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樓市泡沫破裂,情景將何如?- 胡月曉
樓市泡沫破裂引發的動蕩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也是中國經濟完成轉型、社會進步所必須跨越的階段;如何約束樓市泡沫破裂衝擊?
樓市泡沫破裂可界定為房價下跌超過13%、並延續1年以上。如樓市泡沫破裂,大概率下的中等假設,房價持續5年下跌、累計達30%後,樓市走勢或將企跌走穩。通貨膨脹受樓市泡沫破裂的衝擊有限,不會通縮;經濟增長大概率更穩健;資本市場或現蹺蹺板效應的繁榮;風險個案或群現,但不會發展為系統性風險;財政收支壓力加大,改革呈現推進良機。
如何界定樓市泡沫破裂
有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泡沫都是破裂後才得以確認此前為泡沫的。實際上,無論何種資產評判指標,對泡沫的事先預警大都是準確的,但市場和一般投資者並不認可,因為趨勢交易總是市場的大流,而泡沫總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情況說明,認識泡沫和利用泡沫獲利,並非是一回事。比如,中國監管部門和管理機構普遍認為樓市存在泡沫,然而樓市依然在分化中泡沫延續膨脹,樓市調控的市場信譽不斷受損,以致部分市場人士甚至將調控政策當作了反向指標。筆者就曾親身經歷聽到某大學房地產教授在講座中說——老百姓都知道房地產價格是不會跌的,政府官員居然不知道。
當然,即使樓市泡沫延續,房地產價格還是有波動的。一般來說,樓市泡沫破裂會引起市場的較大震動和經濟影響,而要產生市場震動和經濟衝擊,房地產價格下跌的幅度和持續時間都要達到一定程度。
從市場公認的海外樓市泡沫破裂歷史經驗看,樓市泡沫破裂後房價下降平均幅度達27%,持續時間平均為4.5年;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西方兩次經濟周期中,15個國家中發生了29次市場公認的樓市泡沫破裂事件,其中最低房產價格下降幅度為13.7%,該樓市泡沫破裂過程持續時間也最短,僅為1年。因此,按照海外經驗界定,一個地方樓市泡沫破裂可界定為房價下跌超過13%、並延續1年以上。持續1年並超過13%的跌幅,這是樓市泡沫破裂的最輕微情況,也是稱為樓市泡沫「破裂」的入門門檻,實際當中樓市泡沫破裂意味著市場趨勢改變,房價下跌和延續時間都會剎不住車,市場震蕩和經濟衝擊都會不斷加大,最終引起經濟周期的改變。
中國樓市泡沫破裂後情景假設
兩個樓市泡沫破裂影響至今,且為國人熟悉的例子,一是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泡沫經濟破裂,日本自此進入「失去的年代」;二是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美國樓市泡沫破裂(表現為「次貸」危機,實為樓市泡沫破裂),縱使美國股市持續繁榮,訊息產業繁榮,經濟也一直未能走出危機陰影。一些小規模經濟體的樓市泡沫,因其生成和破裂都和國際資本移動有很大關係,不具可比性,不提略過;從一些主要經濟體的樓市泡沫破裂經驗看,樓市泡沫破裂大都引發了金融和經濟的大震蕩,甚至危機。故監管決策人員若非出自私利,必定高度關注此問題,并力爭將泡沫摁在萌芽狀態,不容坐大。中國央行官員曾表示,房地產是現階段中國金融風險方面最大的「灰犀牛」。如樓市泡沫破裂,會有如何場景?以下幾種或是較有可能的:
1. 樓市價格回落幅度和持續時間「降3走5」。由於中國2010年就進行了房地產市場管控,樓市泡沫雖然持續時間長但膨脹相對較為緩慢,並且城市化進程儘管高峰過去但仍有空間,因此即使樓市泡沫破裂,也會相對溫和。一旦樓市泡沫進入破裂門檻(即下降超過13%、持續1年以上),很可能會延續緩慢下行趨勢,持續3-5年、下跌20%-30%。大概率下的中等假設,房價持續累計下跌30%、延續5年後,樓市走勢或將企跌走穩。
2. 通貨膨脹影響有限。當資本外流引發樓市泡沫破裂時,通常會看到通脹下行甚至通貨緊縮的伴隨現象;當貨幣緊縮刺破泡沫時,價格低迷也是常見現象。一般認為,樓市泡沫破裂引發經濟危機,因而價格低迷是必然的。顯然,樓市泡沫破裂是否引發通貨緊縮,要看泡沫破裂對經濟的影響和引發泡沫破裂的原因。由於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上升趨勢不會變,且資本項目一直未完全開放,因此資本跨國移動衝擊不會是樓市泡沫破裂原因。流動性環境有望保持穩定,並成為泡沫破裂後的對沖工具,因此經濟受到衝擊也有限。加之現代社會食品和能源價格波動主要受供給衝擊影響,其價格波動主要不是需求變化,因而通貨膨脹受樓市泡沫破裂的衝擊有限。
3. 經濟增長大概率更穩健。樓市泡沫雖然增加了金融風險,但其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傷害,還在於損害了全社會的實業投資氛圍。高房價不僅提高全社會的商務成本,樓市泡沫還是資金空轉和金融行業高利潤的基礎,濃烈的投機氣味極大不利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和發展。樓市泡沫破裂之時,將是中國經濟走出2014年至今的「底部徘徊」階段之期,也是中國經濟轉型曙光出現、真正步入新時代的時機。
4. 資本市場或現蹺蹺板效應的繁榮。由於樓市泡沫長時間未破,之前的溫總理甚至回應說房價調控很難,因此全社會形成了房價永遠漲的預期,加上住房持有成本幾乎為零,使得住房最終異化為居民財富持有形式,成為中國充裕貨幣的最大蓄水池,也造成了中國貨幣「存量過多、增量不足」的流動性矛盾環境。樓市泡沫破裂,將使擠出的巨額資金,使得存量貨幣流向實業和資本市場,貨幣結構將改善,從而為資本市場回暖創造良好條件。樓市泡沫破裂之時,就是中國股市騰飛之日。
5. 風險個案或群現,但不會發展為系統性風險。首先持續10餘年的交易管控,已使物業持有相對分散,全社會抗跌能力提高。其次,貨幣政策自主,流動性環境可控、可調。第三,中國金融體系下的銀行普遍規模較大,抗風險能力強,西方樓市泡沫破裂導致金融風險失控的國家,通常是小銀行體系——家數多、規模小、抗衝擊力差。銀行主導型直接融資體系下,金融機構間風險傳染也天然比市場型直接融資體系下低。另外,中國在2020年底已對房地產金融實行了集中度管理,在泡沫未破裂之時,金融機構的風險敞口已得到先行控制。
6. 財政收支壓力加大,改革呈現推進良機。樓市泡沫破裂自然導致土地財政終結,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將加大,中央的責任將加重,國債增發壓力將加大。現代財政貨幣體系下,國債更主要的功能不是彌補財政收支缺口,而是為信用貨幣發行提供國家信用載體工具,這也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基礎。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擴張的空間是巨大的;中國的宏觀槓桿率雖然很高,但政府部門槓桿率很低,其中中央政府槓桿率更低。2020年中國實體經濟宏觀槓桿率為270.1%,其中企業部門、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分別為162.3%、62.2%和45.6%,政府部門中地方政府為25.6%,可見政府部門,尤其是中央政府,負債擴張能力還是充足的。樓市泡沫破裂,將使原先退出住房市場供應的被典藏住房,重新進入市場,不同人群的財富儲存曝光率將增加,有利反腐進一步推進,或引起新一輪社會治理變革。
該當如何未雨綢繆?
樓市泡沫破裂引發的社會動蕩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也是中國經濟完成轉型、社會進步所必須跨越的階段。樓市泡沫破裂使金融風險得以消除,貨幣新機制建立得以確立基礎;在資金空轉基礎消除,金融服務實體進程順暢後,資本市場也將得以來臨嶄新大發展空間。以下一些措施對於約束樓市泡沫破裂衝擊、促進正向激勵,將是必要和可行的。
1. 謹慎推進資本項目完全開放。在人民幣成為完全強勢的國際貨幣前,資本項目開放應該謹慎推進,以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衝擊。資本項目有限開放下,一國對貨幣環境的掌控是有效的,樓市泡沫演化進程也可控。
2. 增加持有環節稅、減少交易環節稅。前者有擠泡沫作用,後者則有利泡沫變化平緩。樓市泡沫要麼擠出,要麼以通脹做實。若以通脹做實,將加劇社會分化,不僅會將經濟推入「中等收入陷阱」,還會埋下更嚴重社會危機的隱患。因此,擠泡沫是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3. 提高國債發行規模,為央行開創新貨幣機制建立基礎。依照國債的貨幣經濟學意義,中央國債作為政府信用載體,實際上取代了黃金的貨幣信用基礎保證功能,國債規模須達到一定規模,央行才能在基礎貨幣形成機制中轉向直購資產。多發國債也使政府有財力完善樓市長效機制,如發行特别長期國債建立政府主導住房供應體系,為樓市租售價格提供基準參考等。
原文:金融時報
#經濟 #社會 #民生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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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與新政府的蜜月期能持續多久?- 夏春、成亞曼
今天起全球投資者都要開始應對「拜登時代」的美國,拜登的「去特朗普化」是有限度、有選擇的,投資上合理的預期管理十分重要。
美東時間1月20日中午,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在拜登贏得大選到就職前,標普500指數上漲了12.8%,不僅高於特朗普同期的6.2%,還打破了肯尼迪和克林頓在同期創下的歷史紀錄8.8%。
一個價值兆的問題
我們在《為什麼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美國經濟表現更好?》一文中指出,歷史上,以主要指標衡量,民主黨主政白宮時,股市和經濟的平均表現都明顯好於共和黨總統。特朗普任期內的經濟增速和股市表現都不錯,但也無法改寫這一紀錄。
單論股市,儘管特朗普這四年美股年化收益率高達11.8%,創下了共和黨總統在「咆哮的二十年代」之後的最好紀錄(柯立芝在1923-1929年任期內,股市年化收益率為25.5%),但也比不上克林頓時期的15.9%和奧巴馬時期的12.1%(以上均以道瓊斯指數衡量,因為標普指數開始於1957年)。
我們在《回看「紅潮」,理解遲到「藍潮」的市場衝擊》一文中分析了美國股市在大選結束後通常表現較好的原因,以及拜登創下就職前股市表現最好紀錄背後的「藍潮」因素。接下來的A Trillion Dollar Question就是拜登能否在接下來的任期內,不僅以施政保持股市的優異表現,同時續寫美國經濟和股市在民主黨掌管白宮期間平均業績更好的紀錄。
1980年以來,美國政府換屆後的100天的「蜜月期」里,標普500在多數情況下是上漲的,里根上任後的0.9%是最低正收益,而最好紀錄來自於奧巴馬的8.4%,兩次下跌的例外均發生在小布什就職後。目前市場情緒偏樂觀,經濟基本面相對穩健,配合大力刺激經濟的組合拳,拜登有望延續新政府就任後「蜜月期」內股市漲多跌少的紀錄。
高民意支持度,是否利好股市?
拜登從特朗普手中接到的,是異常複雜而棘手的局面。美國正同時深陷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當中,而美國國內民眾和政黨內部卻處於空前的分裂和對立。由於美國政府在過往沒有採取有效的福利政策彌補全球化當中受損的群體,使得中產階級失落感陡增,貧富懸殊加劇,財政和貿易赤字加大,民粹主義抬頭,價值觀混亂,對政府不滿上升。
特朗普卸任之際,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不滿意其過去4年的表現,特别不滿意的更是達到了56%,而支持率僅為29%,降至其任期內最低值。在衝擊國會事件之後,彈劾特朗普可能引起的衝突為社會秩序又增添了不安定因素。
面對諸多短期和長期問題,拜登自當選以來就開始積極籌劃。他的首要任務就是物色和提名新政府核心成員。與特朗普政府核心人員基本上都是富有的白人男性不同,拜登邀請到更多的女性和少數族裔成員出任要職,班子組成更加多元化,傳遞出拜登團結各族群、修補國內裂痕的願望。
新政府主要官員名單中大部分都是專業且經驗豐富的專家,他們更傾向於依據理性做出判斷。其中奧巴馬時期的舊臣深諳政治運行的邏輯,也具備足夠的能力根據形勢的變化給出新的解決方案。近期,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前美聯儲主席,新任財政部長耶倫表示贊同在低利率環境下加碼刺激,不擔心財政赤字擴大,也不尋求美元貶值,力挺拜登的經濟計劃。
目前,57%的美國民眾滿意拜登對新班子核心成員的任命,僅有37%不滿意。總體來看,頗具從政和外交經驗的成員重新走上美國政治的前台,是拜登與特朗普在內閣要員安排上最根本的區別,也是拜登政府有望降低政策不確定性的核心要素,這同樣利好於經濟和市場。
站在當前時點,約六成美國民眾認同拜登自當選以來所做的努力,包括向民眾解釋施政重點和制定計劃。該比例顯著高於特朗普當時的39%。接近一半的受訪民眾相信拜登能夠改進聯邦政府的工作。
有趣的是,總統獲得的民意支持率高,股市不一定表現得更好。歷史上,美股最好的表現出現在總統支持率位於35%至50%之間,50%至65%的區間次之,而總統支持率高達65%以上時,美股僅呈現微弱正增長。當然,若支持率跌至35%以下,美股大概率是負增長的。
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是複雜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某些政策得以獲得廣泛民意支持卻不利於資本市場,拜登對富人和大企業加稅就屬於這類政策。目前拜登的支持率大概在六成左右,可以說是位於一個相當高的起點上。雖然拜登有望延續新政府就任後「蜜月期」內股市漲多跌少的紀錄,但美股在其任期內的表現還有較大不確定性。
關於拜登新政對經濟的影響分析眾多,我們不再贅述。大選結束後後,市場普遍認為拜登的施政將遇到重重阻力,這不僅源於對於如何治理美國有著截然不同主張的特朗普遺留下來的強大影響力,也來自於前述美國內部異常複雜的矛盾。
但我們一直相信,拜登實現競選承諾,施政順利的可能性要比市場預期的更大,《回看「紅潮」,理解遲到「藍潮」的市場衝擊》一文詳細闡述了我們的三點分析。如果濃縮到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特朗普的施政導致共和黨內部嚴重分裂,而新冠疫情又對社會不同群體造成巨大的衝擊,尤其使得貧富差距和價值觀混亂現象變得更加嚴重,這都是美國兩黨都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拜登的施政綱領對症下藥,共和黨議員不可能完全逆民意而反對。
可能衝擊股市「蜜月期」的因素
市場消化了利好的政策前景後,可能不得不關注新政府實際施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疫苗儲備、接種進度、消費疲軟、經濟恢復不達預期等,特别是當拜登正式開始加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推動對大企業和富人加稅、加強對科技企業、金融市場的監管時,或將對市場形成顯著回調壓力。這也是我們預測今年的美股走勢可能前高後低的主要邏輯。
近期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動向是拜登提名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Gary Gensler是華爾街出了名的鐵腕監管者。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他力排眾議,針對規模達數百兆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制定了一整套從頭到腳的監管規則。
拜登還提名了民主黨總統競選對手,哈佛大學教授Elizabeth Warren的助手Rohit Chopra成為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局長。而Warren在競選過程中最為大眾熟悉的就是主張對超級富豪徵收財富稅和拆分壟斷型的科技巨頭。新局長從消費者保護的角度出發,有可能加強對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監管。而比特幣有股市領先指標的稱號,值得股市投資者重點關注。
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增長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的過程。過去的經濟學研究把焦點放在了經濟基本面(人口,勞動力,科技,通脹率,失業率,外部石油價格衝擊等等)和財政貨幣政策變化之上,卻忽視了財富分配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實際上,美國戰後到1980年初,經濟的高增長與貧富差距不斷縮小密切相關,而1980年至今的經濟低增長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直接後果。
由於貧富差距的變化來源於稅收政策,任何稅制的改變都將同時影響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儘管共和黨反對加稅,但實際上民主黨執政期間相對合理的稅制和對弱勢群體的扶助,恰恰是民主黨總統期間經濟和市場表現更好的原因,克林頓執政期間表現最為明顯。
拜登要想續寫民主黨執政期更優的經濟和市場表現,不僅需要在2年後的國會中期選舉之前施政順利,而且需要把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延續到4年之後。畢竟,克林頓和奧巴馬任期內,經濟和股市在第二任期的表現都好於第一任期。
拜登上任時,美股無論在點位還是估值水平,均與克林頓與奧巴馬踏入白宮時面對的局面不同,即使新政府施政順利,並且政策在未來8年持續。拜登或者繼任者要打破克林頓與奧巴馬的紀錄,依然是難度重重。
從今天起,全球投資者都要開始應對「拜登時代」的美國。一個富有經驗、歷史上最多元化的內閣班子,如何化解特朗普遺留下來的強大影響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將深陷公共衛生危機、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的美國帶出困境,仍充滿未知和挑戰。我們應當明白,拜登的「去特朗普化」是有限度、有選擇的,投資上合理的預期管理十分重要。在配置上,我們仍然推薦大家考慮經歷過波動考驗的優質美元私募和公募基金。
原文: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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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推动陆港澳融合策略作为及其影响
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访问学者
五十年不变的错估
我们谈到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多人都会提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跟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会面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时,邓小平所解释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治理香港方针「五十年不变」的意义。所谓「五十年不变」,只是一个概念,而并不是严格的时间区段,并不是第五十一年就变了。邓小平的意思是,在未来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大陆需要稳定发展的环境,尤其香港在当时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是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窗口,所以邓小平要争取时间尽快让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在社会经济跟香港的差距会拉近。邓小平明确提到,等五十年后,中国大陆经济发达,到时候跟香港会没什麽差距,就没有变的问题。「五十年不变」裡「不变」原来的意思其实是这样。也就是邓小平要柴契尔夫人安心,强调这五十年是中国需要,希望中国大陆经济五十年后可以跟全世界看齐,而五十年后更不需要担心,因为到时候中国大陆应当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而更可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的领域和香港接近。
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
如果透过陆港澳融合的这件事来看的话,其实这是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重新定位的策略,意即向资本主义靠拢,来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的现代化。后来历史的变化超乎邓小平预测的乐观。在「六四事件」之后,虽然有波澜,但是邓小平在后来还是利用南巡讲话确立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变,只是更加强调「政左经右」的路线,因而在这之后大量地招揽港资和台资进入中国大陆来协助中国大陆突破一九八九年之后全球的经济封锁,让他们在短时间之内国家能够尽快复甦,往现代化方向推进。我们现在也确实看到在经济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谈陆港澳的融合,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图像可能不同,但现在中港关係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就谈最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当中明确说到2007年可以让香港人民决定行政长官跟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式是不是要改变。但在2007年前,便为了特首的选举,香港泛民主派和北京之间就展开了较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03年开始有七一大游行,而这就跟陆港澳融合的问题有关,是北京有意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家安全立法而引发了这个大游行。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共尝试透过立法方式,把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概念延伸到香港,这对香港的特殊性和自主性都会产生很大的衝突,于是就引发了香港回归日的七一游行。
送中等于送终
这让北京开始反省1997年后的中港关系,事实上也从那时开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接下来关于港人自决变更特首选举方式的五部曲又出炉了,北京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释法,限缩了《基本法》赋予的香港自治的空间,更透过释法不断侵蚀香港司法的独立地位。2004年人大两度释法否决了2007、2008年之后香港的双普选,导致香港民间开始积极争取「双普选」的社会集体行动。2013、2014年的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及其延伸的雨伞运动和鱼蛋革命,使得中港政治上的对立越发尖锐。2012年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台,而他跟香港之间的渊源,跟他担任过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东省长的父亲习仲勋有关。
从习近平身上,可以看到他在党国内部夺权的途径,主要是抓国家安全这一块。2014年1月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5年7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法》,追认国安委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完成从党到国家的国安系统重整,加以一连串的国家安全立法,让习在这个领域的权力越发巩固。而香港民间从2003年不断去抗拒《基本法》23条国家安全的立法,终于和北京在国安问题上产生对撞。我认为香港司法案件「送中」《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的立法问题是一种变相的国安立法,因为它比国安立法更可怕。国安立法至少说有限定国安领域的事务才允许中央人民政府介入,但《逃犯条例》是一般的重罪就可以移送案件到中国大陆审理。习上台之后,在2013年5月,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通令在大学校院中不准讲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七种价值;2014年中共第十八届第四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管确立了有个案司法公正和审检独立的制度,却否认了有宪政主义的司法独立这回事,司法必须服从党的领导;2018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讲话,宣示:「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在明确反对司法独立的这种情形下,习近平任内推动的国安立法,对于中国大陆内部整个司法,更加造成侵蚀迫害的作用。明确地说,《刑事诉讼法》明定的刑事程序,只要碰到国安案件,对于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的保障通通排除,这是很恐怖的。除了扩大了国安的权力之外,习近平也扩大了国安的概念,2014年4月在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资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都纳为国家安全体系,天下事通通都是国家安全,然当国家安全成为排除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法定事由时,这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是包山包海的法律概念的使用,就必然会破坏了罪刑法定主义。国家安全界限变得无边无际,对国安人员执法无异给予了大大的空白授权。在国家安全案子没立案之前的,中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法》还有一套针对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和监视的制度,就是变相监禁,又在侦讯调查程序中大量运用酷刑逼供取证,这都是非常恐怖的,必定会让港人非常恐惧。很多港人可能都还不知道把人送到中国大陆受审是多么恐怖的事情,这超过很多人基于香港经验的想像,真实的比他们想像还更恐怖。
腾笼换鸟
习主政下北京对于香港的步步进逼,面临香港民意的大幅度反弹和反送中运动的大规模抵抗,为什么北京似乎纹风不动,好像没有感觉,无动于衷?其实在占中运动之前,2011年的时候我和香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和台湾的友人共同成立华人民主书院有限公司,我们在香港的合作伙伴其实是包括了香港几个主要的政党民主党、公民党和社会民主连线。在成立之后,有些中国大陆研究香港的学者,他们来台湾跟我有些接触,因为他们开始关心到为什麽台、港公民社会会连在一起。他们觉得有点不妙,我和他们曾交换了一些意见。当时中国大陆智库学者,曾明确谈到如果香港争取普选和高度自治的抗争不断发展的话,他们担心会对中国大陆内部的统治和稳定产生重大危害。所以大陆学者认为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如果香港对中国大陆的稳定产生危害,那么「腾笼换鸟」,也是他们可以考虑的,就是香港留岛不留人,逼著香港人出走,反正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提升了,各国为了做生意,都卖他们面子。上海或深圳在突飞猛进,香港在中国大陆国际贸易的战略地位在下降,过去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时深圳和香港协力发展出来的「前店后厂」模式,就在削弱香港经济发展的基础,让香港的製造业跑到大陆去,香港人也在大陆工作和生活,而香港跟大陆之间的边控,香港政府早已经管不到甚么了,其实香港已经是在「腾笼换鸟」了,北京不断在稀释香港政府对香港人的管控能力。
北京压根就不希望「双普选」实现,现在的妥协版本,顶多也只是让步到由中央人民政府筛选出特首的候选人选,让人民进行有限度的自由投票,这个差额全民选举投出来的,也必然是北京所同意的人选,而且是符合他们的宪法原则,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2016年到香港讲的爱国、爱党、爱港的人士。
大湾区融合香港
在2012年习上台之后,可以看到「双普选」和「占中」问题上,香港和北京的碰撞。我在跟中国大陆来的学者非正式谈话中,他们透露了这种「腾笼换鸟」、留岛不留人的最后方案。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构想首度出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论述中,2017年被写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直到2019年初,乃有国务院与中共中央合作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搭配串联大湾区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跟广东省珠海市珠港澳大桥的搭建,将香港纳入大湾区的包围,加大香港对大湾区和大陆的依赖,稀释掉香港的自治。表面上,这是想让香港人有更开阔的生活腹地,通过陆桥,打破海洋对中港间交通的限制,使中港之间最终只剩下人为制度的差异,而这些制度差异要打开都是有可能的。只要香港人民对于大湾区生活的依赖性形成,未来加速通关打破边界,都有可能,到那个时候,香港要争取「双普选」,就算能选,中国大陆也有足够的信心能透过锐实力让香港人民选出北京能接受的人选。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融合策略,经过这几年中港关系演化和大湾区计画逐渐成形。2011年以及占中之前我跟大陆学者的谈话中,我发现好像为了一国,也就是为了党国,中共不惜以腾笼换鸟消灭两制的做法和思维似乎正在慢慢得到验证。
送中修例伤害《十三五规划》
对于目前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我是觉得如果人们要发展出对抗北京的话语的话,要认真去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规划中都谈到香港跟内地的关系,尤其是现在正在实施中的《十三五》,特别谈到要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以及贸易三大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这我们可以理解,但另外谈到支持香港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关于产业升级创新和青年就业,深圳都已经大肆展开了,成就恐怕都超过香港了。但无论如何,《逃犯条例》的修例,就已经直接和根本地冲击到《十三五》对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规划了。一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认中国大陆法制、甚至放弃自身司法管辖权的修例,连香港人都人人自危,外商望之却步,不敢去香港,它要怎麽成为国际法律争议的解决中心呢?要如何做到成为其他国家发生争议时人们所信任的指定管辖法院呢?人到了香港后连人身安全都保障不足的时候,怎麽完善国际法律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呢?这点我们在批判《逃犯条例》的时候,要提醒这关系着怎么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维护它的「一国两制」,更可从中共自己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直接对它提出批判。香港政府目前的作法是完全违背了《十三五规划》的精神,《十三五规划》提出来很多宏伟的目标,都有可能因为《逃犯条例》成为泡影,影响的可能不只有留岛不留人,可能整个大湾区计画的说服力都会受到冲击。
最后要问,我们台湾现在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台湾应该要想办法去帮助香港人来维持住「一国两制」,让香港人能在香港安身立命,并不是把香港人吸引到台湾就好了。我认为更负责任以及从台湾国家安全战略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让香港做为第一线帮我们挡住共产党,因此要让香港持续发展,香港才能留住人,香港的人才会有力量来抵抗共产党的控制和渗透。香港怎样持续发展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保险,我们卖保险给香港,让香港人在台湾移民有更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让香港人可以在台湾取得居留权,而且是甚至不用住到台湾来,在香港继续生活着。只要出现状况,还有台湾这个地方可以跑,让他们心理上有安全感。让香港一部份的钱放在台湾,也算是在台湾买了一个保险,万一香港出状况,我们台湾会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对于香港人的短期紧急庇护制度,这部分我相信现在在启动了,香港从事民主或社会运动的人士,可以跑到台湾这一个能够提供他们庇护的地方,很多香港学生就是这样的想法,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逃到台湾来。我们政府可以规画立场更清楚、做法更简便的方案,帮助香港人维护「一国两制」,让香港人更安心地在香港发展,这样也就可以和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政策达成一种平衡和协调。虽然台港双边目前没有官方的对话管道,但民间往来密切,声息相通,我们通过这样的作法,提供香港人民取得台湾居留权的快速通关,安定香港民心,表达的是要求中共遵守其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政治承诺,降低香港朝野和中港政治上的对立和冲击,这也更能促进台港社会互相的支持与合作。这使香港人可以背靠台湾继续留在香港奋斗,也某种程度抵销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香港的效果。
民国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台北晴园
原文刊於議報http://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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