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下一代和美國pk科技,能贏在起跑線上嗎?
分享一篇我的好朋友談教育的文章,作者郝景芳是大陸知名新銳科幻作家、教育企業「童行學院」的聯合創始人,比較東西方在兒童基礎教育思維上的差異,探討我們的下一代需要什麼、而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
文章轉載自郝景芳的微信公眾號:晴媽說(id:qingmashuo),已獲作者轉載授權。
前一段時間,有一所學校招生的新聞悄無聲息佔據了很多關注教育的人目光C位,紛紛議論:如果是你,會送孩子去這所驚世駭俗的學校嗎?
▎從一所學校引發的討論
這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呢?原來是矽谷鋼鐵俠 Elon Musk 埃隆.馬斯克給自己孩子建立的私人小學,現在對外公開招生了。
消息一經發出,瞬間擠破頭。加州有1000個以上家庭遞交了申請。 (注意!這只是本校Ad Astra的分校Astra Nova,雖然課程和模式照搬了本校,但畢竟只是子品牌,就已經如此轟動了。)為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所學校入學考什麼:
試題一:首次殖民火星任務需要一位隊長。以下為六位候選人自評及他評的創造力、合作力、尋找資源力、定力、學習力、體力、意志力,七個方面的數值。
1.1 請問哪位候選人最適合擔任隊長來完成以下任務:
“存活並在火星建立基地,在兩年後返回地球。”
1.2 如果任務變成以下,誰又更適合:
“存活並在火星建立基地,使用火星的資源建立能源工廠。永久待在火星並等待三年後第二批殖民者。”
1.3 我們是否應該派人去殖民火星?為什麼?
試題二是一款自創的策略桌遊,讓孩子跟對手對戰二十次,摸清桌遊規律,並尋找出最佳策略。
哇哦,這樣的入學測試題,是不是耳目一新呢?你家小朋友會如何回答呢?
馬斯克原本建立的Ad Astra學校,只是給他的SpaceX員工家的少量小朋友辦的”子弟校“,也算是承襲了我們社會主義祖國”企業辦校“的優良傳統,有著濃濃的SpaceX企業風。那麼這所學校日常如何教學呢?
Ad Astra的學生:
- 不分年級:8-14歲的孩子一起上課
- 側重科技:學習的科目主要是編程、AI、倫理和工程
- 練習創業:每人都會建一家虛擬公司,使用學校的虛擬貨幣進行創業和交易
- 接受複雜性挑戰:模擬、案例研究、製造和設計項目、Astra Nova開發的實驗室和企業合作夥伴;學生被複雜性和解決未知問題的能力所吸引。
- 每年更新:每年根據學生和每個項目、實驗室、討論或戰略計劃的經驗教訓來重新設計。
- 讓孩子們喜歡上學:如果學生被認真對待,他們的時間被充分利用,會怎麼樣呢?
哈哈,就是赤裸裸地培養科技創業企業家啊!說不准其中就有SpaceX的繼承人,或是下一代矽谷獨角獸公司創始人。
很想了解一下,這樣直奔主題、前沿酷炫、自由創新、前途未卜、不走尋常路、偏科嚴重的學校,如果是你,會給孩子報名嗎?
▎從科技之爭引發的思考
Ad Astra對科技的重視,讓我們想到近期另一個持續火爆的話題:中國大陸的科技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到底有多大差距?
我們都知道,自從去年華為被美國針對性封鎖以來,中國科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敵人像窮凶極惡的野狼一樣圍追堵截,而我們在關鍵性技術——尤其是芯片上——受到了極大掣肘。美國進入了麥卡錫主義,對所有與科研有關的華人採取排擠和封鎖政策。這讓人議論紛紛、憂心忡忡、怒氣沖衝。
這引發了很多討論:大陸和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最主要的來源是什麼?
對這個問題,我曾經寫過兩篇文章,從資金投入、資金結構、產業結構角度進行了分析:《創新中國仍然缺失的必要環節》和《特朗普貿易戰,為什麼是個教育問題》,在此不多展開。
在此只想分析一種說法:“中國科研起步晚、投入少,暫時落後很正常,只要持續花錢投入,假以時日,一定能全方位超越歐美髮達國家。”
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深入分析就會發現問題:如果認為中國20年後科研水平將全方位超越歐美發達國家,那就意味著,20年後,中國的科研主力軍實力水平要全面超越於歐美髮達國家科研主力軍之上,進一步推論,這就意味著,今天10歲的中國孩子,未來的科研能力要全面超越於今天10歲的歐美孩子。
是這樣嗎?我們的少年真能贏在科研的起跑線上嗎?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書:《Cycles of Invention and Discovery——Rethinking the Endless Frontier》,是一本深入回顧科學和科技創新的研究,有不少紮實的工作和洞見(尤其推薦其中講貝爾實驗室的部分)。
這本書裡詳細回顧了現代半導體和通信工業的發展歷程,其中重大的成果節點包括:
- 1956年諾貝爾獎(1947/48年成果):晶體管的發現/發明;
- 1964年諾貝爾獎(1954/58年成果):量子電子學的發展引發激光的發現/發明;
- 1985年諾貝爾獎(1980年成果):量子霍爾效應的發現;
- 1998年諾貝爾獎(1982年成果):帶有分數電荷的新型量子流體的發現;
- 2000年諾貝爾獎(1957/63/70年成果):半導體異質結構的發明;
- 2009年諾貝爾獎(1966年成果):光纖波導的發明;
可以看得出來,這裡面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現象:
1)發達的信息工業背後,是強大的基礎研究作為水下冰山;
2)發現和發明往往先於工業應用很多年。
晶體管的發現/發明(1948年)先於英特爾公司成立20年(1968年),更早於286芯片上市(80年代)。再往前追溯,晶體管的前身電子管,是1884年的想法,1904年的專利。是100多年持續不間斷的強大的基礎研究才導向今天發達的工業應用。那是什麼力量帶來了這樣強大的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不同於應用研究。應用研究通常是把所有能獲取的科學成果整合在一起。結果是可控的、時間是可控的、成本是可控的、方向是可控的。但是基礎研究不是這樣。基礎研究方向是完全不確定的,它的目標就是發現和理解,是向未知前行。站在歷史節點上,我們會發現:
半導體的發現不是為了電腦,是法拉第發現了異常電阻現象;電磁波的發現不是為了手機,是麥克斯韋從數學上整合電現象和磁現象;流體力學方程不是為了飛機,是伯努利為了解釋水流速不同的現象;激光的預言不是為了光纖和武器,是愛因斯坦發現的光電效應和量子力學能級理論的推演。
所有這些帶來劃時代改變的重大發現,都是為了解釋自然現象、探索基本規律,背後是抽象思想帶來的快感,是科學家對自然不斷追問的樂趣。
▎教育系統需要作出的改革和困難
從前面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真正劃時代的重大發現,都是去解決未知問題。但是我們目前的教育,讓學生練習的都是“解決已知答案的問題”,而不是“解決未知答案的問題”。我們練就了孩子們猜測出題人心思的能力,但是真正面對複雜未知的自然,該如何思考和探索,孩子們是毫無概念的。
真正好的基礎教育,是讓孩子學習探索未知問題。這種教育需要教孩子的是探索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記住答案。
馬斯克在接受采訪時說過,如果你想教別人如何使用引擎,你應該把引擎給他們,讓他們自己動手拆卸,而不是簡單地在教科書上閱讀螺絲刀和汽車的知識。如果一個孩子把引擎拆開,他們會明白所有的部分是如何一起工作的,他們會明白整體,而不是部分。
我們的傳統教育是告訴孩子電磁感應定律是什麼,然後讓孩子通過左右手定則做練習題,而真正培養創新者的教育,應該反過來:讓孩子理解法拉第到底在探索什麼問題,他觀察到什麼,他是怎樣想問題的,是怎樣提出理論猜想,怎樣做實驗驗證,遇到什麼挫折,又是怎樣找到答案,最後得出電磁感應定律。
也就是說,傳統教育是從知識出發,培養創新者的教育是從探索出發,讓知識作為結果。
我們有多少課堂帶孩子了解過科學定律的發現過程?我們有多少學生知道,胡克是為什麼研究彈簧?伽利略是為什麼研究慣性?如果不知道科學探索背後的思維邏輯,就很難做出未來的創新。可是引領孩子探索知識的發現過程太花時間了,沒有哪個課堂有這樣的耐心。
對比中美教育創新,會發現,我們的基礎教育改革實在是太慢了、太難了,不要說一所像Ad Astra這樣顛覆式創新的學校,就連做一些教材和教學法方面的改革,都舉步維艱。
制度政策先不說,人才培養方面,能夠做“以問題為引導”“探究式教學”設計的老師就十分稀缺;考核方式方面,目前之所以只強調應試,是因為其他教學方式缺乏統一評價標準,給舞弊開了口子;教育出路方面,現在仍然只有高考一條路能導向好的職場發展,缺乏和新興職場發展的鏈接;社會環境方面,現在整個大環境都急功近利,讓父母也充滿焦慮。這些方面都讓真正開創性的教育探索困難重重。
▎致力培養下個時代的革新者
我之所以創辦童行學院,就是希望在中國也能做一些面向下個時代培養創新者的事情。辦學校不容易,我們就辦課外學校。
童行學院採取線上課的方式,給孩子項目制的實踐機會,培養孩子知識、視野、思維,並讓孩子感受並學習科學、人文、藝術背後的思維方法。童行學院的所有課程和引導理念,都是以問題為出發,問題驅動的學習。我們在時空之旅課程裡,帶孩子探訪科學家,回到科學發現的現場,跟科學家一起發現知識。這種“問題驅動——激發好奇——引導思考——培養思維——學習知識”的教學思路,是一種從根本出發的教學方式。
在童行學院的“火星探索”項目制學習營中,有一個環節是讓孩子探索“如何讓火星車減速,安全抵達火星”。我們讓孩子準備一個煮雞蛋,用生活中各種能想到的材料,想辦法讓煮雞蛋從高空中落下而不摔碎。孩子通過動手,再和老師討論,會真正理解火星探索過程中的挑戰,也會對重力/空氣阻力/緩衝等等物理概念充滿好奇,熱情發問。
我們希望有更多同路人參與,我們會積極尋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也希望更多家庭和孩子加入我們。
流體力學無因次分析 在 法學博士石人仁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一位出身台灣的世界頂級菁英
這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讓負責台灣安全的國安會三大巨頭,三個鐘頭從頭到尾聆聽他一個人演講。」
前不久,職掌台灣安全的最高機構國安會,透過管道安排,邀請美國一位具有特殊背景的神秘人物來台,對內部做了一場有關「台海危機處理及危機化解」的專題演講。
現場聆聽者有國安會秘書長莊銘耀、兩位副秘書長,以及海基會、國防部參謀總部等相關主管幹部。 兩個小時的專題演講結束後,與會的不少高階將官、重要幹部等,都對這個身高不滿一百六十公分,模樣並不顯眼的台灣學者充滿疑惑:「這個從英國請來的小個子到底是何來路?能令長官們這麼信他。」
這個人是邱強,道道地地的台灣人:認識他的人都稱呼他「危機處理大師」。拜科技之賜,美國近年冒出不少華裔億萬富翁:不過,邱強是極少數不靠科技而能晉身億萬富豪的台灣人。 他的專長極為特殊:他開的公司全世界僅此一間,別無他 家!美國企業界封他為「危機大師」。他靠分析風險與化解危機致富,公司共有一千多名各種領域專家,工作只有一項:解決危機。 從三十五歲創立公司至今十四年。 邱強 博士的危機處理公司,總共在十幾個國,處理過一千六百多個不同的危機,從美國三哩島核能掌故、大停電、波斯灣戰爭到俄國核能外洩、土耳其大地震都是這位蜚聲國際 危機 博士的代表作。 除了國際性的危機處理,美國企業家口中的Chung Chiu,更是許多跨國性集98遇到經營危機第一個想到的救世主:包括全球知名比爾.蓋茲的微軟公司、資本額高達兩千億美元猶太人開的石油公司Texaco等世界前五百大公司,都曾經委請這個來自台灣的「 小巨人」:幫忙化解各種經營危機為轉機,到現在,這些大企業的某些老闆仍然與邸強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雖然身為風險與危機處理公司的總裁,而且是美國知名的華籍億萬富豪,邱強一向很低調,沒必要不接受各種媒體的採訪。
本刊獲悉他應國安會邀請來台秘密演講,透過管道安排,在他離台飛美前夕,獨家採訪這位全球獨一無二專靠化解危機致富的億萬富豪。今年四十九歲的邱強,出生書香世家。 父親邱言曦(楠)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新聞系,一生任職公務員,幹到新聞局副局長退休、之後獲聘為美洲中國時報的首任發行人。
邱強高中考上建中,但他坦承年少輕狂,好玩不愛念書,邱強說:「我玩到連教科書都扔掉了,真是玩得很離譜!」 直到考前三個月,才重新買書苦讀,結果考上清大核子工程系。邱強說:「清華四年最大的收獲,是建立我思考邏輯的底子。」 當年,邱強是掛車尾最後一名考上:畢業時,卻是全班第一名。
之後,他跟一般念理工科的畢業生一樣申請留學,他以百分之一的幸運機率,竟然獲得麻省理工學院核能工程研究所的就讀許可,厲害的是學校還給他獎學金(只有一個名額)。能打敗那麼多的競爭者獨獲青睞,邱強自己也感到很驚訝。 第一天報到時,他大膽問系主任:「為何會選中我?」系主任笑著回答:「不是你特別優秀,也不是別的學生比較差,最主要的原因是你雖然最後一名考進清大,卻是第一名畢業,我們認為你有潛力!」 邱強念了一年就順利拿到碩士,指導教授認為他資質不錯,攻理工最好也要懂得企管,於是建議他到隔鄰的哈佛修商務管理。
邱強在哈佛念完八個月的課程後,獲益良多,他說:「麻管理工學院讓我學習數據分析:哈佛增強我的邏輯概念。還有認識了馬英九和他的老婆周美青,又碰上台灣退出聯合國,那真是一段令人動容的歲月。」 回到麻省理工學院,邱強轉攻機械工程博士,指導教授剛巧是系主任。邱強覺得很幸運,教授讓他率領一組十六名大學生協助做流體力學的實驗:他自謙運氣好,人時地都配合無間,竟然在八個月內,博士論文與實驗一氣呵成,又通過博士面試,使他打破以往紀錄,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八個月就獲得博學位的研究生,當時,他才二十四歲(他因身體因素沒服兵役)。
由於表現特別優異,邱強一拿到博士學位,就進入全世界最大的燃燒工程公司當核工程設計師。他運用他博士論文發明的「邱氏定律」,幫公司提升三十%核能發電的功率,第二年立刻被破格拔擢為經理(通常須四十歲左右)。 二十七歲,這個身材矮小的「台灣ㄧㄣ仔」,已經被美國政府核能管制委員 NRC 聘請為三哩島核電外洩首席調查員,帶領十六個核能專家,分析處理這次意外事故造成的危機,以及日後預防化解之道。
這是他第一次在大事故危機處理嶄露頭角,美國政府對這位年僅二十七歲的台灣小伙子,特別刮目相看。 邱強的優越表現,讓許多白人既欽羨又忌妒,在公司也受到一些排擠,因此,當他三十五歲當上有色人種最高職位資深經理,他決定離職。
人才總是不會被埋沒的,市值達三百二十億美金的南加大電力公司,立刻聘請他當副總裁。 當時,南加大電力公司因經營管理不善,股價從二十一美元跌落至十四元,可是高層始終沒發現癥結, 邱強 博士當下向總裁提出,必須立刻做緊急危機處理,否則不僅股價持續下跌,甚至 會危及公司生存。 南加大電力公司總裁撥款四百五十萬美元,讓他成立危機診斷及化解小組,他用了十名各專業領域的精英,花了七個月時間研析處理,對症下藥,公司的營運獲得立即明顯的改善,股價也重新回升到二十一元。
他也因此發現,美國有許多跨國企業,卻沒有一家專門解決危機的公司,於是,他跳出來組成全球惟一的危機及風險管埋公司。
接下來,找上門的大企業是美國第二大的石油公司,當時市值達一千億美金的Texaco。 他們透過南加大電力請邱強幫忙把脈,當時Texaco碰到生產成本過高、銷售速度太慢,導致競爭力薄弱的問題,邱強花了五個月時間,透過科學的數據分析,發現最大的問題出在管理制度﹔而公司知道有危機,卻查不出危機的原因,以及化解的方法。 邱強因為成功幫這些跨國性集團解決危機,連世界猶太人首富開的市值達兩千億美金的Home Depot家具連鎖店,也來請他開藥方這次,因為遭逢美國經濟不景氣,存貨又過多,邱強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提升了四十五%的業績成長率,雖然時間長了些。猶太首富還是很感激他。
一九八六年,舉世最大的電腦軟體微軟公司,比爾蓋茲下面第四號人物科技執行長席思麥,也親自登門求診。 微軟的病灶跟一般公司不同,微軟的軟體雖然稱霸全世界,但卻有本土語言翻譯的障礙,也就是如何讓「產品當地化並被接受」,而且要比競爭對手快。 邱強透露,他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就解決了微軟的「速度危機」,至於是何妙方,他說基於職業道德與商業機密,無法洩漏,否則必須付出高額的賠償。
不過,這位國際公認的「危機化解大師」點出,處理各種不同類型的危機,有一個共通處,就是:什麼是危機?怎麼樣發現危機?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他目前接的case幾乎都是國際性的集團,而且並非來者不拒,有兩種情況他會婉拒﹔一種是已經病入膏肓﹔一種是因為股價跌落,大股東要求問診,執行者僅為應付做形式上的敷衍。
此外,如果遇上兩家同質性的公司,他一定堅守職業道德,只挑選一家。邱強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一九九零的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突襲,代號「沙漠風暴」的軍事行動。 邱強首度透露這段秘辛,邱強首度透露這段秘辛,一九九零年9月,他突然接到白宮首席安全顧問約翰史勒辛格的緊急電問他:「可不可以研擬伊拉克可能再度發動戰爭所造成危機的各種分析,並以科學客觀的數據研判哪些危機可能發生?」
五角大廈要他負責「沙漠風暴」行動的「危機數據分析及破解」,邱強立即招集危機處理及數據分析的博士精英,成立秘密七人小組,花了四個月時間,研擬出伊拉克可能對阿拉伯或美國發動戰爭的一百二十八種狀況,並針對每一種情況找出化解之道。
周詳的模擬計畫完成後,他親自飛往華盛頓DC,到白宮與約翰史勒辛格報告,並為此在白宮與其他專家開了三次冗長的機密會議。一九九一年一月底,美國決定在 二月二十三日 發動突襲。 約翰史勒辛格又打一通電話給他,請他研擬在發動戰突襲時可能導致的危機﹔這次,邱強的危幾處理小組研擬出五種可能情況,並提出破解之道。
這場驚動全球的「沙漠風暴」突襲行動,完全在美國的掌握之中,在七天之內迅速攻下伊拉克,美軍付出極少的代價,伊拉克卻死傷慘重。 邱強再度透露一個秘辛:「如果伊拉克也有做戰爭危機數據分析及破解」,邱強立即招集危機處理及數據分析的博士精英,成立秘密七人小組,花了四個月時間,危機處理,美國不可能在七日內打完而且美國最擔心的一種情況,伊拉克根本沒有想到。 如果,伊拉克用上這招,美國一定投鼠忌器,這場戰爭不見得會快速打贏。」
當然,美國政府付出一筆相當豐厚的酬勞,邱強在「沙漠風暴行動」的風險分析與危機處理,讓他不僅名利雙收,更提升他公司的國際知名度。
1999年,台灣發生五十年來的七二九超級大停電,台灣透過美國政府能源總署找到他,由當時的經濟部長王志剛聘請他回台成立國際小組,調查大停電危機的原因。
邱強由於成為國際危機化解大師,忙的十年沒回台灣,自己又是台灣人,沒談酬勞就一口答應,而且還率領了十三個博士級精英來台調查。 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邱強與他的危機處理小組,終於找出為何只倒一個輸電塔就造成全台灣大停電的癥結。
邱強說:「事關國家安全,而且我們也簽了保密協定,所以不透露。」 在國安會的內部演講中,他指出台灣當前有四大危機:軍事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及信心危機.
多數台灣民眾最擔心中共武力犯台﹔邱強卻認為,這種危機機率最小,因為,中共要付出最高的代價,獲益卻最低。 他覺得目前最大的危機反而是信心問題,信心危機台灣付出的成本最大﹔而中共卻不必動一兵一彈,就可輕易達成。
處理過各種不同型態與層面,幾位傑出危機大師說:「不管國家或台灣企業有需要,我一定回來為台灣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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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式轉型 - 從「產業鏈」到「權力鏈」
郭台銘先生參選台灣2020總統,從他個人的氣質和氣場的挑戰來看,是一個從「產業鏈」到「權力鏈」的過程。
「產業鏈」很好理解。無論是他的產業帝國中在台灣上市的鴻海集團、還是他在中國香港上市的富智康集團,以及兩集團下屬的幾十個公司,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的角色都清清楚楚,產業界可以分析其強弱利弊,金融股票界可以分析其損益展望,客戶及供應商可以判斷他執掌的企業單位是否值得合作。
但是,一旦他參選台灣總統之後,所有人就只能從一個角度來估量、評價他的價值,那就是他在「權力鏈」中打算扮演什麼角色,以及那角色對台灣前途的利弊得失。所有過去在「產業鏈」下的指標,都是可以量化的,但是進入「權力鏈」之後,所有的指標都變成無法量化的。打個比喻說,過去他的作用,是可以用近乎「固態力學」的模型來分析評價,但從宣布參選台灣總統開始,他落進了「流體力學」的場域,甚至「空氣力學」的場域。而我們都知道,流體力學的分析比起固體力學的分析,複雜度的陡升是幾何級數的,更不用說空氣力學了,那已經到了預測氣象的境地了。
當落入了「權力鏈」,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中、美、台、日四方之間的權力動態,以及互動態勢中最弱的那一方 – 台灣 –的自處策略。而,在流體力學、空氣力學的場域下,過去在固態力學下的經驗和習慣,有多少成分可以搬移過來應用,這是最大的問號和挑戰。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產業鏈中,相互打交道的單位是「公司」,無論公司大小,「總經理」就是「總經理」,再大再小的公司,總經理就是拍板定案的人。這也是為什麼郭台銘先生當年在還是小公司的時候可以通過個人毅力在戴爾(DELL)電腦總部旁的汽車旅館受氣的住一星期,不見到採購部賣出東西不罷休的原因。因為他是總經理,當場就能拍板做交易。甚至,他可以以僅僅一百億美元投資、創造三萬工作機會的條件,就受到美國總統的熱情接待,因為在「產業鏈」中,一切清楚明白,一切可以量化,進度可以追蹤,合約可以檢驗。
但在「權力鏈」中,一切都是動態模糊的,一切都是難以量化的,進度是難以追蹤的(看看川普和金正恩兩次談判發表共同聲明以及後續的困難就可以得知),合約是可以賴帳的。
簡而言之,「產業鏈」和「權力鏈」是兩個場域,兩套技能(skill set),通用性很低。人們常以美國總統川普「由商轉政」的成功案例來舉例,但往往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川普從事的是「地產業」,地產業的成敗,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決定的,而不需要「鏈條式」的技能。一棟樓失敗了,永遠可以用下一棟樓的成功來彌補。而「產業鏈」不同,它是環環相扣的,一個環節的失誤,可能帶來整個鏈條的失敗,電子業尤其如此。以川普的性格和技能,若做產業鏈生意,肯定不知已經敗到哪裡去了。而川普就任以來,所有的國際技能都是「項目式」的,也就是他最擅長的型態,而其在國內「鏈條式」的政治中,則一塌糊塗。
以台灣的量體,完全不能和美國對比,不能和中國對比,若用「項目式」的手法,一定灰頭土臉、輸到脫褲。而另一方面,台灣的處境幾乎可說是百分百落在國際「權力鏈」中,這一方面,又牽涉到商業產業鏈和權力鏈之間的特質差異問題。
80年代初期,作為美國加州某公司的小合夥人,我們是郭先生的客戶,向鴻海採購電腦機殼,那時看到郭先生走在足以毒死人的電鍍池旁,對其毅力及苦幹,佩服得無以復加。隨後40年,眼看著他向電子產業鏈步步深入,證明了他對產業鏈生態的精明和實幹。
而今,他決定由產業鏈轉型進入權力鏈,一定也有他人生境遇的整體考量。於此祝福他能夠察知產業鏈和權力鏈之間的本質不同。台灣已經是一個接近現代化的「政府」,而中國還處於一個單一政黨的專制「政權」,屬於世界權力鏈中的異數。台灣內部的整頓,固然可以部份通過施展「產業價值鏈」的技能予以改革,然而在國際權力鏈的場域中,那是一場完全不同的遊戲,需要心態(mindset)的徹底轉型。郭先生的挑戰在這裏。
(本文原刊於2019-04-21 蘋果日報)