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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每月影評] 《金曲金后》的社會隱喻

法國導演沙維爾查洛利（Xavier Giannoli）執導的《金曲金后》（Marguerite）在海外上映時，頗獲好評，大概因為情節簡單，背後卻充滿思考空間。這部影片以1930-40年代美國「走音天后」珍金絲（Florence Foster Jenkins）的人生改編而成，類似題材的新電影也陸續出籠，不過結局由喜劇變成悲劇而已。

電影女主角瑪格麗特是業餘音樂愛好者，但「首先是」女富豪，坐擁巴黎近郊一座城堡，身旁的人都因為她的財富，而與她維持虛偽的上流社會關係。瑪格麗特與一般音樂鑑賞者不同，熱衷粉墨登場，喜歡呼朋喚友在城堡內開個人音樂會，這點也與一些高官頗為相似。可惜她五音不全，在演繹高音時慘不忍聞，成了上流圈子的笑話。她的親友、管家礙於人情和其他難以名狀的複雜感情，從不向她坦白；樂評人、記者和受她贊助的前衛藝術家各懷鬼胎，亦不大評論她的走音。即使評論了，她也看不到。

樂評人的權力和社會資本

這樣的設定，反映了一個權力關係，和一個建構的現實：類似「國王的新衣」情節之所以能上演，乃是因為演唱者自己無法有效辨識自身的聲音，才無從了解自己有多麼「專業」。須知錄音的發明，只是晚近產物，愛迪生於1877年發明留聲機，但普及則再要一段時間。在那之前，「音樂愛好者」和「專業歌唱家」的身份區隔，專業和業餘之間的分野，乃至不同業界之間的界線，其實很模糊，此所以才出現文藝復興式的全能人。

今天我們可以從音樂人發行唱片的銷量，來評判其是否受歡迎，同時大眾有了一定普及教育，也能大概感受專業程度。但在唱片誕生前，只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就能夠舉辦如電影中的私人音樂會，當局者迷，當事人的自我感覺，就與專業歌唱家無異。在錄音技術大規模應用前，社會對某人的歌唱水準，主要則是通過媒體報道、樂評人來了解，真相往往極少人知。因此，那些專業評論家的社會資本，可能比今日更大；在藝術成為大眾文化前，藝術家、評論家對「藝術」的詮釋力，可以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可以說有相當壟斷性。《金曲金后》真正諷刺的，其實就是整個上流社會的社會資本：他們壟斷了社會領導權，喜歡聽甚麼音樂、穿甚麼衣著，都彷彿潮流尖端，其實不少品味大可商榷，電影中的前衛藝術家，正是看穿了精英圈子的荒唐，才把吹捧走音當作「行為藝術」。而在他們創造品味後，又有一群人從中為生，把潮流研究得煞有介事。走音女富豪的遭遇，不過是戲劇化了一些，本質卻是天天出現。

藝術贊助人的壟斷性

女富豪的演唱「生涯」得以延續下去，也有另一結構性原因：她自己也不知道已經「權力」過大，無形中已建立了權力中心，不少人要圍繞這生態維持自己生命，才不得不把謊言延續下去。這是因為藝術創作需要成本，藝術家也要謀生，在大眾表演、展覽等公共資助未興起前，藝術家群體背後的「藝術委託人」，像女富豪那樣，就形同半神。「藝術委託」類似今日我們的「贊助」，歷史上往往是具有權勢地位的王公貴族，甚至是一國政府。歐洲藝術委託的濫觴，可以遠溯至羅馬帝國時代，奧古斯都的幕僚Gaius Maecenas慷慨贊助詩人，以至不少非英語語言，都將他名字中的「mecenate」作為「委託人」。在中世紀，歐洲最大的藝術委託人當屬教會，眾多藝術家在教會資助下，創作了大量宗教藝術作品，但也鞏固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直到文藝復興，世俗王公貴族要打破教會權力，才成為藝術創作的金主，藝術家才得以衝破教會桎梏，表達世俗藝術理念。

換句話說，誰是金主，誰就能建立一套生態，而歷史上眾多金主的藝術修為，包括資助巴哈、莫札特那些，都不見得比走音天后好。即使在現代社會，類似現象也無處不在。且以最重視藝術資助的法國政府為例，在文化部長Jack Lang主政時，推動了羅浮宮擴建、新凱旋門、巴士底歌劇院等國家級項目，同時頻頻對大眾藝術發表評論，對藝術市場價格、藝術推廣外交等都直接指導，既改善了本國藝術家的物質生活，也促進法國軟實力的弘揚。然而，正如電影中的藝術家有賴於瑪格麗特的財富，而不向她指出真相，不少人也認為法國「藝術國家化」的指導思想，也妨礙藝術創作自由。更有評論指出，法國政府的舉措，意在將藝術制度化為國家意識形態一部分，這種做法，與中世紀教會和後來歐洲王室網羅藝術家的行為，實乃一脈相承。

快樂的謊言：被騙者往往洞悉一切

說到底，樂評人、金主的社會系統，真的會令當事人完全盲目嗎？也不見得，影片主角的原型珍金絲就是一例。她本人對自己的水準非常清楚，美國社會輿論也毫不留情指出她走音，但大眾獵奇、追尋「反偶像」的群眾心態，反倒助長了珍金絲的「受歡迎」程度。她這種「非主流」表演本身，就是大眾文化藝術的另一個面向，乃至變成cult的體現。結果，她個人音樂會的門票總是被搶購一空，每次演出後，媒體都大肆報道，就像十年前美國曇花一現的William Hung，與及網絡時代的一眾網絡紅人。珍金絲自處之道，也像William Hung的金句「I have tried my best and have no regrets」，自言「人們可以說我唱得不好，但不能說我沒唱過」。在群眾注視中，她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之餘，大概也得到一種agenda setting的權力快感，現實是甚麼，已經不再重要。這教人想起經典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兒子為母親在德國統一後重建「東德之家」，最終母親其實心中有數，但母子都沈醉其中。這與電影中，瑪格麗特在留聲機聽聞自己「真聲」後的悲劇，形成鮮明反差。

不過，細心的觀影者想必發覺，即便在《金曲金后》，瑪格麗特對自己的真實歌唱水平，其實也不無懷疑。她也暗示過知道別人的評價，就像對丈夫每每「遲到」背後的原因，也早有所覺。只是，在眾星捧月的私人圈子，瑪格麗特或許沉醉於善意的欺騙，為的不是實現自己音樂的夢想，而是證明自己有議題設定的權力，而對一位無所事事、人生也沒有其他追求的富婆而言，最少這會得到鍥而不捨、努力不懈的美言。當這一自我認識被固化，「有沒有走音」本身，就已經不再是問題的關鍵。其實，活在快樂的謊言中的人何其多，學術界眾多追蹤「影響因子」的怪人，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走音富婆，假如到了人生最後一天，才如夢初醒，那種感受，只會比電影結尾一幕更震撼人心。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10月

#走音天后 #另類藝術

延伸閱讀：法國文化協會與法國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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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每月影評] 《沙漠女王》：女版阿拉伯勞倫斯的歷史功過

奧斯卡影后妮歌潔曼領銜主演的傳記影片《沙漠女王》（Queen of the Desert）上映，對中東而言是一件大事，因為主角是當地難得有正面「本土形象」的西方人物，但對其他觀眾而言，都對時代背景感到陌生。其實主角貝爾（Gertrude Bell）的經歷，可能比《沙漠梟雄》的主角阿拉伯勞倫斯更傳奇，不過電影沒有詳述她的爭議性，手法也嫌平鋪直敘，令原來可以引起熱潮的電影，得到不少劣評，實屬不幸。

貝爾出身於英國一個富裕家庭，自幼飽學，在牛津大學取得當代歷史專業一級榮譽學位，隨後隻身前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下的中東旅行探險。在1892－1913年間，她訪遍中東古城，寫下諸多遊記，對中東錯綜複雜的民族、宗教淵源都有深入了解，並與當地各部落建立了廣泛聯繫。即使在今天，深入阿拉伯半島不毛之地也殊不容易，遑論一百年前，更遑論是一個在阿拉伯傳統社會不獲尊重的單獨行動的女性。因此，貝爾成了當時英國首屈一指的中東專家，也獲得英國情報部門青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她被英國駐開羅情報機關「阿拉伯局」招募成「顧問」，與阿拉伯勞倫斯共同協助英軍在中東一帶的軍事行動。雖然她在電影強調「只為自己工作」，但她的行為完全符合英國殖民主義利益，乃不能、也不必迴避的客觀現實。

要理解貝爾在一戰期間的貢獻在哪裏，就必須對當時英國在中東戰場的謀劃有所了解。一戰的南方戰線是英國核心的戰場之一，英國謀求控制阿拉伯地區，實現對半島出口航路的掌控，聯通英屬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陸路通道，就算奧斯曼帝國不是德國盟友，英國也會早晚動手肢解帝國的。不久當地開始發現少量石油，更令其戰略價值大增。為達到上述目的，英國在中東積極尋找合作對象，當地阿拉伯人就成了英軍依賴的力量。需知，在阿拉伯人眼中，奧斯曼帝國是名符其實的「異邦政權」，借「哈里發」之名，對阿拉伯人進行壓迫統治，而阿拉伯社會早就想推翻奧斯曼蘇丹政權，不過目的不是支持英國，而是實現阿拉伯民族獨立。

為了各取所需，縱使雙方都知道終極目標並不一致，但也願意「階段性合作」，英國很快與中東阿拉伯反抗勢力領袖、遜尼派哈希姆家族的首領侯賽因．阿里（Hussein bin Ali）達成「麥克馬洪協定」，阿拉伯「義軍」與英國共同打擊奧斯曼帝國，而英國則允諾阿拉伯民族在戰勝後獨立建國。基於這一協定，英國亟需一位熟知中東事務的情報官員，協調英軍與阿拉伯各部族反抗軍之間的軍事行動，而貝爾成了這一任務的最佳人選。貝爾對各部落之間的利害關係瞭如指掌，因為她的建議，一度雄踞阿拉伯半島的Rasheed家族被放棄，哈希姆家族繼續被認定為共主，但這些是否歷史的必然，其實大可商榷。在戰爭期間，貝爾為英軍突入奧斯曼帝國腹地繪製了戰略地圖，制定相關進軍路線；她利用自己對阿拉伯地區各部族關係的了解，為英軍在當地建立聯盟提供咨詢指導，成為連接英國和阿拉伯部族之間的橋樑。最終，在英國駐中東遠征軍和阿拉伯反抗軍的聯合進擊下，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她沒有改變歷史進程，但對阿拉伯世界內部的權力平衡，卻有劃時代的影響。

有趣的是，貝爾一生真正發揮影響力的時刻，卻沒有被電影涵蓋，而那觸及理想與現實、祖國與阿拉伯烏托邦之間的矛盾衝突，本應讓她變得立體。今天我們眾所週知的是，在奧斯曼帝國解體後，阿拉伯人並未如願以償，獲得民族獨立。1916年，英法兩國駐中東外交官秘密協議，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英法將瓜分其領土，這即是《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也是今天備受批評的「殖民陰謀」。在這一協定下，除了新興獨立的土耳其共和國之外，北部的黎巴嫩、敘利亞部分被法國佔領，伊拉克、科威特和巴勒斯坦地區則被劃歸英國勢力範圍，二者的分界線主要由英國外交官賽克斯劃定。這一無視中東地區種族、宗教差異的勢力分界線，成為今天中東各國界劃分的藍本，也成為百年來中東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派系紛爭的淵源。

在整個一戰期間，貝爾一直堅持阿拉伯人實現「民族自決」，這一立場與勞倫斯一致，但卻不獲倫敦官僚的認可。她明知道哈希姆家族的實力不及新興而勇武的沙特家族，卻堅持為老牌貴族哈希姆家族服務，其實同樣是今天中東亂局根源之一。在《賽克斯－皮科協定》成為既成事實后，勞倫斯深感自己的志願被倫敦背叛，決意退出中東外交漩渦，但貝爾卻選擇留在中東，接受既成現實，希望儘量在框架下「做好事」，於是為伊拉克建國事業奔波。她在戰後第一時間向英國政府提交了關於「美索不達米亞自決」的報告，反對當時英國駐美索不達米亞總督的「委任政府」方案，建議伊拉克建立獨立自治政府。在1921年開羅會議期間，貝爾以「遠東事務秘書」（Oriental Secretary）身份參與會議，憑藉其對中東的深入了解，反復遊說英國政府接受組建「伊拉克自治政府」的提案，並向英政府推薦阿里之子本．侯賽因為伊拉克阿拉伯王國領袖。最終侯賽因被英政府認可為「伊拉克之王」，即「費薩爾一世」，一批遜尼派精英也在貝爾的舉薦下，掌控了伊拉克王國大權。

貝爾的後半生都在伊拉克度過，以政府顧問身份，指導費薩爾一世處理伊拉克當地各部族、教派之間的事務。伊拉克的國境劃界已經成事實，貝爾就致力協調這一劃界下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努力讓他們團結在伊拉克國內，卻沒有認真想過讓庫爾德人建國的可能。伊拉克的什葉派佔多數，貝爾青睞遜尼派，完全是英國殖民管治典型的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戰略，和在香港給予新界人特權的原理完全一樣。倘若當年貝爾不舉薦遜尼派侯賽因，而推薦什葉派領袖哈吉．納吉（Haji Naji）領導伊拉克，那麼今天的伊拉克內政，或不至長期陷入教派紛爭。納吉與貝爾其實一直有良好私交，並向後者傳授了如何與什葉派打交道的經驗，貝爾卻藉此指導遜尼派統治者，未免有點那個。當然，伊斯蘭教派紛爭在貝爾到來之前已延續數百年，就算貝爾選擇了納吉，平行時空的伊拉克會否成為貝爾夢想中「統一、和平」的獨立國家，亦是難料。今天貝爾依然是中東人最喜愛的白種人之一，因為那代表了西方協助阿拉伯人文明建國的一頁，但假如「伊斯蘭國」持續壯大、並得以存在下去，百年後的阿拉伯史觀，卻可能對貝爾、勞倫斯的評價截然不同，這卻是後話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9月

#GertrudeBell #沙漠女王 #阿拉伯

延伸閱讀：《阿拉伯跳舞女郎》／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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