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民法相關例子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大家連假都在做什麼呢？

來分享一下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所報導的最新研究：女性地位和國家治理的關係，相當有趣，值得一讀喔😄

----
#壓迫女性會造成國家不穩定和貧窮？！
#分享外國學者研究

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有兩篇相似的文章，一篇的標題為 #為什麼讓女性失望的國家會失敗，另一篇為 #壓迫女性的代價。

兩篇都是在談「父系社會」壓迫女性，對於國家整體不利，主要是對「減少社會衝突」、「維持政治穩定度」有不利影響。

他們引用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Hudson、楊百翰大學Bowen與Nielse三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壓迫女性傷害的不會只有女性，男性也會受到波及。

三位學者提出了 #父系社會症候群（patrilinealsyndrome）的概念，症狀包含：

在財產權及家庭法中對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女性過於早婚（童婚）、女性婚後與男方家族同住、一夫多妻制、結婚的聘禮制度、重男輕女、對女性的暴力，以及社會對這種暴力的態度。

這研究將176個國家以症狀的嚴重程度，打0-16分的分數。0代表無症狀，16代表病入膏肓。

例如：
澳洲、瑞士、瑞典皆為0分；
伊拉克、奈及利亞、葉門和塔利班奪權之前的阿富汗被評為15分；
南蘇丹則獲得最糟的16分。

他們估計，約有120個國家還是受到父系社會症候群不同程度的影響。

#父系社會症候群與脆弱國家指數

接著，學者們借用智庫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所做的2021年 #脆弱國家指數 （註）的數據，來探討該國家父系社會症候群的程度，和脆弱國家指數之間的關聯性。

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

父系社會症候群和一個國家的劇烈動盪高度相關（比「收入」、「都市化程度」甚至是「世界銀行用來衡量良好政府治理的標準」都更相關）！

例如，脆弱國家指數中前20名最動盪的國家，#都有實行一夫多妻制。

這可能是因為重男輕女、實施一夫多妻制的國家，容易造成大量適婚年齡男性找不到配偶，進而導致社會問題。

研究證據也指出，家父長制和貧困息息相關。

因為傳統父系社會常為了聘金把年輕女孩「嫁掉」。

少女早婚極有可能造成學業中斷；假如她面對的是一個惡質的丈夫，也較難起身抵抗。

這些年輕女孩們，在艱困的情境下，也較難養育出健康、受到良好教育的下一代。

台灣女性結婚平均年齡達30歲，我們恐怕很難想像，這世界上仍有五分之一的年輕女性，未滿18歲即步入婚姻；有二十分之一的少女，結婚年齡更是不到15歲。

#父系社會文化在全球衰退中
#性平上的進步仍需小心呵護

經濟學人文章指出，若從全球整體趨勢來看，父系社會文化正在式微中。

針對女嬰的選擇性墮胎已經大幅減少。過去性別比高度不均的國家，如南韓、喬治亞、突尼西亞，都已回復到正常水平。中國和印度的失衡情形也在趨緩中。

童婚的問題也受到正視。2000年以來，有超過50個國家將法定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

即使如此，近期 #塔利班在阿富汗、#美國德州心跳法案 的例子，也提醒我們，女性權益上的進步並非不會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相對穩定但父系社會症候群嚴重的國家，也可能存在較高的社會動盪風險。

——-

#台灣的父系社會文化也在衰退中
#我們還可以做更多

讀完後，回想台灣，台灣在各種國際性別平等指數上，一直名列前矛。

「父系社會症候群」的童婚、一夫多妻制等「症狀」已經很少見，民法對女性的不公平也大幅改善，雖然還是有結婚聘禮習俗、婚後夫家期待，以及性別暴力等問題。

做為立委，我在立法院已提出《跟蹤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私密影像條例、刑法權勢性侵相關條文、行政院組織法內閣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等法律提案。

上會期處理到一半的《跟蹤騷擾防治法》非常迫切，本會期ㄧ定要三讀通過💪，補上台灣性別暴力防治法治的重要一塊拼圖。

當然，法律是社會的共同道德底線，落實性別平等的文化，還是需要我們大家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共同反思與努力😄

-----------------
註：脆弱國家指數由美國《外交政策》等每年根據政府的控制能力、人權、治安、經濟等12項指標，評估各國的不穩定程度。指數愈高，意味該國家的不穩定程度愈高

警察濫權違法盤查就像月經文，時不時要出來幫大家複習一下警察職權行使法。不然走過路過好大的官威，一不小心人民就會被上銬帶走。
　
前天下午又發生一件警察盤查人民的爭議案件，據網友網友描述（ https://reurl.cc/kZzK1x ），故事是這樣的：
　
「今天下午4點45左右，在新北三重擔任家庭看護的一位移工，只是去樓下倒垃圾，然後站在路邊跟朋友講電話，就有個員警衝著她吼叫，要她拿出居留證（誰倒垃圾會帶身份證？！）。
　
這名移工急著用手機要找自己的居留證照片，警察卻不斷對她大吼大叫，電話另一邊的朋友用英文叫警察不要吼她，但警察反而奪走她的手機，甚至把她當成逃跑外勞，先是把她用手銬銬在路邊7-11的椅子上，然後塞進警車帶回警局（三重警察局中興橋派出所），到了警局甚至腳鐐伺候！
　
當警察發現這位姐妹是合法的家庭看護工，卻連一個道歉都沒有，就把她載離警局，而且也不載她回家，就把她丟包在路邊。這位看護只是出來倒垃圾，根本不認得被丟包的地方是哪裡，身上連叫計程車回家的錢都沒有！最後用google map才找到路，一個人哭著回家，而且還很擔心，她被警察帶走的時候，雇主家樓下的門來不及鎖，一直想著要是阿嬤怎麼了，無法跟雇主交代…」
　
三重分局於當晚連夜調查，確認該員警確有執法違失，並依刑法妨害自由等罪嫌，移請新北地檢署偵辦。
　
關於違法盤查，在幾個月前中壢女老師的案件中（ https://reurl.cc/eEr54L ），我就質詢過關於 #盤查、以及 #身份查驗 的相關問題。
　
🔴什麼時候警察可以查驗身分？
　
請記住，#人民沒有接受違法盤查的義務。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說：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 #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 #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 #取締或隨機檢查、 #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也把「什麼情況下才可以查證身分」的條件說得很清楚：犯罪嫌疑或知情、防止生命身體危害、預謀重大犯罪、無停居留許可、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管制站。
　
很顯然，下樓倒垃圾和朋友講電話，不符合以上任何要件。
　
🔴查驗身分有需要現場上銬、帶回警局上腳銬嗎？
　
就算警察有符合警職法第6條第1項的要件，也要遵守第7條的規定：
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下列之必要措施：
一、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二、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三、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四、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重點來了：「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法 ＃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簡單來說，除非無法現場完成身分查驗，才能帶回警局。
　
另外，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警察要「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其實這很簡單，在上古時代沒辦法在路邊即時查詢人民個人資料。
　
然而，現在警察早就配有警用行動電腦，並可查詢包括「查捕逃犯、失蹤人口、應受尿液採驗人、遺失身分證、逃逸外勞、中輟學生、治安顧慮人口、大陸人士行方不明、失竊汽機車、戶籍、車、駕籍、統號變更、典當紀錄、前科、國人相片、治安顧慮人口相片、大陸行方不明相片、逃逸外勞相片、脫離兒少、緊急求救、治安資訊頻道、刑案紀錄、失蹤人口影像」等等各種資料。
　
也就是說，早就有比動輒帶人回派出所三小時還侵害更小的方法。在現場事實上就能查證身分的狀況下，動輒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很難說是符合比例原則中「必要性原則」的措施。
　
🔴最後還是談談移工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8條規定：
「十四歲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要求出示前項證件。其相關要件與程序，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之規定。」
　
咦？外國人要隨身攜帶證件。所以移工出門倒垃圾，一定要帶居留證嗎？沒帶就能帶走「查驗身分」嗎？
　
當然不是。舉個最直接的例子，大家隨時都把身分證帶在身上嗎？
　
就算戶籍法第56條規定：「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非依法律不得扣留。」但這不代表沒帶身分證，就活該被違法盤查甚至限制人身自由。
　
一樣的道理。外籍移工也不能任意盤查，要符合我們前面提到的警察職權行使法要件，才可以進行身分查驗，
　
過往，也有不少警察看到外國面孔，就動輒進行盤查所引起的爭議。這就回到前面談的警執法第6條要件的問題。
　
不過，單純長得像外國人就可以身分查驗的規定，我是從來沒有看到啦。
　
🔴為什麼警察會被移送？
　
不是執法人員做什麼都可以。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得很清楚：「依法令之行為，不罰。」也就是要依法行事，才能阻卻違法。事實上，有不少執法人員違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涉嫌違反刑法302條之妨礙自由罪的案件（還會適用刑法134條加重）。
　
三重分局在案發後馬上調查移送，至於個案作為是否構成刑事責任，就有待檢察官深入調查。
　
然而，還有更深層的問題值得討論：是不是因為績效壓力，讓員警看到移工就想查？
　
類似的違法盤查案件一再發生，更讓人民質疑，是不是執法文化出了問題？
　
又或者說，這次的案件，是不是因為被踢爆才有被調查的機會？
　
又有多少違法盤查的案件，因為人民不想追究最後成為黑數？而移工在台灣受到的系統性歧視，是不是也讓這些弱勢中的弱勢，更容易成為不當執法的被害者？
　
問題的面向很多很廣，但從今天分局的處理方式到輿論的關注重點，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還是往一個更為強調法治的方向發展。
　
在接下來的會期，我也會努力透過相關提案，努力監督警察職權行使的合法和合理性。

【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CathyParkHong #MinorFeelings
#和你讀
#光讀書 #書評 #讀書

台灣在同性婚姻立法上是亞洲第一，這也引起很多鄰近國家的討論。如果看看中國的例子也很有趣。從去年底開始，中國也很罕見有官方提同性婚姻合法的議題。

根據中國最大同志交友平台「Blued」2015年發佈的白皮書顯示，中國有將近7000萬同性戀者，約佔總人口比重的5%。中國官方雖分別在1997年和2001年將同性戀非罪化和非病化，但總體仍持保守態度。但是這7000萬人如果沒有好好處理，也是會天翻地覆。

所以12月一次全國人大的記者會上，負責法制事務的官員透露，有大量民眾提議「同性婚姻合法化」應被寫入民法典。這是中國官方罕見地在正式場合觸及同性婚姻相關議題。

雖然這個議題在網路上發酵，登上了微博熱搜榜，閲讀數達到7.3億。甚至在中國媒體的民調也取得超過400萬網友選擇「支持」，佔58%，但是中國政府還是在觀望。

中國官方雖然分別在1997年和2001年將同性戀非罪化和非病化，但整體仍然是持保守態度。像在前幾年中國有一陣子流行許多BL劇。但在2015年底，隸屬於中國廣電總局的兩個官方協會發佈《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將同性戀與亂倫、性變態、性侵犯、性虐待並列列入電視劇中禁止出現的內容。雖然該通則一出便引發民眾嘩然，但自此與同性戀相關的影視作品、小說常在中國互聯網上遭到屏蔽和刪除。

在2016年，也有一對湖南長沙的同志伴侶在民政局登記結婚遭拒，向法院起訴。這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第一宗同性戀維權案，但法官最終宣判兩人敗訴。2018年5月，芒果TV轉播歐洲歌唱大賽時將彩虹旗畫面用馬賽克遮擋。

雖然中國看起來同婚通過的機率非常渺茫，但其實還是有一些轉機，像是在2019年7月，南京公證處宣佈對LGBT群體開放意定監護公證，允許同性戀群體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和權利。8月，北京也宣佈為兩名同志辦理了意定監護協議公證和生前預囑公證。

台灣同婚立法是奠基在成功的婦女運動基石上，是由下而上的同志運動開始。現在中國倡議人士嘗試用解決問題的方式說幅當局，像是愛滋病的控制，「同妻」問題等等。

而且有很多國家是因為宗教而恐同或反同。中國並沒有這個包袱。我們前幾天也寫了一則新聞，說中國電子商務平台放了一個春節廣告，裡面就是一名年輕男子在春節假期將另一名男子帶到家中吃飯，家人做出不同反應，在新浪微博上引起186.5萬的閱讀量。中國媒體說這是大陸主流廠商廣告中首次出現"同志"情節。

台灣在同性婚姻的立法上，不算是完全成功，因為現在等於是用了一個特別法，也還有很多跟異性戀夫妻差別的待遇。如果中國迎頭改上，標榜人權立國的台灣也要思考下一步怎麼走。

--------------------------------------

《#范琪斐ㄉ寰宇漫遊》每週四晚間十點在 #寰宇新聞台 播出，沒跟上的也沒關係，歡迎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范琪斐ㄉ寰宇漫遊 🔔https://reurl.cc/ZvKM3 1030pm準時上傳完整版！

口頭質詢─
▶本席提出「難民法」多年，很高興這個法案終於有機會進入審查。本席的版本和行政院的版本，主要差異在於具中國大陸和港澳身分別的人士是否要在「難民法」處理。我的主張是尊重普世的人權原則，不應該歧視特定國家或地區的人士；雖然行政院認為這要納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但是本席也不認為我的版本有任何違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精神。我的重點是希望這個問題能獲得處理和解決，因為看到包括王丹等等許多中國籍民運人士由於政治迫害無法回到自己的國家，或者他們回去後有可能遭到更嚴重的迫害，我們希望他們能在以民主、人權治國的台灣，合法居住、工作、享有有相關的生活保障，繼續推動他們的理念。此外，更多來自西藏圖博的難民，處境也非常困難，這麼多年來，我國一直都採用個案方式處理，而且過程中常受到行政機關的刁難，對於這些處境艱困的西藏人來說儼然造成更大的傷害。不論中國或港澳人士要納入哪一個法處理，我們都要針對問題解決。
葉部長俊榮：兩岸關係條例的相關修正法案已於2月1日送至大院。
▶難民的問題換個角度，對我國未必不利。以下分享兩個案例，第一，德國的前經濟部長，小時候是越南難民，正值越戰期間，被安置在德國成長，他表現非常優秀，後來成為德國的經濟部長，他是我們的友黨（自由民主黨）很重要的成員，他的外表是越南人，但事實上他的心在德國，對德國有諸多貢獻；另一個例子，早在數十年前，中南半島戰亂期間引發難民潮，很多人搭船逃離柬埔寨和越南，美國有個特殊的安置系統，本席美國的親戚就認養了一整個柬埔寨的家族，協助媽媽有穩定的工作，也讓小孩們接受美國教育。最後，男孩子長大後成了報效美國的職業軍人，所以當這些難民進入另一個國家後，如果該國願意接受他們，他們大多會心存感恩，成為社會上的另一種移民。
▶是以，法案通過後，後續配套措施，除擬定審查機制來確認對方身分是否真實為難民以及身分條件外，國內安置作業不應只是被動地接納那些因逃亡或各種因素到台灣來的人，也可以考量採用配額制、國家的人口政策以及社會環境因應力，甚至是在我國某些勞動力市場中較為缺人力的項目中進行指定，像是可就農村缺乏勞動人口之地、特定場域或在看護人力等有明確工作條件的場域進行安置，相信這對我國來說未必會是個包袱與負擔。同時我也相信，他們對台灣社會將有所貢獻。畢竟台灣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與環境，不像陸上國家會因隔壁鄰國的戰亂馬上有大批人潮湧入，所以我們有主動選擇的條件。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無限制收容難民的，且每個國家的條件不一樣，建議在規劃完整配套之後，朝訂出一定人數的試辦方向規劃，長期來說，我們社會也會需要新移民的加入，同時也讓我們在國際上扮演人權立國所應付的國際責任。
葉部長俊榮：會先就制度面的細節進行類似討論，讓它變得更周延、更有前瞻性。至於在後期的運作上，對於是要有積極的難民政策，還是消極的，這不只要跟社會宣導，跨部會之間都要進行相當程度的量能建構。一個包容的社會，也會得到福報。

【要求消除種族歧視盡速入法 落實人權保障促進族群和諧】

今日在委員會質詢的，是一個大家都關心的議題：反族群歧視。

國民黨委員提出《反族群歧視法》，而在前幾個月，陳瑩委員等人也提出《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公約施行法》，這兩種草案規劃在不同體系中，規定也不同。內政部報告裡頭，則提及現行法規，包括出入國移民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刑法中，皆有可規範歧視言論的刑責，但是否仍有漏洞？

我舉了幾個例子，一是我在美國親眼目睹的：同樣一個餐廳，服務生將黑人帶位至廁所旁，卻將白人帶至窗明几淨的地方。如此算歧視行為嗎？
再來，馬英九曾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好好教育你」；前國民黨中常委廖萬隆「雜種說」、前花蓮縣長夫人徐榛蔚「叫原住民跳交互蹲跳展現體能」、蔡正元「外籍第二代未來可能成為台灣社會犯罪最大宗的來源」，以及郭冠英、洪素珠的言論等，以上所舉出這些讓人不適的言行，在現行法律中卻未有規範。

舉出這些例子，說明了歧視有不同樣態，輕重也有所差異。

因此我要求，行政部門跟法務部，應就現行法律如刑法、公然侮辱毀謗等罪責或其他法律的修訂、或訂定專法，和社會團體、相關部會一起研議，下會期送至立院審議，以促進族群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