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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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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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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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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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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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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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76萬的網紅memehongkong,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習近平主持文藝座談會,叫齊所有出名的文藝人士,然後發表談話。嚴格來講,黨的第一把手主持文藝座談會並發表講話,這是歷史上的第二次。對文藝作出原則性指示。他講一句等於一萬句,全國所有人都要照他的方針進行。但中間又夾雜了半次,遲點才告訴大家那半次是甚麼。 上一次,我已經讀到熟。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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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海迷津14] 《張春橋獄中家書》:21世紀的「再見列寧」
上週談過「中共邪惡天才」康生作為第一代中蘇關係專家的故事,恰巧「四人幫」成員張春橋的《張春橋獄中家書》剛出版,值得一併解讀。由於這批「家書」寄到張春橋家人手中前,都要經審查,不可能有太多對現實中國政治的評論,結果內容居然以國際關係評論為主。看到張春橋這位文革紅人至死忠於自己的信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評論蘇聯解體、葉利欽私有化、克林頓性醜聞、乃至9/11事件,實在有一種穿越歷史的感覺,就像看德國電影《再見列寧》,而眾所週知,這電影又譯《快樂的謊言》。其實張春橋一生始終如一,沒有出賣理想,值得一定尊重,而且沒有了政治生命後,有些東西看得更透徹,再參照書中附錄的女兒回憶,任何人都不能否定,這是世界觀的一家之言,亮點處處:
(1) 張春橋女兒透露,父親完全知道六四事件,因為他當時身處的復興醫院,就在打得最厲害的地方,並覆述張春橋說過:「鄧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因為發生了六四,張才向女兒透露,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期間,政治局會議「有人」提議要調動軍隊鎮壓,他反而堅持不能用,雖然不知道「有人」是誰,但按前文後理,就是不是鄧小平本人提議,鄧也沒有反對。雖然這可能是張晚年的自我開脫,但也可能是歷史事實,而在張春橋眼中,「六四」學生的不滿,就是源自改革開放導致社會不公義,似與其意識形態有所暗合。
(2) 張春橋自然高度批判美國資本主義,認為金融風暴的出現,證實了他一直的觀點:「為甚麼成千億美元今天流向東南亞,明天又改向拉美,他們怎麼只往賺錢的地方流,不向需要的地方流呢?」這類質疑,正是近年歐美反全球化運動的根本思想,但張春橋書寫時,應未為接觸到最新論述,更可見兩者的思想共性。諷刺的是,今天中國正做同樣行為,根據邏輯推論,就是國內出現不了反對聲音,國際社會也早晚會反彈。
(3) 對蘇聯解體,張春橋認為主因「從根本上說是蘇聯內部階級鬥爭的結果」。不管這些黨八股語言,其實內在分析是很精彩的:他相信「階級矛盾」可以用「思想教育」的方式解決,「解決」了完全可以「重新做人」,不一定是敵我矛盾,這是文革根本理論基礎。但蘇聯從斯大林開始,「長期不承認蘇聯內部有矛盾,不重視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把許多思想問題當作政治問題,把中間勢力推向敵對陣營」,「國內一出事就說這是外國間諜、特務,而不注意國內的階級矛盾」,赫魯曉夫更把蘇共變成「全民黨」,那才是喪失人心的關鍵。中國領導人會否總結出同類教訓?
(4) 張春橋的一代,對南斯拉夫感情特別複雜,一方面佩服鐵托成功挑戰蘇聯,走獨立自主的共產國家路線,另一方面又要批鐵托搞「修正主義」,不過總體而言,對南斯拉夫解體十分惋惜,並擔心類似危機會出現在中國,這是王紹光等新左派學者反覆警告的危機。在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前,張春橋的家書已預言「我看總免不了一戰,除非南斯拉夫投降,當美國戰略夥伴」,因為巴爾幹半島是俄羅斯後院,而在他眼中,昔日美國不符比例地援助鐵托,也是基於同一原因。連張春橋也這麼看,普京的看法自然更明確,推演下去,看來普京解決烏克蘭後,始終要重建在塞爾維亞的傳統勢力範圍。
(5) 不少人提出「第三道路」、「中間派」,但在張春橋眼中,這都是當權者的謊言,並以葉利欽的總理普里馬科夫為例子:「原來的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追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被封為『左翼』;他是情報頭子,同情伊拉克,又被封為『保守派』;現在他又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出任總理,成為『中間派』」。但歸根究底,由於葉利欽已令整個國家大幅度右傾,集團內相對看似沒有那麼右的人,就變成「中間派」,但這和真的有一條「中間路線」是兩回事。這定義,值得此間諸君思考。
(6) 張春橋的女兒愛看金庸武俠小說,或許是這原因,張春橋似乎對金庸很不爽,對《人民日報》把他排在現代作家前列、高於茅盾和巴金感到荒謬。談及法輪功時,張春橋不無保留,說「許多問題電台並未回答」,而他居然「立刻聯想到金大俠」:「金大俠難道只是娛樂讀者,並不想影響讀者的思想嗎?我想金大俠不會這麼愚昧」,暗示法輪功得以吸引包括黨員在內的信徒,真正原因在於國家失去了信仰,武俠小說才大行其道,法輪功不過是一種組織化的表現,「從現象看本質」,才更重要。
(7) 張春橋的女兒說,「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餓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而且「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她說張春橋倒台前,正設想建設鄉鎮企業,對文化藝術解凍,甚至親自同意畫院畫裸體寫生,但鄧小平把「四人幫」的一切都抹殺云云。這種說法,幾乎不見於其他經傳,大概也不會有太多人當真。但當中國今天已經「崛起」,「共同富裕」的口號,肯定成為未來的主要政治綱領。中國上一代的人談文革色變,害怕的是手法,但對其理論基礎,其實不無認同。相信在可見將來,文革不一定被徹底否定,起碼一些「正面精神」被改頭換面提倡,是完全可能的。
小詞典:張春橋(1917-2005)
上海左翼文人出身,中共建國後出任《解放日報》總編輯,大躍進期間文章被毛澤東賞識,成為上海市領導人之一,掌管意識形態和宣傳,文革開始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地位急升,1969年進入政治局,1973年成為政治局常委,1975年成為國務院副總理,被看作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接班人,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合稱「四人幫」。毛澤東死後被捕,成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被判死刑(緩刑執行),1998年保外就醫,與妻子安度晚年,2005年癌症病逝。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8月10日
延伸閱讀:從國際關係角度,重讀「中共邪惡天才」康生的故事
https://www.facebook.com/…/a.969140649786…/1006513479382802/
江青我甚麼都不知道 在 謝金魚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魚戲] 我很愛的全民大劇團又有新戲了~等我去看了回來再寫心得。
岳飛那次因為我同學是工作人員,所以我就摸進去後台搭訕男主角,但是對不起的是......我是孬種、超級孬種,所以我簽個名、拍個照就跑走了~~~(遮臉羞)
這次有我的無下限男神黃士偉,超high der
為全民大劇團的新戲《情人哏裡出西施》所寫的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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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來的西施呢?
一九六三年李翰祥拍《西施》的時候我六歲,我父親的月薪大約是四百元新台幣,那部片子則花了兩千六百萬。片中的館娃宮、姑蘇臺、響蹀廊和禹王廟,都是構築我日後歷史想像的重要環節。受惠的當然不只是我,而是一整個世代的觀眾。
時至今日,我與同代人說起往事,很多人已不記得江青、朱牧、趙雷、曹健、古軍、洪波、李冠章……這些演員的名字。可是在我的腦海裡,他們都形貌鮮明,而且都是春秋時代的人物。即使後來這些演員們都還各自在別的片子裡大放異彩,而我獨獨記憶深刻的,還是環繞在後來拆成兩片(《吳越春秋》、《句踐復國》)放映的《西施》。
這份記憶與日後我的各種寫作都脫不了干係。
帶著考據動機與還原企圖的戲劇表現,使得創作這件事竟然染有「素描」的趣味───也可以打這麼一個比方:具有歷史氛圍的題材有如一張待臨摹的法帖,守候著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去發現,並且傳承那發現者的眼光。這不純然是創作熱情的啟發,還有面對可歌可泣、可喜可愕的史料或傳奇時令人油然而生的虔敬。
不過,這份虔敬也會有自生尷尬的時刻。
當紛紜不一的史料和傳奇各擅勝場、卻不能互相調和之際,又該怎麼辦呢?我們總聽說西施在越王句踐滅了吳國之後,和他的老情人范蠡重逢,從此銷聲匿跡。范蠡則以陶朱公之名投身商界,由巨卿而巨賈,夫妻兩人的下半生想必過得逍遙優渥。也有一個說法,在失卻國人與敵人兩造的信任之後,作為美女間諜的西施在姑蘇城破之後也就一無價值,只能追隨夫差墮城殉死───那麼,一代美人的下場又是徹頭徹尾的悲慘與淒涼了。
兩種結局,都有其切切關乎大尺幅歷史動向的角度。在吳越兩國數十年相爭之局裡,身份最為微賤的女子如何以其身體、情感來反省權力的宰制,以及個人生命又如何在這宰制之下尋求出口呢?參與《情人哏裡出西施》的創作工作,似乎就是我對於前面這一個問號的回答。
李翰祥的《西施》在一九六七年抱得五項金馬獎,大約就是從那一年起,我跟著父親學吟古典詩詞。當時父親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句帶有玩笑意味的家訓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湊」。我那麼湊聲調、湊字句、湊意思、湊想像,把對於世界的粗略觀點和感性壓縮到二十個字、或者是二十八個字裡去,平平仄仄平?還是平平仄仄仄平平?四十六、七年過去───可謂奄乎半生了───我從來沒有想到:居然在我年幼時大相逕庭的兩般啟蒙竟然連結成一體。
古典詩歌───尤其是唐代發展起來的近體律絕───提供了我在掌握聲字教養上一個很有效率的法門,但這也只是廣博湛深的詩歌傳統裡較為人所親近的一脈主流,一旦應用到各種音樂劇、或歌劇的形式之中,原本非講究不可的準繩、格式和章法,反而容易形成極大的限制。尤其是和全民大這樣活潑、甚至不惜撒野的劇團合作,我反而時刻惴惴不安,總想著:我對於歷史、文學乃至於詩歌的那些無論旨意或美感上的矜持,可能都會流於沉悶。
對我來說,全民大劇團畢竟是一個新世代的團隊,他們帶給人的印象就是會搞笑,也愛搞笑,一經全民大之手眼,幾無不可噱笑之人,亦幾無不可嘲弄之事。他們會如何以笑聲處理一部帶著詩懷歌意去尋訪西施的作品呢?
請容我再重複一次:全民大劇團是一個新世代的團隊。劇團之中大部分的人出生的時候,李翰祥的《西施》已經下片多年。江青轉行成為傑出的現代舞蹈家,朱牧執導了平生第一部片子《鳳陽花鼓》,曹健撐起了台灣電視劇裡幾乎一半以上父親的角色,洪波則苦於吸毒而從西門町天橋上一躍而下………不但春秋晚期吳越相爭的舊聞飄搖在遠逝的歷史風埃之中,即使是關於西施題材的當代創作,也已經渺茫無可尋覓───我原來的西施呢?
然而全民大劇團畢竟像那些曾經以電影和戲劇向歷史致敬前輩一樣,從編導到製作人、演職員,幾乎人人都不停地追問:《情人哏裡出西施》是一個關於國族的故事嗎?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嗎?是一個關於信任的故事嗎?是一個關於背叛的故事嗎?是一個關於忠誠的故事嗎?是一個關於原諒的故事嗎?
尚未出現格律詩的那個時代真是太古老了,我在一字一句琢磨著怎樣還原兩千五百年前兩對不該相戀的情人之間若有似無的好奇、懸望與憾恨的時候,編導謝念祖的困惑似乎更為實際,他再三問我:「那個時代有轎子了嗎?」「那個時代大夫的妻子自稱是甚麼?」「那個時代我知道還沒有椅子,可以讓夫差坐在比較高一點的地方嗎?」我想,全民大劇團當然不只是讓人發笑而已,他們還想讓人想繼續問下去:我原來知道的這個名字───西施,她還有哪些故事呢?
我特別要在這樣一個共同追尋(且看來不會獲致終極答案)的旅途中,感謝同行的作曲家王希文,他賦予劇中許多角色言詞以外的生命詮釋───那是迷人又溫暖的音樂,誰都少不了能夠讓人忍不住悠揚而歌的旋律,我一直以為:西施就是這樣美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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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持文藝座談會,叫齊所有出名的文藝人士,然後發表談話。嚴格來講,黨的第一把手主持文藝座談會並發表講話,這是歷史上的第二次。對文藝作出原則性指示。他講一句等於一萬句,全國所有人都要照他的方針進行。但中間又夾雜了半次,遲點才告訴大家那半次是甚麼。
上一次,我已經讀到熟。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基本上最重要的是,你們不能講那些為文藝而文藝,或者資產階級的溫情人性。每逢寫任何東西,都要問三個問題。第一,是為誰而寫?第二,是寫給誰看的?第三,寫出來的效果是怎樣。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是應該站穩他的立場,他的作品是要為工農階級而寫,而不是知識份子消閒用的。寫作就是要給工農階級,寫出來不能夠扮高深,是要給工農和無產階級看的。然後寫完要問自己,這本作品是對革命有利還是無利。寫出革命的壞事,那是對革命沒有利,如果寫國民政府的好事也是對革命無利,所以這是不能寫的。
這叫做站穩階級立場,叫做文藝戰線,在戰場上要打贏人,就要做這些。坦白講,一要考慮這東西的,寫出來的已不是文藝作品,而是宣傳單張。這是第一個大災難,延安文藝講話籠罩了中國幾十年。
第二,那半次是甚麼,是江青同志主持解放軍文藝工作會議。江青同志的談話是怎樣呢?江青同志的談話是雖然我們國家己經解放了廿多年。但是在文藝戲曲中還未解放,還是用舊那套。戲中還是帝皇將相、才子佳人,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東西,這是不行。革命時代讓無產階級翻身,就要有無產階級的文藝作品,這些封建思想統治的文藝階層是要被打倒。於是搞出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不可以做戲,只可以做樣板戲。樣皮戲做了十年。
現在我們偉大的習大大又主持文藝講話。他話基本上,現在作品太低俗。我為我的老友王晶擔心,因為他交過作品上去審批,結果回來也不能剪,因為審批只寫了意識低俗。意識低俗,那麼還能剪嗎?都不知可以怎麼剪。第二,習大大講不要做市場的奴隸。不做市場奴隸,部戲不賣座,沒有人看。那從事者何以為生。那返回以前的年代,國家出糧給他們寫作,但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人看的。還有要對之前從事文藝工作的人或者有貢戲的人加以致敬。那不是又要拍回魯迅那些矛盾那些東西出來。那些左聯作家作品是否又要拿出來再拍過。祥林嫂、阿Q正傳那些拍來拍去。然後他講了兩個網絡小說作家出來講,一個叫做周小平、一個叫花千芳。一個中學畢業,一個初中畢業,曾經辦過色情機構被捕,二人因此而紅了。
大家寫作要有多些正能量。甚麼叫做正能量。即是一定要愛國,為國家生產,為公共貢獻。向雷鋒同志學習。如果這些東西能夠鼓吹到,便不會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這完全是倒退,這樣令整個文藝電視電影界,一窩蜂不敢再做這些東西。因為他一句頂一萬句,講了還可以再做﹐是搞作對。之後大家拍來拍去都是西遊記、大鬧天宮。再拍三大解放戰役,拍完都沒有人看的。再拍建黨、建國偉業,偉大的毛主席,毛主席在延安,鄧小平在深圳,習大大在福建。去年又拍了一次雷鋒,全國沒得上映,在南京上映,十多間戲院上映,但票房是零。因為沒有人喜歡看雷鋒。別人不覺得雷鋒可以看。那時候五十年代,幫人執屎、扶大媽過馬路等,竟然都可以有人在旁邊幫他拍照。那真的是神奇的事,要知道菲林、相機都是很昂貴的東西。全部都是後來做假的。現在大家想回大陸搞任何文藝都可以死了心。未來會是一片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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