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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秦始皇的功過是非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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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功過是非，永遠是一個說不盡爭不完的話題。兩千年前，他創建了一套「中央集權制度」，不知什麼原因，竟觸怒了今天的一些學者，又再次被指責為「暴君」，並扣以新制的大帽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始作俑者。當然，這樣的觀點有人讚成，但也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為：中央集權制應當肯定。因為它適應了當時中國的國情，所以為歷代天朝所繼承，而且行之有效。至於「暴君」問題，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今將淺見述下。

　(一)

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績，是「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有人認為此話是老生常談。雖是老生常談，但不能就認為是人云亦云，其實是各有見解的。如一位歷史循環論者看此話，就會「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觀點評價秦始皇，其功業必然不甚了了。但請一位歷史發展觀者看此話，其議論可能大大不同。他會說：秦始皇消滅了一個舊時代，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不僅如此，還會說：秦始皇又「廢封建，置郡縣」；繼續開疆拓土，為後代的帝王樹立了「天子經略，諸侯正封」(《詩·小雅·北山》)的好榜樣。

所謂「舊時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週三代。所以言其「舊」，是因為三代時的所有國家的制度都很落後，而且疆域從未統一。就其制度而言，當時的大小國家都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來，依託於血緣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週三個王朝原為三個大國，文化比較發展。中等國謂之方國或諸侯，小者以族屬為名，星羅棋布。其生存狀態，一直處於融合與兼併的過程中。史稱：夏時諸侯，號稱萬國，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僅百餘國。春秋與戰國是社會轉型時期，戰爭之多，惡性循環。至有「春秋無義戰」之說。戰國時期之七雄，都號稱「萬乘之國」，每逢大會戰，雙方出兵都以十萬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其慘烈之狀，難以言表。以致更加劇了社會混亂，經濟凋敝，壯者散至四方，老弱轉死溝壑。事實說明，這個舊時代已經走到了盡頭。

梁襄王的魏國雖相當落後，但還是個大國。他為長期戰亂而憂心，曾向孟子請教。他問：「天下惡乎定？」答：「定於一。」又問：「孰能一之？」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兩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樣實現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戰」，孟子「反戰」，兩人的主張，南轅北轍；而且都不切合實際。但當時的秦國卻為「舊時代」找到了一條比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過「商鞅變法」，破舊立新，以農養戰，富國強兵，逐步吞併六國，走「海內一統」之路。秦經過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六代之經營，至秦王政時，誅其君，吊其民，只用了十年時間(前230-前221)，就「消滅六國，統一中國」。結束了紛紛擾擾長達數百年的舊時代，開啟了天下大一統的新時代。

關於舊時代的疆域，文獻記載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黃河中游的南北兩側，商滅夏朝，疆域擴至黃河中下游兩側，但均無明確疆界。西周滅商之後，號稱「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據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左傳·昭公九年》)周王室在這個範圍之內仍未統一，王室只佔據邦畿以內地區，其他皆為大小封國，都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大國爭霸；戰國時期，七雄並爭，都談不到統一。只是到秦始皇時，才「六王畢，四海一」，(杜牧《阿房宮賦》)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疆域形勢。然而，秦始皇的可貴之處還不全在於此；而又在於他已滅六國之後，並不停止前進的步伐，而是命滅楚的軍事統帥王翦繼續向東南進軍。東越投降，將其疆土劃入會稽郡(治今江蘇蘇州)。閩越投降，就地設閩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進軍嶺南，在南越北區設南海(治今廣東廣州)、桂林(治今廣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進軍，開五尺道，自今四川宜賓南通雲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將軍蒙恬率士卒30萬北逐匈奴，收復河南(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置34縣。又北渡河，據陰山，連接舊時秦、趙、燕長城為一，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鴨綠江，延袤萬里，以北防匈奴，這就是著名的萬里長城。此時，秦之疆域「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今越南中部)，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秦始皇本紀》)比西周時之疆域至少要超過五倍，為今天祖國之疆域奠定了基礎。

(二)

秦始皇第二大功績，是「廢封建，置郡縣」。此「封建」一詞不是指社會性質，而是指政治制度。即「封諸侯，建藩衛」之省語。有人理解：這只是改變了地方行政制度，如說：「改國稱郡，罷侯置守。」這一理解過於膚淺。其實際的內容很多，包括了從中央到地方所有政治制度的全面徹底的改革，其中包括了對人事制度的改革等。

改革以前的舊的政治制度是依託於血緣宗法關係建立起來的，始行於夏朝，發展於商朝。至西周前期，已形成較完善的制度。此制度的核心價值為：嚴格嫡庶的權益分配；以嫡統庶，以庶輔嫡。時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前期，就是用這一制度統治天下，王室和諸侯國都獲得了穩定和發展，證明此制在當時是有效的。可是，二百年後，此制日益腐朽，不為人所遵守。首先嚴重破壞宗法政治的事件發生在周王室。如周幽王廢申後，另立妾褒姒為後；又廢申後所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所生伯服為太子。此事惹怒申後之父申侯，他聯合犬戎，攻破西周國都鎬京(今陝西西安西)，殺幽王，西周滅亡。太子宜臼立為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東周王室和諸侯們似未從幽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從平王之子桓王開始，幾乎代代都有廢嫡立庶之事發生，而且都引起戰亂。諸侯大國如齊、魯、衛、晉、鄭等莫不如此。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辛伯曾警告曰：「並後，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並後」就是「妾如後」；「匹嫡」就是「庶如嫡」；「兩政」就是「臣擅命」；「偶國」就是「都如國」。(《左傳·桓公十八年》及杜注))由於這些原因，致使春秋二百數十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至戰國時期，宗法政治因腐朽而內鬥更加嚴重，異姓卿大夫乘虛而入。春秋末年，晉國異姓韓、趙、魏三家已經控制了姬氏的國家大權，並三分其國土。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賜三家為諸侯。前376年，三家滅晉。齊國國君本姓姜氏，而異姓的田氏卻早已控制了姜氏的國家大權，前386年，周安王賜田和為諸侯，取姜氏而代之，仍以齊為國號。關東，包括燕、楚兩個舊國在內，新舊六國都曾進行過一些改革，但成效甚微。基本上是舊制度、舊勢力在垂死掙扎。一旦強秦進攻，即丟盔棄甲，束手待斃。

秦始皇所創新制，可以說比較徹底地消除了舊的宗法制的羈絆和模式，從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創建了一套系統完整的國家制度。本文為了說明的方便，分中央和地方兩級，各舉兩例，略述於下。

一、中央——以皇帝為首，由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機構

1. 皇帝為國家元首——秦始皇敢於「壞先王之制」，廢「王」號，稱「皇帝」，這是出於全面改革的需要。皇帝已非舊制本族之「大宗」，而是至高無上的國君。與之相應，皇后已非舊制國王眾妻之正，而是執掌六宮、母儀天下的女主。皇太子已非舊制本族之「宗子」，而是儲君，法定的皇位繼承人。此新制創行，將降低舊制時發生「並後、匹嫡、兩政、偶國」的幾率，清除亂政之源。

2. 由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政務機構——廢除舊時之世卿世祿制或謂之世官世職制，由命官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政務機構，以處理日常政事。三公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為「百官之長」，但非舊時之宰衡，只是皇帝的助手。故曰：「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下引此表不再注)太尉掌軍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監察。九卿分掌庶政，如兵、刑、錢谷等事。九卿不足，因事設列卿主之。公卿皆非世職，由皇帝任免。

3. 秦朝是多民族國家，九卿中之典客與列卿中之典屬國分掌民族事務。《百官公卿表上》曰：「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及郡邸長、丞。」「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屬官，九譯令。」秦之中央僅有十六卿，而以兩卿掌民族事務，說明瞭秦始皇對民族問題極重視。

二、地方行政——地方政區分郡縣兩級，基層分鄉、亭、里

1. 地方行政為郡縣兩級制——秦始皇徹底廢除舊的分土封侯制。初分天下為36郡，後增至40郡，郡直屬中央，置守、尉、監三長，分掌行政、軍事、監察。郡下設縣，置令(長)、丞、尉三長，分掌行政、文獄、軍事。郡縣主要長官由命官充當，由皇帝任免。

2. 鄉亭里——歸併自然聚落為基層政區鄉亭里。縣下設鄉，鄉下設亭、里。基層官吏有鄉三老、亭長、里正等，均推舉本地殷實戶主充當，各有執掌。

3. 秦始皇所創新制是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多民族、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這套新制度的創建，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標誌，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典範。自「漢承秦制」(《後漢書·班彪傳》)直到明清，歷代王朝都以秦製為國家制度的基本模式。這套制度是中華民族的守護神，兩千餘年以來，疆土的保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民族的團結，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承，都有賴於這套制度得以實現。

(三)

秦始皇的第三大功績，是「統一經濟制度，統一文字」。舊時七國的經濟制度和文字的形狀有很大差別。東漢學者許慎曰：「(戰國)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會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序》)這些問題的存在，對統一的國家極為不利。秦始皇下令統一的事項很多，今擇其中最重要者簡述如下。

1.「使黔首自實田」，實行土地私有制度——所謂「田疇異畝」，不僅謂畝積的大小不一，還有土地所有制及與之相關的問題在內。問題長期積累，形成了老大難。西周時期行土地國有制，名井田制。至春秋時期，此制已過時了，以致發生了「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詩·齊風·甫田》)的情況。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生產關係與新的生產力不相適應。亦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徵收。在此情況下，各國多在進行「稅改」。前645年，晉國首先「作爰田」；繼之為齊國「案田而稅」，或曰「相地而衰徵」；魯國「初稅畝」；楚國「書土田」，「量入修賦」；鄭國「作丘賦」；秦國的稅改最晚，於前408年「初租禾」。但是僅僅稅改不解決根本問題。秦國又在「初租禾」之後50年，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漢書·食貨志上》)秦國率先比較徹底地廢除了舊的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秦始皇滅六國之後，於三十一年(前216)，又下令「使黔首自實田」，(《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徐廣語)就是在全國範圍廢除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農戶據實登記田地，按畝納稅。秦始皇此令的頒行是我國古代土地私有制確立的標誌。

2.統一貨幣、度量衡、車軌——此事是由左右丞相隗狀和王綰主持，以原秦製為基礎統一之。此舉對穩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方便國家稅收，促進民間貿易，形成較大的共同市場等，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3.統一文字——漢字同源，傳至商代的甲骨文階段，已相當成熟。到戰國時期，列國長期分立，「言語異聲」等各種因素影響到文字的發展，出現了「文字異形」現象。秦滅六國後，授命廷尉李斯主持統一文字事宜。李斯以原秦國字體為基礎，創製字形固定，筆畫簡省，書寫方便的小篆(或稱秦篆)作為規範化文字，推行於全國。統一文字對於鞏固國家的政治統一，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

秦始皇的錯誤也是嚴重的。最主要的錯誤有兩項：

1. 焚書坑儒——秦始皇燒盡民間藏書，坑殺大批無辜的士人學者，嚴重摧殘了我國古代文化，這是一種政治暴行。

2.繇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滅六國之後，應立即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可是他卻好大喜功，內則大興土木，外則勞師遠徵，使廣大人民群眾苦不堪言。於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響應，推翻了秦朝的統治。

總的說來，秦始皇功大於過。他的功過都是我國的寶貴文化遺產。好的，我們應當珍惜，批判繼承，發揚光大。壞的，也應當總結，作為教訓，永遠引以為戒。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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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外戚勢力關係圖（二之一） | 長知史

1. 從外戚關係角度重新評價秦始皇功過
細看這張關係圖，對秦始皇所面對的真正挑戰，應該會有更深刻的體會，也可以據此重新評價他的功過。說到底，秦始皇的終極目標，是要打破由西周起已運作近千年、由君臣親族嫡長等身份關係定義的「封建制度」，並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取而代之（政治中央集權推行「郡縣制」、社會法律制度規範化、文化習俗多元一體），而不單單是消滅六國，佔據更多領土。

前346年開始，秦孝公支持由衛國人商鞅提出的政治改革（商鞅變法），推動了秦國的富國強兵，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打好基礎，但這卻離秦始皇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不少學者也指出，除了秦國其他國家也一直在搞富國強兵的變法，所以說，只有商鞅變法而沒有秦始皇反封建的決心和措施，不會為中國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但秦始皇要反封建，卻不能只透過攻滅六國所達成。小編製作的外戚勢力關係圖，讓我們了解到，自秦始皇曾祖父以來直到秦滅六國，秦國起碼有三股極為強大的外戚勢力，左右秦國的上層政治——傳統的楚系勢力（秦楚之間有數百年的政治姻親關係，這裡不贅述，有機會小編另文再討論）、韓系勢力和趙系勢力。

擺在秦始皇面前的，首先不是領土擴展、消滅統一其他國家的戰略性問題，而是多年來糾纏在秦國權力核心的「家事」。而這些家事又以政治鬥爭、外交結盟等形式不斷演變著。要攘外，同時也需安內，即必須處理好秦國內部的外戚勢力關係。

「千古一帝」，小編認為絕對不是奉承誇張的說法。秦始皇的政治智慧，讓他在短短的數十年間，撼動了千年的政治制度和社會規範（用現代學術語言，就是「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讓新舊交替從偶然變為必然。即使郡縣制要到宋朝才得以成熟，但它成為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影響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長時期的發展（宋元明開始，中國又經歷了另一次巨大的範式轉移）。

當然，秦始皇使用「矯枉必須過正」的手段，趨於嚴苛殘暴，而且最終也沒有處理好家事，讓繼位問題演變為秦帝國滅亡的導火線。

2. 沒有始皇后的真正原因
這裡先說幾句有關秦始皇後宮和兒女史料欠缺的問題。這牽涉到為什麼歷史資料中沒有提及到始皇后，以及扶蘇、胡亥母親究竟是誰的問題。

史料記載秦始皇起碼有20多名兒女，可能有30多名。這證明秦始皇具正常生殖能力，而其後宮也有一定人數，當然也一定會有正妻。按照秦國制度，在秦王早死的情況下，他的太子就會在22歲行冠禮後親政，23歲娶妻，是為正妻。這位正妻就是秦王政的王后，但史書中卻沒有提起她，也沒有寫這位王后的背景，更沒有說她後來是否成為始皇后。

秦國外戚勢力關係圖中，最不能確定的部分就是秦王政王后和後宮的身份，但根據日本學者藤田勝久和中國學者李開元的分析，幾乎可以確定（雖然沒有直接史料或考古材料作最後確認），秦始皇的正妻是位來自楚國的王女，她就是嫡長子扶蘇的母親。

因此，這就可以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後來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起義，會利用楚國將軍項燕和秦公子扶蘇為旗號（當時兩人已死，在楚國和秦國他們有很多支持者，另外也有流傳他們仍在世），號召民眾反秦二世暴政（其實二世完全聽任趙高處理政事，暴政實來自趙高）。

因為扶蘇擁有楚國王族的血統啊。然而，這正是始皇帝所擔憂的情況。如果秦始皇要推翻封建制度，自然也意味著，他對自己家裡的外戚關係，最終要進行徹底的瓦解。這樣推斷下去，就會發覺為什麼秦始皇一直不立太子，因為立太子將會導致來自太子母系的外戚勢力膨脹。扶蘇一旦成為太子，那麼楚國外戚勢力必然難以收拾。

這裡也許可以提出一個結論：始皇帝是刻意削弱外戚的權力，連帶就是讓後宮變得低調。即使一統天下成為始皇帝後，也沒有讓「始皇后」母儀天下。反而，秦始皇於前213年焚燒其他六國的歷史書，大概也是希望將這些外戚的歷史進行清洗。

司馬遷在《史記》中就說得很明白，要了解任何政權，必須掌握外戚的貢獻：「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但是，在《史記·外戚世家》中，他只能提供漢朝的外戚歷史。對於極為重要的秦國外戚歷史，卻因欠缺原始資料而寫不出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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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三）：費里尼導演生涯的寂寥尾聲〉

●作者：翁煌德（FB：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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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坎城影展，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女人城 The City of Women》（1980）入選了競賽外單元。在兩個月前，該作在義大利首映時獲得了普遍好評，但在五月的坎城，費里尼卻遭到法國影評人不留情面地狠批，甚至有影評人稱之為「零分之作」。俄國名導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雖然為費里尼遭受到的批評感到同情，卻也不補了一刀：「但這是事實，這部電影毫無價值。」（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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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若以今日眼光觀賞，《女人城》絕對沒有如此不堪。該作以卡通式的幻夢融會了費里尼浮誇的性幻想，調度依然使人眼花撩亂，場面依然是費里尼式的「天花亂墜」。但或許問題也在於那個「依然」，費里尼再次請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充當自己的代言人，誠實地檢視自己的原始衝動。但對於許多熟悉費里尼的影迷而言，似乎已經看夠了他的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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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樣的指控，費里尼當然也為自己做了辯解。他曾說道：「影評人指責我自我重複。事實上，這是無法避免的是。若刻意為不同而不同，其結果就跟為相同的相同一樣虛假。最好的喜劇演員不是因為他們口袋裡裝著上百萬個笑話，有些笑話即使一聽再聽我們還是會笑，而且可能笑得更厲害，因為這些笑話發展自人物本身，而且我們也清楚讓他們好笑的是人性的基本狀態。」（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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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費里尼向來不願多談自己的生命史與作品之間的具體關聯，但事實上他的作品多半具有自傳性色彩，他甚至在《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之中安排了自己現實生活的情婦桑德拉．米洛（Sandra Milo）飾演主人翁圭多的情婦。（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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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令觀者不耐之處，或是許多女權主義者認為《女人城》是費里尼對她們的惡意詆毀。在劇中，馬斯楚安尼為了一親美女芳澤，走進了女權主義大觀園，可見一群女性吶喊著誇張的女權口號，簇擁著一名一妻多夫的男人。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眼中，這是一種對女權的刻意妖魔化，但費里尼卻感到冤枉，他認為自己其實是在反諷男性對女性的不理解，而這部確實是一部關於男性的夢境與性幻想的作品。費里尼大概從沒想到自己的誠實顯然已經到達了足以冒犯他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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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部作品，費里尼令風格完全轉向，他拍攝了《揚帆 The Ship Sails On》（1983）。故事發生在一戰前夕，一艘載滿皇室貴族與藝術家的豪華郵輪為了紀念一名歌劇名伶而出航。就題材來說，這部片的劇情發展可謂是超越時代的，作品探討了彼時歐洲社會尚未聚焦的難民處境。當這些達官貴人在船上高歌、享用珍饈之時，一大群塞爾維亞難民被搭救上船，船上的顯要對這番情景感到不甚自在。而後，奧匈帝國的船艦進逼脅迫時，該基於人道庇護難民或交人以求自保，成了一項生死交關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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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所有的影評人看完這部作品時，卻幾乎無視費里尼對階級問題、難民問題的觀察，而把焦點放在片中出現的一隻犀牛。對這隻犀牛的寓意的解讀，可能遠超過對這部電影其他一切主題的議論。面對這般迴響，費里尼甚至信口對媒體胡謅，說當時的歐洲每一艘遊輪都得配一頭犀牛才能出航。然而，在筆者看來，片中這隻「罹患相思病的犀牛」像極了費里尼嘲諷影評文化的煙霧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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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擺錯重點的大眾，費里尼不免感到挫敗，他曾說自己生平最討厭別人問他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用犀牛？」，另一個是「你是怎麼變成導演的？」雖然費里尼並不認為《揚帆》是一部失敗之作，不過就市場角度來看，費里尼晚期的作品卻是步步無利可圖，注定血本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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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已成了一個活傳奇，以至於許多願意與之合作的投資人未必是出於對其新計畫的欣賞，而是打算為自己增加一條「曾與大師費里尼合作」的經歷。投資《揚帆》的製片阿爾多．內姆尼（Aldo Nemni）便承認費里尼在製作該片時嚴重超支，就因為是大師才接受他的任性。據他所說，費里尼偶然會任性地突然宣布更改拍攝日期，只因為當天有什麼不吉利的事情發生。作為榮格（Carl Jung）的信徒，費里尼對所謂的預兆與氣場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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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費里尼決定以《舞國 Ginger & Fred》（1986）向美國知名歌舞片明星佛雷與金姐（Fred & Ginger）致敬。但故事的主角其實並非美國的佛雷與金姐，而是一對以模仿兩人聞名的義大利演員。兩人已至遲暮之年，並且多年未見，但在電視台的邀請下決定重出江湖。費里尼之妻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和馬斯楚安尼連袂主演，馬斯楚安尼甚至為此犧牲理成禿頭（頭髮甚至差點長不回來），為作品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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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暗藏了費里尼對電視文化的批判，但它本質上確實是一部標準的致敬之作，也反映了他年少時受到美國電影文化的薰陶。不過令費里尼始料未及的事，當年高齡75歲的本尊金姐．羅傑斯（Ginger Rogers）竟以商標權遭到侵犯為由，跨海提告。雖然最後控訴未成，還促成了一起經典判例，但費里尼與其創作團隊卻絲毫不感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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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費里尼卻仍為金姐緩頰道：「我想是律師向她捏造了一些他們以為可以讓自己有錢賺的說辭，她被他們騙了。我相信她那麼做的時候絕對還沒有看過我的電影，我無法相信我童年在富國戲院裡看到的金姐．羅傑斯竟會這樣背叛我。」（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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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費里尼的剪貼簿 Fellini's Intervista》（1987）時，費里尼再次嘗試混合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作品形式，親自參與「演出」，接受日本電視台人員的採訪。作品最令人記憶猶新的，莫過於年華老去的馬斯楚安尼與安妮塔．艾格寶（Anita Ekberg）再次重現了《生活的甜蜜》中的經典噴水池戲。但其餘情節，卻難稱得上具有如何獨到的呈現。也由於故事設定的侷限，它注定是一部只能滿足費里尼忠實影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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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早就設定好退休計畫，否則一個導演通常無從決定自己要在哪一部電影向觀眾道別。費里尼最後的一部電影是《月亮的聲音 The Voice of the Moon》（1990），對於他的影迷而言，這樣的收尾無疑是帶有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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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以《美麗人生 Life Is Beautiful》（1997）在奧斯卡稱帝的羅貝托．貝尼尼（Roberto Benigni）領銜主演，在劇中飾演一名堅信自己聽得見月亮的聲音的精神病患。故事的寓意看似很明確，費里尼似乎是想表達現代社會的喧囂已經蒙蔽了人的心智，使得那些真正能聆聽自然之聲的人，反倒被當成了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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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似乎太執著於將角色的瘋言瘋語寫實呈現，使得觀者幾乎難以入戲，更遑論有興趣去思索其背後的意涵。整體而論，這是一部冗長而乏味的作品，影評人的反應並不熱烈，觀眾也不買單。費里尼同樣承認這《月亮的聲音》確實使他走入窮途末路，一項明顯的指標是──他發現自己真的再也找不到任何人願意資助他拍攝下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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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費里尼始終像是捍衛自己的孩子一樣為這部作品辯護：「我用《月亮的聲音》這部作品要求觀眾暫停他們對電影的期待，或他們對費里尼式電影的期待，我要他們全心跟隨著銀幕上的影像。很明顯，他們並未造做，他們期待一部典型的費里尼作品──如果真的有這種電影的話。這部電影的潛在觀眾裡有一大部分甚至沒發現這部片子就是被這種期待給毀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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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月亮的聲音》幾乎宣告了費里尼事業生涯的終結，但他依然沒有停止創作計畫。他拒絕提筆撰寫自傳，因為他認為這些時間不如留下來去發展新片，當然也婉拒了出版社要他撰文分析自己的作品的要求。費里尼幽默地說，要是他這樣做，「大概會證實我其實比那些鉅細靡遺解析我作品的頭號影評人更加無聊。」（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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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曾回憶道，有一回名導金．維多（King Vidor）曾對他說：「當郵差、電話不斷給你帶來接受表揚、出席回顧展，以及旅行、午餐等邀約，而不是給你帶來拍片機會的時候，你就得小心了。」（註7）因此當費里尼在1992年接收到影藝學院的通知，得知自己榮獲奧斯卡榮譽獎（又稱終身成就獎）時，他很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他大勢已去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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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知消息當下，他一方面想著自己是否會藉由這個獎而獲得更多拍片機會，一方面卻擔憂地說：「希望這不會是那種在你不久人世之前，為你電影事業正式畫下句號的『傳奇獎』才好。大家可以說我迷信，但之前我也一直認為自己生命接近尾聲的時候，會得到一座奧斯卡榮譽獎。所以，我希望這事不會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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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為了抵抗命運的安排，費里尼甚至一開始不打算出席奧斯卡獎，連羅馬的計程車司機都忍不住出面相勸。最後他還是出席了1993年三月底的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但在同年的十月底便溘然長逝，其預感確實獲得應驗。費里尼在生前仍正在籌備《導演筆記 Fellini: A Director's Notebook》（1969）的續作《演員筆記》，可惜無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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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大師級導演，費里尼並不承認自己後來有從名譽中討到任何便宜。相反的，他被視為曲高和寡的賠錢導演，其敘事型態與所欲探討的題材，也開始被認為與時代脫節。至於那些自稱要與投資他拍攝新片的人，多半或許只是想享受與大師共進午餐的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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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觀眾不將其作品與同期的電影潮流並列視之，而是純粹地透過費里尼的創作脈絡向下爬梳，或許能更看清楚他的作品本質。事實上，費里尼始終是一個忠於自己的創作者，情節只是表層，費里尼實際上把自己的生命觀縫進了故事之中。無論外界的評價好壞，每部作品都是他對自身心境極為誠實的反映與投射，即便多數意境觀者未必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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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影迷與記者更樂意對他早期的作品《大路 La strada》（1954）和《生活的甜蜜 La doice Vita》（1960）等作致敬，卻對他晚期同樣付諸心力拍攝的巨作不置一詞。許多評論者認定費里尼晚期的作品不再有過去的神采，但筆者卻建議不妨試著換一個觀點去理解他。何不如跳脫出來對其單一作品的評判，將其所有電影視為單一的一部作品，一部能完整反映作為作者的費里尼其人、其夢的作品，或許便能理解他的思想全貌與遠景（big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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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Andrei Tarkovsky，《Time Within Time: The Diaries 1970–1986》
註2：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3：參見〈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613078474753
註4：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5：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6：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7：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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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613078474753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二）：費里尼與天主教會的情與仇〉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565808479480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四）：費里尼電影的魅力何在？〉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2478074521586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五）：電視文化狂潮下，大導演費里尼的逆襲〉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6446480791412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六）：情聖還是渣男？費里尼為何要拍歐洲第一風流才子卡薩諾瓦？〉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7008229309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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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為《女人城》花絮照，最左側的是因本片走紅的義大利演員唐娜特拉・達米雅尼(Donatella Damiani)，從此成為八〇年代著名的豔星。置中者為費里尼，圖右為馬斯楚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