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現代小說 (4)：道可道，非常道
大部分人誤會了小說是一個講道理的工具。當我們詰問「這本小說講甚麼的時候」，都會期望答案能總結成一條顯淺道理——《動物農莊》說明階級主宰社會、《魯賓遜漂流記》是講一個人如何在野外求生、《1984》揭示極權統治恐怖之處、《24個比利》探討人格分裂等等。我以前會反問一個問題：如果我已經知道那個道理，還有必要打開那一本書嗎？如果你能用三言兩語總結一本小說的內容，那我聽你的總結就好，幹麼要看小說？
小說的義務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問一些沒有人問過的問題。卡夫卡寫《變形記》所問的是：「如果我變成了一隻甲蟲，家人和社會將怎樣看我？」寫《審判》所問的是：「如果我無理由地被判有罪，我該怎麼辦？」卡繆的《異鄉人》也問這一個問題。讀者看完這些小說之後，真的找到答案了嗎？
結局已有定案，我們或者會參照主角的命運來趨吉避凶，記住書中某幾句睿智的格言，嘗試把故事中所有哲學成分納為己用，使自己的智慧增長。小說令人受益，才會受人愛戴。然而，小說的現代性所質疑的正是這種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供求關係，質疑閱讀是否單純是一個知情者把知識轉讓給無知者的過程。由文字發明到活字印刷廣泛，文本一直擔當着教育大眾的責任，即使是娛樂本位的作品，它也要努力地給予一些樂趣，要「有」很多內容，讓無知變成知道。直到塞萬堤斯創造了唐吉訶德挑戰文本的慣式，小說的意義才開始不再確實，道理變得模稜兩可，充滿矛盾和對立，質疑已有的判斷。人透過小說窺見了一個新世界，窺見現實所沒有的向量，但我們有因此知得更多嗎？
看得小說愈多，愈是發現自我的無知。現代小說的精神只單純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你以為你已經知道很多嗎？其實你甚麼都不知道。」小說家並不追求無所不知的境界，科學家、政客、評論員、傳媒、學校、權威每天都向大眾灌輸各樣的道理，我們聽得還不夠多嗎？現代小說的意圖不是加一把嘴，想讀者奉行他所提出的正確意見，而是質疑這個由正確意見堆砌而成的表象世界究竟有多脆弱，人類如何用「知道」掩蓋了它的荒謬。
這一層太高了，很多讀者還停留在學習道理的階段，把道理指明出來已是他們的極限，而不了解現代小說的革新，偏偏是想證明道理是指不明的這回事。其實，在上世紀現代小說的影響下，這一代人才萌生出一種反說教的精神，尤其厭倦電影講道理的色彩太濃，陷入陳腐的俗套中。這種厭惡正是卡夫卡、沙特、米蘭昆德拉等人寫小說的原委，他們都想告訴你事情永遠比想像中複雜，世人都過分簡化，遺漏了很多東西。不幸的是，現代小說在這幾十年看似來到末路，人們仍會看小說，卻不再重視這種精神，甚至開着倒車，嚮往作家口若懸河地說道理，而不懂欣賞一直為無知辯護的小說家。
此等喪失，可能是文明衰退的先兆。以前，「何去何從」的問題是迫切的；現在，人人都懶得去問。我們不再憧憬一些大的東西，轉而沉迷在小品、小道理、小溫情、小確幸之中。這算不算一種進步呢？我也不知道，作為現代小說的繼承者（也許是最後一個），我唯一可以做的是發現更多無知之地。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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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本小說《地球另一端》序言書室有售，亦已接受網購，每本連郵費港幣$75，歡迎inbox洽訂。下一本小說《捉姦》亦即將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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