作生活平衡理念。簡而言之,我們必須通過AI來徹底改造社會,締結新的社會契約。
在上述各方面,人工智慧技術在裡面的角色都至關重要。如果我們運用集體智慧,人工智慧就可讓人們釋放天性與創造力。
期待我們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擁抱AI新經濟。
作者:創新工場董事長兼CEO 李開複博士 – 計算機科學家、企業家、作家
本文經紐約時報授權編譯,原文網址:https://www.nytimes.com/2020/12/10/opin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econom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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