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繡之城:兩千年蜀錦傳承與成都錦官城|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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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麼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精美的蜀錦
一、成都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於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於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裡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江油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係。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雲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於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並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築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盛於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鍾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會冒險走私大量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採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後,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後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後,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於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於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讚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並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儘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穀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著名的五星出東方是漢代蜀錦工藝的實證
南北朝之後,唐代蜀錦技術有很大發展,依然主要用於皇室用錦、貿易用錦,蜀錦的流傳進一步遠銷到日本、高麗、新羅和波斯。唐代蜀錦保存到現代的有團花紋錦、赤獅鳳紋蜀江錦多種。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錦院,繼續以貿易輸出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與蜀錦的暢銷不無關係。元明以來品種應用更廣,可從元代《蜀錦譜》中窺見一斑。
二、錦官何時出現?成都=錦官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並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豔,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豔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佔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鑑於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佔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徵的城市,於夷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提供了秦漢時期紡織機的證據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於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並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後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裡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闢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於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於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後到百花潭一帶都屬於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於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於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後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於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並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後蜀的後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織女們濯錦的地方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範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並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後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後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製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後明確寫有景雲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後,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後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穀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雲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宋代開始流傳流水落花錦體現了文人雅趣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誌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製。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的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鑑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後,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佔據江浙十餘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佔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後,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衝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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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向東流簡譜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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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15日《臺灣民報》社論,收錄在《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 自治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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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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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1989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以《悲哀的香港人》為主題,探討六四事件前後,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節目中,小市民歐先生的一席話,頗能反映香港人的時代心聲:
「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對中國前途充滿憧憬,主觀希望中國藉著這場民主運動,可以一夜之間民主起來,屆時毋需再為九七問題擔心。當時我也覺得香港很有希望,因為若這些學生爭取到自由民主,很明顯,若內地政策也是民主自由,香港必會跟隨這政策走。」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人既無法自決前途,只好寄望中國走向民主化,從而令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可以有更大空間 ── 這種對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正是「民主回歸論」之核心主張。[1]
「民主回歸論」之思潮,為未能自決前途之香港人,在矛盾與無助之中,找到心靈曙光;也驅使香港人全情投入八九民運,期盼「以改變中國前途、去改變香港前途」。六四屠城後,「民主回歸論」之中港良性互動想像,本來已難再有說服力;但隨後鄧小平再度啟動經濟改革,加上主權移交初年北京奉行不干預路線,令香港人對中港良性互動疑中留情,仍期盼中國會走向政治開明,讓香港能夠爭取到空間,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主。
但由2003年起,中港關係卻悄悄地有所變化。五十萬人大遊行,觸發北京改變對港政策,由原來之不干預路線,改為強調中央介入。[2]隨後,北京逐步走向天朝主義,透過在政治(以人大釋法、任命特首等中央權力控制政局)、經濟(將香港納入中國經濟規劃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國民教育推進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層層推進,務求將香港這個邊陲地區,吸納入北京的直接管治範圍。[3]到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權」、「中央對高度自治有監督權力」等等;[4]繼而頒布《8.31人大決定》,劃下以提名委員會操控特首選舉之權力紅線。[5]至此中港良性互動之想像,已完全被中國天朝主義壓碎,三十年之民主回歸夢,正式壽終正寢。[6]
三十年之實踐證明,「民主回歸論」之所以未能實現,在於其單向地預設了,中港關係必然處於良性互動之軌道 ── 這種設想,既低估了中港關係之複雜性,也錯誤假設了中國經濟改革必然帶動政治改革,結果當中國走上結合威權政治和巿場經濟之「威權資本主義」、[7]而不是按原來假設走向民主化後,整個良性互動之設想不但失去基礎,更加無法應對中國轉向天朝主義後之挑戰。論述落空之結果,是不少仍服膺「民主回歸論」之主流民主派,近年在多次重大事件中,總是一廂情願地期盼,北京會開明處理香港事務;但現實卻是北京以天朝主義步步進逼,令民主派大失預算進退失據。[8]
▍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
2017年,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之期限,還未走到一半,已經變得名存實亡。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 ── 我們需要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以更立體之視野,重新定義、梳理和倡議未來之中港關係。
「中心-邊陲框架」(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之要點,是把「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和「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關係,視作一個動態互動過程,即中心政權往往傾向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以建立統一之全國政權),邊陲地區則時刻強調捍衛自主(以守護其獨特性)。[9]中心與邊陲,因此處於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會是一廂情願的良性互動,也不一定是敵我二分之零和遊戲;而是取決在不同時空下,中心與邊陲之實力對比與策略互動。[10]
以「中心-邊陲框架」思考中港關係,當能明白香港人作為邊陲共同體,我們的政治宿命,是沒有逃避中國此一中心政權制約之選擇,而只能在地緣政治結構之夾縫間,迂迴前進追求自主[11] ── 事實上,回顧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歷程,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由於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長期衰落積弱,加上當時香港身處於西方陣營之前哨,因而得以自外於中國發展,但港英政府始終未有輕視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影響力,一直苦心經營香港這片邊陲地區之自主性;[12]及至改革開放以至主權移交後,中國重新建立作為中心政權之強大影響力,近年其影響力並有向外擴張之勢,[13]香港作為邊陲地區,在這種日益不利的地緣政治趨勢下,要保持以至擴大自主性,自然是困難重重荊棘滿途。因此,就香港未來之憲制地位,不同黨派可以有不倡議不同想像,但香港人仍然必須先直面「中心-邊陲框架」之結構性制約,並在此現實政治之基礎上,全面思考香港前途。換言之,任何的香港主體性論述,都必須建立在「實現香港相對於北京(以至西方)的最大程度的自主性」此一核心命題上。
把中港關係重置於「中心-邊陲框架」下思考,我們就能以廣闊之比較視野,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 中心邊陲之角力,絕非中港獨有的現象;而把中港關係置於比較視野之下,我們就能透過觀察世界各地自治政體之個案,深入反思中港關係,並且拉闊香港前途想像,尋找實現香港最大程度自主性之路徑。環顧世界,魁北克、奧蘭群島、格陵蘭、南提洛爾、諾福克島、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都是極具代表性之自治政體個案,透過觀察其歷史背景、自治制度、政治光譜、中心邊陲互動等等,我們當能更立體地思考,各個攸關香港前途之重要課題:
一. 自治之理想:內部自決權?
政治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尋求改變;因此成功之政治社會運動,必須提出最具正當性之訴求和論述修辭(Legitimate claim and rhetoric),方能為運動本身建立和維持正當性(Conferring and maintaining legitimacy),以動員和團結最大力量,實現改變。[14]而在現時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自治」仍然是較能獲得大多數香港人、國際社會甚至中國大陸社會所接受之正當性訴求。
自治的英語詞彙是Autonomy或Self-government,其核心內涵是指「一個地區或社群,不受中央政府或鄰近地區或社群的介入,自行組織其事務的能力」(the ability of a region or community to organize its affair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neighbouring regions or communities)。[15]自治的實際操作和細節,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安排,難以有一個四海通行的自治模式;但總體來說,自治必然涉及把權力,由中央政府轉移至自治政體(transfer of certain powers from a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at of autonomous entity),實踐上自然就涉及不同程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轉移。概念上,自治作為一種政治訴求,其核心應是讓「地域社群能夠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介入,獨立地行使其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公共政策功能」(territorial communities to exercise public policy functions,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adjudicative, independently of 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in the state)。[16]近年,西方憲政學者流行在國際法的脈絡下,將自治理解為「內部自決權」之實踐。按國際法文獻,「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指人民有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17]);而要實踐「自決權」,可分成「外部自決權」(Right to 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內部自決權」(Right to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兩種方式,前者指人民有權決定是否與宗主國分離;後者指人民有權按自治原則,完全決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務。[18]
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都是當代國際法和比較政治文獻下,在主權框架內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實踐自治之經典案例 ── 魁北克在加拿大之主權框架內,按「不對稱聯邦主義」(Asymmetrical federalism)原則,在民主普選權利以外,逐步發展出各種保障和實踐魁北克人「內部自決權」之自治權力,包括語言教育自主和移民審批自主等等;奧蘭群島在芬蘭主權內,亦建立起各種保障和實踐其「內部自決權」之憲制保障,包括「總督-總理雙首長制」、「奧蘭代表團」、相互同意修憲機制等等;而格陵蘭則在丹麥主權內,透過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逐步擴大和鞏固格陵蘭人之「內部自決權」。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重構自治理想 ── 香港人能否按「內部自決權」原則,[19]論述和倡議各種攸關保障香港獨特性之自治權力?在民主普選以外,「經濟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經濟政策,反對被單向經濟融合)、「規劃自主」(香港自行決定規劃基建,反對被單向規劃)、「移民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移民審批,反對被單向輸入人口)、「供水自主」(香港自行發展獨立供水系統,反對被東江水系統控制)等等,能否成為未來政治運動之核心議程?香港人能否重新審視《基本法》當中的種種不合理條文,並倡議修改《基本法》以保障香港自治?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又能否成為香港人倡議擴大「內部自決權」之參考對象?香港本土政治運動之最具正當性訴求,是否就是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在主權框架內爭取實現最大程度的自治?
二. 邊陲之自強:自立自主還是仰息他人?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角力就自然涉及雙方之實力對比。當然,在「中心-邊陲框架」之下,中心政權差不多必然掌握權力優勢,但邊陲地區要維持自主性,總不能一廂情願地寄望良性互動,而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唯有邊陲地區具備自立自主之能力,方能有籌碼與中心政權角力;而如果邊陲地區只能仰息他人,結局則必然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兩個邊陲地區,一個強調自立自主,一個只能仰息他人,結局自然是截然不同 ── 南提洛爾在意大利主權框架下,曾遭逢墨索尼里法西斯政府之強迫同化(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經歷過民主意大利政府以虛假自治之承諾欺騙(1950年代),但南提洛爾始終自強不息,努力建立起本地政治運動、擴大經濟自主實力和開拓國際支援網絡,終於逐步扭轉原來不利之「中心–邊陲格局」,在1990年代實現真正自治;相反,諾福克島人自1979年起建立自治政體後,一直對如何維持自治掉以輕心,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其本土政治運動長期積弱、國際支援網絡不足,終於到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就連本身之經濟自主實力亦全面崩潰,結果自然是無力抵抗民主澳洲之逐步吸納,在2016年被取消自治地位。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自強不息之道 ── 香港人能否建立起戰略視野,思考從當下天朝中國、以至未來民主中國想像下,香港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20]香港人能否建立起團結之本土政治運動,特別是盡快建構和鞏固「香港主體意識」?香港人又能否組織起足以盛載這種主體意識,對內能有效連結公民社會和議會政黨、對外能代表香港人與北京談判之政治行動主體?香港人能否擴大經濟自主實力,以民間力量倡議香港經濟發展之多元性、可持續性、國際性和自主性,推進香港之永續經濟實力?香港人能否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巿之影響力,以民間外交之進路,加強香港與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各個層面之連結?
三. 中心之應對:分權還是集權?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策略互動之角力關係。邊陲地區要求自治自主,不可能迴避中心政權。但中心政權是選擇以分權(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s)還是集權(Centralization of powers)來應對,則涉及中心邊陲之實力對比、當地之政治傳統、以至中心政權對形勢之判斷等多重複雜考慮;而中心政權之選擇,又往往影響了邊陲地區隨後之選項,形塑了未來之中心邊陲格局。
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兩個邊陲地區,同樣要求自治自主;而兩地之中心政權,也同樣是民主國家。但民主英國和民主西班牙,卻採用了截然不同之策略,來應對邊陲地區,因而產生了兩種不同之中心邊陲互動結果 ── 民主英國在新工黨政府治下(1997年至2010年),一直以分權政策應對蘇格蘭問題,由《1998年蘇格蘭法案》開始,透過逐步擴大蘇格蘭之自治權力,疏導了蘇格蘭和倫敦中央政府之矛盾,為英國的「中心–邊陲關係」,帶來了超過十年的穩定局面;相反,民主西班牙在人民黨治下(2011年至今),一直以集權政策應對加泰隆尼亞問題,不但強硬打壓加泰隆尼亞要求擴大財政自主之訴求,更加插手干預當地之教育語言事務,結果激起原來只要求自治的加泰隆尼亞人之怒火,紛紛轉向公投自決獨立建國,但這些反彈亦引發人民黨中央政府更強力之打壓,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之關係,已完全陷於惡性循環。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中心政權之應對,對邊陲地區前途之影響 ── 香港人能否打破自1980年代以來對「民主中國」之粗糙理解,重新認識民主之中央政府,與地方之分權自治,兩者並不必然存在因果關係?香港人又能否重新認識到,真正有利於香港自治之中央政府,不單單是「民主中國」(Democratic China),更應該是「分權中國」(Decentralized China)?香港人又能否連結海內外力量,建立論述以至行動聯盟,一起推動未來之「民主分權中國」(Democratic and decentralized China)?
▍香港人走不下去了,但香港人會走下去
由2010年走溫和談判路線、2014年發起公民抗命佔領運動、到2015年出現勇武抗爭旺角衝突、以至2017年以300選委議席票投開明建制派,香港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幾乎把各種爭取方法都試過,卻全部都無功而回,始終未能實現香港之自治自主。看不見出路,難免令人感到氣餒,沉重的無力感,把多少人之意志消磨殆盡;又有多少人在絕望中走向輕狂,讓無奈和失望而引發之怒火,遮蓋了我們之眼睛。
革新保港,讀書養志。讀政治史,能讓我們變得踏實;讀比較政治史,更能讓我們擴闊視野反思前路。環顧世界,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歷程,必然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也必然充滿高低起跌,更必然飽受過打壓、屈辱、欺騙、愚弄、甚至鎮壓,是甚麼讓他們堅持下去,或者不能堅持下去?邊陲能否自強、中心如何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固然都是重要之因素;但最終能否實現自主,始終取決於邊陲共同體,能否建立和維持主體意識,團結上下一起爭取,才有衝破牢籠實現自主之一天 ── 南提洛爾主體意識,令南提洛爾人能夠捱過了墨索里尼之法西斯統治、熬過了戰後民主意大利政府之反覆壓迫,由1919年被割讓予意大利,到1992年實現自治,南提洛爾人之自治之路,整整走了73年。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21]面對困局,不少香港人慨嘆走不去了;但只要「香港主體意識」仍在,香港人還是會走下去。
[1] 近年,「民主回歸論」成為各方議論批判之焦點,但到底這套論述,其原來之主張是甚麼,卻甚少人會認真釐清。「民主回歸論」由論政團體「匯點」提出,相關論述散見於匯點核心曾澍基教授、張炳良教授等人,在八、九十年代撰寫之文章書籍,例如《巨龍口裡的明珠》(1982)、《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 ── 匯點文件集》(1983)、《香港政治經濟學》(1985)、《困境與出路:中國民主化探索》(1989)、《滙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1990)、《歷史的迴響: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檢討與前瞻》(1991)等等。簡而言之,「民主回歸論」除強調中國國族主義外(由此引伸出反對殖民統治、支持香港回歸之立場),就是提出「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 ── 即設想香港在中國改革進程之特殊角色,並假設隨著中國在經濟改革後,將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令中港關係可以良性互動,最終將實現民主回歸夢。「民主回歸論」理論大師曾澍基教授,在《民主十年專輯》(1994)中一段議論,頗能扼要概括了這套論述之要點:「『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回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
[2] 要理解北京對港政策之轉變歷程,可參閱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2008年之文章:Cheng Jie (2009) “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Hong Kong Journal, 15 July.
[3] 以「天朝主義」形容北京對港政策,始見於陳冠中先生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此概念在學術上可稱為「國家建構國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即「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強調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國族主義主張,但這種「中心吸納邊陲」之政治操作,往往會引發邊陲地區起而捍衛自主之「邊陲國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有關理論在中港關係上之應用,可參閱 Fong, Brian C.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 1-34.
[4] 《一國兩制白皮書》全文:http://www.locpg.hk/jsdt/2014-06/10/c_126601135.htm
[5] 《8.31人大決定》全文:http://www.npc.gov.cn/…/12jc…/2014-08/31/content_1876904.htm
[6] 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立場新聞》,2014年 8月 28日。
[7] Bloom, Peter. 2016.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eltenham;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Pub.
[8]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民主派全力支持「開明建制派」曾俊華,期盼曾俊華當選特首後,中港關係可以重啟良性互動。結果卻是北京「換人不換路線」,拿下了梁振英後,卻換上緊跟其路線的林鄭月娥;北京重整旗鼓後,隨即繼續其天朝主義治港之路線。
[9] 可參閱相關之經典文獻: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rrow, Sidney G. (1977).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grassroots politicians in Italy and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kkan, Stein. (1983). Economy, territory, identity: politics of West European peripheries. Lond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Bulpitt, Jim. (1983). Territor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 interpretation. Manchester; Dover, N.H.: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eny, Yves and Wright, Vincent. (1985).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0] Ruane, Joseph and Todd, Jennifer. 2001.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Britain, France and Spain: Theoris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Grenobl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 Joint Sessions.
[11] 當然,以更廣闊之地緣政治視野看香港,香港實際上是處於「多中心衝突下之邊陲」(Periphery of multiple centers)的地緣政治結構,即一方面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中心邊陲關係,是形塑香港政治之結構性主軸;另一方面,香港亦同時身處在中國和美國兩大「地緣政治中心政權」(Geopolitical centers)爭霸下之夾縫地位,是故中美關係也成為牽動香港政治之次軸。為了令討論更加聚焦,本書將集中於論述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結構性主軸。有關香港政治的地緣政治思考,可參閱:Wu, Rwei-Ren. (2016)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686–705;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端傳媒,2017),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20170627-opinion-nelsonlee-hkchina。
[12] 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港英政府始終主動積極經營對中關係,例如在開埠早期開辦著重雙語教授中西文化之中央書院,就向中國傳播西學之考慮,早年不少畢業生就受聘於清政府和中國企業;1912年港英政府成立香港大學,同樣有增加對華軟實力之考慮,計劃還得到當時兩廣總督袁樹勛支持;1929-1931年間,港英政府和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保持友好關係,兩地政府並且合作剿共;1949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面重視保持與北京關係(例如1950年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亦一方面試圖力保香港之自主性(例如1960至1970年代發展獨立供水系統)。有關港英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可參閱: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第四章。
[13] 近年,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向外擴張,當然最能體現在「一帶一路」(即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倡議上。可參閱:中國官方「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
[14] Stewart, Charles J., Smith, Craig Allen, and Denton, Robert E., Jr. 2012.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pp. 15-16 and 62-71.
[15]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6]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7]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文: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
[18] 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19] 國際法上,只有「人民」(Peoples)才享有「自決權」。國際法學者Milena Sterio指出,「人民」並不直接等同「國族」(Nation)或「少數族群」(Minority),是否「人民」需要符合兩個原則:一是「客觀驗證」(O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有一個共同的種族背景、族群、語言、宗教、歷史及文化傳承,以及此等民眾是否完整地管理該地區;第二是「主觀驗證」(Su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一群「獨特社群」(Distinctive group),共享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要論述和倡議香港人擁有「內部自決權」,關鍵是要建構和普及「香港主體意識」── 在香港的情況,自港英時代開始,香港已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不同族裔的香港居民共同生活,加上1950年代設立中港邊境管制後,已逐步形成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社群;其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政府啟動行政改革、粵語流行文化興起,進一步形成自由、法治、廉潔、粵語等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相對於中國大陸這個「他者」)。有關「人民」之定義,可參閱: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20] 南提洛爾人從墨索尼里法西斯統治時期(1920-1945)、到民主意大利時代(1945-現在)的本土運動經驗,應該有助於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另外本書第7章,也提及了加泰隆尼亞人從佛朗哥軍人政權時期(1936-1975)、到民主西班牙時代(1975-現在)的本土運動,也是值得當下香港人參考的重要歷史案例。
[21] 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文化,2015),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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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向東流簡譜 在 你(妳)好,我是莎拉。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小農蕃茄又香又甜](葉佩雯)
當初猴子學長找我寫業配文的時候,我還覺得有點經訝。其一,我跟學長不太熟,因為我大學時代很混只跟當時的男友熟(結果還被劈腿,奉勸所有青年學子,先發展健全之人際網絡,再發展男女關係,被男友揍了才至少找得到人陪妳上法院按鈴),我跟學長最親密之故事,就是我曾經為了一科快被當的攝影學,請學長替我在教授面前美言幾句,因為學長是該科教授的助教(結果還是被當)。
其二,本人何德何能,能令大學時代景仰到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之學長想來找我業配一下。
其三,學長要我業配的物品居然是蕃茄!
繼之前代言米之後,現在第二項代言物居然還是農產品。我真心百思不得其解,本人既不是傅培梅、阿基師,做菜神經短到疑似侏儒症;也尚未結婚生子,一人吃飽全家飽,不用擔心食衣住行環境是否健康,能否為下一代打造一個健全的家。反正死也是死我一個人的,有美酒當前我定是不醉不歸。
究竟這樣的我有何魅力能一再吸引農產品業者一再上門來求文。許是本人業配價格低廉(一箱蕃茄)又用心寫作。在此順便呼籲一下,本人能屈能伸,不只是農產品diva,也能是各行各業diva,自來水公司找我代言然後我家水費一年全免,我也能跳進石門水庫徒手捕吳郭魚,來證明您喝的水有多清澈甘甜!
收到一箱為數頗豐的牛蕃茄後,我開始動員週遭親友一起生吃、沾糖吃、沾鹽吃、沾醬油吃,最後還是吃不完,只好逼自己上網查食譜,把蕃茄殺來吃。
因為本人酷愛吃蕃茄肉醬義大利麵,而此道菜的食譜在網路上有千千萬萬種,大部分都是偷懶的用蕃茄醬、蕃茄沙司跟絞肉交配一下就上桌的制服店等級食譜。小姐姿色不優但該玩的都能玩到,讓你吃到蕃茄的感覺解饞,卻嚐不到蕃茄的精髓,回家後會有點後悔,但又很便宜該摸的也摸了就算了。
但我這次可是坐擁蕃茄界的志玲姊姊們隨侍在側,當然要找使用全蕃茄燉煮,不加一滴水,甚至連調味料也不加的便服店食譜,光靠小姐姿色,不需炫麗服務,喝喝小酒、摸摸小手,就能打趴一票同業,讓顧客意猶未盡,花了大錢還想再上門追尋戀愛的感覺。
但講求質感品質的背後就是累死我自己!
每顆蕃茄洗好以後,要先屁股用刀劃十字,丟進滾水裡川燙一分鐘,然後蕃茄皮就會與蕃茄心靈肉分離,再把沒穿衣服的蕃茄切成一公分見方的小丁,蕃茄籽要全部去除。
因為本人很愛蕃茄的味道,所以豪邁切了八顆比拳頭還大的蕃茄(反正我收到超多的,大概二十顆吧),只是切到最後我的蕃茄也已經不是丁而是一些不知名的塊狀物了,因為我切了四十分鐘,拿菜刀的右手基本上已人劍合一,要把手扳開還會有點痛這樣。
好不容易切完蕃茄,還發現有洋蔥跟蒜頭及蘑菇要切,那一刻我真的只想昏倒在廚房,任由蟑螂螞蟻爬過我都不想再拿菜刀了!
當你都切完這些有的沒的東西,恭喜你才剛好跑完半馬二十一公里,離林義傑之路還有long way to go。
接下來起一個油鍋,切記請用橄欖油。把蒜頭和洋蔥、蘑菇加進去爆香,等洋蔥炒到變成透明,再加入絞肉,豬肉牛肉都沒差別,印度人就加豬肉、阿拉伯就加牛肉。肉都炒熟以後就可以把剛剛切到靠北靠木的龍亨志玲蕃茄加入鍋裡,轉小火,蓋上鍋蓋悶一下。
這時你可以去客廳看三分鐘還珠格格(本人最愛之經典戲劇),但時不時還是要回來翻動一下蕃茄肉醬,以免鍋底焦掉。與此同時,蕃茄加熱後會興奮地慢慢開始出水,你會有點緊張想說媽的會不會爆鍋,但千萬別擔心,就像女生一個晚上可以高潮很多次但也不代表她一輩子可以處於高潮狀態,而且最好是你有那麼厲害。過一陣子你的女神肉醬就會開始收汁,此刻請當個貼心的好男人,如輕吻她額頭般,撒入一些愛的小鹽巴,如果你重鹹那親到她額頭瘀青我也是不介意,再翻攪個兩下,健康美味可口的女神蕃茄肉醬就大功告成(寫到這裡我還是不停懷疑自己到底我憑什麼教大家做菜啊)!
然後煮一點義大利麵,這個作法相當之簡單,如果還打出來那就是在污辱你智商,相信大家都是識字的文明人,就不需我贅述了。
最後把麵跟醬拼在一起,我的媽啊用全蕃茄下去做的蕃茄肉醬真的超級好吃!尤其使用我學長家栽種的蕃茄更是健康無虞,兼顧美味及養生!
我後來問學長,為什麼他家裡會突然種起蕃茄來了,他說他們家的爺爺奶奶過世以後,原本租出去的農地也收回來,爸媽也退休了,學長的爸爸想說,與其再把農地租出去,不如自己種點東西,才以家裡門牌號碼為名,成立了19號農場。
剛好學長的哥哥是嘉義大學植物保護學系畢業,更有專業的知識做為實踐的背景,一家七口和一隻狗、兩隻貓咪,就一起在爺爺留下的兩分半田地裡,打造一個令人安心的舒適小天地,種起蕃茄來。
爸媽主力耕作,兩隻貓咪咪、花花會跟在一旁除草、巡邏;哥哥負責技術支援、唸傳播的學長則負責行銷;姐姐、嫂嫂在農忙時撐起持家的工作,狗狗dolly和小侄子也會跟在爺爺奶奶身邊幫忙。
台灣的農業一直是我們這片富饒的小土地的驕傲,更是我們立國的根本。儘管後來出口重工業起飛、再到後來的電子代工等商業發展,我們這塊小土地上還是有一群人,默默在堅守著這份技術,與對土地的情感。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出國到國外,身為台灣人,我也會好奇外國人對我們國家的觀感如何。
有一位曾經來台教日文的日本朋友告訴我,她住在台灣期間,最珍惜的就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新鮮的水果,而且很便宜又好吃,在日本要把水果當飯吃,要付出的代價太高,家裡冰箱一打開就有水果這種事,在日本不太可能。
我的一個美國籍的英文老師告訴我,他喜歡台灣,不論走到哪裡,人們都是親切微笑著。而且從早到晚,下午三點和凌晨三點,走在外頭都一樣安全。
我的港澳朋友們總愛來台灣,一年可以來兩到三次。我問他們為什麼要一直來,他們說因為台灣近,有發展的都市,卻也有山有水,不像他們放眼望去都是擁擠的鋼鐵森林。
出口貿易、電子商業曾是帶著台灣起飛的翅膀,但當更廣袤的中國市場開拓、更廉價年年輕化的東南亞勞工出現,我們似乎瞬間就被人橫奪走所有優勢,卡在「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的尷尬路口。
但其實向內深耕,台灣有許多別人沒有的資源及軟實力,都是值得探索開發且永續經營的寶藏,農業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
但台灣農村卻面臨人力外流、人口老化、中盤商剝削控制價格等問題。如果我們連自己的土地都照顧不好,失了根基,我們又如何能站穩腳跟,向外更好的發展?
學長說,他們家的農地附近還有許多老農,年紀大了無法繼續耕作,家裏也沒有年輕的人口願意留下接續家業。所以他們想要快快把十九號農場做起來,不但可以自產自銷最健康好吃的水果,以後還能發展觀光果園,如果行有餘力,再協助附近的老農們將家裡的農地轉型,成為和他們一樣的新型農夫。
台灣的加工食品業在之前層層爆出的食安風暴中,總令人失望,但台灣的農業卻如同一位堅強溫暖的母親,默默用雙手支撐著這塊土地。
我們都知道化學合成的東西不好,何不多吃吃真正由泥裡發芽生長,經由天地靈氣神奇孕育的蔬果呢?
這是對自己健康、對土地尊重、也是對農民鼓勵,三贏局面的方式。
而我們該流存在這世界上且極力經營的,更該是這種無毒無害、以助人為本的事。很高興我身邊已經有人在做這件事,如果你沒有辦法去種田,那麼就吃吃他們種的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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