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有人,利用民主反民主,利用自由反自由?為什麼會有那種整天打臉過去的自己的政治人物,就靠著煽動民粹情緒,依然能吸引網路聲量,甚至靠著不斷的「釋放善意-結盟-過河拆橋-背刺」,施政能力特別差,卻好像在民主政治中還能有一席之地?
為什麼科技進步了,連結與溝通更容易了,但社會卻變得更為分裂。甚至有些政治勢力,根本不是來講道理的,完全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用欺騙和表演的方式獲取選票,只以自己的政治利益為考量,不管是內政或是外交,都不是他們的優先考量。
如果你曾經困惑於以上的問題,並因此感到焦慮,我蠻建議你讀這套《真理的史詩》,因為以上的問題,美國的民主歷史中都發生過,而且持續走到今天。
利用民主反民主,利用自由反自由,在美國就是波瀾壯闊的黑人民權與女權運動。運動本身波瀾壯闊,這就代表阻力也是同等的波瀾壯闊。藉由定義自由究竟是黑人的自由或者蓄奴的自由、藉由定義黑人可不可以算是「一個人」(知名的五分之三妥協)、女人是不是「人」,美國花了幾百年時間,才終於走到黑人跟女人都能自由安全投票的今天。
民粹型的政治人物,其實從第七位,也就是第 11 和 12 任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 Andrew Jackson 樹立典型就開始了。之後有不少政治人物也善用了民眾很好用情緒操弄的特色,登上大位。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美國歷史上,民粹力量曾被操弄到支持反動的超級保守派,也曾被操弄成支持社會改革的進步派,就看哪一方比較成功。
至於科技究竟能不能讓民主更完美,科技樂觀主義者總是認為可以,但以美國的民主史來說,似乎沒有那麼樂觀。不管是電報的發明、報紙的出現、低價報紙的普及、廣播的全面覆蓋、網際網路的大量連結,每一次的科技突破,都曾經讓科技樂觀主義者認為,美國終於要成為更一致的美國了,不同意見者更能彼此了解,不同立場更能彼此包容。
但,最後都失望了,美國人還是那麼多元、那麼多種意見、那麼多種利益、那麼多潛藏的衝突。彼此之間要做很多的政治交換跟妥協,過程也持續那麼紛擾。
也就是說,當我們走上民主自由這條路時,美國幾百年來的歷史,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
- 真理的史詩 / 馬可孛羅文化
民權主義意思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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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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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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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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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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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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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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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民權主義意思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專訪蘇葆立: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六四32週年之際,跟前美國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的訪談。聽他回顧從胡耀邦之死談到天安門的槍響,以及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與32年後的反思。
✏️蘇葆立親歷上世紀8、90年代的美國重大對華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他在多年前出版《天安門事件之後 :美中關系的政治學 》一書後,正在撰寫第二本書《胡耀邦傳》
✏️六四爆發後的十多年裏,胡耀邦三個字在中國成了禁忌。直到2005年後,中央領導公開談述胡耀邦,才讓他的精神遺產再次浮現,更成為中國自由派緬懷的改革者。不過,習近平上臺後,局勢再次有了轉變。
✏️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文長~但希望能為這個特別的日子留下一些紀錄。
▫️上集: 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22021095409.html
▫️下集: 習近平如何“片段”紀念胡耀邦?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32021134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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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死成為六四催化劑
記者: 32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去世,他的死引發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並在6月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回顧歷史,胡耀邦的死,對於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的作用與意義是什麽?
蘇葆立:我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是一個催化劑,(他的死與天安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因果關係。當時,五四運動70周年的相關活動已經讓很多學生聚集在一起,蒐集他們對社會體製的不滿,並談論他們期望的方向,包含民主、科學、西化等等。在胡耀邦去世時,(學生)已經有很多準備工作,他們有些人也抱有愧疚,認為應該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時就有更多動作。
這些自發走向天安門廣場哀悼胡耀邦的人,不僅有學生、有大學教授,還有黨員。當呼籲改革的力量從校園延伸到天安門廣場,就成了公共秩序及黨的問題,最後成了共產黨對自身聲譽的擔憂。
記者: 74歲的胡耀邦是在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然心臟病發倒地,人們對他的死因真相是否存在疑惑?
蘇葆立:各種猜疑是有的。但胡耀邦是一個一天抽四、五包菸的人,他的健康狀況並不好。 他曾多次重病,而且他真的沒有照顧好身體,他是一個工作狂,從不請假去看醫生。他的生活就是在工作、抽菸、工作中循環。他在1987年被迫辭職後曾在湖南待過一段時間,當時曾有過輕微的心臟病發。
▪️胡耀邦、鄧小平: 誰是真正的改革者?
記者: 你從上一本書《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到現在寫《胡耀邦傳》的機緣是什麽?了解胡耀邦的故事能夠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
蘇葆立:這是個好問題。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我在美國政府工作。我一直對胡耀邦很感興趣,他個子非常矮小,聲音很高、精力充沛、對思考和討論問題很感興趣,他不是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類偉大領袖人物的形象。
當我更深入研究他在位期間的作為,我越意識到胡耀邦比鄧小平還像是真正的改革者。事實上,有很多中國研究者也認為把改革成果都歸於鄧小平有些言過其實。我開始把我的這些疑問與興趣整理起來,最後得到了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的支持,讓我持續做胡耀邦的歷史研究。
記者:這很有意思,您從一位美國的對華政策資深官員,轉變成研究並撰寫一位被中國共產黨選擇性紀錄的政治家傳記,您研究胡耀邦的過程是什麽?遇到那些困難?
蘇葆立:我從2014年末就開始考慮,2015年我去了一趟中國、造訪胡耀邦的家鄉、他曾經當官的省份,以及他在江西的墓地。我的那趟旅行蒐集了很多書籍,大多來自香港,閱讀之後我再繼續作線上資源的調查,尤其在胡耀邦家族的歷史資料網站蒐集了大量的資訊。當我越展開調查,我發現越來越多讓我感興趣的文章與資訊。
▪️美國內部對於六四反應有分歧
記者: 回到32年前,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是怎麽辯論如何應對六四?您曾提到當時內部有很大的分歧?
蘇葆立:我不認為當時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中國)有很大的分歧。我只能說每個人都錯愕又震驚(shocked and appalled),即使我們有些人清楚(中共的武力鎮壓)即將到來,但我們曾試圖給中國政府警告,希望他們不要做出不良的反應。連著好幾個禮拜,我們都盯著電視看。
六四的隔一天,周一,我參加一系列跨部門的會議。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之間有些分歧,國會對於人權議題更加重視,特別是在令人震驚的天安門影像傳出後,國會要求製裁、貿易限製、取消兩軍互動等等,並認為布什總統不願對華強硬。布什則認為他了解中國,他稱鄧小平為“我的朋友”,行政當局希望在考量蘇聯議題的情況下,維持與中國的戰略關係。
記者:中共對當年的六四、以及今日香港民主運動的處理都讓國際社會震驚。您怎麽對比美國看待天安門事件、以及香港民主運動的差別?
蘇葆立:盡管我們也看到美國民權及人權團體,對於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失落與憤怒,但在整體的情感上,美國看待香港遠不如當時看待六四時的強烈。另一方面,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距離比 1989 年要大得更多了。
▪️擔憂中共“暴政領導”的傾向
記者:歷史把胡耀邦貼上推動中國自由化、“擁抱民主精神”、“黨的良心”、“偉大的解放者”這些標簽,在研究了這麽多關於他的史料之後,您是怎麽評價的? 您認為他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麽?
蘇葆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的性格進行了很多塑造,但我認為胡耀邦一直最對自己正直的人格感到自豪。1989年的共產黨內部已經開始有許多腐敗,胡耀邦並不在其中,他深信改革的本質不是一系列政策,而是態度。
他相信若是犯錯,就公開承認並修復它;若想達到正確的政策,就要從關註人民利益出發,他一直是為中國普羅百姓維護法律利益的人。
因此人們對他的記憶是大膽的,他發表了一些演講或文章,對於鄧小平及陳雲等黨內大佬來說是過於前衛的。比如啟用黨外民主人士、或在農業政策上推動以農民為主體的改革。胡耀邦一旦進入任何一個官僚機構,就會想要修復它。
胡耀邦還提出促進黨內民主、反對暴政。胡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暴君(tyrant),他擔憂鄧小平正在往那個方向前進,也意識到共產黨對這種領導模式有自然的傾向性,因此挺身而出。
▪️胡耀邦與鄧小平: "從來不是朋友"
記者:胡耀邦的這種改革信念會與鄧小平決裂的原因是什麽?胡耀邦的改革為什麽會失敗呢?
蘇葆立:當華裔或美國政治學者在做研究時,會傾向認為某個議題是政客決裂的主要原因。這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只有一定程度的適用。在中共的體製內,所有的問題最終往往變成很私人的,這導致忠誠與私人關系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核心,獲取權力、使用權力,權力可以是製度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
對於鄧小平來說,權力就是很私人的問題。我認為1978年至1993年、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在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並沒有被好好地研究。胡耀邦跟陳雲處得並不好,1986年黨內幾個大佬把胡耀邦推擠出去,他們認為夠了,胡耀邦所作所為不符合他們所要的路線,因此用1980年對待華國鋒的方式處理掉胡耀邦,基本上已經類似驅逐出黨了。
至於鄧小平與胡耀邦也從來不親密,他們尊重對方、一起打橋牌,但他們從來不是同夥,也不是朋友。
▪️天安門事件後 “胡耀邦”三字成禁忌
記者: 六四爆發後,關於胡耀邦的歷史如何在中國被記錄?
蘇葆立:在胡耀邦1989年的葬禮上,趙紫陽為他準備了一個相當寬厚的悼詞。胡耀邦雖然得到黨的稱贊,他的喪禮安排卻不是總書記規格,只把他視為政治局常委。胡的家屬對此表示不滿。
胡耀邦一生鉆研馬克思列寧思想及意識型態問題,卻沒能在死後被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他的家人也難以接受,更認為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決定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故事是,天安門鎮壓發生後,胡耀邦的名字基本消失。媒體不再提到他、他的故事他的文章不被允許講述,胡耀邦就像不存在一樣。
1990年代中期,《炎黃春秋》雜誌開始為胡耀邦挽回名聲,關於他的史料及故事被記錄下來。直到2005年江澤民逐漸淡出,黨內大佬也逐漸去世後,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想法,認為胡耀邦的名字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
2005年,在胡錦濤的允許下,為胡耀邦舉辦了90誕辰論壇,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重新為胡做了另一個版本的悼詞。黨還開始允許出版關於胡耀邦的一些文章及一本三卷的傳記,對於胡耀邦的關註開始盛行,來自他前同事、下屬的文章爆炸性的增長,贊譽他的為人、能力等等,《炎黃春秋》每個月都有關於他的文章。
▪️習近平時代 被片段紀錄的胡耀邦
記者: 到了2015年,習近平似乎對胡耀邦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誇獎他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勛”。習近平是怎麽看待胡耀邦的?關於胡耀邦的歷史,被記錄的是什麽?被忽略的又是什麽?
蘇葆立: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氣氛開始發生一些變化,自由派雜誌和中國的許多文章開始被大量編輯審核,包括《炎黃春秋》。幾年後,《炎黃春秋》以及一些自由派網站陸續被迫關閉。
2015年的這個紀念儀式並沒有為胡耀邦的下臺平反、也沒有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沒有關於對他工作的分析。胡耀邦傳記的其中兩卷還被大量編輯,刪除了很大的一部份。胡耀邦的故事用習近平感到舒服的方式被講述出來,就像是1981年《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一樣,黨說,好吧,就這樣吧,我們已經完成對所有壞事的討論了。
胡耀邦故事只能在黨的允許下片斷地書寫,僅此而已。
記者:你提到兩卷傳記中被大量拿掉的部分是什麽?
蘇葆立:基本上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故事都被刪掉了。傳記的最後兩卷談到他在這段過程的掙紮,以及一些胡耀邦所發起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最後都被歸屬於鄧小平的成就。這些細節在審查修改後的傳記,都被毫不隱諱地撕掉了。
▪️習家族與胡耀邦
記者:胡耀邦曾幫助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家族與胡耀邦的關系是什麽?
蘇葆立:習仲勛在1962年被毛澤東解職,在文革期間遭受嚴酷對待。到了七零年代後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幫助習仲勛平反、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習仲勛最後得以回到工作崗位,胡耀邦把他帶進書記處,其中一段時間他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
在1987年1月一場批判會上,習仲勛以行動回報了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因為沒有對學生抗議行動有足夠作為而遭鄧小平的擁護者猛烈批判。習仲勛站了出來,認為這種批判胡耀邦的大會是荒謬的,並要求批判停止。到最後,是胡耀邦出面緩和習仲勛的憤怒情緒,他對習仲勛說,別擔心,我能處理。在某種程度上,胡耀邦明白自己已經走到最後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批判。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時,他與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有過會面。當時,關註的焦點都是太子黨、紅二代的故事。
如今,胡耀邦的名字與聲譽在中國仍然被崇拜著,即使關於他的文章已經不像以前那麽多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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