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連日暴雨。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等人,似乎見到機不可失,又發動了一波臉書攻勢。
但在地事終究要問在地人。而從我爸媽、親戚、朋友乃至於同學,問過一輪,在地人似乎對江啟臣的攻擊反應十分冷淡;反倒是我一些北部的柯韓粉朋友,還比較熱衷對高雄發表意見。
其實道理也不難,外地人是跟著媒體和網路操作在跑,而在地人則是從自己的體驗與生活史裡找結論。
在高雄生活了二、三十年以上的人,他們的生活史,其實就是一部與夏季暴雨互相博弈的歷史。從現在倒數回去,還有2018連續一個月的豪雨、2010 #凡那比風災、2009 #八八風災(莫拉克颱風)、2001 #七一一水災(潭美颱風)和1994的 #八一二水災(道格颱風)。
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八一二水災,那時候我還在唸國小,大概是吳敦義市長任期的中段。那次是慘到什麼程度呢?我老家住後驛,陳其邁的蕃薯園隔壁那邊,整個地下室被灌到全滿。害我還要跟我老爸到他上班的工廠搬抽水機來抽。
八一二那次受災最慘的,就是岡山嘉興里,地名叫「五甲尾」。不誇張,那次嘉興里水淹超過一層樓高,淹到連中山高都路面浸水、雙向道路中斷。好里加在我爸的工廠在燕巢,比嘉興里早一個交流道下去,不然可能真的要上演中山高驚魂記了。
因為國小唸升學班的關係,班上同學來自三民區各角落,甚至有跨行政區就讀的。打電話跟同學喇賽都可以聽到(舊)高雄市各區的災情。三民區最慘的大概就三個區塊:高醫後面孝順街,寶珠溝匯流進愛河的區塊,滿滿淹一層樓。澄清路靠近交流道那邊,還有本館近殯儀館那邊也是災情慘重。再來就是鼓山靠近火車站(對,當時還有鼓山火車站,相當於今天的鐵路地下化/輕軌鼓山站)也是慘兮兮。
嚴格來說,後驛絕對不是高雄市區最會淹水的地方,如果我家的地下室都被灌滿,那地勢更低窪的,像澄清路、本館、寶珠溝、中都這些地方,慘到什麼程度真是難以想像。
這,就是將近三十年前的高雄。大家都知道高雄有一句俗話叫「不做不錯是我敦義」,而且老實說余政憲也不是多高明的縣長。1994水災過後,吳敦義還是順利連任再做四年市長,而高雄的治水建設也就繼續空轉四年。
到了謝長廷任內,2001的七一一水災,我老家的地下室又被灌滿了。高雄縣市整體的受災程度,與七年前的八一二水災不相上下。怎一個慘字了得。
但(舊)高雄市的治水政策,也是從謝長廷開始引進新思維和新的執行力。一個關鍵詞,就是柯文哲也很愛唸叨的「#海綿城市」。事實上海綿城市在台灣的祖師爺,就是謝長廷,還有他的手下大將、後來當過柯文哲的副市長(據說被柯糟蹋得很慘),現在又回高雄幫忙陳其邁的林欽榮。
當然謝長廷的努力很難一下子看到成效,所以七一一照淹不誤。一直要到謝長廷任期的後半段的2005年,他都已經升任行政院長以後,高雄的第一個滯洪池(本館的本和里滯洪池)才完工告竣。
萬事起頭難,有了示範案例,後續的海綿城市政策就比較上軌道了。陳菊大致上是延續謝長廷的做法,很快地,最嚴苛的考驗-2009的八八水災就降臨到大高雄頭上。
當時高雄縣市尚未合併。這樣講可能會有點傷害到(舊)高雄縣的朋友們,八八風災的時候,縣區受災非常慘重,但市區的狀況就明顯比1994、2001要好上許多。
那時候我家已經從後驛搬到凹仔底的大樓社區,靠近高雄巨蛋那邊。「凹仔底」顧名思義就是個地勢很低窪的地方;我很小的時候都還是一片稻田和埤塘(大概也是因此後來演變成「農」十六重劃區),必然的淹水重災區。
而來到2009八八水災的時候,凹仔底已經不太淹水了,連瞬間暴雨積水的狀況都有限。我記得那時候我在(舊)龍華國小當義工搬運物資,地上都是乾的。時間回到1994、2001絕對不會是這樣狀況。當然八八水災(舊)高雄市也不是完全倖免於難,市區邊陲的前鎮河、後勁溪流域還是有零星災情。但已足以證明,在謝長廷到陳菊這段期間,高雄市區的治水已經有相當的成效。
2010高雄縣市合併,帶來的是更嚴苛的治水考驗。縣市合併升格以後,高雄成為六都裡面面積最大者,也是全台第四大的縣市(前三名是花蓮、南投和台東)。
縣市合併了,正是必須花錢去彌補舊縣市之間的建設落差的時候。尤其治水這件事,河流又不分縣市,一旦合併升格,就沒有理由說我管好市區就好,縣區不關我的事這樣。
但是在馬英九政府苛扣之下,財政資源不增反減。其實都說海綿城市,海綿城市這四個字底下的潛台詞,是 #窮人治水。台北的那種資源無限的優勢,治水政策是這樣的:淡水河、新店溪、大漢溪、基隆河堤防蓋到恨天高,基隆河截彎取直,外加亞洲最大級的玉成抽水站,以人為的方式硬把市區的水抽到基隆河去。還不夠?二重疏洪道跟員山子分洪道,經費給它開下去…
但是台北市是從蔣介石時代就一路暴力砸錢治水,三五十年才有現在的規模。所花的錢,換算到今天的幣值,少說上兆起跳。而高雄升格以後能拿到的治水經費有多少?大概不超過五百億。
但窮有窮的搞法。說白了,任何人為的硬體建設,都是一種逆天的行為;硬體建設搞得愈多,就愈要用更多的人為手段、花更多的錢,去防禦天災。台北就是這樣一個惡性循環。高雄沒有台北的資源,但有比台北更多的空間,去重新思考都市與自然的平衡。
所以也就有以滯洪池為主體的海綿城市政策。從財政上講,挖滯洪池比蓋堤防、截彎取直和開鑿引水隧道,要便宜至少一個數量級。從人文和水文講,其實高雄在1970~1980年代的大規模市區擴張,填掉了很多天然埤塘;開挖滯洪池,也不過就是把原本就是埤塘湖泊的地方,還給自然界的水而已。
海綿城市雖然便宜,但是有效。
但任何的硬體建設都是要花時間的,尤其在經費拮据、資源排擠之下,花的時間更久。2010縣市合併,縣市交界區的治水政策,不可能三、五年就收功。
2018韓流崛起的那年,就是建設差一點點還沒到位,而又遇上諸多不幸因素和惡意操作,所造成的悲劇。其實2018~2019之間,是高雄剛好要進入基礎建設完工大爆發的轉折點,偏偏這年遇上了連續下一個月暴雨的不幸天氣。
要知道任何的人為治水手段,都是在阻擋一時的洪峰,但很難阻擋得了持續幾天、一個禮拜甚至整個月的強降雨。憑良心講,2018即便在如此長時間暴雨侵襲之下,高雄市區的狀態,並不比2009八八風災的時候差。而舊縣區的重災區,像岡山靠近典寶溪的白米、劉厝(網路名人四叉貓的家鄉),還有上面提到水淹中山高的嘉興,鳳山溪上游大東、鳳西一帶,仁武市區乃至獅龍溪上游一帶,都有顯著的改善。
比較有歷史感的老高雄人,在2018那個時間點,應該都知道市政府已經盡力了。我不會矢口否認說2018高雄完全沒有災情,像上面提到的嘉興還是淹了一下,茄萣彌陀永安等沿海地區也都有狀況。但,至少大家討論的焦點,已經從「哪裡哪裡淹了一層樓」演變成「路上多了幾個天坑」。這樣講雖然很消極很沒面子,但絕對看得到進步,而且進步不是一點點。
我倒是不怎麼建議檢討韓國瑜。因為韓國瑜在任也就那麼短短的一年半,而市府官僚憑著長年的經驗撐著,市政品質雖然明顯看得到下滑,但還談不上斷崖式的大崩壞。韓國瑜之所以被罷免,與其說是高雄市政崩壞,更多是因為他「吃碗內看碗外」,急著跑去選總統,以及選總統期間的各種誇張言行來的。
但這不代表韓國瑜被罷得冤枉。因為我們知道,韓國瑜是一個既無紀律性,也無責任心的人,是更不折不扣的政治無產階級流氓;他這一年半裡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擺爛和玩無本的政治博弈。短時間內,市政還可以靠著市府官僚體系的慣性撐持著,再給韓國瑜多做半年一年,「斷崖式崩壞」必然會到來。
時間來到現在,高雄又像2018一樣,遇到長時間的豪大雨侵襲,雨勢比起當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高雄的整體災情,比起當時似乎又輕微了一些。
說高雄完全沒有災情,未免也太粉飾太平,像鳳山區忠義里(算是整個鳳山最市中心的一塊,靠近鳳山高中、舊縣府和聖王公廟那邊)就有淹水一個車胎高的狀況。這邊的狀況比較複雜,畢竟地段太核心,對外排水只有已經水泥化且無任何行水緩衝區的窄窄的曹公圳。而要設置滯洪池的空地更是一大難題。只能盡力去找答案了。
至於山區的部份,我只能說,人定勝天這一套思想是靠不住的。還是一句老話,任何人類的硬體建設,其實都是一種逆天的行為;人為手段或許可以緩解平地都市區的水患問題,但是面對到高山大川,我們所能做的只有避災、救災,部落建設盡量避開高風險區域,而災前撤離疏散要及時。要完全扼止山區災害的發生,老實說,以人類的力量是不太可能的。
講了這麼多古,我只是想表達一個概念,就是不可能完美,講完美太臭美;進步的空間總是有的,但進步看得到,市府過去的努力看得到,市府對未來的規劃也看得到。再無限上綱式地苛責,對解決問題一點幫助也沒有;而無限放大現在的狀況,然後帶「#懷念韓國瑜」的風向,這就大可不必了,只會貽笑大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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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天真爛漫的白人公知,令我們忘記「民主就是要排外」】
武漢病毒全球化,考慮全球人類智力和思想靈敏度。到目前為止,不能通過考驗的人很多,特別是「公共知識份子」。
女性主義者 Judith Butler 批評美國抗疫政策「美國人優先」,批評封關政策歧視排外。歸結到最後,就是要提防「民族主義」,聲稱在疫情更要擁抱「人人平等」的理想。
由仆街宣講真理
中國先輸出病毒,繼而無證據散播「美國軍人源頭論」,要美國「給中國一個交代」;特朗普回擊直指這是「中國病毒」,「因為人人都知道它來自哪裡」。特朗普是仆街、老粗、自私自利、二世祖,但整個白人自由世界,只有他敢高調說一句常識:是中國帶來病毒,是中國人隱瞞、操弄世衛,令全球錯失良機而冚家富貴。
全球高尚者那麼多,最後卻要由一個仆街宣講真理。這是西方的恥辱。億萬白人,竟無一人是男兒。他們不敢向病毒源頭問責,不反對中國的流氓外交,反而究責其他受害國家排外、歧視。他們安全批判「中國病毒」之說屬種族歧視,卻不追究中國用殺人、活埋、剝奪人權的方法抗疫,造成大量不正常失蹤和死亡。一些白左是有心附和中國的國家敘事反擊戰,協助中國由禍害全球的加害者,華麗轉身為國際社會領導者,例如找意大利人聲稱病毒「有可能」在北意大利先於中國爆發。一些西人則害怕說真話,會遭受中國的人民戰爭式外交攻擊,包括學院封殺、禁止學術訪問、損害出版機會、指控「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等等的道德情緒勒索。
武漢病毒成為白人金玉滿堂,但道德勇氣跌到歷史低點的明證。
蘇區和上海
中共當然極懂愚弄白人。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共已經邀請擁抱進步思想的白人,去參觀蘇區,了解蘇區人民如何「解放平等進步」。回到西方之後,訪客就成了自帶乾糧的五毛,在外圍宣佈中共進步論。出口轉內銷之後,中國人就覺得,白人進步知識份子都這樣說,中共確實比國民黨進步,於是慢慢在國內形成改朝換代的輿論。
東亞人一染洋風,亦就容易著共產主義的道。內戰前夕,全中國進步地區的知識份子,沒有哪個不受中共的烏托邦想像吸引。人人平等好不好?當然好。男女平等好不好?當然好。資源平等沒有剝奪好不好?當然好。國際友好世界大同好不好?當然好。然而他們不知道世界大同是虛幻,中間那個血污海卻必然真實。
上海的中產和洋化中國人,就像今日滿西方的左翼進步自由派;整個西方,就像昨日的上海,等待自我毀滅。
白人天真瀾漫,尤如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小王子,一入東方大觀園,就迷得沒頭沒腦。洋五毛判斷中國抗疫很厲害,論述基礎卻是官方的「零感染數據」,以及無視坑殺大量人命的代價,是中國人命比較賤?就像上世紀白左在蘇區看見階級平等,卻看不見之前一大輪打土豪、殺地主全家的行動。
再說遠一點,幾百年前歐洲教會知識份子,因為不滿歐洲的封建神權現狀,知道少少東方的皮毛,就無限幻想,認為中國大一統帶來和平、科舉取士是開放君權社會平等、將東亞人「敬天法祖」視為信仰長期上帝……有理想國是好的,但如果在世界找到一個幻想和愛戀的對象,那個對象(即中國)就會接收所有紅利。等於信上帝是好的,但地上不能有上帝的代言人。西方人對中國欠缺戒心、對中國隱惡揚善,其實是歐洲文明的返祖現象。
「人人平等」是說甚麼人平等?
每一個周期的東方熱、中國熱,都是白人理想幽情間歇勃發噴射。這個被人屢吃豆腐的理想,與基督教不能說沒有關係。熱病的第一波:耶穌有革命身影,祂出身於低下階層,與追隨者建立類似公社的集體生活,而且救恩也向全人類開放。在馬克思之前,理想國早就有了;熱病的第二波:「啟蒙時代 — 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時期,總結出「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總理想,帶領歐洲人離開君主國和宗教神權時代,但現代性的矛盾,在現代開端之時已然種下:「民主」和「人人平等」是矛盾的,特別是在全球化不斷推進的 19 世紀以後。
Judith Butler 之流批評美國「美國人優先」,其實是在挑戰現代政治世界的基本原則:主權國家向被統治之國民負責。如果美國政府優先服務美國人竟然不對,批判者其實是呼喚「帝國義務」:帝國有擴張、教化和拯救「野蠻人」的義務;言則進步派在推銷「個體權利」、「我們對他人的義務」,但又極少談論「個體的義務」,那麼世界只有由單一帝國總理萬事,才符合這種政治期待。
故而進步派的心態總是希望加強政府權力,以總權力去救濟所有人,又期待所有人都不用付出代價,不用自行負責,全部都可吃免費午餐,結果就是將權力一層一層往上送。20 世紀以來,如此多進步派知識人為蘇聯以來的各個極權真心搖旗吶喊,就非常容易理解。要消除貧窮、剝削、改造世界,的確是要集中權力和生產資源,自然結果就是先鋒黨、極權、大國家、帝國主義。
民主就是公民實踐其獨佔權力,政權向讓渡部份自由和權力的共同體成員負責。本國人優先,當然不會片面符合啟蒙時期的平等博愛主張。因為啟蒙時期的武鬥對象,是教會和貴族君主,平等博愛具體必然是說「某君主國統治下的臣民」平等和博愛,未出生的共和政體的界線,在君主國時代已經劃下。殘忍的劃界,由實力政治的自然原則完成。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時期就好似不用劃界,這是錯覺,是社科人讀歷史不夠博大的結果。
君主專制和神權被歷史消化之後,劃界問題又再重新浮現。「人人平等」及「民主原則」如果無限擴大到國界外、擴大到全世界,其實就是取消自己的國體,取消自己的民主。如果非美國人可以投票選美國總統、若果總統要向非本國人問責,那就是瓦解民主,瓦解人民主權,毀滅「政治事務由被統治者決定」的原則。
極權的起源:思考「世界命運」
歐盟、跨國帝國主義、各種超國家組織,其實都在破壞原初的民主原則。正如你無法投票辭退世衛譚德塞。只能說兩次大戰後,為了降低國際合作成本、建立集體安全制,「國族國家民主」的原則就因其他實利而退讓。客觀結果,是發達國家人民慢慢對民主無感。因為選哪個黨哪個人都受到超國家組織左右,國民有選票,可是他們發現國外人比本國人更能決定國家事務。
自由派菁英會說美國優先、英國脫歐、歐洲反對收容難民等等,是「民粹」;但菁英太驕傲,看不到在極端全球化之下,民主變成儀式而失去功能。很多人有民主制度,卻沒有「民主獲得感」。真民主就要真排外,以界定誰人有權。絕對拒絕排外,其實是世界帝國主義者。自由左派的解決方案總是一元論的世界政府,他們總是抗拒不了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帝國,因為東方充滿了打著平等大愛旗號的擴張者。
若要實驗室潔癖地排拒差別對待、又要大愛、又期望政府有義務照顧所有人,確實只有「單一世界帝國政府」才能滿足白左政治烏托邦想像。白左最在乎的不是「民主」,而是「齊一」、絕對無法接受「差別」。對他們來說,一個專制甚至邪惡的世界政府,也比起世界各國各自充滿差別地民主自由更好。
世界要怎樣走向世界政府?當然要經過一個史無前例的血污海。香港的中國愛國者,其實也是「耶穌—教會知識份子—白左」體系的隔代傳人。他們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卻同樣認為香港獨自繁榮不義,所以應該「回歸」進去「內地」,十幾億人一起了,才慢慢爭取民主。有沒有民主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回歸」。「民主回歸」—「民主」是花紙,「回歸」才是主菜,變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正經事。
大一統、帝國主義的蘇聯、中國,很受一些崇尚原始幼稚平等理想的歐美白人迷戀。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學術思想自由,都是由分裂、彼此戰爭的歐洲養育,一種因為遠古的「歧視」和「排外」而衍生的 privilege。得到 privilege 的他們,現在就鼓吹世界走向大一統,與專制大一統極權眉來眼去,是故意忽視真實中國的智力障礙,也是「挑軟柿子」的道德缺陷。他們知道批評美國有道德光環,卻不會有後果,只賺不賠;中國做了甚麼事,他們都會隱惡揚善,維吾爾集中營,是不是假新聞?因為你批評,中國會傾全國之力打壓批評者。
西方常見的「功利批判比例」,就是歐美知識份子近乎全體墮落的證據。明明是中國散播病毒、隱瞞疫情,現在歐美人忙著做甚麼?批評特朗普的用語「種族歧視」、法國學者 Jon Solomon 發起聯署開除講了一次真話咁大把的袁國勇、華人書生咬文嚼字討論「Chinese」究竟代表中國政權、中國還是中國人。
房間裡的大象,卻幾乎只有特朗普敢說。
我沒有特別支持特朗普,美國是否重新強大,我也不關心。我只知道 Donald Trump indeed makes common sense great again。全世界都盲目維護中國,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者,卻是世俗眼中的二世祖咸濕老粗。他不用自豪,你卻應該懂得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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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區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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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中產和洋化中國人,就像今日滿西方的左翼進步自由派;整個西方,就像昨日的上海,等待自我毀滅。
白人天真瀾漫,尤如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小王子,一入東方大觀園,就迷得沒頭沒腦。洋五毛判斷中國抗疫很厲害,論述基礎卻是官方的「零感染數據」,以及無視坑殺大量人命的代價,是中國人命比較賤?就像上世紀白左在蘇區看見階級平等,卻看不見之前一大輪打土豪、殺地主全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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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平等」是說甚麼人平等?
每一個周期的東方熱、中國熱,都是白人理想幽情間歇勃發噴射。這個被人屢吃豆腐的理想,與基督教不能說沒有關係。熱病的第一波:耶穌有革命身影,祂出身於低下階層,與追隨者建立類似公社的集體生活,而且救恩也向全人類開放。在馬克思之前,理想國早就有了;熱病的第二波:「啟蒙時代 — 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時期,總結出「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總理想,帶領歐洲人離開君主國和宗教神權時代,但現代性的矛盾,在現代開端之時已然種下:「民主」和「人人平等」是矛盾的,特別是在全球化不斷推進的 19 世紀以後。
Judith Butler 之流批評美國「美國人優先」,其實是在挑戰現代政治世界的基本原則:主權國家向被統治之國民負責。如果美國政府優先服務美國人竟然不對,批判者其實是呼喚「帝國義務」:帝國有擴張、教化和拯救「野蠻人」的義務;言則進步派在推銷「個體權利」、「我們對他人的義務」,但又極少談論「個體的義務」,那麼世界只有由單一帝國總理萬事,才符合這種政治期待。
故而進步派的心態總是希望加強政府權力,以總權力去救濟所有人,又期待所有人都不用付出代價,不用自行負責,全部都可吃免費午餐,結果就是將權力一層一層往上送。20 世紀以來,如此多進步派知識人為蘇聯以來的各個極權真心搖旗吶喊,就非常容易理解。要消除貧窮、剝削、改造世界,的確是要集中權力和生產資源,自然結果就是先鋒黨、極權、大國家、帝國主義。
民主就是公民實踐其獨佔權力,政權向讓渡部份自由和權力的共同體成員負責。本國人優先,當然不會片面符合啟蒙時期的平等博愛主張。因為啟蒙時期的武鬥對象,是教會和貴族君主,平等博愛具體必然是說「某君主國統治下的臣民」平等和博愛,未出生的共和政體的界線,在君主國時代已經劃下。殘忍的劃界,由實力政治的自然原則完成。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時期就好似不用劃界,這是錯覺,是社科人讀歷史不夠博大的結果。
君主專制和神權被歷史消化之後,劃界問題又再重新浮現。「人人平等」及「民主原則」如果無限擴大到國界外、擴大到全世界,其實就是取消自己的國體,取消自己的民主。如果非美國人可以投票選美國總統、若果總統要向非本國人問責,那就是瓦解民主,瓦解人民主權,毀滅「政治事務由被統治者決定」的原則。
極權的起源:思考「世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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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實驗室潔癖地排拒差別對待、又要大愛、又期望政府有義務照顧所有人,確實只有「單一世界帝國政府」才能滿足白左政治烏托邦想像。白左最在乎的不是「民主」,而是「齊一」、絕對無法接受「差別」。對他們來說,一個專制甚至邪惡的世界政府,也比起世界各國各自充滿差別地民主自由更好。
世界要怎樣走向世界政府?當然要經過一個史無前例的血污海。香港的中國愛國者,其實也是「耶穌—教會知識份子—白左」體系的隔代傳人。他們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卻同樣認為香港獨自繁榮不義,所以應該「回歸」進去「內地」,十幾億人一起了,才慢慢爭取民主。有沒有民主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回歸」。「民主回歸」—「民主」是花紙,「回歸」才是主菜,變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正經事。
大一統、帝國主義的蘇聯、中國,很受一些崇尚原始幼稚平等理想的歐美白人迷戀。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學術思想自由,都是由分裂、彼此戰爭的歐洲養育,一種因為遠古的「歧視」和「排外」而衍生的 privilege。得到 privilege 的他們,現在就鼓吹世界走向大一統,與專制大一統極權眉來眼去,是故意忽視真實中國的智力障礙,也是「挑軟柿子」的道德缺陷。他們知道批評美國有道德光環,卻不會有後果,只賺不賠;中國做了甚麼事,他們都會隱惡揚善,維吾爾集中營,是不是假新聞?因為你批評,中國會傾全國之力打壓批評者。
西方常見的「功利批判比例」,就是歐美知識份子近乎全體墮落的證據。明明是中國散播病毒、隱瞞疫情,現在歐美人忙著做甚麼?批評特朗普的用語「種族歧視」、法國學者 Jon Solomon 發起聯署開除講了一次真話咁大把的袁國勇、華人書生咬文嚼字討論「Chinese」究竟代表中國政權、中國還是中國人。
房間裡的大象,卻幾乎只有特朗普敢說。
我沒有特別支持特朗普,美國是否重新強大,我也不關心。我只知道 Donald Trump indeed makes common sense great again。全世界都盲目維護中國,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者,卻是世俗眼中的二世祖咸濕老粗。他不用自豪,你卻應該懂得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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