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09:00-18:00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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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久就有這些黃圈小爭議。極端地想下去,究竟我們僅僅是繼續生存,又是否一種對革命的消極消費。因他人之死傷,而得一夕安寧。怎樣才對得起革命,大家內心都會想。不知為何令自己想到「奥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個心頭禪。
奧斯維辛即納粹知名集中營之一。大災難發生之後,繼續文藝創作和消費,卻是對奧斯維辛的殘忍。大屠殺是野蠻的,而是文藝本身是秩序的。二戰之後的一些文化批判者,想到德國為何能夠將種族屠殺的系統化和理性化,執行到人類歷史未有過的高度?他們批判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化,批評「文化工業」本身。即使殺完人,但回到文化的消費之中,電視、小說、雜誌、文學創作,社會和心靈秩序就始終穩定,一個國家就可以繼續有「底氣」執行計劃式種族滅絕。
那麼,奧斯維辛被揭發和清算之後,是否繼續繼續寫詩?寫詩只是象徵了一切的文化創作。因為我們明明知道,文化總是被視為陶冶性情,對人好的,能安定人的心神;但正是已經心神安定,就能對鄰人的苦難、政治的殘酷,得到鎮定而不觸動的特權。
林夕寫給那個年代的謝安琪,有幾段這樣說:
//你失去耐性失落 飲飽吃醉是容易極的快樂
牽手看偶像連續劇哭哭笑笑
輕輕鬆鬆 將恩怨情慾變娛樂
愛思索便會福薄 砂吹進眼內從來未覺便不必發覺
吹熄了那火花 煙花會圍住了這恩愛王國//
裡面使用的「電視劇」、「連續劇」,也是詩,即充滿維穩可能的「文化工業」。提出「奧斯維辛與詩」命題的是德國戰後學者阿多諾,屬於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據說是他創造的概念。
我沒研究過法蘭克福學派,不過直覺上覺得「詩」不是真的說「詩」。經歷群體創傷和大殘酷之後,這是一個暫時幸存者的心理命題,我怎樣才能對得起自己經歷的歷史,不負如來不負卿?奥斯維辛之後,當然還會有詩,但殘忍的詩,對奥斯維辛越不殘忍。我們的文藝作品要更進入過去的黑暗脈諾。詩本來會令我們移情,而黑暗詩歌,或許是個機會,利用文化去克制文化的麻痺功能。所以最終人還是會寫詩,開餐廳,然而這些行為具體上有沒有一種顛覆性,去令人張眼思考、令人直面痛苦、也許「對奥斯維辛的溫柔」亦未必不可能。這是個倫理問題多於文藝理論問題。
完全脫離脈絡地超譯,南宋人辛棄疾一生都想抗金,也殺過賊,以50人攻打數十萬人的賊營捉拿賊首,之後就被朝廷投閒置散。金人一天還在、故土還未光復,寫詞 (加上平常的吃喝撒睡拉)是否殘忍?也可能同理,所以辛殺賊的時候就殺賊,殺到不能再殺,官場失敗,才開始多寫詞。然而他的詞,全是講與外族抗爭,在此意義下,他沒有寫殘忍的「詩」。「詩」的惡性,終於被他的詞所中和。
說到這裡,似乎批判是指向「純美」、「浪漫」。我們還應寫詩,但不能沉溺唯美、浪漫主義,這也是德國最終曾經「進入」為法西斯的原因。每個人類內心,都會響往宏大、齊一、激情、純審美的異世界。只要保持理性、戒懼、一點點而不能過多的罪感,相信任何黃店都有潛能不成為「對香港那座奥斯維辛殘忍的黃店」。
再拆開看,奥斯維辛存在,也許亦是不寫「詩」的理由。因為「愛國詩人」不是最想寫詩,而是想殺賊,寫詩行為只是殺賊的志向流溢出來的次等物。今晚跟同是以前讀浸大的朋友聚餐,不知為何談到奥斯維辛,談起我小時候很愛好文藝,大學那時也想過讀中文系。小時候會看小仲馬的《茶花女》,感動到黯然神殤;看《咆哮山莊》,為那絕愛而毀滅的一對的命運,震撼嘆息不已;看村上春樹,中二病就提早來臨;看Anne Rice的《夜訪吸血鬼》,我開始自學寫作,想著若有一天能寫出像這樣強大的作品,多厲害多受用;但我小時候就預感奥斯維辛一定來臨,所以我想要用更硬更實的學問和心志裝備自己,最後就讀了歷史系,所謂的社會科學,我想更了解真實世界和殘忍的事物。
我也不是不想寫「殘忍的詩」,殘忍的詩,自有美,只是奥斯維辛的陰影越來越大,最終轉變了我。「JOJO﹗我不做文藝青年了﹗」殘忍或美的詩,最終都沒有我的份,我將自己驅逐出伊甸園,對於很多美好的事情,漸漸感覺無力消受,因為覺得今日快樂,是對未來殘酷。原來我的內心世界恐怖和自虐如此;但我有西西佛斯,我得到不用非常快樂、不用魚獲,就能繼續存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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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奧斯維辛被揭發和清算之後,是否繼續繼續寫詩?寫詩只是象徵了一切的文化創作。因為我們明明知道,文化總是被視為陶冶性情,對人好的,能安定人的心神;但正是已經心神安定,就能對鄰人的苦難、政治的殘酷,得到鎮定而不觸動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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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使用的「電視劇」、「連續劇」,也是詩,即充滿維穩可能的「文化工業」。提出「奧斯維辛與詩」命題的是德國戰後學者阿多諾,屬於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據說是他創造的概念。
我沒研究過法蘭克福學派,不過直覺上覺得「詩」不是真的說「詩」。經歷群體創傷和大殘酷之後,這是一個暫時幸存者的心理命題,我怎樣才能對得起自己經歷的歷史,不負如來不負卿?奥斯維辛之後,當然還會有詩,但殘忍的詩,對奥斯維辛越不殘忍。我們的文藝作品要更進入過去的黑暗脈諾。詩本來會令我們移情,而黑暗詩歌,或許是個機會,利用文化去克制文化的麻痺功能。所以最終人還是會寫詩,開餐廳,然而這些行為具體上有沒有一種顛覆性,去令人張眼思考、令人直面痛苦、也許「對奥斯維辛的溫柔」亦未必不可能。這是個倫理問題多於文藝理論問題。
完全脫離脈絡地超譯,南宋人辛棄疾一生都想抗金,也殺過賊,以50人攻打數十萬人的賊營捉拿賊首,之後就被朝廷投閒置散。金人一天還在、故土還未光復,寫詞 (加上平常的吃喝撒睡拉)是否殘忍?也可能同理,所以辛殺賊的時候就殺賊,殺到不能再殺,官場失敗,才開始多寫詞。然而他的詞,全是講與外族抗爭,在此意義下,他沒有寫殘忍的「詩」。「詩」的惡性,終於被他的詞所中和。
說到這裡,似乎批判是指向「純美」、「浪漫」。我們還應寫詩,但不能沉溺唯美、浪漫主義,這也是德國最終曾經「進入」為法西斯的原因。每個人類內心,都會響往宏大、齊一、激情、純審美的異世界。只要保持理性、戒懼、一點點而不能過多的罪感,相信任何黃店都有潛能不成為「對香港那座奥斯維辛殘忍的黃店」。
再拆開看,奥斯維辛存在,也許亦是不寫「詩」的理由。因為「愛國詩人」不是最想寫詩,而是想殺賊,寫詩行為只是殺賊的志向流溢出來的次等物。今晚跟同是以前讀浸大的朋友聚餐,不知為何談到奥斯維辛,談起我小時候很愛好文藝,大學那時也想過讀中文系。小時候會看小仲馬的《茶花女》,感動到黯然神殤;看《咆哮山莊》,為那絕愛而毀滅的一對的命運,震撼嘆息不已;看村上春樹,中二病就提早來臨;看Anne Rice的《夜訪吸血鬼》,我開始自學寫作,想著若有一天能寫出像這樣強大的作品,多厲害多受用;但我小時候就預感奥斯維辛一定來臨,所以我想要用更硬更實的學問和心志裝備自己,最後就讀了歷史系,所謂的社會科學,我想更了解真實世界和殘忍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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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 在 法蘭克福學派... - 精華區NCCU06_EA 的推薦與評價
====== 簡單解釋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是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為中心的一群社會科學
學者、哲學家、文化批評家所組成的學術社群。被認為是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一
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諾、馬庫色、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
的柏格(Peter Burger )、哈伯瑪斯等人。
社會研究中心成立於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為機構主任之後,才轉
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馬克思及黑格爾、盧卡奇、葛蘭西等人的
理論為基礎,對於20世紀的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及文化等等作進一步的探討,並
藉助韋伯的現代化理論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們最大的特色,在於建立所謂
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相較於傳統社會科學要以科學的、量化的方
式建立社會經濟等等的法則規律,他們則更進一步要探討歷史的發展以及人的因
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諾提出的文化工業、哈伯瑪斯提出的溝通理性等,都是批
判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
From: Wikipedia
====== 法蘭克福學派發展史...
法蘭克福學派”涉及到“社會研究所”成員所從事的工作,該研究所1923年始建
於德國的法蘭克福城,它是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方向的研究中心,隸屬於德國
一所主要的大學。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其所長卡爾‧格龍貝格的主持下,研究
所傾向於經驗地、歷史地、定向地研究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問題
1930年,霍克海默繼任研究所所長,並將許多卓有才華的理論家──包括弗洛姆
、馬爾庫塞、阿道爾諾──網羅在自己身邊。在霍克海默的主持下,研究所試圖
發展一種跨學科的社會理論,用以作為社會改革的一種工具。這個時期的工作乃
是綜合哲學和社會理論,把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
研究所的大部分成員既是猶太人又是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因而在希特勒掌權以
後,不得不逃離德國。流亡者大多移居美國。從1934年開始,研究所附屬於哥倫
比亞大學,直至1949年遷返法蘭克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阿道爾諾、霍克海默和波洛克返回法蘭克福,在德國重建
研究所,而洛文塔爾、馬爾庫塞和其他人則繼續留在美國。在德國,阿道爾諾、
霍克海默及其同伴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並成為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潮流。此時
,“法蘭克福學派”這個詞開始廣為流傳,標誌著他們關於將跨學科進行社會研
究的見解,標誌著由阿道爾諾、霍克海默及其同伴所發展起來的特殊的社會理論
。他們經常同其他社會理論展開方法論和本體論的爭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實證主義辨論”,在這場辯論中,他們對於社會理論中較重經驗和數量的方法進
行了批判,並為自己更具思辨性和批判性的社會理論進行辯護。這個圍繞在阿道
爾諾和霍克海默周圍的德國人團體還日益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懷抱敵意,同時,
這個學派也反對來遭到各種形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
”的批判,被指斥為放奔革命,放奔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由於提出了“完全被支配的社會”或“單向度社會”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終於
成為最流行的派別,這種理論系統地闡述了資本主義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日益
增長的力量,系統地闡述了社會控制新形式的發展。然而,五十年代期間,下述
兩個方面之間出現了分歧:一方面是重返法蘭克福的研究所的工作,另一方面是
由弗洛姆、洛文塔爾、馬爾庫塞和其他人(他們都沒有返回德國)所發展起來的
理論,後者同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的當前工作或早期工作常常不一致。因此,如
果以為戰後各種批判理論家都是作為鐵板一塊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來從事工
作的話,那是容易引起誤解的。雖然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批判理論家既
有共同的目的,又有跨學科社會理論的集體成果;此後,批判理論家之間經常出
現分歧,而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名稱實際上只能用來
表示德國研究所的工作了。
因此,要在總體上概括“法蘭克福學派”的特性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工作跨
越幾十年的時間,並涉及到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他們後來彼此又進行了激烈的爭
論。我們應該去把握研究所工作的各個不同的階段:
(1)格龍貝格時代的經驗-歷史研究。
(2)在霍克海默的領導下,從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嘗試建立一種跨學科的唯物主
義社會理論。
(3)流亡時期(1937年前後至四十年代初期),試圖發展一種社會批判理論。
(4)四十年代,研究所成員分散開來,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擬定了新的方向。
(5)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研究所遷返德國以及它在法蘭克福開展的工作。弗洛姆
、洛文塔爾、馬爾庫塞和其他留在美國的人以各種方式發展批判理論。
(7)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哈貝馬斯、涅格特、施密特等人在德國繼續研究所的規
劃,並發展批判理論。
目前活躍在歐美的青年理論家和學者對批判理論的貢獻。在概覽批判理論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各種不同的理論,不同的理論家和不同的規劃,這些異質的要素鬆散地
連接在一起,因為它們都信奉跨學科的社會理論,都對社會批判和社會變革發生興
趣,而所有這一切又都受到阿道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理論家的
影響。批判理論家傾向於對經驗主義的、定量的社會理論進行批判,而更多地贊同
理論建設、社會批判和社會變革。在今天的社會理論中,盡管批判理論常常是不重
要的趨勢,但仍然不失為一種非常活躍的趨勢;因此,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仍然存
在。
From: https://ceiba.ntu.edu.tw/course/17052d/database/basic_concepts.htm
====== 須注意的是...
法蘭克福學派 "不等同" 新馬克思主義!
而匈牙利理論家盧卡奇. 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葛蘭西便是新馬克思主義者而非法藍
克福學派成員... (因為他們很早前就死了)
但新馬克思主義跟原先馬克思主張有何不同呢?
新馬克思主義(Neo-Marixism),也稱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是指嘗試重新重新檢討或
修正馬克思古典理念,但仍相信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新馬克思主義拋棄
了馬克思主義所宣稱的唯一真理,轉而藉助於黑格爾哲學、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
以及理性選擇理論的觀點。
新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在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式與決定論式理念之外尋求出路,
"拒絕去接受經濟優先" 或 "無產階級優越角色" 的觀點。其次,他們關注於解析
馬克思預言之所以失敗的理由,尤其對意識型態與國家權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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